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技术官僚和法西斯美学 螺杆
历史学家克洛卜在他的《希特勒的追随者》一书中指出：“没有希特勒，第三帝国便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光有这位独裁者还不能算是第三帝国，他还需要那些完全听命於他的帮手们。”克洛卜的意思很清楚，他要发掘法西斯“权力的载体”，从而指出无条件忠诚的危险性。从慕尼黑的啤酒馆到柏林的纳粹庆典，希特勒的成功，无疑是借助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这两件最能凝聚国民的思想武器，但祭起这两件法宝的画符是什么呢？我认为一是有了知识分子的追随，二是政治美学起了重大作用。
在二战纽伦堡国际法庭上，有一位非常杰出的德国建筑师也作为主要的法西斯战犯站到了被告席上，他就是纳粹德国的军备部长斯佩尔。技术人才斯佩尔与纳粹的其他不学无术的战犯们不同，他是一位有专业出身的技术人员，相当于今天中共的“技术官僚”。所以斯佩尔对於中国人来说尤其不会陌生。因为与中共合作的中国知识分子们和斯佩尔先生都有着共同的信条，如果这个信条在纳粹德国的表现是：只要希特勒要求将一处建筑的长度定为150米，斯佩尔肯定会加以反驳，他的反对意见是：200米，我的元首！那么这个信条在社会主义中国的表现就是：只要毛泽东说亩产八千斤，钱学森肯定会加以反驳，他的反对意见是：一万斤，我的主席！
应该承认，斯佩尔是个杰出的事业心极强的建筑天才，他一心想在世界上留下辉煌的建筑，他对建筑艺术的追求，几乎达到狂热程度，只要有用武之地，并不在乎其它。这种狂热，体现在他对纳粹主义思想实质的深刻理解。他所导演的纳粹重大会议仪式总是具有强大的感官冲击力。他利用了音乐，灯光和色彩的变幻对会众进行情绪冲击，在纳粹党纽伦堡大会会场，斯佩尔用高达二百多英尺的巨幅纳粹旗帜布置主席台，使用了许多探照灯向天空射出光柱，整个会场都被大面积的红色和黑色震憾了，这种强烈喻示着铁与血的，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法西斯气氛，目的就是要煽动千百万纳粹青年对元首的无限崇拜和对“德意志高于一切”的种族迷信。斯佩尔的艺术创造力显然获得了成功。
斯佩尔还曾奉希特勒之命设计世界之都 -- 日耳曼尼亚。他曾说：“我当然完全清楚他（希特勒）是在追求世界统治权。......这就是我建筑的全部意义。我的全部打算就是针对这个伟人将统治整个地球。” 斯佩尔与很多纳粹时期当红的艺术家们一样，只管实现艺术的完美，而不在意这种艺术到底是为什么。中共的宣传手段就有这种特点，它发动音乐家们，大量挖掘那些内容虽然低级但旋律却优美的民间小调，再填进革命内容的歌词，比如《绣荷包》，就曾被改写成《十唱共产党》。因为是民歌曲调，所以唱起来不仅朗朗上口，而且流传的很快。文革时期流行很多烩灸人口的“革命歌曲”，这些歌曲至今听起来还非常动人。象音乐家歌唱家这些角色，只顾体现最美的声音，却不管自己的作品承载了什么内容，只是为了获取人们的感动和共鸣，这样的专业人才，正是独裁者最有力的帮手。人们或许知道《金日成将军之歌》，其旋律的优美雄壮不逊于任何一首纳粹军乐，恰恰是这样的优秀艺术作品，才助长了金家王朝专制独裁者的凶恶气焰。
将美学引入政治生活，即政治美学化，法西斯美学就是个典型的社会实践。例如很多男性青少年，观看了某些二战反法西斯影片后，学习的不是反法西斯英雄身上那些正义的品格，反而是纳粹军人赳赳武夫血腥嗜杀的冷酷形象，这就是法西斯美学起了作用。美学政治化即美学本身具有了政治涵义。比如音乐这东西，由于它蕴藏着很大的人类原始能量，就很容易被政治化。瓦格纳和贝多芬、勃拉姆斯和布鲁克纳的作品在当年就曾被纳粹德国视为战争号角。德军进攻莫斯科时，一路上就播放《啤酒桶波尔卡》行军。甚至很多杀人如麻的纳粹分子本身就曾经是艺术家。在此，美学的实践就成为一种政治实践。政治所以要援引美学，乃是出于一种将政治崇高化的企图，是将政治意图包融在美学所诱发的情感之中，最终实现政治意图。比如庄严隆重的仪典、激昂动听的颂歌、挺拔华丽的制服，直至各种精美的徽饰勋章标志证书等等，人们接受这些美学的同时也就接受了政治。
