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从“掺沙子”到“流亡”】
杨绛
-----------------------------------------------------------------------------------------------
打人，踹人，以至咬人，都是不光彩的事，都是我们决不愿意做
的事，而我们都做了——我们做了不愿回味的事。
锺书感叹说，和什么等人住在一起，就会堕落到同一水平。
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一项革命措施，让“革命群众”住进“资产
阶级权威”的家里去。据我后来得知，这叫“掺沙子”。“沙子”其
实只是需要住房的人，政治面貌和表现各各不同。
1969年5月间，锺书对我说：“要分房子了，我们得分掉两间，×
××要迎养母亲，祖孙三代人，至少得住两间房。”他说：“我答应
分两间房，不过有个条件：我家东西多，要两个月的时间才能腾出房
间。×××答应了。”
当时我们有四个房间。朝南三间，中间是客厅，沿墙放书橱。东
边一个套房是锺书的卧房兼书房。西边临阳台的一间是我的卧房兼书
房，锺书的衣物都在我的卧房里，朝北西尽头是我们女儿钱瑗和女婿
得一的新房，和我的卧房相对。往东是一间卫生间和一间厨房。厨房
就在我家的大门口。从大门进来是一条宽宽的过道，分隔朝南和朝北
的房间。我们打算让出西尽头的两间卧房，留下客厅和套间自己住，
因为面积略大一些。沙发等大件得卖掉，钢琴只能挤放在什么角落里。
我们1962年8月才搬入这宽敞的新居（原先的宿舍面积很小，不过是一
间办公室分隔成数小间），我们增添了家具，7年间累积了许多东西，
也加添了人口。这回又紧缩，得狠狠地精简，锺书和我停止了我们的
工作，每天得空就忙着清理东西。
没几天，×××说他家老太太已经到北京了，要找我们立即让出
房间。他先还宽限几天，但随即改口说，明天就搬进来，我们屋里的
东西不必搬走，他家也有用的。按当时的“革命”用语，就是把我们
“扫地出门”。经我女婿得一说好说歹，两个革命男女答应宽限两天。
当时霖雨连日，旧货店雨里不上门收货。得一和钱瑗在下雨的间
歇里，好不容易把沙发等大件送走。且不提我家的慌张忙乱。革命男
女搬入我家，就是邻居了。我从小听父母教导说，“远亲不如近邻”。
我们的“近邻”分明是“强邻”。我们既不能“三迁择邻”，睦邻就
更有必要。我们想，邻居相争，往往是为些家常琐碎的事，我们气度
大些，站得高些，作为近邻而义不容辞的事，我们都做到，这样总可
以求个相安吧？所以我在他们搬入那天，一早把他们预先搬入厨房的
煤炉子生上火。我自费配制的卧房门和壁橱门的钥匙一式几枚，留着
也没有用了，就做个人情，全部点交给革命女子，让她放心使用。傍
晚，我和锺书看见停放在楼下的一只小孩子的摇篮，就顺便为他们抬
上三楼。革命男女大概以为煤炉子自己会生火，摇篮自己会爬上三楼，
或许他们认为我们理该如此，反正他们没有理睬。我们由此更看透他
们是何等人。所以直到下干校，我们两家从没有发生过任何争吵。
我和他们老太太同在厨房做饭的时候，就一起说说话。她是南方
人，可和我谈家乡话，过了不多几天，她告诉我说：“明天就回家去
了。”我很惊诧，还劝她老远来了别就走。她说：“叫我来分房子的
呀。现在房子分到了，我也可以走了。”这是老太太的话，语气也是
她的。第二天她果然走了。据同院的邻居说，老太太从此没有再来过。
“迎养母亲”就是这么回事。
这年的11月，锺书下放干校。革命男女也先后下干校，家里留一
个小孩子，由阿姨带领。我是下一年的7月才下放的。钱瑗没有下干校。
我们和他们家阿姨和孩子，相处得很和谐。他们家阿姨如有困难，就
