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
韦敏
发表时间：2003-07-11 20:14:46
2003年3月，我再次短暂地回到中国。
事先我为自己此行找了很多的理由。
当我背着轻薄的行囊踏上归途的时候，才发现，回家是最不需要理由的。
但是，到底哪里是我的家呢？武汉？北京？还是其他一个我呆得比较久和比较习惯的城市？或者是一个有着我的寄托和归宿的地方？现在填写各种表格的时候，已经不问籍贯了，说的是出生地；不讲民族了，说的是国籍；——所以，我在向澳大利亚海关提交的出境单上填写的常住地址是布里斯班的一条雅静的小街的名字。它应该算是我的家了吧？在这个离中国有十多个小时飞行时间的海滨城市里，有我的父母和妹妹、以及他们的事业，有我的儿子、和他热爱的玩具，有我的房子、和我自己挑选的家具；有我的车、和我开车时倒背如流的每条街名••••••有时候一觉醒来真的很恍惚，窗外吹来的清风让我需要重新确认一下我的立身之地。因为，这样和煦的阳光和这样舒适的床榻，小时候我在武汉的家中享受过，在大学里偷来的一次懒觉中遇见过，在巴黎的租屋中领教过，在和自己喜欢的人缠绵之后醒来的时候，沉迷过••••••
我的儿子在一岁多的时候就曾经教会我，什么叫做家。那时候，我已经和他的父亲分开了。我独自在北京工作，儿子在武汉和我的父母一起。当我在周末回武汉看他的时候，他含着眼泪跟我说：“妈妈，你别再一个人走了。我就要和你在一起——妈妈就是我的家。”
他以我为家。
那我呢？
儿子冰雪聪明，他在三岁的时候写了一首小诗，他说：“树是虫子的家，天空是小鸟的家，水是乌龟的家，壳子是蜗牛的家。”我追问他，那你的家呢？他想都不想就脱口而出一连串的英文——那是我怕他万一走丢、不断跟他强化、让他可以这样跟警察说的一个地址——就是我们现在在澳洲的住处。儿子刚随我到澳洲的时候，英文说得还不好，这个地址被我写在一个小卡片上面，每天给他换衣服都一定记得要给他拴在衣服的某一个有链褡的地方。
——没有根的人在漂泊的时候好像每一个去处都是家的指引。
我这次回中国的时候，海外蔓延的是关于SARS的种种传闻，俨然中国已经是一个巨大的疫区，甚至评说北京是个“死城”。有朋友知道我要回中国的时候开玩笑说，你发烧了、还是想发烧啊？干嘛这个时候回去呀？
我说，我想念中国了。
朋友又说，你没有看到网上说的中国的情况啊？给自己多留几天的生命好不好啊？你找死啊？
我说，死哪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我其实是想念一种空气，一种我浸染了30年的空气。空气里有我的成长和我的梦想。不管我走得有多远，有一个梦总是牵系在这个土地的——哪怕这个土地被人称做是“疫区”，哪怕这个空气里掺杂有SARS。
朋友说，如果你这么想念一个土地，那么这个土地上一定有你喜欢的人吧。
我不置可否地摇摇头。
但是，在心里，我把一些人的一些个名字再一次排列了出来。这些名字都捆绑在那片我想念的土地上。他们没有能够留下我，而我也带不走他们的爱。有些事情就那么永远地被淹没在那片空气中了。在我经常性的自虐式的反刍之后，我想呼吸那些空气，也想祭奠另外的一些空气。
世间有一种人，他生活在离我们很远的地方，但他又永远搁在我们的心里。一个闪神，可能就会许多年。我们漫不经心，我们鸡零狗碎，我们玩世不恭，我们在世界上某一个他们找得到或者找不到的空间里,过着自己的日子，有意或者无意地把他搁在一个专门的角落里，仿佛因了他的遥远他就决然不会和我们一样漫不经心、鸡零狗碎、或者玩世不恭。他的思想，他的容貌，他的悲喜，他的社交，包括他的词汇量，永远都停留在我们为他定格的一个年岁上。我会视他为一个被我书写的名字。而一切的名字，自然不会老去，自然不会变质。他被我们经年累月地打造成一个不朽的想念中的不朽的名字••••••然后，静等再许多年之后，他真的走了，就象一个人摔门而去，再也不会掉头回来。那时我们会悲痛，因为我们永远再见不到他了。其实，我们在这许多年间何尝又有机会或者找机会见见他呢？
那些名字呀——
爱是好东西。
旧事里有爱情，也有叫着那些名字的男人的影子。
多年前的一个夏夜，和某个人在北京火车站散步的时候忽然就想远行了，于是他就带着我坐在了一辆夜行的列车上。上了车以后才想到我们不知道究竟要到哪里去。车厢里寥寥几人，夜凉如水，窗外黑暗无际无边，偶尔有几盏昏黄灯光，天地孤寂苍茫。记得那时候车厢里的广播里里回响着一首老歌：“我们拥抱着就能取暖，我们依偎着就能生存，哪怕在茫茫人海中，就要沉沦••••••”
那一刻以为即使是沉沦也一定会和他在一起的。
那一刻坚信只要相守便不会有沉沦。
——遗憾的是都成为旧事了。
只是，谁伤过你的心？灰飞烟灭也就罢了。如果尚有余痛，能记得的，还是那个男人。其他的，消失无踪。
不是薄情，是当初不够用心。
我到达北京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安顿好我简单的行李，换了一件我觉得象是去赴约会的华裳，马上打车去了海淀。我想给住在那里的有一个人来一个惊喜。一路上我都在设想着这是怎样一个激情的重逢场面，真的就象一场戏吧——他的目光，他的手心，他的甜言蜜语，还有，那每一个即将在我身上着陆的、可以被燃烧的理由••••••
但是，当我站在他的家门口时，没有人来应门。这就是现实。不要以为你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来了你就可以要到你想要的东西。即使你要的只是一点点浪漫。
我挂通了他的电话。
他说不知道你怎么就来了啊。
他说他正在不远的一个小餐馆里吃饭。一个人。