不错，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人或者当年的德国纳粹党徒中，有很多本来都是具有高尚人格的人，再腐败的政府中也会有清正廉洁的官员，其中也不乏成就卓越众望所归的专家学者。也正是由于这些人的存在，才使专制政权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如果我们将朱容基从中共政权中剥离出来，他就是个完整的好人，但当他为这个政权服务时，他就难以摆脱邪恶，而且他还要为邪恶承担重大责任。这说明一切美德若不是建立在最基本的人类道义上，建立在对一切生命的自由平等基础上，都可能充当极权统治自觉的或不自觉的基础。
纳粹德国战时高效率的军火生产，还有集中营工厂和战俘工厂的残酷虐待，人皮灯罩，人发军毡，人油肥皂，毒气生产和毒气毁灭，V2导弹乃至早期原子武器的研制，都离不开斯佩尔的天才管理。耐人寻味的是，作为纳粹重要战犯的斯佩尔，在纽伦堡国际法庭上却受到了美国法官杰克逊的有意袒护，而且当时的朝野也有同情斯佩尔的舆论。在旁听席的人中，有一位西尔维亚女士。她就是戴维·马克斯韦尔 -- 法伊夫爵士夫人。她说，斯佩尔先生给她印象极深，他就是德国在未来岁月里需要的那类人。（约瑟夫·E·珀西科：《纽伦堡大审判》）其实法庭没有将斯佩尔送上绞刑架，并非是斯佩尔的辩护律师的成功，并非是斯佩尔抵制了希特勒的一些政策，也并非是因为斯佩尔“保护了劳工”，“保护了德国人民战败后赖以生存的工业基础”或者“曾经企图使用毒气谋杀过希特勒”。因为这些辩护从法律意义上讲，证据少得可怜。斯佩尔能得到“从宽处理”的原因，除了俄国人所说的美国人对其另有使用价值外，最主要还是“斯佩尔个性中令人赞许的一面似乎打动了杰克逊。” （约瑟夫·E·珀西科：《纽伦堡大审判》）这种“个性中令人赞许的一面”，就是在沉痛忏悔的同时，坦率地承认一切并勇于承担罪责。
与斯佩尔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积极参与中共历次政治运动助纣为孽，迫害同类的“革命知识分子”们，人们实在是想不出更合适的语言来为他们开脱辩解。中国知识分子对过去发生的事情，最令人绝倒的态度是齐根根的忘却。什么文革？什么反右？什么事情也没发生！只见“文化苦旅”，哪有什么文化革命？中国的很多知识分子，就如农村拉磨的驴子，将眼睛蒙起来它也是不肯原地兜圈子的，但在它头上悬挂一穗老玉米，它就以为只要向前走，肯定能吃得到，而且它会永远满希望的这样走下去。都说知识分子是民族的脊梁，但对于今天的中华民族，这个定义恐怕已经出现了意外。
关于斯佩尔，一位尚有良知的中国学者是这样评论的：斯佩尔本人对希特勒有一个从不理解、疏远，到最后对他很崇敬、很崇拜的过程。最后，他甘愿为希特勒献身。......我一直以为，一个人在考虑该做什么的时候，要考虑这个时代规定了什么东西。我们现在也是一个变革的时代，很多东西都在变。我讲过社会多样化进程 - 这也就是时代的大环境。如果我们现在的生活还在按五十年代的模式运转，那这个时代不可想象。所以，一方面，这个大时代决定了一个人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另一方面，还有活生生的人 - 这样生动具体的存在。我对这个世界有爱，有恨。对人和事有各种各样的感性的看法。我怎么才能既接受大时代的影响，又确定自己的价值取向？人生态度？与人交往的规则？所以，我想，也许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斯佩尔的个人道路给我以震撼。我认为，即或是在一个既定的社会框架中，一个人也应该有自己的创造性和自主性。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有的人，习惯于将个人的成功归功于自己的努力，而将个人的失意或怀才不遇说成是社会的环境不好，这实际上是一种双重标准。......斯佩尔在早期，设计了很多从建筑学上看完全是专业扎实、史诗般的东西 -- 那时他并不是为纳粹德国也不是为第三帝国的国威作张扬。他完全是从技术层面来做的。希特勒看了以后很欣赏，找他谈话，拉他和纳粹党一块儿干，参与国家机器运转，他还犹豫......刚开始时，他认为自己是专业人员，觉得自己与政治、与当时主流的东西是保持距离的。他认为自己在专业上有成就，有良心......这时，他还保持着清醒的头脑，还有独创性。当然，这种独创性最后慢慢完完全全消灭了。然后按照既定的框架走到了极端。我想，我的这种困惑，现在的知识分子、学者、青年人，自觉不自觉地都会有。