和我们谈，例如孩子病了，或孩子长得快，小衣小被都太小了，怎么
办等等。我们就帮她想想办法。革命男女同时请事假回京后，阿姨就
问我们，“他们谢你们了吗？”我们怎么要他们谢呢。可是阿姨觉得
她说声“谢谢”，还不足以报答，所以她“故意告诉了两遍”。他们
从不理睬。阿姨叹气说，“真是一对白××”。（我不重复全句。阿
姨还健在，可以问她。）
锺书下放干校以后，我下放干校前夕，女婿得一因“五·一六”
案含冤自杀。这件事，我打算等我自己下干校后，亲自一点一点告诉
锺书，免得他经受不起。当时吴世昌先生和锺书同在干校，而他的夫
人严伯升和钱瑗是同事。我怕消息走漏，求严伯升帮助我们保密，她
非常同情。革命女子想必知道了我们隐瞒。我下干校后，钱瑗一人在
家里，她在厨房里当面质问：“你爱人‘下干校’啦？怎不回来探亲
呀？”钱瑗说：“他已经去世了。”随后，钱瑗听到他们屋里哈哈大
笑。这是我们事后才知道的。原来男沙子是整“五·一六”而为“革
命”立功的人。
1972年3月，我们夫妇由干校回家。7月间，我们学部下放干校的
全体人员也都回北京了。他们回北京后，仍天天开会、“学习”。
“老先生们”（多数是以前的“牛鬼蛇神”）只在家“学习”，有时
到所里开会。锺书开始写他的《管锥编》，我翻译《堂·吉诃德》，
钱瑗在北师大教学，天天早出晚归。这时，我们和文学所、外文所的
许多革命群众，因相处多时，已经是很亲善的“不战之友”了。可是
掺入了我家的革命男女，好像还在“继续革命”、“不断革命”。我
们的忍耐再忍耐，似是尚未“触及灵魂”。我女婿得一的自杀，是我
家的一款大罪。知罪隐瞒，罪加一等。革命男女经常选中这个伤处，
来触及我们的灵魂。例如男女佯作夫妻相骂介，女的大叫：“我要上
吊了！”有一天（该是星期日），军宣队领导余震同志带着另一位较
年轻的部队领导到我家访问。革命女子不知是告状呢还是示威，莺声
历历地在门外骂“五·一六的臭寡妇！”钱瑗听了只悄悄转过身，不
让别人看见她的脸。余震同志对这句骂深不以为然。他表示了他的不
同意。我不记得他怎么说的，笔记本子记了又记。这两位同志想必还
健在呢，也许他们记得。
12月2日是星期日，大家的休沐日。我家请一个钟点工小陈来洗衣
服。革命女子也要她洗，并且定要先为她洗。钱瑗说，小陈是我家约
来的。革命女子扬着脸对钱瑗说：“你不是好人！”随手就打她一耳
光。我出于母亲的本能，不自量力，立即冲上去还手。钱瑗是看惯红
卫兵行径的，不愿妈妈效尤，拉着我说：“妈妈，别——”可是她拽
不动我，就急忙由大门出去了。（她是去找居委会主任的，当时我没
有理会。）锺书这时在套屋的窗下看书，我记不清外间的门是开着还
是关着，反正他不知道过道里发生的事。这时两个革命男女抓住我的
肩膀和衣领，把我按下地又提起来，又摔下，又提起，又摔下。小陈
当时在场。她向别人说，那女人要挖我的眼睛。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根
据，革命女子没有挖我的眼睛，我只感到有手指在我脸上爬。我给跌
摔得晕头晕脑，自知力弱不胜，就捉住嘴边的一个指头，按入口内，
咬一口，然后知道那东西相当硬，我咬不动就松口放走了。我记不清
自己给跌摔了多少次。
我有一架晾手绢、袜子的小木架子，站在过道的靠墙处。我的身
体在革命男女的操纵下，把那木架子上的五根横棍全撞碎了，架子倒
地有声。锺书该是听到木架倒地才出来的。我自己也奇怪，我怎么没
叫喊一声。
我没看见他出来，只记得他举起木架子侧面的木板（相当厚的木
板），对革命男子劈头就打。幸亏对方及时举臂招架，板子只落在胳
臂肘上。如打中要害，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我记得革命女子回她房间