我们就在那间很小很小的湖北菜的馆子里见面了。空气中弥漫的是豆瓣酱和煨汤的油腻味道，它们和我身上的着装很有些针锋相对的意思。我以为这样很好。因为我可以确认了，我确实回到了中国。在这种中国特色的家常厨房的气氛中，我看到了我心仪的这个中国人。他吃的是我的家乡菜——粉蒸肉，榨菜千张丝，还有瓦罐鸡汤。
他说我走了以后他差不多每天都在这里吃饭，这儿已经是他的后厨了。
我点头说好。他喜欢吃湖北菜我当然觉得好啊。
他怕我等得久了，就呼啦啦地很囫囵地吃着，我看着他，记起我曾经对他说的话——“如果世上真有罗密欧的话，他就应该是你这个样子的”——哦，我和我的罗密欧的久别重逢，就这样开场了。
真好。
我想，怎么开场都好。因为这样可以真的看着他了。
我想好了，这次，只要他跟我说，你留下来吧，我就真的把北京当成家了，哪里都不走了。
瓦罐鸡汤太烫，上面还有不好散热的浮油，于是我们就把它打包了。
我抱着被层层报纸包裹的热瓦罐，坐上了他的自行车的后座。他摇摇摆摆地骑着车。早春北京的夜色里，我们象两个谈着恋爱的小男女，晃悠悠地驶向我们要找的快乐。瓦罐把我的胸口捂得暖热暖热的，就好象怕我和他相处的时候热情还不够多一样。
在他那个儒雅而简约的小屋里，我重新被他细心收藏的古董包围起来，被他精心书写的字画包围起来，被他宽厚的臂膀包围起来，被我迷醉的气息包围起来••••••
轻轻拥抱着，演一场不太认真的戏。我们相拥着站在门口的穿衣镜前看镜中的自己，他说：“我们很相配啊。”
我说：“是啊，我们都还很年轻，很好看。”
他问我：“你来中国就是为了看我的吗？”
我说：“是啊。”
他问：“那你想看我多久？”
我说：“你要多久就多久吧。”
我不知道我和他的未来是什么样子。我们都可以肯定，我们没有共同的未来。但我们就是那样彼此迷恋着，吸引着，思念着。好在属于我们共同的话题不象属于我们共同的时光那样少得可怜，好在我们都在努力学会夸张我们相处时的每一寸机会。身体里那些似乎永远不会消退的欲望是放大镜、也是万花筒，把我们有限的快乐辐散得那么庞大而又缤纷——那既如烟火、又如昙花般的美丽啊，我们赶天赶地地复制着，我们欢天喜地地欣赏着，我们惊天动地地炫耀着。
这些时候,我们很爱情地活着。室内的温情带着些潮湿和黏腻幽幽暗暗地弥漫着，天荒地老，恍若梦中。
我们就这样制造着一些也许快乐也许不快乐的东西。
他重新在这种氛围里承认了关于喜欢的一些情愫。我便欣喜若狂着。于是开始偎在他怀里规划着关于未来的一切。等着我能放下身边的事情，等着他的生活走向轨道。更远的，会想起未来的未来我们会不会有个可爱的孩子，甚至在想那个小天使该有个怎样的中文名字和英文名字。
我们若痴若傻的，却也欢喜无比。
SARS来的时候，整个北京城里的爱人们，都象我们这样弱智而疯狂地做爱吗？
——应该是吧。
我记得薄伽丘有本描写即时行乐、享受生活的的书叫做《十日谈》，书的创作背景就是在中世纪1348年前后，那时黑死病瘟疫流行。生命太脆弱了，过去很平静的生活一下子受到了那么大的冲击，人们都会停下来想一想，该怎样享受生命和度过生命。也许，性是最大的享受吧，因为它更接近人的本能和本心。赢了爱情输了世界又何妨？
所谓“SARS”，以它给北京人带来的新的生活方式，我把它理解是“Such a romantic story”——这样的一个爱的开始。
但我没有荣幸走进去。
我跟他说我们不要分开了吧。
他一笑，说，你傻呀。你不是说澳洲那么那么好吗？
我说澳洲那里真的有很好的阳光，我习惯了常常到黄金海岸去冲浪和晒晒太阳。那里的阳光很刺眼，象那些我总是不敢正视的爱情。你和我一起走吧，那里是个好去处。没有人会比我们生活得更享受。你知道，以前让我羡慕的一些人去了米国，还一些人已死去。我已不向往了。
他说，他也曾经想着自己干脆死在女人身上好了。但是，至少到现在我们还活着，我们还总在挑挑拣拣地过着。他也习惯了这种清贫的随意了，至于到底是在哪里，和谁一起，都不重要了。
我们就一起摇头，为了相同的无奈和各自的理由。
我们重新进入角色。
他英俊的脸上挂着我的一些没有滋味的泪。我们没心没肺地笑，一起流着鳄鱼的泪。
这时的我们都很软弱，需要互相扶持才能走入下一个场景。
很多人被我们抛在脑后，我们说我们也没正经爱上过谁。
他说这年头难得遇上一个无情人，我们是同类。
我说这年头难得遇上一个有情人，不是无情就是太过滥情。
他说你碰到的尽是有情人，有一些，有一些累。他说他是怕被别人爱上，而我怕的是爱上别人。
于是我想起我年轻的时候，单纯得让现在的我落泪。
而澳洲的阳光始终离他很远，我攥不住任何一片给他带过来。
我要他记住这些个夜晚，我们不会强作欢颜，我们都是不称职的演员。
他说，其实这些与爱情无关，只是月圆之夜我知道你在抬头望天。我们在一起相处的时候，说过的话全都不算。
我们想经营一些个太过刻意的夜晚，但我们本身，一直为的却是滞留于某种飘零的生活。
——我在偷笑了，如果他知道，一定也会如此这般。
是啊，倘若可以赢了世界输了你，那又何妨？
幻觉中，我们彼此交换了眼神，之后，丢弃了可能；最终，忘记了温存••••••
哦，“SARS”，他说，“那是Smile and remain smile。”
是吗？是这样的吗？微笑是可以永久Keep和Keep永久的吗？
记得王菲慵懒地唱着，不是醒不来，醒来依然没有未来••••••
那就Smile and remain smile好了。
一周后，我重新回到澳洲。这里已经有我太多不能割舍和放弃的东西。
北京可以点燃我的疯狂，但我毕竟还没有被疯狂杀掉。
我知道我不可能皈依给我在疯狂的时候做出的任何决定……
——不论是哪一种的SARS，virus或者是lover，都没有使我溃败。
我还是要回到我的生活中去。
