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哲伦完成首次环球航海，壮举惊人。他如果喜欢写文案，给自己标榜一个“史上第一”，确实不用觉得心虚。
不过，他这个“史上第一”的代价也高得出奇。不是说它花多少时间。耗时三年固然不短。但真正惨烈的是生命的损耗：特立尼达号出发的时候有270人。三年之后完成环球旅行回到西班牙时，总共只剩下18人。除了一部分是航海过程中因为跟人打架而丧命，绝大多数船员是死于坏血病。
为什么他们会患坏血病？因为他们缺乏维生素C。
为什么会缺乏维生素C？因为海上航行没有新鲜蔬菜，也没有新鲜水果。没有这两种食物，就没有维生素C的来源。
缺乏维生素C为什么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
因为维生素C是参与人体合成胶原蛋白的关键成分。人一辈子不吃猪蹄没问题。人一辈子不吃胶原蛋白粉没问题。但是在有维生素片之前，人不吃新鲜蔬菜水果超过六个星期，身体里的胶原蛋白体系就开始崩溃，就会出现牙龈肿胀出血，然后牙齿松脱，然后是大面积皮下出血和关节疼痛僵直。如果一直拖延下去，最后就是死亡。
但是这个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医学知识。在麦哲伦那个年代，也就是15世纪的时候，没人知道坏血病是因为这个引起的。他们只知道出海的人，在海上呆了大约两个月之后，就会出现上面说的这些恐怖症状。
那个年代的船员不止一次讲述这样的离奇故事：在茫茫大海上看到一艘无目的飘泊的船。登船之后看到全体船员死亡。身上没有暴力伤痕，如果仔细看，可以看到尸体都有肿胀的牙龈和脱落的牙齿。
关于坏血病本身的观察已经很有历史了。希波克拉底在两千五百年前记载的一些疾病，从症状看应该就是坏血病。欧洲人在十字军东征期间，对坏血病有明确的记载。但是那时还没有化学分析技术，无法识别出具体是什么导致坏血病的，所以治疗的方法也就是盲目的尝试各种草药。偶尔有局部成功的案例，比如吃西洋菜或是柑橘肉之后症状好转，但是当时的病理学无非是四大体液平衡，或是元气流转，或是星相感应。这些理论有哲学美，但没能从偶尔成功的治疗案例里解析出真正的关键因素，于是也就没能形成系统的治疗方法。有个统计数据：在找到真正有效的坏血病治疗药物之前，英国海军舰队因为坏血病而死亡的水兵，比海军历次战斗里战死的水兵的总数还要多。
士兵不断减员，杀手却不知道是谁。这让英国海军很郁闷。
郁闷多年之后，终于有人试图挑战这个杀手了。
挑战的是当时英国海军里的一个军医，名叫做詹姆斯-林德（James Lind）。
1716年，也就是《康熙字典》编撰完毕的那一年，林德出生在苏格兰的爱丁堡。跟当时的其他外科医生一样，林德入行也是从学徒开始。23岁上，林德取得外科医生资格，之后到英国海军做军医。
既然在海军行医，寻找治疗坏血病的治疗方法，自然是林德的首要任务之一了。
当时欧洲医学界认为坏血病是一种腐败现象。什么引起这种“腐败”就不得而知。然后，当时的观点是认为，用带酸性的东西可以治疗坏血病。
身处那个年代，林德所学到的知识并不比同僚胜出多少。他比同僚多出来的是一种好奇心：他想验证一下酸性的东西是不是真的能治疗坏血病。
于是，1747年，一次出海的时候，31岁的林德设计了这么一个检验的方法。他把船上的坏血病人分成几个组，分别在他们的饮食里添加一些不同的辅食，然后观察病情的变化。哪一组的病人有好转，就说明他们吃的辅食是有治疗作用的。
实验是从出海之后两个月之后开始，因为船员和医生都知道，坏血病总是在个时间开始出现。
林德挑出12个症状最明显的船员，把他们分作6组，每组2人。这这12个人，每天吃的正餐都相同。不同的是他给每个组添的辅食。这六个组，每天的饮食里添加的辅食是这样的：
第一组：一升苹果酒
第二组：25滴硫酸，加入饮用水里
第三组：6勺醋
第四组：240毫升海水
第五组：两个橘子，一个柠檬
第六组：一种辣酱加大麦茶