去取一支大粗手杖交给革命男子。我忙也到自己家门口拿出一支细藤
手杖，但出门就被革命女子劈手夺去，好像是我特地拿来奉送的。我
一看情势不妙，拉了锺书回房，关上门，锁上锁。
这里我该补上当时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以及遗漏的细节。
（一）革命男子虽然拿着一支粗手杖，他并未动用。他是不愿打
呢，还是没决定打呢，还是我们逃得快，他来不及打呢，我就不知道
了。他如要动用手杖，很容易，因为他个子高（男女俩都个子高），
年纪轻，对方只是个瘦弱老人。可是他并没有动用手杖。这一点，我
该实说。我却是挨自己的藤杖抽了几下，身上留下了几道青紫痕，心
上意识到女的比男的手快心辣。
（二）革命男子气呼呼地指着自己的袍儿叫我看。他穿的是一件
栗色绸子的袍儿，前面许多大脚印，横横斜斜的，一脚一脚从膝部直
踹到肚皮上。他又提着自己的衣领叫我看。显然有人一把揪住他衣服
的领口，抬脚踹他，把领口的纽襻都扯松了。这一脚一脚的尘土印，
分明是男皮鞋的鞋底印。屋子里没有第三个男人，他本人不可能自己
踹自己的肚皮。我很快地思维一过，忙用手把他袍儿上的鞋底印掸掉
了。鞋底印怎么上去的，我确实没有看见，该是在举起木板之前吧？
我掸掉鞋底印，该是在木板劈头之后，因为我当时有抱歉之意，同时
也要销灭罪证。记忆里，一个个印象很鲜明，却是记不清次序，因为
我给跌摔得糊涂了，而有些事我确实没有看见。我只把记忆深刻的印
象一一记下，不去追忆细节的次序，免得追忆中产生错误。反正我的
推断只是我的推断。
（三）我咬破了女沙子的手指。她翘起伤指，到处告状诉苦。有
一位听到她诉苦的大妈对我发表意见：“手指在你自己身上呀，怎么
跑到她嘴里去了呢？”
我锁上了门，两人站在门内，革命男女在门外用不知什么东西狠
狠打门，打得砰砰响。门是三夹板制成的，有打破的危险。恰好钱瑗
带着居委会主任刘大妈来了，她们看见革命男女各拿粗木棍打门（木
棍是我家的墩布把儿），有一条木棍已打成两段。我们开了门，刘大
妈进来问明究竟，然后又到革命男女家去问明究竟，并批评了他们，
她就走了。
锺书余怒未息。我说，“幸亏我身体轻，没伤筋动骨，算了。”
锺书用手一抹说：“这事不再说了！”他感叹说，和什么等人住一起，
就会堕落到同一水平。我很明白，他这回的行为，不是出自本心，而
是身不由己，正和我冲上去还手一样。打人，踹人，以至咬人，都是
不光彩的事，都是我们决不愿意做的事，而我们都做了——我们做了
不愿回味的事。这件事，尽管我们在别人问起时，不免要说个大略，
我们私下里确是绝口不再谈论或讲究，因为我们三人彼此间都很知心。
但是毕竟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我们不能不向领导汇报。文学所的
副所长唐棣华同志住在本楼，我们就向她汇报了一个大略——主要是
我汇报，因为锺书所知，不如我周全。唐棣华同志不便介入，只示意
我们还该向其他领导汇报。我们一处处汇报，才知道革命男女早已各
处都告过状了，而且满处宣传：“地主打了贫农”。他们还到医院验
伤，医院为革命男子开了一张验伤证明单。革命男子胳臂上有一块青
紫，他揎起衣袖时，我偶曾见过一眼。
以后几天，我们两人勉强还继续自己的工作，但保护我们的只有
一扇门了。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虽然被打入“牛鬼蛇神”阵营，
我们心里很安定，因为从未觉得革命群众是敌人，我们和他们只是处
境不同而已。这番才第一次有恐怖感，觉得自己容身无地，落在不知
什么人手里了。晚间听到革命男女窃窃嘻笑，就懔然畏惧。我们听到
传言，他们说，这次便宜了我们，下星期日要下毒手，着实打我们一
顿。