我不觉得一个人真的能够放弃自己的感情，但也不能抛弃自己的责任，到最后就这样有了一个决定，其实它们的产生一点也不突然。
——我本来定的就是一周往返的机票。
也许，来北京就是为了看看。
也许，来北京就是为了死心。
走的前一天，我专门到他那里，帮他把他所有的卧具都清洗了。晾晒了满满的一阳台。满屋子都是被太阳晒过的好闻的洗衣粉的清香。它们彻底取代了纵欲的一切气息。他或许也知道我的心意——我就是想销毁我存在过的物证，包括味道和空气。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们之间会有人想着要去摧毁和删节这一段经历的，不管那时是为什么事、什么人。与其在那时被不堪地清除，还不如现在我自己来做。好象还可以以为自己在做焚花一类的唯美的梦。有些事情就象梦，做有些事情的时候就象在梦游，那种感觉很迤逦，就让它们只是留在那种叫做怀念和遗憾的细胞里吧。
我们做过的事情，别人也在做；也许，还要和别的人一起做。
很多年来，我们爱过的人，就因为这些原因，一个个跑龙套般地粉墨登场又一个个地匆忙谢幕，一直地在换了又换着。
那天，终于承认了我们的喜欢无法抵抗时间无法抵抗距离无法抵抗诱惑。
于是不再谈未来，不谈相处，不谈哪个曾经感动过我们的字眼。
许多年前我没有能够带走的东西，这次依然也一样。
——我早就该知道的，有些空气岂是我可以带得走的呢？
飞机抵达澳洲的时候，所有的空乘人员都戴上了三角锥形状的活性炭口罩，机舱气氛空前紧张。机舱的广播中通告所有的乘客在原座等待医疗检查。紧接着，一群澳洲本土的医护人员更加全副武装地出现在我们面前。盘查、巡视、测体温••••••这就是来自“疫区”的人们的待遇，不管你是什么肤色，你拿的是什么护照。瘟疫面前充分体现了人人平等。
大半个小时之后，我们才被批准可以全部下飞机。
在这种已经很有些紧张、恐慌和无序的状态下，还没有等机舱门完全打开，有一个公务舱的乘客就急匆匆地要抢先走，空姐拦住了他。那乘客很傲慢，他大声地叫嚷着：“你知道我是谁吗？”空姐脸不变色心不跳地，从容地看看他，然后，用对讲机跟机舱内的所有乘客说：“请大家注意，这里有一个乘客不知道他自己是谁。”周围知道原由的人都哄笑了起来。这乘客气吼吼地说了句：“???? you！”还是那个年轻而美丽的空姐，她甜美地看着这个说粗口的乘客，悠悠地告诉他：“那你也得要排队呀。”
我禁不住感叹于这个女子的历练了。在这个远离SARS、但也被SARS的阴魂缠绕的机舱里，她用她的不露声色让我们在惊惶中找到了笑容。
我们都知道，我们来自一个特别的城市。但是他们不知道，我还有些特别的故事。
回到澳洲以后，我在Email里跟他说：“你永远是个有故事的人，新鲜的、缤纷的、年轻的爱情故事。而我，现在是个讲故事的人。夜夜临睡前给我的儿子讲童话，比如笨笨熊和肥肥猪、比如猴子和鳄鱼、比如狐狸与乌龟、还比如小蝌蚪找妈妈••••••我是个妈妈啊。”
童话的世界里，美丽的天使在歌唱，吉祥的鸟儿在飞翔••••••
——我不能活在他的故事里，就象我不能活在我的童话里一样。
有些人我大约今生都无法再见的了，虽然我们都还要各自地生活几十年，虽然我们可能都会活得很精彩。
我可以在纸上之乎者也着一篇又一篇，但，真正的事实是，天涯海角，我和他们已没有机会再去上演生离死别了——我们无关彼此。
同时，这个世界照样生旦净末丑。
突然就就想起了张爱玲的《倾城之恋》。
越洋电话里，我问他，若我们现在仍然在同一个城市，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会不
会有些不同？
他的沉默就算是答案了。
有些事情，其实答案我们都心知肚明。
SARS来的时候，我看着他站在风暴的中央。我是那样真诚地想着以这个借口来靠近他、和靠近包括着我和他的一种不可实现的未来。天知道在今天的这个时候我是多么的羡慕流苏，香港的沦陷成全了她的婚姻。于是我那么残酷地竟然希望这场SARS也能成全我们的一些什么啊。
——可惜我们都安然无恙着。
——原来我们都可以安然无恙着。
回澳洲的头一天晚上，我看了电影《时时刻刻》。
病入膏肓的理查德坐在窗边，脸上浮起微笑，对克拉丽莎说：“没有比我们俩更幸福的人了。”
说完，他忽地翻身落出窗外，重重地摔下楼去。
我对自己说，对幸福的态度只能这样，要么遗忘，要么绝望。
之后，片末的最后一句话让我泪如雨下——
女主人公一边决绝地走进水中，一边在画外音里说：“别总是让我们分开••••••”
不想分开的，是幸福，还是与幸福有关的那个人？
只有在分开成为一种必然的时候，我们才会感觉和感动。
好在弥久之后，分开也是一种麻木的理由。
没有任何一种供我选择的道路指引我留下来，我便只有继续漂泊，以奔跑或者凝固的方式在另外一种空气中悬浮——为了我的未来，照顾好我的现在。
活着，不一定是为了前进，只是为了证实我无法后退。
以前，我问人家：“我是你想得到了的吗？”
人家回答我说：“是啊，见到你之后我才知道我到底需要的是什么。”
现在，如果我还有心情去问人家：“我是你想得到的吗？”
人家一定会觉得我在这个年岁上的轻薄。
是的，轻薄。
轻薄又会把你怎样？
轻薄又能拯救我的什么？
就算人家不说我的轻薄，人家也一定会告诉我说：“哦，你呀，失去你之后才知道有些东西原来是我不需要的。”
遗忘？还是绝望？
人生仅有苦涩是不够的，就象饮料中只有咖啡是不够的一样。
我所接待的人生，好比是一直在做选择题，可我想，我的心是一道填空题——缺席的那一个，迟迟不来。
