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影戏、捏面人、吹糖人、钢笔匠、补锅匠，有没有发现，他们都消失了。

“十七八岁的时候，我把2000个民用电码背得滚瓜烂熟。但刚一毕业，还没踏上工作岗位，民用电报这个行业就被灭亡了。我的职业教育等于完全白费。”

这是作家蔡骏在某知乎话题下的回答。50年前，中国的电报行业仍处于黄金时期，在这条曾经的信息高速公路上，许多像蔡骏一样的电报人各怀美好前途的愿景，对世界各地的电报代码如数家珍。



那个年代，技术的辅助性还没那么强，人脑、记忆是发电报的关键。

“四位数字代表一个汉字，没有任何规律可言，必须死记硬背。”至今提起这门本事，那个时代的电报人仍有一种自豪。

电报时代结束，电报人也随之消失了。但它只是一个缩影，是众多渐渐消失的职业里其中一种。

根据2015年人社部等部门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相比1999年的上一版，这版里减少了205种职业。但这只是近来不到20年的数据。

在人民日报的一篇报道里，我国现有的传统职业，与30年前相比已减少了上千个。



主要资料来源：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其中部分职业并不是完全消失，而是从手工技术工种变成了机器操作工种。

于是，即使你曾经有一身本事，能把2000个电码倒背如流，如今和自己的孩子提起这事儿，孩子可能也不屑一顾：“不就和五笔输入法差不多嘛，有什么了不起的啊。”

技术迭代，是职业消失的主要原因

绝大部分的职业都是在技术的更新中被取代的。

在民用电报业务还正风生水起的时候，一份重要的信息，经过电报员的编码和传送，可能要花上5、6个小时才能送到对方手里。这在今天看起来有些难以置信的事情，在50年前却每天都在发生。

工作中的电报员

电报人们腕上通常都有一块手表，走起路来健步如飞。因为在电报行业，时间就是金钱，每一步的操作都被规定了具体的时限。

电报大楼里，24小时运转的传送带就像工厂车间里的流水线，上面的电报单根据紧急程度被贴上不同颜色的小条，对应着不同的操作时限。红色是加急单，蓝色是政务单，黄色的则最为紧急。

有时候他们需要彻夜加班，比如76年唐山大地震时，电报单多到需要用麻袋装着。所有人都急着把消息尽快传送到对方手里，堆积成山的信息，无非都是想问一问远在他乡的亲朋好友是否平安。

北京电报大楼 / 维基百科

和谍战电影里那些坐在神秘的小房间里敲着摩斯电码，并且听力过人的电报员不同，实际上，由于工作环境嘈杂和长期头戴耳机，电报员们不得不扯着嗓子说话。因此，“嗓门比较大，甚至有点耳背”成为了那个时代的电报人自我调侃的标志性特征之一。

2017年6月15日，北京电报大楼营业厅正式宣布停业。虽然其余地区或多或少还象征性存在着电报业务，但一般都是用在军事或者其他特殊用途。真正意义上的民用电报，早已经被这个时代抛弃。

寻呼机还分音乐机、数字机、文字机和语音机。/ 维基百科

除了电报，BP寻呼机也是上世纪常见的通讯工具之一。那个时候的大哥大是奢侈品，买不起大哥大的年轻人，只好退而求其次。不过，BP机也并不便宜，一个普通人月工资也许只有600，但光一台BP机或许就要2000。

BP机的流行，催生了一批和其业务相关的职业，比如BP机接线员。和电话不同，BP机并不是现在意义上的即时通讯工具，只能接受信息不能发出信息，也没有任何娱乐功能。要和他人通过BP机取得联系，就必须通过接线员。

90年代的寻呼小姐

因为接线员一般都是女性，所以那时候又称“寻呼小姐”。这是当时的热门职业，一个月的月薪可达800元。她们每天坐在总台，接听来自全国各地打入的电话。

“喂，你好，麻烦帮我呼一下xxx。”那头的人报上自己的座机号，寻呼小姐立刻帮忙传呼对方的BP机。

收到传呼后，对方要寻找就近的电话亭复机。BP机上只能显示有人在找自己，但并不能知道对方找自己有什么事。在邮件和移动电话还不普及的当年，交流的过程就是如此暧昧和冗长。

郭德纲有一个相声，调侃于谦是学BP机修理专业的：“但于谦还没毕业呢，BP机先毕业了。”私人拥有的座机和手机的数量越来越多，用BP机的人自然越来越少。

BP机消失了，但许多人至今也仍在好奇，那个时候声音甜美的寻呼小姐，到底长什么样子呢？



BP机算得上是“移动通讯”，但其滞后的消息传达方式，给当时人们带来了许多不便。寻呼小姐的甜美声音，或多或少消解了大家的急躁。

在大众娱乐方面，电视还没有普及的时候，看报纸是人们最好的消遣。提到报纸，就不得不提那个时候的拣字工。拣字工是铅印时代的产物，在激光照排技术出现以前，人工拣字是报纸和书刊排版印刷的唯一方式。

