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从“掺沙子”到“流亡”》
当时我们有四个房间。朝南三间，中间是客厅，沿墙放书橱。东边一个套房是锺书的卧房兼书房。西边临阳台的 一间是我的卧房兼书房，锺书的衣物都在我的卧房里，朝北西尽头是我们女儿钱瑗和女婿得一的新房，和我的卧房相对。往东是一间卫生间和一间厨房。厨房就在我家的大门口。从大门进来是一条宽宽的过道，分隔朝南和朝北的房间。我们打算让出西尽头的两间卧房，留下客厅和套间自己住，因为面积略大一些。沙发等大件得卖掉，钢琴只能挤放在什么角落里。我们196 2年8月才搬入这宽敞的新居（原先的宿舍面积很小，不过是一间办公室分隔成数小间），我们增添了家具，7年间累积了许多东西，也加添了人口。这回又紧缩，得狠狠地精简，锺书和我停止了我们的工作，每天得空就忙着清理东西。
老太太说：“叫我来分房子的呀。现在房子分到了，我也可以走了。”这是老太太的话，语气也是她的。第二天她果然走了。据同院的邻居说，老太太从此没有再来过。“迎养母亲”就是这么回事。
没几天，xxx说他家老太太已经到北京了，要我们立即让出房间。他先还宽限几天，但随即改口说，明天就搬进来，我们屋里的东西不必搬走，他家也有用的。按当时的“革命”用语，就是把我们“扫地出门”。经我女婿得一说好说歹，两个革命男女答应宽限两天。
当时霖雨连日，旧货店雨里不上门收货。得一和钱瑗在下雨的间歇里，好不容易把沙发等大件送走。且不提我家的慌张忙乱。革命男女搬入我家，就是邻居了。我从小听父母教导说，“远亲不如近邻”。我们的“近邻”分明是“强邻”。我们既不能“三迁择邻”，睦邻就更有必要。我们想，邻居相争，往往是为些家常琐碎的事，我们气度大些，站得高些，作为近邻而义不容辞的事，我们都做到，这样总可以求个相安吧？所以我在他们搬入那天，一早把他们预先搬入厨房的煤炉子生上火。我自费配制的卧房门和壁橱门的钥匙一式几枚，留着也没有用了，就做个人情，全部点交给革命女子，让她放心使用。傍晚，我和锺书看见停放在楼下的一只小孩子的摇篮，就顺便为他们抬上三楼。革命男女大概以为煤炉子自己会生火，摇篮自己会爬上三楼，或许他们认为我们理该如此，反正他们没有理睬。我们由此更看透他们是何等人。所以直到下干校，我们两家从没有发生过任何争吵。
我和他们老太太同在厨房做饭的时候，就一起说说话。她是南方人，可和我谈家乡话，过了不多几天，她告诉我说：“明天就回家去了。”我很惊诧，还劝她老远来了别就走。她说：“叫我来分房子的呀。现在房子分到了，我也可以走了。”这是老太太的话，语气也是她的。第二天她果然走了。据同院的邻居说，老太太从此没有再来过。“迎养母亲”就是这么回事。
这年的１１月，锺书下放干校。革命男女也先后下干校，家里留一个小孩子，由阿姨带领。我是下一年的7月才下放的。钱瑗没有下干校。我们和他们家阿姨和孩子，相处得很和谐。他们家阿姨如有困难，就和我们谈，例如孩子病了，或孩子长得快，小衣小被都太小了，怎么办等等。我们就帮她想想办法。革命男女同时请事假回京后，阿姨就问我们，“他们谢你们了吗？”我们怎么要他们谢呢。可是阿姨觉得她说声“谢谢”，还不足以报答，所以她“故意告诉了两遍”。他们从不理睬。阿姨叹气说，“真是一对白xx”。（我不重复全句。阿姨还健在，可以问她。）
锺书下放干校以后，我下放干校前夕，女婿得一因“五-一六”案【注】含冤自杀。这件事，我打算等我自己下干校后，亲自一点一点告诉锺书，免得他经受不起。当时吴世昌先生和锺书同在干校，而他的夫人严伯升和钱瑗是同事。我怕消息走漏，求严伯升帮助我们保密，她非常同情。革命女子想必知道了我们隐瞒。我下干校后，钱瑗一人在家里，她在厨房里当面质问：“你爱人‘下干校’啦？怎不回来探亲呀？”钱瑗说：“他已经去世了。”随后，钱瑗听到他们屋里哈哈大笑。这是我们事后才知道的。原来男沙子是整“五-一六”而为“革命”立功的人。
1972年３月，我们夫妇由干校回家。7月间，我们学部下放干校的全体人员也都回北京了。他们回北京后，仍天天开会、“学习”。“老先生们”（多数是以前的“牛鬼蛇神”）只在家“学习”，有时到所里开会。锺书开始写他的《管锥编》，我翻译《堂-吉诃德》，钱瑗在北师大教学，天天早出晚归。这时，我们和文学所、外文所的许多革命群众，因相处多时，已经是很亲善的“不战之友”了。可是掺入了我家的革命男女，好像还在“继续革命”、“不断革命”。我们的忍耐再忍耐，似是尚未“触及灵魂”。我女婿得一的自杀，是我家的一款大罪。知罪隐瞒，罪加一等。革命男女经常选中这个伤处，来触及我们的灵魂。例如男女佯作夫妻相骂介，女的大叫：“我要上吊了！”有一天（该是星期日），军宣队领导余震同志带着另一位较年轻的部队领导到我家访问。革命女子不知是告状呢还是示威，莺声历历地在门外骂“五-一六的臭寡妇！”钱瑗听了只悄悄转过身，不让别人看见她的脸。余震同志对这句骂深不以为然。他表示了他的不同意。我不记得他怎么说的，笔记本子记了又记。这两位同志想必还健在呢，也许他们记得。
１2月2日是星期日，大家的休沐日。我家请一个钟点工小陈来洗衣服。革命女子也要她洗，并且定要先为她洗。钱瑗说，小陈是我家约来的。革命女子扬着脸对钱瑗说：“你不是好人！”随手就打她一耳光。我出于母亲的本能，不自量力，立即冲上去还手。钱瑗是看惯红卫兵行径的，不愿妈妈效尤，拉着我说：“妈妈，别----”可是她拽不动我，就急忙由大门出去了。（她是去找居委会主任的，当时我没有理会。）锺书这时在套屋的窗下看书，我记不清外间的门是开着还是关着，反正他不知道过道里发生的事。这时两个革命男女抓住我的肩膀和衣领，把我按下地又提起来，又摔下，又提起，又摔下。小陈当时在场。她向别人说，那女人要挖我的眼睛。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根据，革命女子没有挖我的眼睛，我只感到有手指在我脸上爬。我给跌摔得晕头晕脑，自知力弱不胜，就捉住嘴边的一个指头，按入口内，咬一口，然后知道那东西相当硬，我咬不动就松口放走了。我记不清自己给跌摔了多少次。