在我离开中国之前，关于我的故事，有好多种版本，因为那个时候我的人气还比较旺，周围总有一些体面而成功的男人；但我敢肯定，那些传说没有一种是准确的。那算是绯闻吗？一些多事的人总是喜欢把视线聚注在我的身上，是他们总在不停转动的眼球和眼球背后的饶舌让我明白，绯闻不过是一条带着花边的围脖。这条围脖曾经勒死了阮玲玉，而它现在的意义就是装饰，或者取暖。我因此炫目过、也被温暖过——够了。我不计较那些唾沫星子当中有谁真的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我想遇见什么？我想被谁遇见？还有，有什么是我最不想遇见的？
这些个始于传言、又在人们一次一次热衷传播的过程中加以改编和创造的故事，其中有多少真实性，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我过去一直没有辩解和诉说。
世界上有两种事情是在当时当境不能倾诉的：一种是太幸福，一种是太悲哀。
无论是其中的哪一种，都会使内心的感情极为丰富，而最丰富的感情是无法表达的。
从我15岁自以为自己懂事到现在，又一个15年过去了。就象电影《东邪西毒》里的一句台词说的那样，“总有些事情你不愿意再提，或者有些人你不愿意再见到”，那些不想提的事情和不想见的人编织了我的这15年。
很多时候，寂寞是我最要好的老朋友，它常常不请自来，而且来了就不愿意走了。我不知道它怎么就这么喜欢我。当然，我也学会如何去适应和习惯它了。
其实，在我这个年纪就和寂寞结成至交真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但是，在我的私生活里，除了耽于回忆以外，我还能做些什么呢？行进中的生活乏善可陈，以这样的惯性走势我也看不到自己的未来会和一个什么样的男人拴在一起。我还有的选择吗？回忆，起码可以让我多一些体味和幻想吧。我总是需要一些快乐的，哪怕它们很简约、很平俗、甚至有些下作。我可以用一种放松自己的方式重新拥有那样的快乐，仅为迷醉一时——但人毕竟是要有些操守的，你放纵了自己你就永远做不回你自己了。所以，就去回忆吧，回忆那些过往中没有被放纵的快乐。这样的快乐以倒述的方式过完瘾之后自然不免青涩，但它们没有污浊。它们还能让我相信我有可以陈列我痴情的权利。
而这些，在我这次回中国的时候被重新梳理了一次。
在建国门附近一个叫“阿力健”的蒙古烤吧里，我跟一个我并不相熟的朋友滔滔不绝地讲了几个小时，那个时候我才发现即便我总是在反刍着我的过去，但还是有很多鲜活得象生命本身一样的细节被我淡然地忽略了。
我还发现，跟不熟悉的人来回忆你的生活，你可以找到一个完全的倾听者，你可以不被一些善意的补充打断，也可以回避掉一切关于你的成见。你可以被他的聆听还原出一个本来的你，然后你客观地总结说，你的现在和你的过去，其实完全各自独立。
我也跟他讲了我现在生活中最亲近的这个在北京的男人——居然这也是被我当成过去时来陈述的。就象一个有魔杖的巫婆，我提前预言着我自己的还正进行着的爱情。我更惊讶于自己对伤痕的修复能力非凡，当年无怨无悔、对每一丝疼痛都耿耿于怀；而今，却能够把各种感情都保存到5度左右，幻想这个适合牛奶保鲜的温度，也同样能使我的生命保鲜得久一点。
那个朋友鼓励我把这些都写下来。同时问我，既然这么斑斓地经过着，你为什么要走呢？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告诉你说你不该走？
看着放盛蒙古烤肉的精致器皿和器皿下闪烁的火苗，我想了很久才不能自圆其说地回答说：“是啊，在我和那些故事里的主人公把生活演绎得越来越动情的时候，我去了海外。我走得很轻易，就象为了不吵醒一个人的甜美睡眠而轻轻带门出去。这可能是一种损失。但我还是坚决地把品尝细软的权利留给了后面跟上来的女孩子。而我，情愿象一个久治不愈的病人，远远地，对那些名字，保持着持久的想念。只有这样，我的生活，才是我一个人的演出。场场都是绝版哪，不过，有没有人看见我的谢幕我就不知道了。”
我的想念，和这个盘子里的烤肉一样，总是温热的。因为有火苗在底下烧。
我不知道我下次回到中国是什么时候。
我在这次离开中国前给我记得的那每一个名字都打了一个电话。
在每一个电话的结束语中我都问他们：我们会什么时候再见面呢？
有人说，我会尽快到澳洲看你的。
有人说，我争取到澳洲看你。
还有人说，不知道啊。
——说不知道的人，说的是大实话。他是对的。唯一不对的是，他让我如此的难过，而我没有权利让自己安之若素；这就象我还爱他或者以为自己还爱他，而他不爱我。这很不公平，但没有办法。鲁迅先生早在写《立论》的时候就告诉我们了，大实话是最让人不堪的。
在那个“不知道”的回答之后，我关上了电话，也关上了眼睛。
我不知道，如果关上眼睛，把心打开，是不是就可以见到他们了？
如果我们相处过一天，那就做一天的爱人。
如果我们相处超过一天，我们就做更长久一点的爱人。
——我们曾经爱过，这个事实不容否认，因为它们已经过去了。
这样的一个四月，多事的四月。全世界的电视、广播和网络都在讲SARS，讲萨达姆，讲人类的大灾难。而这样一个四月，我迷路在我的未来里。
我想给自己找一个新的活法。
我在等待一个还没有见过面的朋友的电话。
我在想，或许有一个奇迹的降临。
四月的这样一个夜晚，我打开了我的电脑。
我的手表24点整，北京家中的表应该是22点。澳洲这里还很清净，街上没有一个戴口罩的人，但我不知道我在中国的那个积满灰尘家里的表上有没有漂浮着SARS病毒。
现在，萨达姆的手表是17点，布什的表是上午9点。我不知道他们是在办公室里安静地长大，还是在计划到哪儿选地盘群殴。
我闭着眼睛，听见头上的叶子在张开，听见外面的树枝在跳舞。
起风了，澳洲快入冬了。
韦 敏
2003年4月17日于Brisbane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韦敏