每天，编辑部的稿子一运过来，拣字工的工作就开始了。他们站在四面铅字架围成的逼仄空间内，左手夹着文稿，右手熟练地从不同的字架上取出对应的字符放进盘里排好，姿态活像一个抓药的老中医。

拣字房里的拣字工

只不过拣字这道工序可不能像抓药一样怠慢。一篇千余字的文稿，他们十几分钟就能排完。

一句“我的祖国”四个字，他们或许得先到东边取一个“我”，再到西边取一个“的”。每个字架里放着许多不同字号的汉字，遇到像“的”“了”这样的常用字，字架上放的字符数量还要多许多。

拣字不仅要快，还要准确，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能错。当拣字工排好了一版文章，交给编辑校对的时候，如果发现了错别字，还得小心翼翼地用小钳子夹出来，再重新插入正确的字。有时候还要如此反复好几次。

长期盯着这些如麻的小铅字，许多拣字工都患上了近视，离开了眼镜便很难工作了。

英文活字盒 / 维基百科

另外，由于铅还是有毒物质，长期和铅字接触会对身体造成伤害。因此，许多拣字工还享有“有毒有害岗位津贴”，虽然大多数也只是象征性地给一些，起不了太大作用。

如今，不要说拣字，连还在坚持看报纸的人都已经屈指可数。曾经拣字房里日夜辛劳的拣字工，现在都怎么样了，没有人知道。

现在的报纸印刷 / Unsplash

消失的职业人，都去哪里了？

工种是时代的产物，一个时代结束了，属于那个时代的工种也就随之消失。职业消失了，但从事职业的人还好好活着。那曾经从事那些职业的人，都去哪里了？

有人坦言，有些职业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消失了，而是转型了。

毕竟，从本质上看，一种职业满足的是一种需求。职业会死，但是人们的需求不会。比如古代有专门运输和护送长途贸易中的商品和财物的镖行，如果这些镖师能活到现代，或许也改行成了一名光荣的快递员。

“古代快递公司”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15年和1999年的对比中，数量变化最显著的是农业类的职业，其职业细类从99年的135种直线下降到52种。传统的农民，一大部分因为城市的吸引离开农田，选择了进城打工。

还有一部分，虽然已经脱离了传统的农民身份，但本质上并没有离开农业行当。比如曾被新华社报道过的农民辛建英，就从传统的下田干农活的农民，转型成为了一名“无人机飞手”。她掌握专业的操控植保无人机的技能，并借此进行喷洒作业。

传统的农民 / pexels

在这背后，是新的技术对旧的职业进行的升级改造。

另一种转型的方向是职业的细类化。在“精致”成为消费时代主流价值的今天，曾经粗略划分的职业分类显然已经满足不了大多数人的需求。比如，在三十年前，你只要会炒菜就能当一个厨师，但今天人们吃饭，或许还要找专门的烹调师、甜品师、糕点烘焙师、营养配餐师等等。

糕点制作 / Unsplash

职业的分类越来越细，旧有的“全而不专”的职业渐渐朝着新的精细化分工转向，似乎也不可避免。

在人类历史上，旧的职业消失，新的职业产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荷兰作家Art de Vos写过一本书，名叫《来，你知道海虹工人吗？》。书中回顾了过去荷兰和其它低地国家那些消失的职业，共记约150种。其中有距离我们较近的，像电报员、送奶工，也有一些已经久远到记不清年代的。

比如在没有手机，也没有闹钟的年代，存在着一种名叫“叫早服务工”的职业，在当时又被人称为“敲窗人”。敲窗人每天要起得特别早，带着长长的木杆来到客户的窗前敲打，制造噪音来将客户吵醒。据说工业社会到来后，这些敲窗人也纷纷到闹钟厂上班去了。

叫早服务工

消失的职业人，要么迎接新的挑战，赋予旧职业适应现代社会的新内涵；要么干脆就改行做别的了。就像开头提到的作家蔡骏，曾经2000多个电码背得滚瓜烂熟，电报行业被移动通讯和互联网取代后，他也一转头，写悬疑小说去了。