这里面大部分东西都含酸。海水不含酸。林德选它或许是因为这东西对海员来说唾手可得，如果真能有用就太方便了。辣酱里含有一些醋。至于大麦茶就不知道林德是怎么选中的了。从现在我们对它的了解来说，大麦的维生素B含量颇高，对脚气病有好处。但是大麦里的维生素C含量基本是零，对坏血病是没有帮助的。当然，那时候大家都不知道坏血病到底由什么引起，也没有化学分析知识，那么有这些看似不沾边的选择混在里面也不是很奇怪。任何研究探索的早期，都不免有一些盲目尝试的成分。
实验做到第六天就不得不中断，因为船上没带这么多水果，到第六天橘子和柠檬都吃完了。不过，实验不能说是白做了。到第六天的时候，吃橘子柠檬的那两人，其中一位已经康复到可以正常工作，另一位也差不多完全康复。
其他组呢，只有第一组喝苹果酒的两个人略有好转。
林德把实验结果写成论文发表，但是并没有引起重视。主要原因是，他太局限于当时的“酸性”原理，用酸来解释橘子和柠檬的疗效，结果被人质疑：如果是因为酸性在起作用，为什么喝醋和硫酸的那两组没有疗效？
而且，他后来试图改进橘子疗法的时候，做出的努力适得其反。为了便于让海员携带，他把橘子榨汁，然后加热浓缩。糟糕的是，维生素C很怕热，一加热就被破坏了。所以他建议的喝浓缩橘汁的方法没有得到预期的疗效。
本来已经他都已经摸到了一条大鱼，只因为当时医学知识太原始，研究条件太落后，林德没能判断出橘子柠檬里真正起作用的成分，结果就让这条大鱼溜走了。
林德的实验没能马上确定柑橘是治疗坏血病的最佳“食疗”，但是他在医学史上却被列为一个重要人物。因为，他的这个实验，是历史上第一次尝试用系统方法检验药物疗效——并且做了完善的记录。
就可以查到的文字记录来看，在林德之前，遍观五大洲，就没有人尝试过用科学的方法检验药效。
当然，我们前面说林德采用了“系统方法”来检验药效，是相对于那个时代而言。跟后来的方法对比，他的方法还很原始粗糙，但是意义不减，因为他开启了“临床检验”的先河。
什么叫“系统方法”？就是说，要把各种能想到的排除伪疗效的手法全部运用到实验里。
怎么排除伪疗效？我们简单看一眼。
第一，他不是只用一个病人做治疗，而是同时用12个病人。在现代研究方法学里，这个概念叫做“大样本”。大样本的意义在于能够减少意外因素的干扰。如果只用一个病人，这个病人有可能是误诊，不是真的坏血病而只是口腔溃疡。如果是这种情况，你就算只给他喝白开水，过几天他的牙龈也就不肿了。但是这不能证明白开水可以治疗坏血病。或是这个病人患病不是因为吃不到水果，而是因为胃肠有问题，不能吸收维生素C。那么你给他吃多少橘子都不行，必须直接注射才可能解决问题。而这种情况并不能否定“橘子可以治疗坏血病”的结论。为了避免这些干扰情况，就需要找来多个坏血病人，同时治疗。毕竟这么多人，个个都误诊或是个个都有胃肠吸收问题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
第二，实验对象分成若干个组，以便对比治疗效果。这就是“对照组”概念的雏形。传统医学认定一种新药有效的时候，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没有用对照组来排除伪疗效，只是把某种新药不断试用于某个病人身上，看到病情好转就认为是有效了。这些“疗效”，一旦用对照组来检验，绝大多数结论都会被推翻。治疗感冒大概是最常见的例子。让一位感冒病人吃大蒜，几天之后他的感冒好了，一个古代郎中就可以据此下结论，说大蒜治好了感冒。可是如果您用两组感冒病人，一组吃大蒜，一组不吃，您就会发现，两组病人其实都是3-5天感冒痊愈。这样的实验里，不吃大蒜的那个组，就叫做对照组。如果不用对照组检验，我们就很难排除伪疗效，比如人体自身康复功能或者安慰剂效果带来的伪疗效。
第三，这6组12个人，除了实验设计里要试用的六种待检验辅食不一样之外，其他的条件都尽量的一致：正餐的内容一样，生活起居规律一样。六个组里病人的病情轻重大致对等。唯一不一样的就是每天所提供的辅食。那么，如果疗效有区别，就只能用这些辅食来解释了。