打人，踹人，以至咬人，都是不光彩的事，都是我们决不愿意做的事，而我们都做了---我们做了不愿回味的事。 我有一架晾手绢、袜子的小木架子，站在过道的靠墙处。我的身体在革命男女的操纵下，把那木架子上的五根横棍全撞碎了，架子倒地有声。锺书该是听到木架倒地才出来的。我自己也奇怪，我怎么没叫喊一声。 我没看见他出来，只记得他举起木架子侧面的木板（相当厚的木板），对革命男子劈头就打。幸亏对方及时举臂招架，板子只落在胳臂肘上。如打中要害，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我记得革命女子回她房间去取一支大粗手杖交给革命男子。我忙也到自己家门口拿出一支细藤手杖，但出门就被革命女子劈手夺去，好像是我特地拿来奉送的。我一看情势不妙，拉了锺书回房，关上门，锁上锁。
这里我该补上当时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以及遗漏的细节。
（一）革命男子虽然拿着一支粗手杖，他并未动用。他是不愿打呢，还是没决定打呢，还是我们逃得快，他来不及打呢，我就不知道了。他如要动用手杖，很容易，因为他个子高（男女俩都个子高），年纪轻，对方只是个瘦弱老人。可是他并没有动用手杖。这一点，我该实说。我却是挨自己的藤杖抽了几下，身上留下了几道青紫痕，心上意识到女的比男的手快心辣。
（二）革命男子气呼呼地指着自己的袍儿叫我看。他穿的是一件栗色绸子的袍儿，前面许多大脚印，横横斜斜的，一脚一脚从膝部直踹到肚皮上。他又提着自己的衣领叫我看。显然有人一把揪住他衣服的领口，抬脚踹他，把领口的纽襻都扯松了。这一脚一脚的尘土印，分明是男皮鞋的鞋底印。屋子里没有第三个男人，他本人不可能自己踹自己的肚皮。我很快地思维一过，忙用手把他袍儿上的鞋底印掸掉了。鞋底印怎么上去的，我确实没有看见，该是在举起木板之前吧？我掸掉鞋底印，该是在木板劈头之后，因为我当时有抱歉之意，同时也要销灭罪证。记忆里，一个个印象很鲜明，却是记不清次序，因为我给跌摔得糊涂了，而有些事我确实没有看见。我只把记忆深刻的印象一一记下，不去追忆细节的次序，免得追忆中产生错误。反正我的推断只是我的推断。
锺书感叹说，和什么等人住一起，就会堕落到同一水平。
（三）我咬破了女沙子的手指。她翘起伤指，到处告状诉苦。有一位听到她诉苦的大妈对我发表意见：“手指在你自己身上呀，怎么跑到她嘴里去了呢？” 我锁上了门，两人站在门内，革命男女在门外用不知什么东西狠狠打门，打得砰砰响。门是三夹板制成的，有打破的危险。恰好钱瑗带着居委会主任刘大妈来了，她们看见革命男女各拿粗木棍打门（木棍是我家的墩布把儿），有一条木棍已打成两段。我们开了门，刘大妈进来问明究竟，然后又到革命男女家去问明究竟，并批评了他们，她就走了。
锺书余怒未息。我说，“幸亏我身体轻，没伤筋动骨，算了。”锺书用手一抹说：“这事不再说了！”他感叹说，和什么等人住一起，就会堕落到同一水平。我很明白，他这回的行为，不是出自本心，而是身不由己，正和我冲上去还手一样。打人，踹人，以至咬人，都是不光彩的事，都是我们决不愿意做的事，而我们都做了---我们做了不愿回味的事。这件事，尽管我们在别人问起时，不免要说个大略，我们私下里确是绝口不再谈论或讲究。因为我们三人彼此间都很知心。
但是毕竟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我们不能不向领导汇报。文学所的副所长唐棣华同志住在本楼，我们就向她汇报了一个大略----主要是我汇报，因为锺书所知，不如我周全。唐棣华同志不便介入，只示意我们还该向其他领导汇报。我们一处处汇报，才知道革命男女早已各处都告过状了，而且满处宣传：“地主打了贫农”。他们还到医院验伤，医院为革命男子开了一张验伤证明单。革命男子胳臂上有一块青紫，他揎起衣袖时，我偶曾见过一眼。 以后几天，我们两人勉强还继续自己的工作，但保护我们的只有一扇门了。
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虽然被打入“牛鬼蛇神”阵营，我们心里很安定，因为从未觉得革命群众是敌人，我们和他们只是处境不同而已。这番才第一次有恐怖感，觉得自己容身无地，落在不知什么人手里了。晚间听到革命男女窃窃嘻笑，就懔然畏惧。我们听到传言，他们说，这次便宜了我们，下星期日要下毒手，着实打我们一顿。
星期日到了。我乘他们还未起床，早早做了早餐，涮洗了锅碗。以后就没敢再进厨房，因为革命男女老在那儿出出进进。我想上厕所，开门张望几次，总不得机会。一次看见那女人叉着腰坐在浴盆边上，如有所待。我就轻轻掩上门，耐心再等等。10点了，10点10分，---20分，----30分，----40分，我们什么时候能做饭呀？我准备等到他们吃饭，或等到他们睡觉。
钱瑗忽然说：“咱们逃走吧。” 逃走？逃哪儿去？有路可逃，还不逃吗！ 钱瑗说，她在北师大宿舍有个铺位，午后可以躺会儿休息，房间朝北，天气冷，目前没人住，屋里有三只双层床。我们立即决定逃走。我们收拾了几件必不可少的东西，每人拿一二小件。我们商量好如何逃跑，伺机行事。将近十一点，那女人大概是等得不耐烦了，我们忽由窗里看见她骑车走了。我们轻轻开个门缝看看，过道里没人，男的在房间里呢。我们只需逃出大门就不怕，因为在这扇大门以内，我们有理说不清；大门以外，邻家有人，有目共睹，我们不用怕。钱瑗打先锋，她轻轻地开了我们屋子的门，轻而快地过去开了大门，锺书紧跟在后，我殿后。我们房间的锁很复杂，得向左转，又向右转。我也轻快地锁上了门。三人紧贴着溜出大门，我轻轻把大门关上，然后三人一连串走下楼梯，一同喘了一口大气，我们逃出来了！
我们先到附近朋友家去休息一下，吃几口饭，向我们的领导同志们请得准许----这不很容易，不过我们还是得到了准许才逃走的。这是在197３年１2月9日。我们过了３年流亡生活，1977年2月搬入三里河新居。流亡的生活当然艰苦，可是我们不必担惊受怕了。
锺书不愿再提的事，我始终没有向他再提过，可是从“掺沙子”到流亡的那番往事，毕竟是我一生难忘的亲身经历，也是应该让大家知道的一段历史。别人的传说，都不详、不尽、不实。我应该在自己有生之年，把这段往事公之于众，我说的话可有我负责。