星期日到了。我乘他们还未起床，早早做了早餐，涮洗了锅碗。
以后就没敢再进厨房，因为革命男女老在那儿出出进进。我想上厕所，
开门张望几次，总不得机会。一次看见那女人叉着腰坐在浴盆边上，
如有所待。我就轻轻掩上门，耐心再等等。10点了，10点10分，——
20分，——30分，——40分，我们什么时候能做饭呀？我准备等到他
们吃饭，或等到他们睡觉。
钱瑗忽然说：“咱们逃走吧。”
逃走？逃哪儿去？有路可逃，还不逃吗！
钱瑗说，她在北师大宿舍有个铺位，午后可以躺会儿休息，房间
朝北，天气冷，目前没人住，屋里有三只双层床。我们立即决定逃走。
我们收拾了几件必不可少的东西，每人拿一二小件。我们商量好如何
逃跑，伺机行事。将近十一点，那女人大概是等得不耐烦了，我们忽
由窗里看见她骑车走了。我们轻轻开个门缝看看。过道里没人，男的
在房间里呢。我们只需逃出大门就不怕，因为在这扇大门以内，我们
有理说不清；大门以外，邻家有人，有目共睹，我们不用怕。钱瑗打
先锋，她轻轻地开了我们屋子的门，轻而快地过去开了大门，锺书紧
跟在后，我殿后。我们房间的锁很复杂，得向左转，又向右转。我也
轻快地锁上了门。三人紧贴着溜出大门，我轻轻把大门关上，然后三
人一连串走下楼梯，一同喘了一口大气，我们逃出来了！
我们先到附近朋友家去休息一下，吃几口饭，向我们的领导同志
们请得准许——这不很容易，不过我们还是得到了准许才逃走的。这
是在1973年12月9日。我们过了3年流亡生活，1977年2月搬入三里河新
居。流亡的生活当然艰苦，可是我们不必担惊受怕了。
锺书不愿再提的事，我始终没有向他再提过，可是从“掺沙子”
到流亡的那番往事，毕竟是我一生难忘的亲身经历，也是应该让大家
知道的一段历史。别人的传说，都不详、不尽、不实。我应该在自己
有生之年，把这段往事公之于众，我说的话可有我负责。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杨绛
-----------------------------------------------------------------------------------------------
打人，踹人，以至咬人，都是不光彩的事，都是我们决不愿意做
的事，而我们都做了——我们做了不愿回味的事。
锺书感叹说，和什么等人住在一起，就会堕落到同一水平。
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一项革命措施，让“革命群众”住进“资产
阶级权威”的家里去。据我后来得知，这叫“掺沙子”。“沙子”其
实只是需要住房的人，政治面貌和表现各各不同。
1969年5月间，锺书对我说：“要分房子了，我们得分掉两间，×
××要迎养母亲，祖孙三代人，至少得住两间房。”他说：“我答应
分两间房，不过有个条件：我家东西多，要两个月的时间才能腾出房
间。×××答应了。”
当时我们有四个房间。朝南三间，中间是客厅，沿墙放书橱。东
边一个套房是锺书的卧房兼书房。西边临阳台的一间是我的卧房兼书
房，锺书的衣物都在我的卧房里，朝北西尽头是我们女儿钱瑗和女婿
得一的新房，和我的卧房相对。往东是一间卫生间和一间厨房。厨房
就在我家的大门口。从大门进来是一条宽宽的过道，分隔朝南和朝北
的房间。我们打算让出西尽头的两间卧房，留下客厅和套间自己住，
因为面积略大一些。沙发等大件得卖掉，钢琴只能挤放在什么角落里。
我们1962年8月才搬入这宽敞的新居（原先的宿舍面积很小，不过是一
间办公室分隔成数小间），我们增添了家具，7年间累积了许多东西，
也加添了人口。这回又紧缩，得狠狠地精简，锺书和我停止了我们的
工作，每天得空就忙着清理东西。
没几天，×××说他家老太太已经到北京了，要找我们立即让出