第四，针对同样的一个实验目标（这里就是坏血病），用若干种不同的（但是根据现有理论，似乎是很有希望的）备选药物来进行“攻击”，对比变化，找出最有效的药物。这有点乱枪打鸟的味道，不过在对各种口口相传的“药物”疗效还一派朦胧的年代，这种做法可以说是最接近优化的做法，能相当高效地证明或是证伪一个假说。实际上，即使在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这种做法仍然是探索新药的一种重要方法。如今药物研究的尖端技术之一，高通量筛选，其实就是大规模的排枪扫射。这种方法一天可以检验十万种待选药物成分。
林德的这个实验没有马上得到正确的结论。林德的实验方法，以现在的标准来看，也还很粗糙。但是他的这种以系统的科学的方法来检验药效假说的思路，启发了后人，于是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完善了这些检验原则，使得药效检验方法越来越可靠。其中最重要的原则有这么几点：
- 大样本：样本数足够大，才能排除个体差异导致的意外。比如要检验一种药是不是可以让人长高，如果只找一个人来试用，而这个人碰巧是发育之前的姚明，这样的实验结果就会得出错误结论。
- 随机：样本选取应该随机。就是说，不能只挑选具备某种品质的实验对象。比如，如果要检验一种药是不是能让人有力气，然后选来做实验的人全部都是特种兵，这样的实验设计就毫无意义了。
- 对照组：必须有对照组。实验组和对照组除了要检验的那个假说（比如橘子能治疗坏血病）需要区别对待（实验组吃橘子，对照组不吃），其他的条件都要尽量对等：性别分布相似，年龄相似，生活习惯相似，饮食相似，等等。
- 量化：测试的标准必须是可以测量的。比如坏血病的检查，应该包括牙龈肿胀是几个毫米，甚至牙龈的颜色也可以用比色表来量化。能量化的检验才可能提供可靠的结论。无从量化的描述，比如“皮肤比以前更年轻了”，能让没有科学训练的老百姓动心，但是得不出可靠的结论。
- 可重复性：真正科学的结论，最根本的特征就是可以重复。谁号称一个验证得到了阳性结果，那么别人照着他描述的方法再做一遍，应该也能得出同样的结果。所以科学检验都必须有完整记录。拿不出实验记录，却断言“我们已经通过独家操作去掉了这种成分的毒性”，那只能是忽悠。
有不少说林德故事的文章，出于对他的敬意，把发现橘子可以治疗坏血病的功劳完全归功于林德。这个其实有点用力过猛。林德受当时错误医学理论的限制，并没能从他的实验里得出明确的结论。他自己也对实验结果的“不一致”感到困惑。他想不通为什么醋和硫酸不能有疗效。因为这种困惑，他当时并没有高调坚持自己的“橘子可以治疗坏血病”的观点。是后人重新实验之后，确认橘子就是能有这种功效，海军才重新注意到林德的发现，于是在他已经去世之后才给了他崇高的荣誉。
林德没能从那个实验里发现橘子的治疗价值，但是这个挫败无损于他的荣誉。他最大的功劳不是发现橘子的疗效，而是引领了科学检验药物疗效的方法。对于林德来说，没能证实橘子的治疗功效，大致相当于失去了一条鱼。而他开创了药物疗效的科学检验方法，可以说相当于找到了一种全新的打渔技术。林德当时没能用这种打渔技术打到那条大鱼，并不是说他的方法不对。他的挫败只是因为历史条件的限制，而且他自己对这种全新打渔法也还没太熟练掌握。人类历史上无数革命性的科学技术和科学研究方法，在刚刚诞生的时候都是很粗糙的。但是对于这些技术和方法来说，最珍贵的不是后来的发展和完善，而是当初有人能“想到这一点”。林德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想到的系统检验药物疗效的方法，让医学摆脱了个人感悟时代，走进了科学验证时代。这样的检验技术，让医学界能摒弃那些流传千年的无效古方，探索出真正有效的现代药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