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1月16日，中国广东顺德出现第一例萨斯病例。
萨斯是英文SARS的音译，SARS全称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mdrome，就是“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这个病，中文官方文献一直都把它叫做“非典”。但是这么用词是有问题的。“非典”的意思是非典型肺炎，这是对一系列原因不明的肺炎的统称。萨斯已经查明是冠状病毒导致，并非原因不明，所以我们应该按国际规范，叫做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或者按英文缩写简称萨斯。当然，有些部门为了政治考虑，还是会坚持把萨斯叫做非典。只要界定为“非典型”的疾病，若需要跟人解释当初中方对疫情控制的拖宕，语言的组织就会便利许多。
12月，内地和香港的萨斯发病人数越来越多，民间气氛开始紧张，但官方态度依然轻描淡写，《羊城晚报》最早的报道措辞是“河源市民争购抗生素，事因传闻出现未明病毒，但有关部门证实并无任何病毒流行”。
1月底，官方意识到，从顺德发源的这个病，是一个相当严重的传染性疾病，并开始组织专家调查。媒体报道则还是严格控制，尤其禁止对外报道。
疫情已经延续了几乎三个月之后，2月10日，中国官方终于通知了世界卫生组织，但还是没让世界卫生组织的人到广州实地察看。这个阶段，中国官方一直致力于让世界卫生组织相信，疫情在中国很轻微，不需要采取重大措施。
官方不让世界卫生组织介入，可能的原因很多。我们往最好的角度去理解，假设官方这么做，是因为他们自认为有实力控制疫情。
官方展现出了这种实力吗？
从2002年11月16日出现第一例，到2003年5月21日最后一例萨斯病人出院，前后半年，大陆本土内5328人感染，349人死亡。
一次疫情迁延半年，这算长还是算短，可以看看一个对比，跟发生在越南的一个故事做对比。
2003年2月26日，一个美籍华人陈强尼（Johnny Chen）在广东停留了三天，然后要去新加坡。
经过越南河内的时候，他感觉自己病了，发烧，浑身酸痛。于是他到河内最好的私立医院越法医院去看病。
起先越南医生觉得他得的是禽流感。可是病人病情迅速恶化，呼吸越来越微弱，于是越法医院的医生觉得需要找水平更高的专家来看看。
找谁呢？
当时河内有个意大利医生，叫卡洛-乌尔班尼（Carlo Urbani），是世界卫生组织派驻东南亚的儿童寄生虫研究专家。
2月28日，越法医院的医生们请来了乌尔班尼。
乌尔班尼询问了情况，检查了病人，发现这个病人肺部X片出现严重炎症迹象。这是病人呼吸衰竭的原因。乌尔班尼以他敏锐的洞察力，意识到这不是流感，也不是一般的肺炎，而很可能是一种以前没有记载的新型传染病。他当时的描述是：这可能是一种“严重的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
能识别出这是一种新型传染病，并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乌尔班尼做了一个敬业的医生该做的：2月28日当天立即通知世界卫生组织，河内发现一种呼吸系统疾病，可能有高度传染性，请做好防止疫情扩散的准备。
乌尔班尼判断出这种新型疾病有高度传染性，也从临床检查觉察到这个病对生命有严重威胁，所以他提供了诊断之后并没离开。他留在越法医院，组织医务人员做最大努力，指导他们采取各种应对措施，隔离病人，控制医患接触方式，加强设施消毒，使用高强度口罩和双重工作服，尽量防止疫情扩散。
5天之后，陈强尼生命垂危，被转送香港医院治疗，这时越法医院里已经有7位医务人员感染萨斯。医院方面意识到情况严峻，对职员提出的要求是：如果家里子女幼小的，可以选择不来医院上班。单身的，和子女已经成年的，请自愿报名参加抢救小组。
确实有一部分职员选择了不来上班，后来世界卫生组织报告的越南和香港医院人手不足，这就是其中一个原因。