发表时间：2003-07-11 20:14:46
2003年3月，我再次短暂地回到中国。
事先我为自己此行找了很多的理由。
当我背着轻薄的行囊踏上归途的时候，才发现，回家是最不需要理由的。
但是，到底哪里是我的家呢？武汉？北京？还是其他一个我呆得比较久和比较习惯的城市？或者是一个有着我的寄托和归宿的地方？现在填写各种表格的时候，已经不问籍贯了，说的是出生地；不讲民族了，说的是国籍；——所以，我在向澳大利亚海关提交的出境单上填写的常住地址是布里斯班的一条雅静的小街的名字。它应该算是我的家了吧？在这个离中国有十多个小时飞行时间的海滨城市里，有我的父母和妹妹、以及他们的事业，有我的儿子、和他热爱的玩具，有我的房子、和我自己挑选的家具；有我的车、和我开车时倒背如流的每条街名••••••有时候一觉醒来真的很恍惚，窗外吹来的清风让我需要重新确认一下我的立身之地。因为，这样和煦的阳光和这样舒适的床榻，小时候我在武汉的家中享受过，在大学里偷来的一次懒觉中遇见过，在巴黎的租屋中领教过，在和自己喜欢的人缠绵之后醒来的时候，沉迷过••••••
我的儿子在一岁多的时候就曾经教会我，什么叫做家。那时候，我已经和他的父亲分开了。我独自在北京工作，儿子在武汉和我的父母一起。当我在周末回武汉看他的时候，他含着眼泪跟我说：“妈妈，你别再一个人走了。我就要和你在一起——妈妈就是我的家。”
他以我为家。
那我呢？
儿子冰雪聪明，他在三岁的时候写了一首小诗，他说：“树是虫子的家，天空是小鸟的家，水是乌龟的家，壳子是蜗牛的家。”我追问他，那你的家呢？他想都不想就脱口而出一连串的英文——那是我怕他万一走丢、不断跟他强化、让他可以这样跟警察说的一个地址——就是我们现在在澳洲的住处。儿子刚随我到澳洲的时候，英文说得还不好，这个地址被我写在一个小卡片上面，每天给他换衣服都一定记得要给他拴在衣服的某一个有链褡的地方。
——没有根的人在漂泊的时候好像每一个去处都是家的指引。
我这次回中国的时候，海外蔓延的是关于SARS的种种传闻，俨然中国已经是一个巨大的疫区，甚至评说北京是个“死城”。有朋友知道我要回中国的时候开玩笑说，你发烧了、还是想发烧啊？干嘛这个时候回去呀？
我说，我想念中国了。
朋友又说，你没有看到网上说的中国的情况啊？给自己多留几天的生命好不好啊？你找死啊？
我说，死哪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我其实是想念一种空气，一种我浸染了30年的空气。空气里有我的成长和我的梦想。不管我走得有多远，有一个梦总是牵系在这个土地的——哪怕这个土地被人称做是“疫区”，哪怕这个空气里掺杂有SARS。
朋友说，如果你这么想念一个土地，那么这个土地上一定有你喜欢的人吧。
我不置可否地摇摇头。
但是，在心里，我把一些人的一些个名字再一次排列了出来。这些名字都捆绑在那片我想念的土地上。他们没有能够留下我，而我也带不走他们的爱。有些事情就那么永远地被淹没在那片空气中了。在我经常性的自虐式的反刍之后，我想呼吸那些空气，也想祭奠另外的一些空气。
世间有一种人，他生活在离我们很远的地方，但他又永远搁在我们的心里。一个闪神，可能就会许多年。我们漫不经心，我们鸡零狗碎，我们玩世不恭，我们在世界上某一个他们找得到或者找不到的空间里,过着自己的日子，有意或者无意地把他搁在一个专门的角落里，仿佛因了他的遥远他就决然不会和我们一样漫不经心、鸡零狗碎、或者玩世不恭。他的思想，他的容貌，他的悲喜，他的社交，包括他的词汇量，永远都停留在我们为他定格的一个年岁上。我会视他为一个被我书写的名字。而一切的名字，自然不会老去，自然不会变质。他被我们经年累月地打造成一个不朽的想念中的不朽的名字••••••然后，静等再许多年之后，他真的走了，就象一个人摔门而去，再也不会掉头回来。那时我们会悲痛，因为我们永远再见不到他了。其实，我们在这许多年间何尝又有机会或者找机会见见他呢？
那些名字呀——
爱是好东西。
旧事里有爱情，也有叫着那些名字的男人的影子。
多年前的一个夏夜，和某个人在北京火车站散步的时候忽然就想远行了，于是他就带着我坐在了一辆夜行的列车上。上了车以后才想到我们不知道究竟要到哪里去。车厢里寥寥几人，夜凉如水，窗外黑暗无际无边，偶尔有几盏昏黄灯光，天地孤寂苍茫。记得那时候车厢里的广播里里回响着一首老歌：“我们拥抱着就能取暖，我们依偎着就能生存，哪怕在茫茫人海中，就要沉沦••••••”
那一刻以为即使是沉沦也一定会和他在一起的。
那一刻坚信只要相守便不会有沉沦。
——遗憾的是都成为旧事了。
只是，谁伤过你的心？灰飞烟灭也就罢了。如果尚有余痛，能记得的，还是那个男人。其他的，消失无踪。
不是薄情，是当初不够用心。
我到达北京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安顿好我简单的行李，换了一件我觉得象是去赴约会的华裳，马上打车去了海淀。我想给住在那里的有一个人来一个惊喜。一路上我都在设想着这是怎样一个激情的重逢场面，真的就象一场戏吧——他的目光，他的手心，他的甜言蜜语，还有，那每一个即将在我身上着陆的、可以被燃烧的理由••••••
但是，当我站在他的家门口时，没有人来应门。这就是现实。不要以为你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来了你就可以要到你想要的东西。即使你要的只是一点点浪漫。
我挂通了他的电话。
他说不知道你怎么就来了啊。
他说他正在不远的一个小餐馆里吃饭。一个人。