房间。他先还宽限几天，但随即改口说，明天就搬进来，我们屋里的
东西不必搬走，他家也有用的。按当时的“革命”用语，就是把我们
“扫地出门”。经我女婿得一说好说歹，两个革命男女答应宽限两天。
当时霖雨连日，旧货店雨里不上门收货。得一和钱瑗在下雨的间
歇里，好不容易把沙发等大件送走。且不提我家的慌张忙乱。革命男
女搬入我家，就是邻居了。我从小听父母教导说，“远亲不如近邻”。
我们的“近邻”分明是“强邻”。我们既不能“三迁择邻”，睦邻就
更有必要。我们想，邻居相争，往往是为些家常琐碎的事，我们气度
大些，站得高些，作为近邻而义不容辞的事，我们都做到，这样总可
以求个相安吧？所以我在他们搬入那天，一早把他们预先搬入厨房的
煤炉子生上火。我自费配制的卧房门和壁橱门的钥匙一式几枚，留着
也没有用了，就做个人情，全部点交给革命女子，让她放心使用。傍
晚，我和锺书看见停放在楼下的一只小孩子的摇篮，就顺便为他们抬
上三楼。革命男女大概以为煤炉子自己会生火，摇篮自己会爬上三楼，
或许他们认为我们理该如此，反正他们没有理睬。我们由此更看透他
们是何等人。所以直到下干校，我们两家从没有发生过任何争吵。
我和他们老太太同在厨房做饭的时候，就一起说说话。她是南方
人，可和我谈家乡话，过了不多几天，她告诉我说：“明天就回家去
了。”我很惊诧，还劝她老远来了别就走。她说：“叫我来分房子的
呀。现在房子分到了，我也可以走了。”这是老太太的话，语气也是
她的。第二天她果然走了。据同院的邻居说，老太太从此没有再来过。
“迎养母亲”就是这么回事。
这年的11月，锺书下放干校。革命男女也先后下干校，家里留一
个小孩子，由阿姨带领。我是下一年的7月才下放的。钱瑗没有下干校。
我们和他们家阿姨和孩子，相处得很和谐。他们家阿姨如有困难，就
和我们谈，例如孩子病了，或孩子长得快，小衣小被都太小了，怎么
办等等。我们就帮她想想办法。革命男女同时请事假回京后，阿姨就
问我们，“他们谢你们了吗？”我们怎么要他们谢呢。可是阿姨觉得
她说声“谢谢”，还不足以报答，所以她“故意告诉了两遍”。他们
从不理睬。阿姨叹气说，“真是一对白××”。（我不重复全句。阿
姨还健在，可以问她。）
锺书下放干校以后，我下放干校前夕，女婿得一因“五·一六”
案含冤自杀。这件事，我打算等我自己下干校后，亲自一点一点告诉
锺书，免得他经受不起。当时吴世昌先生和锺书同在干校，而他的夫
人严伯升和钱瑗是同事。我怕消息走漏，求严伯升帮助我们保密，她
非常同情。革命女子想必知道了我们隐瞒。我下干校后，钱瑗一人在
家里，她在厨房里当面质问：“你爱人‘下干校’啦？怎不回来探亲
呀？”钱瑗说：“他已经去世了。”随后，钱瑗听到他们屋里哈哈大
笑。这是我们事后才知道的。原来男沙子是整“五·一六”而为“革
命”立功的人。
1972年3月，我们夫妇由干校回家。7月间，我们学部下放干校的
全体人员也都回北京了。他们回北京后，仍天天开会、“学习”。
“老先生们”（多数是以前的“牛鬼蛇神”）只在家“学习”，有时
到所里开会。锺书开始写他的《管锥编》，我翻译《堂·吉诃德》，
钱瑗在北师大教学，天天早出晚归。这时，我们和文学所、外文所的
许多革命群众，因相处多时，已经是很亲善的“不战之友”了。可是
掺入了我家的革命男女，好像还在“继续革命”、“不断革命”。我
们的忍耐再忍耐，似是尚未“触及灵魂”。我女婿得一的自杀，是我
家的一款大罪。知罪隐瞒，罪加一等。革命男女经常选中这个伤处，
来触及我们的灵魂。例如男女佯作夫妻相骂介，女的大叫：“我要上
吊了！”有一天（该是星期日），军宣队领导余震同志带着另一位较
年轻的部队领导到我家访问。革命女子不知是告状呢还是示威，莺声
历历地在门外骂“五·一六的臭寡妇！”钱瑗听了只悄悄转过身，不