但坚持在医院抢救的人还是很多。内科人手不够时，兄弟科室主动支援，连眼科医生都过来帮忙。其中一些特别敬业的医务人员，为了防止意外把病毒传到外面，整个疫情期间一直住在医院里。
乌尔班尼的太太叫乔日尼，当时她跟三个孩子都在河内。乌尔班尼跟传染病打了十几年的交道，作为乌尔班尼的妻子，乔日尼知道传染病的凶险，于是试图阻拦乌尔班尼到医院去。她说，你是儿童寄生虫病专家，不是呼吸系统专家。你已经报告了疫情，尽到了责任。然后你就等外界援助到来就好了——不为别的，你为三个孩子想想。如果你被传染了，我们怎么办？
乌尔班尼的回答是：这种时候我不去看病人，那我来这里是为了什么？查邮件？看公文？参加宴会？
3月11日赴泰国参加学术会议之前，乌尔班尼一直都在越法医院工作，一天都没离开。
他到医院，不是坐在办公室里指导别人干活。他自己亲自看病人，详细记录症状和检查结果，给病人采集血样，送世界卫生组织做分析。美国疾病控制中心3月25日从血样里分离出冠状病毒，揭示这种疾病是病毒感染，最早的血样就是乌尔班尼提供的。
这里我们需要短暂闪回到北京：北京方面，在疫情出现之后的很长时间里，似乎一直对国际合作没有兴趣。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文件，北京方面一直到3月10日才向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实验室技术援助的要求。在那之前，中国一直坚持“自主研究”，而且这种研究一度还真的出现成果：中方媒体2月18日宣称，非典型肺炎的致病源已经成功分离，“非典型肺炎的病原基本可确定为衣原体”。
这个研究成果让中国官员们很高兴，可惜这个结论是错误的，而这个错误的后果非常严重。
衣原体感染是慢性感染，不直接威胁生命，可以用抗生素治疗。这样的感染，危险性跟萨斯不可同日而语。
这种错误判断让中国官方一直没有采取有力措施控制疫情，这这就让一些病人，包括一位医学院的退休教授，意识不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带病到境外旅行。
而那导致了萨斯疫情迅速向全球扩散。
我们接着说乌尔班尼的故事。
乌尔班尼知道，仅仅在越法医院内部做防疫是不够的。陈强尼刚从外国入境，而越南境内从未出现过这种病例，所以这个病的源头极有可能来自境外。病史提示这种疾病传染性极强，所以必须在全国采取措施，尤其需要迅速在边境口岸增设疫情检查。
于是他代表世界卫生组织，请求跟越南卫生部官员紧急会谈。
这里应该高度赞扬越南官方。乌尔班尼从医学角度考虑，建议越南官方对国际社会公告疫情，呼吁援助，对所有边境口岸做疫情监控检查，隔离可疑人员。这些做法能防止疫情扩散，但是肯定会对越南的经济造成冲击：大批商人会取消正常业务活动，旅游消费会急剧减少。另外，如果越南官员很在乎面子的话，可能会认为，对国际承认本国出现烈性传染病，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是有损政府形象的。
乌尔班尼是一位很敬业的医生，在越南、老挝、柬埔寨的多年辛勤工作，让他深得越南官方的信任。3月9日星期天，经过4个小时的会谈，乌尔班尼说服了越南卫生部。越南官方同意一切照乌尔班尼的建议去做。即刻向国际请求援助，边境口岸对所有出入境人员检查可疑症状，所有医院防疫措施立即升级，派军队守卫越法医院，严格控制出入。
世界卫生组织接到乌尔班尼报告的当时就意识到事态严重，3月9日跟越南卫生部召开紧急会议，制订了越南境内的防疫措施。3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对全球发布了疫情警告，并且迅速派专家到越南协助控制疫情。除了世界卫生组织，美国疾病控制中心也派来专家。无国界医生组织不仅派人，还送来一批为应付埃博拉疫情准备的高密封防护服。
这些快速而高强度的措施确实起了作用：4月28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越南已经连续20天没有出现新的萨斯病例。也就是说，越南实际上在4月8日就已经控制了萨斯的传播。