（杨绛先生特意惠赐本报发表）
【注】五-一六案：五-一六指文化大革命中北京的一个名为“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小组织。他们借19 67年5月在报刊上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的机会，以贯彻这个《通知》为由，建立秘密组织，进行秘密活动，散发、张贴攻击周恩来总理的传单，当时被视为反动组织，后来很快就被清查出来，为首分子被公安机关逮捕，问题基本解决。但到1 968年，又成立了以陈伯达为组长的中央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在清查中许多反对林彪、江青一伙的干部、群众，被打成“五-一六”分子，清查运动严重扩大化。
（原载于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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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非被打真相
肖凤
1973年12月7日是一个黑暗的日子。那一天，我的丈夫林非被一根大棒毒打，我自己的手指也被咬得鲜血淋漓。那男人殴打时用力极很，手中的大棒当即断成两截。那时正值隆冬季节，林非身穿棉袄，挡住大棒的右臂还被打肿和打破，鲜血淤积，漆黑一片，让我深感恐惧而又心疼不止。
我连忙领着林非去医院看病，接诊的医生一边替他敷药包扎，一边惊叹打人者的心狠手辣，还开列了诊断的证明书，嘱咐我们好好防备打人者的继续行凶。我搀扶着林非从医院回家，走进大门就瞧见公用的走廊里，堆积着许多霉烂的垃圾――吃剩的鸡骨头、长绿毛的橘子皮、碎布条、碎纸片，而打人和咬人的这对夫妇已经走掉了。第二天，在林非单位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宣队，训斥林非怎么敢跟×××吵架，说是他那声势显赫的同学，当时炙手可热的一位高官将会来干预，威胁说要遣送林非去北大荒继续劳动锻炼，还派人上我教书的学校，找到了主持工作的一位领导，要他来压制我。这位领导是老革命，刚从“牛鬼蛇神”的队伍中解放出来，他在我教书的学校里工作了十几年，对我十分了解，一听就知道他们说的不是真话，就把他们打发走了。
此时，我们刚从河南的五七干校回来不久，与离别了许久的年幼的儿子团聚，日夜都提心吊胆地害怕林非又被赶到更遥远的地方去，觉得他们的用心真是狠毒，却也只好找出家中所有积蓄的零钱，替林非买了一件厚厚的羊皮大衣，好抵御那儿冰天雪地的严寒气候。我整天忧愁地思忖着打人者的阴险，想用这么大的后台来压垮和摧毁我们。林非曾在五七干校患过一场大病，为了护理他的身体，并且减轻他精神上的压力，我打算跟他一起前往，可是儿子又太幼小，不能让稚嫩的生命随同我们去受罪，得保护他很好地长大成人，商量的结果是林非先走，我和儿子等一等再说。幸亏那位当时的高官与我们素不相识，无仇无怨，所以并未听信一面之词，将林非置于死地。
我们好不容易地熬过了十年浩劫的岁月，更何况林非早在肃反运动中就被指责为立场右倾，反右运动中又被指责为犯有平均主义的错误思想，曾在公开的会议上受到过批判，面对着这样坎坷的遭遇，他从“文革”开始后，就只敢采取躲避和逍遥的态度，却还被“造反派”不依不饶地在长篇大字报上称为“漏网右派”，常常处于胆战心惊的恐惧之中。好不容易难熬的岁月终于过去了，有关的处分也都获得了公正的纠正。我们多么想安安静静地度日，高高兴兴地工作，可是咬人者不断地通过口头和文字的谣言，再三地进行人身攻击，现在又在一张报纸上大肆说谎，所以我不得不放下手头的工作，把林非被打的真相公诸于众，相信善良和公正的读者朋友们会作出自己判断的。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68年春天，我怀孕了。我的婆母知道消息后，放下了由她照看的三个外孙，千里迢迢地从上海来到北京，准备迎接将要诞生的婴儿。因为林非是她老人家最小和最疼爱的儿子，所以也十分慈爱地照顾着我。我们三人挤在一间只有十平方米的小屋里，除了能放下一张大床、一张小床和一个书桌之外，几乎就没有空地了。我们躲在狭仄的空间里，却也享受着亲情的温馨。这一年冬天，我的儿子降生，小屋里又增添了一个新人，在拥挤的屋子里洋溢着欢乐的气氛。满屋子都拴上了晾尿布的绳子，上面悬挂着洗过的尿布，竟像是万国旗一样。有一天，一位在林非单位里担任“革委会”主任的文学批评家，骑着自行车来我家看望，竟腾不出一席之地招待他坐下。
当时几代同堂住在一间屋子里，是众多青年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我们还曾经跟另外三对夫妇同住在一个单元里面，和谐地相处得像朋友一般，有的邻居至今依旧相互来往。这位文学批评家跟我们是同代人，心灵很容易相通，看着我们如此窘迫的处境，就动了恻隐之心。当时正值“文革”的“斗批改”阶段，整个单位都调整住房，因此也决定分配两间住房让我们搬家。林非有一位后来大名鼎鼎却又流亡国外的同事，就是跟我们一起搬进这座楼房的。
我原来犹豫着不想搬迁到陌生的地方去，但是当时的处境实在太困难了，一是我的产假只有56天，又正值“清理阶级队伍”期间，绝不允许请假，不满两个月的儿子白天只能交给婆母照料，她老人家已经是将届古稀的高龄，真于心不忍，却又毫无办法，只能晚上下班后自己带着儿子，请老人家休息。二是在全国‘清理阶级队伍“的高潮中间，婆母的女婿也就是我们的姐夫，忽然被诬陷为“叛徒”，隔离审查，不许回家。其实他只是上海一座大型工厂的总工程师，老实巴交，什么问题也没有的。姐姐是小学校长，每天都早出晚归，三个未成年的孩子无人照管，她精神压力又很大，频频来信，述说困难，希望母亲早些南归。三是居委会一个戴红袖章的老”红卫兵“，常常上我们原来的住处敲门，逼迫报了临时户口的婆母离开北京。林非和我又必须天天上班，在这万般无奈的紧急关头，我的女友介绍了一位家住郊区的农村大嫂，与我们见面相识，说是如果聘请她帮助我们照顾小孩，我的婆母就得以回到上海慰藉她受难的女儿，这也许是解决困境的唯一办法。这位善良的农民大嫂提出的唯一条件，就是绝对不能与我们夫妇共居一室，这个要求自然是完全合情合理的，于是我不想搬迁也只得搬迁了。咬人者说我的婆母是为了分配住房才赶来充数的，这纯粹是造谣。我慈祥的婆母已经宁静地安息于九泉底下，不会再遭受到任何精神上的伤害了。