我们就在那间很小很小的湖北菜的馆子里见面了。空气中弥漫的是豆瓣酱和煨汤的油腻味道，它们和我身上的着装很有些针锋相对的意思。我以为这样很好。因为我可以确认了，我确实回到了中国。在这种中国特色的家常厨房的气氛中，我看到了我心仪的这个中国人。他吃的是我的家乡菜——粉蒸肉，榨菜千张丝，还有瓦罐鸡汤。
他说我走了以后他差不多每天都在这里吃饭，这儿已经是他的后厨了。
我点头说好。他喜欢吃湖北菜我当然觉得好啊。
他怕我等得久了，就呼啦啦地很囫囵地吃着，我看着他，记起我曾经对他说的话——“如果世上真有罗密欧的话，他就应该是你这个样子的”——哦，我和我的罗密欧的久别重逢，就这样开场了。
真好。
我想，怎么开场都好。因为这样可以真的看着他了。
我想好了，这次，只要他跟我说，你留下来吧，我就真的把北京当成家了，哪里都不走了。
瓦罐鸡汤太烫，上面还有不好散热的浮油，于是我们就把它打包了。
我抱着被层层报纸包裹的热瓦罐，坐上了他的自行车的后座。他摇摇摆摆地骑着车。早春北京的夜色里，我们象两个谈着恋爱的小男女，晃悠悠地驶向我们要找的快乐。瓦罐把我的胸口捂得暖热暖热的，就好象怕我和他相处的时候热情还不够多一样。
在他那个儒雅而简约的小屋里，我重新被他细心收藏的古董包围起来，被他精心书写的字画包围起来，被他宽厚的臂膀包围起来，被我迷醉的气息包围起来••••••
轻轻拥抱着，演一场不太认真的戏。我们相拥着站在门口的穿衣镜前看镜中的自己，他说：“我们很相配啊。”
我说：“是啊，我们都还很年轻，很好看。”
他问我：“你来中国就是为了看我的吗？”
我说：“是啊。”
他问：“那你想看我多久？”
我说：“你要多久就多久吧。”
我不知道我和他的未来是什么样子。我们都可以肯定，我们没有共同的未来。但我们就是那样彼此迷恋着，吸引着，思念着。好在属于我们共同的话题不象属于我们共同的时光那样少得可怜，好在我们都在努力学会夸张我们相处时的每一寸机会。身体里那些似乎永远不会消退的欲望是放大镜、也是万花筒，把我们有限的快乐辐散得那么庞大而又缤纷——那既如烟火、又如昙花般的美丽啊，我们赶天赶地地复制着，我们欢天喜地地欣赏着，我们惊天动地地炫耀着。
这些时候,我们很爱情地活着。室内的温情带着些潮湿和黏腻幽幽暗暗地弥漫着，天荒地老，恍若梦中。
我们就这样制造着一些也许快乐也许不快乐的东西。
他重新在这种氛围里承认了关于喜欢的一些情愫。我便欣喜若狂着。于是开始偎在他怀里规划着关于未来的一切。等着我能放下身边的事情，等着他的生活走向轨道。更远的，会想起未来的未来我们会不会有个可爱的孩子，甚至在想那个小天使该有个怎样的中文名字和英文名字。
我们若痴若傻的，却也欢喜无比。
SARS来的时候，整个北京城里的爱人们，都象我们这样弱智而疯狂地做爱吗？
——应该是吧。
我记得薄伽丘有本描写即时行乐、享受生活的的书叫做《十日谈》，书的创作背景就是在中世纪1348年前后，那时黑死病瘟疫流行。生命太脆弱了，过去很平静的生活一下子受到了那么大的冲击，人们都会停下来想一想，该怎样享受生命和度过生命。也许，性是最大的享受吧，因为它更接近人的本能和本心。赢了爱情输了世界又何妨？
所谓“SARS”，以它给北京人带来的新的生活方式，我把它理解是“Such a romantic story”——这样的一个爱的开始。
但我没有荣幸走进去。
我跟他说我们不要分开了吧。
他一笑，说，你傻呀。你不是说澳洲那么那么好吗？
我说澳洲那里真的有很好的阳光，我习惯了常常到黄金海岸去冲浪和晒晒太阳。那里的阳光很刺眼，象那些我总是不敢正视的爱情。你和我一起走吧，那里是个好去处。没有人会比我们生活得更享受。你知道，以前让我羡慕的一些人去了米国，还一些人已死去。我已不向往了。
他说，他也曾经想着自己干脆死在女人身上好了。但是，至少到现在我们还活着，我们还总在挑挑拣拣地过着。他也习惯了这种清贫的随意了，至于到底是在哪里，和谁一起，都不重要了。
我们就一起摇头，为了相同的无奈和各自的理由。
我们重新进入角色。
他英俊的脸上挂着我的一些没有滋味的泪。我们没心没肺地笑，一起流着鳄鱼的泪。
这时的我们都很软弱，需要互相扶持才能走入下一个场景。
很多人被我们抛在脑后，我们说我们也没正经爱上过谁。
他说这年头难得遇上一个无情人，我们是同类。
我说这年头难得遇上一个有情人，不是无情就是太过滥情。
他说你碰到的尽是有情人，有一些，有一些累。他说他是怕被别人爱上，而我怕的是爱上别人。
于是我想起我年轻的时候，单纯得让现在的我落泪。
而澳洲的阳光始终离他很远，我攥不住任何一片给他带过来。
我要他记住这些个夜晚，我们不会强作欢颜，我们都是不称职的演员。
他说，其实这些与爱情无关，只是月圆之夜我知道你在抬头望天。我们在一起相处的时候，说过的话全都不算。
我们想经营一些个太过刻意的夜晚，但我们本身，一直为的却是滞留于某种飘零的生活。
——我在偷笑了，如果他知道，一定也会如此这般。
是啊，倘若可以赢了世界输了你，那又何妨？
幻觉中，我们彼此交换了眼神，之后，丢弃了可能；最终，忘记了温存••••••
哦，“SARS”，他说，“那是Smile and remain smile。”
是吗？是这样的吗？微笑是可以永久Keep和Keep永久的吗？
记得王菲慵懒地唱着，不是醒不来，醒来依然没有未来••••••
那就Smile and remain smile好了。
一周后，我重新回到澳洲。这里已经有我太多不能割舍和放弃的东西。
北京可以点燃我的疯狂，但我毕竟还没有被疯狂杀掉。
我知道我不可能皈依给我在疯狂的时候做出的任何决定……
——不论是哪一种的SARS，virus或者是lover，都没有使我溃败。
我还是要回到我的生活中去。