让别人看见她的脸。余震同志对这句骂深不以为然。他表示了他的不
同意。我不记得他怎么说的，笔记本子记了又记。这两位同志想必还
健在呢，也许他们记得。
12月2日是星期日，大家的休沐日。我家请一个钟点工小陈来洗衣
服。革命女子也要她洗，并且定要先为她洗。钱瑗说，小陈是我家约
来的。革命女子扬着脸对钱瑗说：“你不是好人！”随手就打她一耳
光。我出于母亲的本能，不自量力，立即冲上去还手。钱瑗是看惯红
卫兵行径的，不愿妈妈效尤，拉着我说：“妈妈，别——”可是她拽
不动我，就急忙由大门出去了。（她是去找居委会主任的，当时我没
有理会。）锺书这时在套屋的窗下看书，我记不清外间的门是开着还
是关着，反正他不知道过道里发生的事。这时两个革命男女抓住我的
肩膀和衣领，把我按下地又提起来，又摔下，又提起，又摔下。小陈
当时在场。她向别人说，那女人要挖我的眼睛。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根
据，革命女子没有挖我的眼睛，我只感到有手指在我脸上爬。我给跌
摔得晕头晕脑，自知力弱不胜，就捉住嘴边的一个指头，按入口内，
咬一口，然后知道那东西相当硬，我咬不动就松口放走了。我记不清
自己给跌摔了多少次。
我有一架晾手绢、袜子的小木架子，站在过道的靠墙处。我的身
体在革命男女的操纵下，把那木架子上的五根横棍全撞碎了，架子倒
地有声。锺书该是听到木架倒地才出来的。我自己也奇怪，我怎么没
叫喊一声。
我没看见他出来，只记得他举起木架子侧面的木板（相当厚的木
板），对革命男子劈头就打。幸亏对方及时举臂招架，板子只落在胳
臂肘上。如打中要害，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我记得革命女子回她房间
去取一支大粗手杖交给革命男子。我忙也到自己家门口拿出一支细藤
手杖，但出门就被革命女子劈手夺去，好像是我特地拿来奉送的。我
一看情势不妙，拉了锺书回房，关上门，锁上锁。
这里我该补上当时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以及遗漏的细节。
（一）革命男子虽然拿着一支粗手杖，他并未动用。他是不愿打
呢，还是没决定打呢，还是我们逃得快，他来不及打呢，我就不知道
了。他如要动用手杖，很容易，因为他个子高（男女俩都个子高），
年纪轻，对方只是个瘦弱老人。可是他并没有动用手杖。这一点，我
该实说。我却是挨自己的藤杖抽了几下，身上留下了几道青紫痕，心
上意识到女的比男的手快心辣。
（二）革命男子气呼呼地指着自己的袍儿叫我看。他穿的是一件
栗色绸子的袍儿，前面许多大脚印，横横斜斜的，一脚一脚从膝部直
踹到肚皮上。他又提着自己的衣领叫我看。显然有人一把揪住他衣服
的领口，抬脚踹他，把领口的纽襻都扯松了。这一脚一脚的尘土印，
分明是男皮鞋的鞋底印。屋子里没有第三个男人，他本人不可能自己
踹自己的肚皮。我很快地思维一过，忙用手把他袍儿上的鞋底印掸掉
了。鞋底印怎么上去的，我确实没有看见，该是在举起木板之前吧？
我掸掉鞋底印，该是在木板劈头之后，因为我当时有抱歉之意，同时
也要销灭罪证。记忆里，一个个印象很鲜明，却是记不清次序，因为
我给跌摔得糊涂了，而有些事我确实没有看见。我只把记忆深刻的印
象一一记下，不去追忆细节的次序，免得追忆中产生错误。反正我的
推断只是我的推断。
（三）我咬破了女沙子的手指。她翘起伤指，到处告状诉苦。有
一位听到她诉苦的大妈对我发表意见：“手指在你自己身上呀，怎么
跑到她嘴里去了呢？”
我锁上了门，两人站在门内，革命男女在门外用不知什么东西狠
狠打门，打得砰砰响。门是三夹板制成的，有打破的危险。恰好钱瑗
带着居委会主任刘大妈来了，她们看见革命男女各拿粗木棍打门（木