在我们搬迁之后，开始时还相安无事，也曾稍稍地点头和说一两句寒暄的话语。咬人者是很讲究保养自己的，吃鸡蛋只吃丹青而不吃蛋黄，吃西瓜也只吃瓜心而不吃外圈，她要把蛋黄和西瓜的外圈赏给我们，都被我严肃地拒绝了。因为我出生于清高的知识分子家庭，从小接受的家教就是“不受嗟来之食”。
她偶或露面的女婿，听说是北京某著名大学赫赫有名的“造反派”二把手，可是在当时风云突变的“文革”狂潮中，该所大学的“造反派”一把手忽然失宠于“中央文革”的“旗手”，他忍受不了岳母家中种种阴沉和发怒的颜色，竟悬挂在大学校园里一棵老树桠上自杀了。我们本来是丝毫也不知晓的，自己正面临着种种压力，已经感到焦头烂额，身心交瘁，哪有闲暇去过问人家的事情，这还是听到住在旁边单元里一位红学大师的夫人匆匆说起的。
从此以后，咬人者和她的丈夫确实显得有些焦躁，当情绪分外低沉时，就跑进我们的住房，不由分说地抱走我心爱的儿子，放在他们屋子里当作开心取乐的玩具。她根本无视我的人格，无视我作为母亲的存在。在她的心目中，别人都比她低一等甚或是好几等，供她颐指气使地嘲讽和戏弄，包括我幼小的儿子在内，一概都是如此。她这种霸道的态度，和对我儿子的人格的漠视，实在伤透了我的心，使我意气难平。而当我有时跟她的眼光交织在一起时，似乎也感到了她仇恨的心情，后来她丈夫如此凶恶地猛击大棒，更是证明了这一点，看来被殴打和咬噬的命运，从开始时就笼罩于我们的头顶了。
我和林非在几年前奉命去干校时，怕儿子过于幼小，还不适宜去“经风雨，见世面”，只好把儿子托付给那位忠厚和质朴的农村大嫂，并且把两人每个月工资的极大部分都留给了她，她也尽心尽力地带领着我的儿子，跟我儿子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可是我们几年来耗尽了原来就是极为低微的工资，经济情况显得十分拮据，从干校回到北京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能力供养一个保姆了。这位善良的农村大嫂非常理解我们经济上的困难，她也愿意另找一家经济收入比我们高的住户去帮工，于是她就和我们很友好地分手了。
我上班的学校，离家有二十多公里的路程，每天赶公共汽车早出晚归，有时就把儿子带在身边。那时候常常要跟学生一起去郊区农村“开门办学”，只好也带着年幼的儿子，和几个女同学睡在老乡家里的土炕上。又教书，又下地，又带着儿子，回家后真是感到劳累不堪。那时候大家都还没有见过洗衣机，正好院子里有一位帮助人们洗衣服的农村大嫂，大家都称呼她为“余嫂”，我也请余嫂帮助洗衣服。1973年12月7日，适逢我刚从郊区农村返京，就请余嫂替我洗洗从农村带回来的衣服，因为几天之后还得带着儿子下乡，时间很紧张，让余嫂赶快洗起来。可是咬人者故意抬杠，坚持要余嫂先给她洗，她的时间比我充裕得多了，为什么要如此着急，于是就争论起来了。在双方的情绪都很激动的口角中，她忽然伸出双臂要抓住我的脸庞，我长得比她高，赶紧向后仰起头，并且伸出双手挡住她，没想到她竟用自己双手紧紧抓住我右手的食指，飞快地塞进嘴里狠命咬了一口，当时抽出来就鲜血迸流。她这个当作是如此的突然和迅猛，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所以没有来得及躲闪。中国有句老话说，“君子动口不动手”，连大字不识半个更画不成圆圈的阿Q都懂得这个道理，想不到她竟会如此行事。俗话说食指连心，我疼痛得大叫起来，林非从房间里奔了出来，想要解救我。咬人者的丈夫也从他的房间里奔了出来，双手举起一根大木棒，朝着林非就残忍地抡了下来，咬人者自己也承认，如果不是林非赶紧伸手挡住木棒，打中头颅的话，后果将会不堪设想。
咬人者诬称我们将她提起又摔下了不知有多少次，请问我们哪里有这种大力士般的力气？造谣造得实在太荒唐了。而且既然已经跌得晕头晕脑，怎么又能够像她自己不得不承认的咬我的食指呢？打了和咬了人，还要可恶地造谣，真是不知天下有羞耻事。在此次冲突中，我们自始至终都是只动口没动手，咬人者和打人者则是又叫骂又动手。他们的表演和所作所为，让我看清了他们本来的面目。面对着她的造谣生事，我深深地庆幸自己的人格比造谣者要高尚得无可比拟了。
这咬人者确实是造谣、攻击和欺负别人的能手，她曾散布过侮辱一位已故著名哲学家人格的流言，那位学者的女儿（一位著名女作家）就曾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批驳。还有一位外国文学教授由于讲述了在她家里，听说过她丈夫攻击自己老师的一则谣言，她就威逼这位教授写出书面文字，保证从未听说过此事。她还散布过自己丈夫的几位年轻同事，“拿我们的钱不还”，后来连她丈夫都否认这谣言说，“一切以我说的为准”，可见造谣的伎俩是如何的轻率与离奇。
为了澄清咬人者发表的造谣诬陷的文字，我只好放下手里正在撰写的稿子，将二十六年前的那件事实真相写出来公诸于众。我对自己写的文字负责到底。在我的有生之年，只要咬人者再度造谣，作为被咬者的我，一定要再次澄清事实的真相。林非单位里有几位充满正义感的同事，先后打来了电话，要我们必须反驳恶意的谣言。我庆幸自己终于生活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时代，这是新时期给予每个公民的权利，现在已经不是只许咬人者造谣，而不允许被咬者说明事实真相的时代了。我尊敬所有善良和公正的同胞，但是对于一向造谣、攻击和迫害我们的咬人者，是愿意奉陪到底的。