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历史学家克洛卜在他的《希特勒的追随者》一书中指出：“没有希特勒，第三帝国便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光有这位独裁者还不能算是第三帝国，他还需要那些完全听命於他的帮手们。”克洛卜的意思很清楚，他要发掘法西斯“权力的载体”，从而指出无条件忠诚的危险性。从慕尼黑的啤酒馆到柏林的纳粹庆典，希特勒的成功，无疑是借助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这两件最能凝聚国民的思想武器，但祭起这两件法宝的画符是什么呢？我认为一是有了知识分子的追随，二是政治美学起了重大作用。
在二战纽伦堡国际法庭上，有一位非常杰出的德国建筑师也作为主要的法西斯战犯站到了被告席上，他就是纳粹德国的军备部长斯佩尔。技术人才斯佩尔与纳粹的其他不学无术的战犯们不同，他是一位有专业出身的技术人员，相当于今天中共的“技术官僚”。所以斯佩尔对於中国人来说尤其不会陌生。因为与中共合作的中国知识分子们和斯佩尔先生都有着共同的信条，如果这个信条在纳粹德国的表现是：只要希特勒要求将一处建筑的长度定为150米，斯佩尔肯定会加以反驳，他的反对意见是：200米，我的元首！那么这个信条在社会主义中国的表现就是：只要毛泽东说亩产八千斤，钱学森肯定会加以反驳，他的反对意见是：一万斤，我的主席！
应该承认，斯佩尔是个杰出的事业心极强的建筑天才，他一心想在世界上留下辉煌的建筑，他对建筑艺术的追求，几乎达到狂热程度，只要有用武之地，并不在乎其它。这种狂热，体现在他对纳粹主义思想实质的深刻理解。他所导演的纳粹重大会议仪式总是具有强大的感官冲击力。他利用了音乐，灯光和色彩的变幻对会众进行情绪冲击，在纳粹党纽伦堡大会会场，斯佩尔用高达二百多英尺的巨幅纳粹旗帜布置主席台，使用了许多探照灯向天空射出光柱，整个会场都被大面积的红色和黑色震憾了，这种强烈喻示着铁与血的，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法西斯气氛，目的就是要煽动千百万纳粹青年对元首的无限崇拜和对“德意志高于一切”的种族迷信。斯佩尔的艺术创造力显然获得了成功。
斯佩尔还曾奉希特勒之命设计世界之都 -- 日耳曼尼亚。他曾说：“我当然完全清楚他（希特勒）是在追求世界统治权。......这就是我建筑的全部意义。我的全部打算就是针对这个伟人将统治整个地球。” 斯佩尔与很多纳粹时期当红的艺术家们一样，只管实现艺术的完美，而不在意这种艺术到底是为什么。中共的宣传手段就有这种特点，它发动音乐家们，大量挖掘那些内容虽然低级但旋律却优美的民间小调，再填进革命内容的歌词，比如《绣荷包》，就曾被改写成《十唱共产党》。因为是民歌曲调，所以唱起来不仅朗朗上口，而且流传的很快。文革时期流行很多烩灸人口的“革命歌曲”，这些歌曲至今听起来还非常动人。象音乐家歌唱家这些角色，只顾体现最美的声音，却不管自己的作品承载了什么内容，只是为了获取人们的感动和共鸣，这样的专业人才，正是独裁者最有力的帮手。人们或许知道《金日成将军之歌》，其旋律的优美雄壮不逊于任何一首纳粹军乐，恰恰是这样的优秀艺术作品，才助长了金家王朝专制独裁者的凶恶气焰。
将美学引入政治生活，即政治美学化，法西斯美学就是个典型的社会实践。例如很多男性青少年，观看了某些二战反法西斯影片后，学习的不是反法西斯英雄身上那些正义的品格，反而是纳粹军人赳赳武夫血腥嗜杀的冷酷形象，这就是法西斯美学起了作用。美学政治化即美学本身具有了政治涵义。比如音乐这东西，由于它蕴藏着很大的人类原始能量，就很容易被政治化。瓦格纳和贝多芬、勃拉姆斯和布鲁克纳的作品在当年就曾被纳粹德国视为战争号角。德军进攻莫斯科时，一路上就播放《啤酒桶波尔卡》行军。甚至很多杀人如麻的纳粹分子本身就曾经是艺术家。在此，美学的实践就成为一种政治实践。政治所以要援引美学，乃是出于一种将政治崇高化的企图，是将政治意图包融在美学所诱发的情感之中，最终实现政治意图。比如庄严隆重的仪典、激昂动听的颂歌、挺拔华丽的制服，直至各种精美的徽饰勋章标志证书等等，人们接受这些美学的同时也就接受了政治。