从2月28日乌尔班尼第一次见到萨斯病例，到越南全境控制萨斯传播，一共39天。越南境内感染人数63人，死亡5人（这5位死亡的都是医务人员）。
我们回来看看中国方面的数字。
中国方面，即使到2004年仍然有零星病例。我们就以2003年5月21日（当年确诊的最后一例萨斯病人出院）为大爆发的结束标志吧。那么，萨斯在中国这次疫情共延续了187天。
整个疫情里，中国感染5328人，死亡349人。全球感染8273人，死亡775人。
中国跟越南的对比：一边是187天疫情，5328人感染。一边是39天疫情，63人感染。
不用因为全国人口基数不同而觉得这对比不公平。萨斯不是从天而降均匀分布的瘴气。萨斯是通过人对人直接传染，传染幅度跟全国人口总数无关，但是跟传播源所在地点人口密度高度相关。人口密度越高，这种经空气传播的疾病就越容易扩散。
河内人口密度是高还是低？我们看看三个被感染城市的人口密度对比：北京701人/平方公里，广州1146人/平方公里，河内2279人/平方公里。
河内人口密度是广州的两倍，北京的三倍。
河内疫情迅速得到控制，乌尔班尼的及时诊断和通报是一个重要原因。不过，越南政府的开明态度也确实必须点赞。用新英格兰内科杂志一篇文章的描述：“在某种意义上，河内萨斯疫情的故事，是把大众健康置于政治考虑之上的一个最佳案例。”
这话用口语来说，就是：河内官员在这次疫情处理中，把老百姓的健康看得比政客的面子重要。
假如，年前第一次出现萨斯病例的时候，中国也及时邀请一位乌尔班尼那样的医生参加诊治；又假如，中国的官员也像越南官员那样放下政治考虑，从一开始就积极跟国际合作，尽最大努力控制疫情，或许中国不会有这么多人死亡，世界不会有这么多人死亡。死亡人员里包括几十名殉职的医护人员，其中中国13人，台湾11人，香港8人，新加坡5人，越南5人，加拿大3人。
中国方面撤销了卫生系统最高长官的职务，算是对国际一个象征性的交代。但那些死去的人是不能复活了。
乌尔班尼以他的洞察力和对生命负责的态度，及时通报疫情，让世界卫生组织得以迅速在全球展开警戒和监控。他的这项努力，让萨斯在越南的传播范围降到最低限度，有力遏制了萨斯病毒在越南乃至在全球范围的传播，由此激发的国际关注，最终也迫使北京方面在4月下旬公开信息，在疫区施行严厉的检疫和隔离措施，让中国境内的疫情在5月中旬得到控制。
令人扼腕的是，乌尔班尼自己没有逃过这一劫。
过于密切的接触病人，让他染上了萨斯病毒。3月11日，在前往泰国参加会议的路上，他开始发烧。
身为医生，他立刻做了最坏的打算，在飞机上就开始避免一切可能传播病毒的动作。飞机一落地，他主动请求隔离，让到机场接他的当地同事保持三米的距离，然后请同事叫救护车。救护车一个半小时之后才到来。乌尔班尼进入医院之后就被被隔离，那是按最高级生物安全要求做的全面隔离。按这样的隔离要求，他太太乔日尼来到医院也只能通过对讲机对话——实际上，乔日尼赶来之后，多次探望乌尔班尼，但乌尔班尼总共只苏醒过一次，其他时间一直靠呼吸机维持生命。
2003年3月29日，萨斯病毒彻底摧毁了乌尔班尼的肺脏。上午11点45分，乌尔班尼在曼谷去世。
去世之前，最后一次意识清醒的时候，乌尔班尼提出两个要求：第一，请一位牧师为自己做临终祷告。第二，死后把自己的肺脏切下来做研究，尽快查清楚这是一种什么疾病。
乌尔班尼没能活着看到研究结果，但是他的同事们没有辜负他。18天之后，4月16日，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宣布，经过现代版科赫法则检验，已经确认了萨斯的致病原。那是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
原因确定之后，曾经有人打算根据病毒特征给这种疾病起一个名字，但后来为了纪念乌尔班尼，大家同意就沿用他刚刚发现这种新疾病时随口说出的病名：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就是萨斯。
目前萨斯病毒在全球范围已经被控制，除了在戒备森严的医学研究机构里还保留一些样本，社会上已经没有“野生”的病毒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