刊载于北京《鲁迅研究月刊》1999年第12期。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当时我们有四个房间。朝南三间，中间是客厅，沿墙放书橱。东边一个套房是锺书的卧房兼书房。西边临阳台的 一间是我的卧房兼书房，锺书的衣物都在我的卧房里，朝北西尽头是我们女儿钱瑗和女婿得一的新房，和我的卧房相对。往东是一间卫生间和一间厨房。厨房就在我家的大门口。从大门进来是一条宽宽的过道，分隔朝南和朝北的房间。我们打算让出西尽头的两间卧房，留下客厅和套间自己住，因为面积略大一些。沙发等大件得卖掉，钢琴只能挤放在什么角落里。我们196 2年8月才搬入这宽敞的新居（原先的宿舍面积很小，不过是一间办公室分隔成数小间），我们增添了家具，7年间累积了许多东西，也加添了人口。这回又紧缩，得狠狠地精简，锺书和我停止了我们的工作，每天得空就忙着清理东西。
老太太说：“叫我来分房子的呀。现在房子分到了，我也可以走了。”这是老太太的话，语气也是她的。第二天她果然走了。据同院的邻居说，老太太从此没有再来过。“迎养母亲”就是这么回事。
没几天，xxx说他家老太太已经到北京了，要我们立即让出房间。他先还宽限几天，但随即改口说，明天就搬进来，我们屋里的东西不必搬走，他家也有用的。按当时的“革命”用语，就是把我们“扫地出门”。经我女婿得一说好说歹，两个革命男女答应宽限两天。
当时霖雨连日，旧货店雨里不上门收货。得一和钱瑗在下雨的间歇里，好不容易把沙发等大件送走。且不提我家的慌张忙乱。革命男女搬入我家，就是邻居了。我从小听父母教导说，“远亲不如近邻”。我们的“近邻”分明是“强邻”。我们既不能“三迁择邻”，睦邻就更有必要。我们想，邻居相争，往往是为些家常琐碎的事，我们气度大些，站得高些，作为近邻而义不容辞的事，我们都做到，这样总可以求个相安吧？所以我在他们搬入那天，一早把他们预先搬入厨房的煤炉子生上火。我自费配制的卧房门和壁橱门的钥匙一式几枚，留着也没有用了，就做个人情，全部点交给革命女子，让她放心使用。傍晚，我和锺书看见停放在楼下的一只小孩子的摇篮，就顺便为他们抬上三楼。革命男女大概以为煤炉子自己会生火，摇篮自己会爬上三楼，或许他们认为我们理该如此，反正他们没有理睬。我们由此更看透他们是何等人。所以直到下干校，我们两家从没有发生过任何争吵。
我和他们老太太同在厨房做饭的时候，就一起说说话。她是南方人，可和我谈家乡话，过了不多几天，她告诉我说：“明天就回家去了。”我很惊诧，还劝她老远来了别就走。她说：“叫我来分房子的呀。现在房子分到了，我也可以走了。”这是老太太的话，语气也是她的。第二天她果然走了。据同院的邻居说，老太太从此没有再来过。“迎养母亲”就是这么回事。
这年的１１月，锺书下放干校。革命男女也先后下干校，家里留一个小孩子，由阿姨带领。我是下一年的7月才下放的。钱瑗没有下干校。我们和他们家阿姨和孩子，相处得很和谐。他们家阿姨如有困难，就和我们谈，例如孩子病了，或孩子长得快，小衣小被都太小了，怎么办等等。我们就帮她想想办法。革命男女同时请事假回京后，阿姨就问我们，“他们谢你们了吗？”我们怎么要他们谢呢。可是阿姨觉得她说声“谢谢”，还不足以报答，所以她“故意告诉了两遍”。他们从不理睬。阿姨叹气说，“真是一对白xx”。（我不重复全句。阿姨还健在，可以问她。）
锺书下放干校以后，我下放干校前夕，女婿得一因“五-一六”案【注】含冤自杀。这件事，我打算等我自己下干校后，亲自一点一点告诉锺书，免得他经受不起。当时吴世昌先生和锺书同在干校，而他的夫人严伯升和钱瑗是同事。我怕消息走漏，求严伯升帮助我们保密，她非常同情。革命女子想必知道了我们隐瞒。我下干校后，钱瑗一人在家里，她在厨房里当面质问：“你爱人‘下干校’啦？怎不回来探亲呀？”钱瑗说：“他已经去世了。”随后，钱瑗听到他们屋里哈哈大笑。这是我们事后才知道的。原来男沙子是整“五-一六”而为“革命”立功的人。
1972年３月，我们夫妇由干校回家。7月间，我们学部下放干校的全体人员也都回北京了。他们回北京后，仍天天开会、“学习”。“老先生们”（多数是以前的“牛鬼蛇神”）只在家“学习”，有时到所里开会。锺书开始写他的《管锥编》，我翻译《堂-吉诃德》，钱瑗在北师大教学，天天早出晚归。这时，我们和文学所、外文所的许多革命群众，因相处多时，已经是很亲善的“不战之友”了。可是掺入了我家的革命男女，好像还在“继续革命”、“不断革命”。我们的忍耐再忍耐，似是尚未“触及灵魂”。我女婿得一的自杀，是我家的一款大罪。知罪隐瞒，罪加一等。革命男女经常选中这个伤处，来触及我们的灵魂。例如男女佯作夫妻相骂介，女的大叫：“我要上吊了！”有一天（该是星期日），军宣队领导余震同志带着另一位较年轻的部队领导到我家访问。革命女子不知是告状呢还是示威，莺声历历地在门外骂“五-一六的臭寡妇！”钱瑗听了只悄悄转过身，不让别人看见她的脸。余震同志对这句骂深不以为然。他表示了他的不同意。我不记得他怎么说的，笔记本子记了又记。这两位同志想必还健在呢，也许他们记得。
１2月2日是星期日，大家的休沐日。我家请一个钟点工小陈来洗衣服。革命女子也要她洗，并且定要先为她洗。钱瑗说，小陈是我家约来的。革命女子扬着脸对钱瑗说：“你不是好人！”随手就打她一耳光。我出于母亲的本能，不自量力，立即冲上去还手。钱瑗是看惯红卫兵行径的，不愿妈妈效尤，拉着我说：“妈妈，别----”可是她拽不动我，就急忙由大门出去了。（她是去找居委会主任的，当时我没有理会。）锺书这时在套屋的窗下看书，我记不清外间的门是开着还是关着，反正他不知道过道里发生的事。这时两个革命男女抓住我的肩膀和衣领，把我按下地又提起来，又摔下，又提起，又摔下。小陈当时在场。她向别人说，那女人要挖我的眼睛。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根据，革命女子没有挖我的眼睛，我只感到有手指在我脸上爬。我给跌摔得晕头晕脑，自知力弱不胜，就捉住嘴边的一个指头，按入口内，咬一口，然后知道那东西相当硬，我咬不动就松口放走了。我记不清自己给跌摔了多少次。