棍是我家的墩布把儿），有一条木棍已打成两段。我们开了门，刘大
妈进来问明究竟，然后又到革命男女家去问明究竟，并批评了他们，
她就走了。
锺书余怒未息。我说，“幸亏我身体轻，没伤筋动骨，算了。”
锺书用手一抹说：“这事不再说了！”他感叹说，和什么等人住一起，
就会堕落到同一水平。我很明白，他这回的行为，不是出自本心，而
是身不由己，正和我冲上去还手一样。打人，踹人，以至咬人，都是
不光彩的事，都是我们决不愿意做的事，而我们都做了——我们做了
不愿回味的事。这件事，尽管我们在别人问起时，不免要说个大略，
我们私下里确是绝口不再谈论或讲究，因为我们三人彼此间都很知心。
但是毕竟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我们不能不向领导汇报。文学所的
副所长唐棣华同志住在本楼，我们就向她汇报了一个大略——主要是
我汇报，因为锺书所知，不如我周全。唐棣华同志不便介入，只示意
我们还该向其他领导汇报。我们一处处汇报，才知道革命男女早已各
处都告过状了，而且满处宣传：“地主打了贫农”。他们还到医院验
伤，医院为革命男子开了一张验伤证明单。革命男子胳臂上有一块青
紫，他揎起衣袖时，我偶曾见过一眼。
以后几天，我们两人勉强还继续自己的工作，但保护我们的只有
一扇门了。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虽然被打入“牛鬼蛇神”阵营，
我们心里很安定，因为从未觉得革命群众是敌人，我们和他们只是处
境不同而已。这番才第一次有恐怖感，觉得自己容身无地，落在不知
什么人手里了。晚间听到革命男女窃窃嘻笑，就懔然畏惧。我们听到
传言，他们说，这次便宜了我们，下星期日要下毒手，着实打我们一
顿。
星期日到了。我乘他们还未起床，早早做了早餐，涮洗了锅碗。
以后就没敢再进厨房，因为革命男女老在那儿出出进进。我想上厕所，
开门张望几次，总不得机会。一次看见那女人叉着腰坐在浴盆边上，
如有所待。我就轻轻掩上门，耐心再等等。10点了，10点10分，——
20分，——30分，——40分，我们什么时候能做饭呀？我准备等到他
们吃饭，或等到他们睡觉。
钱瑗忽然说：“咱们逃走吧。”
逃走？逃哪儿去？有路可逃，还不逃吗！
钱瑗说，她在北师大宿舍有个铺位，午后可以躺会儿休息，房间
朝北，天气冷，目前没人住，屋里有三只双层床。我们立即决定逃走。
我们收拾了几件必不可少的东西，每人拿一二小件。我们商量好如何
逃跑，伺机行事。将近十一点，那女人大概是等得不耐烦了，我们忽
由窗里看见她骑车走了。我们轻轻开个门缝看看。过道里没人，男的
在房间里呢。我们只需逃出大门就不怕，因为在这扇大门以内，我们
有理说不清；大门以外，邻家有人，有目共睹，我们不用怕。钱瑗打
先锋，她轻轻地开了我们屋子的门，轻而快地过去开了大门，锺书紧
跟在后，我殿后。我们房间的锁很复杂，得向左转，又向右转。我也
轻快地锁上了门。三人紧贴着溜出大门，我轻轻把大门关上，然后三
人一连串走下楼梯，一同喘了一口大气，我们逃出来了！
我们先到附近朋友家去休息一下，吃几口饭，向我们的领导同志
们请得准许——这不很容易，不过我们还是得到了准许才逃走的。这
是在1973年12月9日。我们过了3年流亡生活，1977年2月搬入三里河新
居。流亡的生活当然艰苦，可是我们不必担惊受怕了。
锺书不愿再提的事，我始终没有向他再提过，可是从“掺沙子”
到流亡的那番往事，毕竟是我一生难忘的亲身经历，也是应该让大家
知道的一段历史。别人的传说，都不详、不尽、不实。我应该在自己
有生之年，把这段往事公之于众，我说的话可有我负责。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