不错，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人或者当年的德国纳粹党徒中，有很多本来都是具有高尚人格的人，再腐败的政府中也会有清正廉洁的官员，其中也不乏成就卓越众望所归的专家学者。也正是由于这些人的存在，才使专制政权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如果我们将朱容基从中共政权中剥离出来，他就是个完整的好人，但当他为这个政权服务时，他就难以摆脱邪恶，而且他还要为邪恶承担重大责任。这说明一切美德若不是建立在最基本的人类道义上，建立在对一切生命的自由平等基础上，都可能充当极权统治自觉的或不自觉的基础。
纳粹德国战时高效率的军火生产，还有集中营工厂和战俘工厂的残酷虐待，人皮灯罩，人发军毡，人油肥皂，毒气生产和毒气毁灭，V2导弹乃至早期原子武器的研制，都离不开斯佩尔的天才管理。耐人寻味的是，作为纳粹重要战犯的斯佩尔，在纽伦堡国际法庭上却受到了美国法官杰克逊的有意袒护，而且当时的朝野也有同情斯佩尔的舆论。在旁听席的人中，有一位西尔维亚女士。她就是戴维·马克斯韦尔 -- 法伊夫爵士夫人。她说，斯佩尔先生给她印象极深，他就是德国在未来岁月里需要的那类人。（约瑟夫·E·珀西科：《纽伦堡大审判》）其实法庭没有将斯佩尔送上绞刑架，并非是斯佩尔的辩护律师的成功，并非是斯佩尔抵制了希特勒的一些政策，也并非是因为斯佩尔“保护了劳工”，“保护了德国人民战败后赖以生存的工业基础”或者“曾经企图使用毒气谋杀过希特勒”。因为这些辩护从法律意义上讲，证据少得可怜。斯佩尔能得到“从宽处理”的原因，除了俄国人所说的美国人对其另有使用价值外，最主要还是“斯佩尔个性中令人赞许的一面似乎打动了杰克逊。” （约瑟夫·E·珀西科：《纽伦堡大审判》）这种“个性中令人赞许的一面”，就是在沉痛忏悔的同时，坦率地承认一切并勇于承担罪责。
与斯佩尔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积极参与中共历次政治运动助纣为孽，迫害同类的“革命知识分子”们，人们实在是想不出更合适的语言来为他们开脱辩解。中国知识分子对过去发生的事情，最令人绝倒的态度是齐根根的忘却。什么文革？什么反右？什么事情也没发生！只见“文化苦旅”，哪有什么文化革命？中国的很多知识分子，就如农村拉磨的驴子，将眼睛蒙起来它也是不肯原地兜圈子的，但在它头上悬挂一穗老玉米，它就以为只要向前走，肯定能吃得到，而且它会永远满希望的这样走下去。都说知识分子是民族的脊梁，但对于今天的中华民族，这个定义恐怕已经出现了意外。
关于斯佩尔，一位尚有良知的中国学者是这样评论的：斯佩尔本人对希特勒有一个从不理解、疏远，到最后对他很崇敬、很崇拜的过程。最后，他甘愿为希特勒献身。......我一直以为，一个人在考虑该做什么的时候，要考虑这个时代规定了什么东西。我们现在也是一个变革的时代，很多东西都在变。我讲过社会多样化进程 - 这也就是时代的大环境。如果我们现在的生活还在按五十年代的模式运转，那这个时代不可想象。所以，一方面，这个大时代决定了一个人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另一方面，还有活生生的人 - 这样生动具体的存在。我对这个世界有爱，有恨。对人和事有各种各样的感性的看法。我怎么才能既接受大时代的影响，又确定自己的价值取向？人生态度？与人交往的规则？所以，我想，也许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斯佩尔的个人道路给我以震撼。我认为，即或是在一个既定的社会框架中，一个人也应该有自己的创造性和自主性。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有的人，习惯于将个人的成功归功于自己的努力，而将个人的失意或怀才不遇说成是社会的环境不好，这实际上是一种双重标准。......斯佩尔在早期，设计了很多从建筑学上看完全是专业扎实、史诗般的东西 -- 那时他并不是为纳粹德国也不是为第三帝国的国威作张扬。他完全是从技术层面来做的。希特勒看了以后很欣赏，找他谈话，拉他和纳粹党一块儿干，参与国家机器运转，他还犹豫......刚开始时，他认为自己是专业人员，觉得自己与政治、与当时主流的东西是保持距离的。他认为自己在专业上有成就，有良心......这时，他还保持着清醒的头脑，还有独创性。当然，这种独创性最后慢慢完完全全消灭了。然后按照既定的框架走到了极端。我想，我的这种困惑，现在的知识分子、学者、青年人，自觉不自觉地都会有。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