打人，踹人，以至咬人，都是不光彩的事，都是我们决不愿意做的事，而我们都做了---我们做了不愿回味的事。 我有一架晾手绢、袜子的小木架子，站在过道的靠墙处。我的身体在革命男女的操纵下，把那木架子上的五根横棍全撞碎了，架子倒地有声。锺书该是听到木架倒地才出来的。我自己也奇怪，我怎么没叫喊一声。 我没看见他出来，只记得他举起木架子侧面的木板（相当厚的木板），对革命男子劈头就打。幸亏对方及时举臂招架，板子只落在胳臂肘上。如打中要害，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我记得革命女子回她房间去取一支大粗手杖交给革命男子。我忙也到自己家门口拿出一支细藤手杖，但出门就被革命女子劈手夺去，好像是我特地拿来奉送的。我一看情势不妙，拉了锺书回房，关上门，锁上锁。
这里我该补上当时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以及遗漏的细节。
（一）革命男子虽然拿着一支粗手杖，他并未动用。他是不愿打呢，还是没决定打呢，还是我们逃得快，他来不及打呢，我就不知道了。他如要动用手杖，很容易，因为他个子高（男女俩都个子高），年纪轻，对方只是个瘦弱老人。可是他并没有动用手杖。这一点，我该实说。我却是挨自己的藤杖抽了几下，身上留下了几道青紫痕，心上意识到女的比男的手快心辣。
（二）革命男子气呼呼地指着自己的袍儿叫我看。他穿的是一件栗色绸子的袍儿，前面许多大脚印，横横斜斜的，一脚一脚从膝部直踹到肚皮上。他又提着自己的衣领叫我看。显然有人一把揪住他衣服的领口，抬脚踹他，把领口的纽襻都扯松了。这一脚一脚的尘土印，分明是男皮鞋的鞋底印。屋子里没有第三个男人，他本人不可能自己踹自己的肚皮。我很快地思维一过，忙用手把他袍儿上的鞋底印掸掉了。鞋底印怎么上去的，我确实没有看见，该是在举起木板之前吧？我掸掉鞋底印，该是在木板劈头之后，因为我当时有抱歉之意，同时也要销灭罪证。记忆里，一个个印象很鲜明，却是记不清次序，因为我给跌摔得糊涂了，而有些事我确实没有看见。我只把记忆深刻的印象一一记下，不去追忆细节的次序，免得追忆中产生错误。反正我的推断只是我的推断。
锺书感叹说，和什么等人住一起，就会堕落到同一水平。
（三）我咬破了女沙子的手指。她翘起伤指，到处告状诉苦。有一位听到她诉苦的大妈对我发表意见：“手指在你自己身上呀，怎么跑到她嘴里去了呢？” 我锁上了门，两人站在门内，革命男女在门外用不知什么东西狠狠打门，打得砰砰响。门是三夹板制成的，有打破的危险。恰好钱瑗带着居委会主任刘大妈来了，她们看见革命男女各拿粗木棍打门（木棍是我家的墩布把儿），有一条木棍已打成两段。我们开了门，刘大妈进来问明究竟，然后又到革命男女家去问明究竟，并批评了他们，她就走了。
锺书余怒未息。我说，“幸亏我身体轻，没伤筋动骨，算了。”锺书用手一抹说：“这事不再说了！”他感叹说，和什么等人住一起，就会堕落到同一水平。我很明白，他这回的行为，不是出自本心，而是身不由己，正和我冲上去还手一样。打人，踹人，以至咬人，都是不光彩的事，都是我们决不愿意做的事，而我们都做了---我们做了不愿回味的事。这件事，尽管我们在别人问起时，不免要说个大略，我们私下里确是绝口不再谈论或讲究。因为我们三人彼此间都很知心。
但是毕竟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我们不能不向领导汇报。文学所的副所长唐棣华同志住在本楼，我们就向她汇报了一个大略----主要是我汇报，因为锺书所知，不如我周全。唐棣华同志不便介入，只示意我们还该向其他领导汇报。我们一处处汇报，才知道革命男女早已各处都告过状了，而且满处宣传：“地主打了贫农”。他们还到医院验伤，医院为革命男子开了一张验伤证明单。革命男子胳臂上有一块青紫，他揎起衣袖时，我偶曾见过一眼。 以后几天，我们两人勉强还继续自己的工作，但保护我们的只有一扇门了。
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虽然被打入“牛鬼蛇神”阵营，我们心里很安定，因为从未觉得革命群众是敌人，我们和他们只是处境不同而已。这番才第一次有恐怖感，觉得自己容身无地，落在不知什么人手里了。晚间听到革命男女窃窃嘻笑，就懔然畏惧。我们听到传言，他们说，这次便宜了我们，下星期日要下毒手，着实打我们一顿。
星期日到了。我乘他们还未起床，早早做了早餐，涮洗了锅碗。以后就没敢再进厨房，因为革命男女老在那儿出出进进。我想上厕所，开门张望几次，总不得机会。一次看见那女人叉着腰坐在浴盆边上，如有所待。我就轻轻掩上门，耐心再等等。10点了，10点10分，---20分，----30分，----40分，我们什么时候能做饭呀？我准备等到他们吃饭，或等到他们睡觉。
钱瑗忽然说：“咱们逃走吧。” 逃走？逃哪儿去？有路可逃，还不逃吗！ 钱瑗说，她在北师大宿舍有个铺位，午后可以躺会儿休息，房间朝北，天气冷，目前没人住，屋里有三只双层床。我们立即决定逃走。我们收拾了几件必不可少的东西，每人拿一二小件。我们商量好如何逃跑，伺机行事。将近十一点，那女人大概是等得不耐烦了，我们忽由窗里看见她骑车走了。我们轻轻开个门缝看看，过道里没人，男的在房间里呢。我们只需逃出大门就不怕，因为在这扇大门以内，我们有理说不清；大门以外，邻家有人，有目共睹，我们不用怕。钱瑗打先锋，她轻轻地开了我们屋子的门，轻而快地过去开了大门，锺书紧跟在后，我殿后。我们房间的锁很复杂，得向左转，又向右转。我也轻快地锁上了门。三人紧贴着溜出大门，我轻轻把大门关上，然后三人一连串走下楼梯，一同喘了一口大气，我们逃出来了！
我们先到附近朋友家去休息一下，吃几口饭，向我们的领导同志们请得准许----这不很容易，不过我们还是得到了准许才逃走的。这是在197３年１2月9日。我们过了３年流亡生活，1977年2月搬入三里河新居。流亡的生活当然艰苦，可是我们不必担惊受怕了。
锺书不愿再提的事，我始终没有向他再提过，可是从“掺沙子”到流亡的那番往事，毕竟是我一生难忘的亲身经历，也是应该让大家知道的一段历史。别人的传说，都不详、不尽、不实。我应该在自己有生之年，把这段往事公之于众，我说的话可有我负责。
（杨绛先生特意惠赐本报发表）