我不觉得一个人真的能够放弃自己的感情，但也不能抛弃自己的责任，到最后就这样有了一个决定，其实它们的产生一点也不突然。
——我本来定的就是一周往返的机票。
也许，来北京就是为了看看。
也许，来北京就是为了死心。
走的前一天，我专门到他那里，帮他把他所有的卧具都清洗了。晾晒了满满的一阳台。满屋子都是被太阳晒过的好闻的洗衣粉的清香。它们彻底取代了纵欲的一切气息。他或许也知道我的心意——我就是想销毁我存在过的物证，包括味道和空气。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们之间会有人想着要去摧毁和删节这一段经历的，不管那时是为什么事、什么人。与其在那时被不堪地清除，还不如现在我自己来做。好象还可以以为自己在做焚花一类的唯美的梦。有些事情就象梦，做有些事情的时候就象在梦游，那种感觉很迤逦，就让它们只是留在那种叫做怀念和遗憾的细胞里吧。
我们做过的事情，别人也在做；也许，还要和别的人一起做。
很多年来，我们爱过的人，就因为这些原因，一个个跑龙套般地粉墨登场又一个个地匆忙谢幕，一直地在换了又换着。
那天，终于承认了我们的喜欢无法抵抗时间无法抵抗距离无法抵抗诱惑。
于是不再谈未来，不谈相处，不谈哪个曾经感动过我们的字眼。
许多年前我没有能够带走的东西，这次依然也一样。
——我早就该知道的，有些空气岂是我可以带得走的呢？
飞机抵达澳洲的时候，所有的空乘人员都戴上了三角锥形状的活性炭口罩，机舱气氛空前紧张。机舱的广播中通告所有的乘客在原座等待医疗检查。紧接着，一群澳洲本土的医护人员更加全副武装地出现在我们面前。盘查、巡视、测体温••••••这就是来自“疫区”的人们的待遇，不管你是什么肤色，你拿的是什么护照。瘟疫面前充分体现了人人平等。
大半个小时之后，我们才被批准可以全部下飞机。
在这种已经很有些紧张、恐慌和无序的状态下，还没有等机舱门完全打开，有一个公务舱的乘客就急匆匆地要抢先走，空姐拦住了他。那乘客很傲慢，他大声地叫嚷着：“你知道我是谁吗？”空姐脸不变色心不跳地，从容地看看他，然后，用对讲机跟机舱内的所有乘客说：“请大家注意，这里有一个乘客不知道他自己是谁。”周围知道原由的人都哄笑了起来。这乘客气吼吼地说了句：“???? you！”还是那个年轻而美丽的空姐，她甜美地看着这个说粗口的乘客，悠悠地告诉他：“那你也得要排队呀。”
我禁不住感叹于这个女子的历练了。在这个远离SARS、但也被SARS的阴魂缠绕的机舱里，她用她的不露声色让我们在惊惶中找到了笑容。
我们都知道，我们来自一个特别的城市。但是他们不知道，我还有些特别的故事。
回到澳洲以后，我在Email里跟他说：“你永远是个有故事的人，新鲜的、缤纷的、年轻的爱情故事。而我，现在是个讲故事的人。夜夜临睡前给我的儿子讲童话，比如笨笨熊和肥肥猪、比如猴子和鳄鱼、比如狐狸与乌龟、还比如小蝌蚪找妈妈••••••我是个妈妈啊。”
童话的世界里，美丽的天使在歌唱，吉祥的鸟儿在飞翔••••••
——我不能活在他的故事里，就象我不能活在我的童话里一样。
有些人我大约今生都无法再见的了，虽然我们都还要各自地生活几十年，虽然我们可能都会活得很精彩。
我可以在纸上之乎者也着一篇又一篇，但，真正的事实是，天涯海角，我和他们已没有机会再去上演生离死别了——我们无关彼此。
同时，这个世界照样生旦净末丑。
突然就就想起了张爱玲的《倾城之恋》。
越洋电话里，我问他，若我们现在仍然在同一个城市，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会不
会有些不同？
他的沉默就算是答案了。
有些事情，其实答案我们都心知肚明。
SARS来的时候，我看着他站在风暴的中央。我是那样真诚地想着以这个借口来靠近他、和靠近包括着我和他的一种不可实现的未来。天知道在今天的这个时候我是多么的羡慕流苏，香港的沦陷成全了她的婚姻。于是我那么残酷地竟然希望这场SARS也能成全我们的一些什么啊。
——可惜我们都安然无恙着。
——原来我们都可以安然无恙着。
回澳洲的头一天晚上，我看了电影《时时刻刻》。
病入膏肓的理查德坐在窗边，脸上浮起微笑，对克拉丽莎说：“没有比我们俩更幸福的人了。”
说完，他忽地翻身落出窗外，重重地摔下楼去。
我对自己说，对幸福的态度只能这样，要么遗忘，要么绝望。
之后，片末的最后一句话让我泪如雨下——
女主人公一边决绝地走进水中，一边在画外音里说：“别总是让我们分开••••••”
不想分开的，是幸福，还是与幸福有关的那个人？
只有在分开成为一种必然的时候，我们才会感觉和感动。
好在弥久之后，分开也是一种麻木的理由。
没有任何一种供我选择的道路指引我留下来，我便只有继续漂泊，以奔跑或者凝固的方式在另外一种空气中悬浮——为了我的未来，照顾好我的现在。
活着，不一定是为了前进，只是为了证实我无法后退。
以前，我问人家：“我是你想得到了的吗？”
人家回答我说：“是啊，见到你之后我才知道我到底需要的是什么。”
现在，如果我还有心情去问人家：“我是你想得到的吗？”
人家一定会觉得我在这个年岁上的轻薄。
是的，轻薄。
轻薄又会把你怎样？
轻薄又能拯救我的什么？
就算人家不说我的轻薄，人家也一定会告诉我说：“哦，你呀，失去你之后才知道有些东西原来是我不需要的。”
遗忘？还是绝望？
人生仅有苦涩是不够的，就象饮料中只有咖啡是不够的一样。
我所接待的人生，好比是一直在做选择题，可我想，我的心是一道填空题——缺席的那一个，迟迟不来。