哪怕到了现在，自己从事的职业将来会被AI替代，这样的恐慌仍无时无刻地包围着我们。但说到底，今天的你恐惧人工智能，不正像那个时代的人恐惧互联网一样吗？

互联网时代 / Unsplash

被时代抛弃的，成为了艺术

不过，不是所有职业都像上述的一样幸运。这个时代没有给它们转身或改变的余地，就弃之而去了。这些职业大多数是更为传统的手工业或是民间艺术行业，在农业社会迎来工业革命以后，被工业化的浪潮吞噬。

比如刺绣工这种职业。据《正在消失的职业》一书记载：

“绣花女一般为客人刺绣枕头套，铺盖缎面、丝巾、披风、蚊帐、桌布、衣服上的图案等，以山水、花鸟、龙凤居多。客人可以根据绣花女提供的画稿，选择图案和颜色。”

这些画稿都是画工极为精细的，而绣花女的手艺竟可以将画稿百分之百的还原。

苏绣屏风 / 维基百科

人工刺绣，不仅费时，而且费力。一幅刺绣作品的完成少则十天半个月，多则要花好几个月，而且工价不菲。

到了80年代，电脑刺绣机出现。当时的潍坊刺绣发展报告中提到：“4台大型瑞士苏垃机昼夜运行，每台每天的工作量相当于昔日5000人一天的工作量。”刺绣工，从此消失在了历史的舞台。

今天我们还能看到的刺绣艺人，他们工作的艺术价值已经远远大于商业价值。经历了数百年的历史，刺绣再次从商业里抽离出来，回到艺术品的领域。

美国艺术家Cayce Zavaglia的刺绣作品

还有一些职业，他们已经不再被人们需要，但就连作为一门艺术存在，也面临诸多困境。

皮影戏，这个在我国始于西汉时期的古老剧种，在今天已经有9个流派面临失传。2011年，李军和包贝尔主演的电影《一个人的皮影戏》，展现了一名皮影艺人适应现代社会的艰难和困惑。

电影里，李军饰演的老人马千里是泰城皮影戏第五代传人。摆弄了一辈子皮影的他，在家家有电视、人人看电影的时代，也只能退隐家中放牛。

《一个人的皮影戏》截图

某天村里的领导来找到他，带来了对皮影戏感兴趣的法国留学生索菲亚，并说服他将自己的皮影戏拿去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理由是“申请成功后，每年就都有钱拿了。”

马千里答应了。但申请非遗需要有能够继承自己衣钵的人，马千里没有。

他的儿子不愿意干，村里人也不愿意让自己孩子学，觉得“没前途”。他挨家挨户地宣传，最后都被人赶出门外，剩他一个人对着紧闭的房门一遍一遍地喊：“领导说了，皮影戏是能赚钱的！”

用他儿子的话来说：“皮影戏这个东西，该活，总能活下来；该死，那谁也救不了。”

马千里一个人孤独的演出

后来，在索菲亚的帮助下，马千里在一次表演中“大放异彩”。他在台上唱着石敢当的故事，台下的人听得昏昏欲睡，却都在表演结束后，纷纷拿出手机对着舞台拍起照来。

马千里红了，找他表演的商人也多了起来。在一次商业演出中，导演要求马千里把皮影戏表演和“变形金刚”结合一下。马千里不懂，他不知道什么是变形金刚，也不知道石敢当跟变形金刚到底有什么关系。



蹭不了流行文化的热度，传统艺术就活不下去了？

这个时代，让他困惑的东西太多了。比如在被请到一所大学给学生讲皮影戏时，一个学生提问：“请问老师，皮影戏和电影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呢？”马千里磕磕巴巴地说：“电影我不懂，但是这皮影嘛，不就是一张皮嘛…”

所幸的是，影片里还有索菲亚这样的年轻人，愿意把这一切拍成纪录片记录下来。但正如所有在时代的缝隙里挣扎的民间艺人一样，马千里的无奈，或许在于皮影戏只有通过他完全弄不懂的电影，才能被记录下来。



下一代人不感兴趣，传统艺术便没了传承。

影片中有一个场景，村里突然停了电，没电视看的孩子纷纷跑到广场。马千里点了几盏油灯，在广场上给人们表演了一场精彩的皮影，大人和小孩都看得拍手称赞，兴奋不已。

演到高潮的时候，村里来电了。孩子们纷纷喊“灯亮了！” 观众作鸟兽散，只剩下马千里一人。

他抬头看着在黑暗中静静伫立的电箱，嘶哑着嗓子：“有那么难吗，就不能让我演完吗？”

或许在停电的时候，人们才会回过头来看看过去。/《生存家族》

我们不可能回到过去，更不可能把所有电影院都关掉，逼着人们都去戏院里看皮影。但不可否认的是，所有正在消失的职业，曾经都弥补了一个时代的缺憾。

我们无可奈何。但或许，我们还是可以给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好好地把一出戏演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