【注】五-一六案：五-一六指文化大革命中北京的一个名为“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小组织。他们借19 67年5月在报刊上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的机会，以贯彻这个《通知》为由，建立秘密组织，进行秘密活动，散发、张贴攻击周恩来总理的传单，当时被视为反动组织，后来很快就被清查出来，为首分子被公安机关逮捕，问题基本解决。但到1 968年，又成立了以陈伯达为组长的中央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在清查中许多反对林彪、江青一伙的干部、群众，被打成“五-一六”分子，清查运动严重扩大化。
（原载于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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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非被打真相
肖凤
1973年12月7日是一个黑暗的日子。那一天，我的丈夫林非被一根大棒毒打，我自己的手指也被咬得鲜血淋漓。那男人殴打时用力极很，手中的大棒当即断成两截。那时正值隆冬季节，林非身穿棉袄，挡住大棒的右臂还被打肿和打破，鲜血淤积，漆黑一片，让我深感恐惧而又心疼不止。
我连忙领着林非去医院看病，接诊的医生一边替他敷药包扎，一边惊叹打人者的心狠手辣，还开列了诊断的证明书，嘱咐我们好好防备打人者的继续行凶。我搀扶着林非从医院回家，走进大门就瞧见公用的走廊里，堆积着许多霉烂的垃圾――吃剩的鸡骨头、长绿毛的橘子皮、碎布条、碎纸片，而打人和咬人的这对夫妇已经走掉了。第二天，在林非单位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宣队，训斥林非怎么敢跟×××吵架，说是他那声势显赫的同学，当时炙手可热的一位高官将会来干预，威胁说要遣送林非去北大荒继续劳动锻炼，还派人上我教书的学校，找到了主持工作的一位领导，要他来压制我。这位领导是老革命，刚从“牛鬼蛇神”的队伍中解放出来，他在我教书的学校里工作了十几年，对我十分了解，一听就知道他们说的不是真话，就把他们打发走了。
此时，我们刚从河南的五七干校回来不久，与离别了许久的年幼的儿子团聚，日夜都提心吊胆地害怕林非又被赶到更遥远的地方去，觉得他们的用心真是狠毒，却也只好找出家中所有积蓄的零钱，替林非买了一件厚厚的羊皮大衣，好抵御那儿冰天雪地的严寒气候。我整天忧愁地思忖着打人者的阴险，想用这么大的后台来压垮和摧毁我们。林非曾在五七干校患过一场大病，为了护理他的身体，并且减轻他精神上的压力，我打算跟他一起前往，可是儿子又太幼小，不能让稚嫩的生命随同我们去受罪，得保护他很好地长大成人，商量的结果是林非先走，我和儿子等一等再说。幸亏那位当时的高官与我们素不相识，无仇无怨，所以并未听信一面之词，将林非置于死地。
我们好不容易地熬过了十年浩劫的岁月，更何况林非早在肃反运动中就被指责为立场右倾，反右运动中又被指责为犯有平均主义的错误思想，曾在公开的会议上受到过批判，面对着这样坎坷的遭遇，他从“文革”开始后，就只敢采取躲避和逍遥的态度，却还被“造反派”不依不饶地在长篇大字报上称为“漏网右派”，常常处于胆战心惊的恐惧之中。好不容易难熬的岁月终于过去了，有关的处分也都获得了公正的纠正。我们多么想安安静静地度日，高高兴兴地工作，可是咬人者不断地通过口头和文字的谣言，再三地进行人身攻击，现在又在一张报纸上大肆说谎，所以我不得不放下手头的工作，把林非被打的真相公诸于众，相信善良和公正的读者朋友们会作出自己判断的。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68年春天，我怀孕了。我的婆母知道消息后，放下了由她照看的三个外孙，千里迢迢地从上海来到北京，准备迎接将要诞生的婴儿。因为林非是她老人家最小和最疼爱的儿子，所以也十分慈爱地照顾着我。我们三人挤在一间只有十平方米的小屋里，除了能放下一张大床、一张小床和一个书桌之外，几乎就没有空地了。我们躲在狭仄的空间里，却也享受着亲情的温馨。这一年冬天，我的儿子降生，小屋里又增添了一个新人，在拥挤的屋子里洋溢着欢乐的气氛。满屋子都拴上了晾尿布的绳子，上面悬挂着洗过的尿布，竟像是万国旗一样。有一天，一位在林非单位里担任“革委会”主任的文学批评家，骑着自行车来我家看望，竟腾不出一席之地招待他坐下。
当时几代同堂住在一间屋子里，是众多青年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我们还曾经跟另外三对夫妇同住在一个单元里面，和谐地相处得像朋友一般，有的邻居至今依旧相互来往。这位文学批评家跟我们是同代人，心灵很容易相通，看着我们如此窘迫的处境，就动了恻隐之心。当时正值“文革”的“斗批改”阶段，整个单位都调整住房，因此也决定分配两间住房让我们搬家。林非有一位后来大名鼎鼎却又流亡国外的同事，就是跟我们一起搬进这座楼房的。
我原来犹豫着不想搬迁到陌生的地方去，但是当时的处境实在太困难了，一是我的产假只有56天，又正值“清理阶级队伍”期间，绝不允许请假，不满两个月的儿子白天只能交给婆母照料，她老人家已经是将届古稀的高龄，真于心不忍，却又毫无办法，只能晚上下班后自己带着儿子，请老人家休息。二是在全国‘清理阶级队伍“的高潮中间，婆母的女婿也就是我们的姐夫，忽然被诬陷为“叛徒”，隔离审查，不许回家。其实他只是上海一座大型工厂的总工程师，老实巴交，什么问题也没有的。姐姐是小学校长，每天都早出晚归，三个未成年的孩子无人照管，她精神压力又很大，频频来信，述说困难，希望母亲早些南归。三是居委会一个戴红袖章的老”红卫兵“，常常上我们原来的住处敲门，逼迫报了临时户口的婆母离开北京。林非和我又必须天天上班，在这万般无奈的紧急关头，我的女友介绍了一位家住郊区的农村大嫂，与我们见面相识，说是如果聘请她帮助我们照顾小孩，我的婆母就得以回到上海慰藉她受难的女儿，这也许是解决困境的唯一办法。这位善良的农民大嫂提出的唯一条件，就是绝对不能与我们夫妇共居一室，这个要求自然是完全合情合理的，于是我不想搬迁也只得搬迁了。咬人者说我的婆母是为了分配住房才赶来充数的，这纯粹是造谣。我慈祥的婆母已经宁静地安息于九泉底下，不会再遭受到任何精神上的伤害了。