在我离开中国之前，关于我的故事，有好多种版本，因为那个时候我的人气还比较旺，周围总有一些体面而成功的男人；但我敢肯定，那些传说没有一种是准确的。那算是绯闻吗？一些多事的人总是喜欢把视线聚注在我的身上，是他们总在不停转动的眼球和眼球背后的饶舌让我明白，绯闻不过是一条带着花边的围脖。这条围脖曾经勒死了阮玲玉，而它现在的意义就是装饰，或者取暖。我因此炫目过、也被温暖过——够了。我不计较那些唾沫星子当中有谁真的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我想遇见什么？我想被谁遇见？还有，有什么是我最不想遇见的？
这些个始于传言、又在人们一次一次热衷传播的过程中加以改编和创造的故事，其中有多少真实性，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我过去一直没有辩解和诉说。
世界上有两种事情是在当时当境不能倾诉的：一种是太幸福，一种是太悲哀。
无论是其中的哪一种，都会使内心的感情极为丰富，而最丰富的感情是无法表达的。
从我15岁自以为自己懂事到现在，又一个15年过去了。就象电影《东邪西毒》里的一句台词说的那样，“总有些事情你不愿意再提，或者有些人你不愿意再见到”，那些不想提的事情和不想见的人编织了我的这15年。
很多时候，寂寞是我最要好的老朋友，它常常不请自来，而且来了就不愿意走了。我不知道它怎么就这么喜欢我。当然，我也学会如何去适应和习惯它了。
其实，在我这个年纪就和寂寞结成至交真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但是，在我的私生活里，除了耽于回忆以外，我还能做些什么呢？行进中的生活乏善可陈，以这样的惯性走势我也看不到自己的未来会和一个什么样的男人拴在一起。我还有的选择吗？回忆，起码可以让我多一些体味和幻想吧。我总是需要一些快乐的，哪怕它们很简约、很平俗、甚至有些下作。我可以用一种放松自己的方式重新拥有那样的快乐，仅为迷醉一时——但人毕竟是要有些操守的，你放纵了自己你就永远做不回你自己了。所以，就去回忆吧，回忆那些过往中没有被放纵的快乐。这样的快乐以倒述的方式过完瘾之后自然不免青涩，但它们没有污浊。它们还能让我相信我有可以陈列我痴情的权利。
而这些，在我这次回中国的时候被重新梳理了一次。
在建国门附近一个叫“阿力健”的蒙古烤吧里，我跟一个我并不相熟的朋友滔滔不绝地讲了几个小时，那个时候我才发现即便我总是在反刍着我的过去，但还是有很多鲜活得象生命本身一样的细节被我淡然地忽略了。
我还发现，跟不熟悉的人来回忆你的生活，你可以找到一个完全的倾听者，你可以不被一些善意的补充打断，也可以回避掉一切关于你的成见。你可以被他的聆听还原出一个本来的你，然后你客观地总结说，你的现在和你的过去，其实完全各自独立。
我也跟他讲了我现在生活中最亲近的这个在北京的男人——居然这也是被我当成过去时来陈述的。就象一个有魔杖的巫婆，我提前预言着我自己的还正进行着的爱情。我更惊讶于自己对伤痕的修复能力非凡，当年无怨无悔、对每一丝疼痛都耿耿于怀；而今，却能够把各种感情都保存到5度左右，幻想这个适合牛奶保鲜的温度，也同样能使我的生命保鲜得久一点。
那个朋友鼓励我把这些都写下来。同时问我，既然这么斑斓地经过着，你为什么要走呢？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告诉你说你不该走？
看着放盛蒙古烤肉的精致器皿和器皿下闪烁的火苗，我想了很久才不能自圆其说地回答说：“是啊，在我和那些故事里的主人公把生活演绎得越来越动情的时候，我去了海外。我走得很轻易，就象为了不吵醒一个人的甜美睡眠而轻轻带门出去。这可能是一种损失。但我还是坚决地把品尝细软的权利留给了后面跟上来的女孩子。而我，情愿象一个久治不愈的病人，远远地，对那些名字，保持着持久的想念。只有这样，我的生活，才是我一个人的演出。场场都是绝版哪，不过，有没有人看见我的谢幕我就不知道了。”
我的想念，和这个盘子里的烤肉一样，总是温热的。因为有火苗在底下烧。
我不知道我下次回到中国是什么时候。
我在这次离开中国前给我记得的那每一个名字都打了一个电话。
在每一个电话的结束语中我都问他们：我们会什么时候再见面呢？
有人说，我会尽快到澳洲看你的。
有人说，我争取到澳洲看你。
还有人说，不知道啊。
——说不知道的人，说的是大实话。他是对的。唯一不对的是，他让我如此的难过，而我没有权利让自己安之若素；这就象我还爱他或者以为自己还爱他，而他不爱我。这很不公平，但没有办法。鲁迅先生早在写《立论》的时候就告诉我们了，大实话是最让人不堪的。
在那个“不知道”的回答之后，我关上了电话，也关上了眼睛。
我不知道，如果关上眼睛，把心打开，是不是就可以见到他们了？
如果我们相处过一天，那就做一天的爱人。
如果我们相处超过一天，我们就做更长久一点的爱人。
——我们曾经爱过，这个事实不容否认，因为它们已经过去了。
这样的一个四月，多事的四月。全世界的电视、广播和网络都在讲SARS，讲萨达姆，讲人类的大灾难。而这样一个四月，我迷路在我的未来里。
我想给自己找一个新的活法。
我在等待一个还没有见过面的朋友的电话。
我在想，或许有一个奇迹的降临。
四月的这样一个夜晚，我打开了我的电脑。
我的手表24点整，北京家中的表应该是22点。澳洲这里还很清净，街上没有一个戴口罩的人，但我不知道我在中国的那个积满灰尘家里的表上有没有漂浮着SARS病毒。
现在，萨达姆的手表是17点，布什的表是上午9点。我不知道他们是在办公室里安静地长大，还是在计划到哪儿选地盘群殴。
我闭着眼睛，听见头上的叶子在张开，听见外面的树枝在跳舞。
起风了，澳洲快入冬了。
韦 敏
2003年4月17日于Brisbane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