在我们搬迁之后，开始时还相安无事，也曾稍稍地点头和说一两句寒暄的话语。咬人者是很讲究保养自己的，吃鸡蛋只吃丹青而不吃蛋黄，吃西瓜也只吃瓜心而不吃外圈，她要把蛋黄和西瓜的外圈赏给我们，都被我严肃地拒绝了。因为我出生于清高的知识分子家庭，从小接受的家教就是“不受嗟来之食”。
她偶或露面的女婿，听说是北京某著名大学赫赫有名的“造反派”二把手，可是在当时风云突变的“文革”狂潮中，该所大学的“造反派”一把手忽然失宠于“中央文革”的“旗手”，他忍受不了岳母家中种种阴沉和发怒的颜色，竟悬挂在大学校园里一棵老树桠上自杀了。我们本来是丝毫也不知晓的，自己正面临着种种压力，已经感到焦头烂额，身心交瘁，哪有闲暇去过问人家的事情，这还是听到住在旁边单元里一位红学大师的夫人匆匆说起的。
从此以后，咬人者和她的丈夫确实显得有些焦躁，当情绪分外低沉时，就跑进我们的住房，不由分说地抱走我心爱的儿子，放在他们屋子里当作开心取乐的玩具。她根本无视我的人格，无视我作为母亲的存在。在她的心目中，别人都比她低一等甚或是好几等，供她颐指气使地嘲讽和戏弄，包括我幼小的儿子在内，一概都是如此。她这种霸道的态度，和对我儿子的人格的漠视，实在伤透了我的心，使我意气难平。而当我有时跟她的眼光交织在一起时，似乎也感到了她仇恨的心情，后来她丈夫如此凶恶地猛击大棒，更是证明了这一点，看来被殴打和咬噬的命运，从开始时就笼罩于我们的头顶了。
我和林非在几年前奉命去干校时，怕儿子过于幼小，还不适宜去“经风雨，见世面”，只好把儿子托付给那位忠厚和质朴的农村大嫂，并且把两人每个月工资的极大部分都留给了她，她也尽心尽力地带领着我的儿子，跟我儿子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可是我们几年来耗尽了原来就是极为低微的工资，经济情况显得十分拮据，从干校回到北京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能力供养一个保姆了。这位善良的农村大嫂非常理解我们经济上的困难，她也愿意另找一家经济收入比我们高的住户去帮工，于是她就和我们很友好地分手了。
我上班的学校，离家有二十多公里的路程，每天赶公共汽车早出晚归，有时就把儿子带在身边。那时候常常要跟学生一起去郊区农村“开门办学”，只好也带着年幼的儿子，和几个女同学睡在老乡家里的土炕上。又教书，又下地，又带着儿子，回家后真是感到劳累不堪。那时候大家都还没有见过洗衣机，正好院子里有一位帮助人们洗衣服的农村大嫂，大家都称呼她为“余嫂”，我也请余嫂帮助洗衣服。1973年12月7日，适逢我刚从郊区农村返京，就请余嫂替我洗洗从农村带回来的衣服，因为几天之后还得带着儿子下乡，时间很紧张，让余嫂赶快洗起来。可是咬人者故意抬杠，坚持要余嫂先给她洗，她的时间比我充裕得多了，为什么要如此着急，于是就争论起来了。在双方的情绪都很激动的口角中，她忽然伸出双臂要抓住我的脸庞，我长得比她高，赶紧向后仰起头，并且伸出双手挡住她，没想到她竟用自己双手紧紧抓住我右手的食指，飞快地塞进嘴里狠命咬了一口，当时抽出来就鲜血迸流。她这个当作是如此的突然和迅猛，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所以没有来得及躲闪。中国有句老话说，“君子动口不动手”，连大字不识半个更画不成圆圈的阿Q都懂得这个道理，想不到她竟会如此行事。俗话说食指连心，我疼痛得大叫起来，林非从房间里奔了出来，想要解救我。咬人者的丈夫也从他的房间里奔了出来，双手举起一根大木棒，朝着林非就残忍地抡了下来，咬人者自己也承认，如果不是林非赶紧伸手挡住木棒，打中头颅的话，后果将会不堪设想。
咬人者诬称我们将她提起又摔下了不知有多少次，请问我们哪里有这种大力士般的力气？造谣造得实在太荒唐了。而且既然已经跌得晕头晕脑，怎么又能够像她自己不得不承认的咬我的食指呢？打了和咬了人，还要可恶地造谣，真是不知天下有羞耻事。在此次冲突中，我们自始至终都是只动口没动手，咬人者和打人者则是又叫骂又动手。他们的表演和所作所为，让我看清了他们本来的面目。面对着她的造谣生事，我深深地庆幸自己的人格比造谣者要高尚得无可比拟了。
这咬人者确实是造谣、攻击和欺负别人的能手，她曾散布过侮辱一位已故著名哲学家人格的流言，那位学者的女儿（一位著名女作家）就曾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批驳。还有一位外国文学教授由于讲述了在她家里，听说过她丈夫攻击自己老师的一则谣言，她就威逼这位教授写出书面文字，保证从未听说过此事。她还散布过自己丈夫的几位年轻同事，“拿我们的钱不还”，后来连她丈夫都否认这谣言说，“一切以我说的为准”，可见造谣的伎俩是如何的轻率与离奇。
为了澄清咬人者发表的造谣诬陷的文字，我只好放下手里正在撰写的稿子，将二十六年前的那件事实真相写出来公诸于众。我对自己写的文字负责到底。在我的有生之年，只要咬人者再度造谣，作为被咬者的我，一定要再次澄清事实的真相。林非单位里有几位充满正义感的同事，先后打来了电话，要我们必须反驳恶意的谣言。我庆幸自己终于生活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时代，这是新时期给予每个公民的权利，现在已经不是只许咬人者造谣，而不允许被咬者说明事实真相的时代了。我尊敬所有善良和公正的同胞，但是对于一向造谣、攻击和迫害我们的咬人者，是愿意奉陪到底的。
刊载于北京《鲁迅研究月刊》1999年第12期。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