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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者: 寒胭
[茗香茶语]
凤凰卫视报导上海的旧区改造，提到上海的棚户区和老旧的里弄里面还有56万只马桶。如果以一户四口人计，那么就是说还有二百多万人还在过着没有卫生设备的日常生活。我每次回上海见亲友，都有机会洗耳恭听各位近年的发达史。眼见得周遭再也找不到还没有置产的亲友；出门许多人都以车代步；更多人的孩子还在读小学呢，银行里便已存下了以供孩子日后留学的雄厚资金。在这些意气飞扬的脸面背后，我再也没有想到这个城市里还有二百多万只还得坐在马桶上面受罪的屁股。
过去的这十年，上海的发展实在是太快了。不要说我这种离开上海多年的人回家认不得路，就是从不离开上海的人也被这样快速的发展冲击得找不到北了。里里外外的上海人都有点被这样的速度冲昏了头，恍惚之间仿佛象一个被遗弃了多年的孤儿找到了已经去世的传说中的亲娘，并且认定这个亲娘在世的时候不仅有几分姿色，而且还有点欧化的贵族的家底。於是在昔日的法租界内的淮海路上，走个三五步就可以迎头撞上一个新安置的雕塑，当然塑的乃是白种人的模样。就连偏远的新盖的小区，原先种着大米和青菜的地方，米开朗基罗的大卫们也玉树临风地一字排开，忧郁地尽职地守卫着与他不甚相干的东方的老百姓。关于这方面的报导实在太多，多得人们以为上海从来都是如此风流典雅浪漫的了。如果镜头不曾对准那些棚户和旧里弄，我们都不大知道大卫们的背后还有56万只马桶与之并存，而且几乎已经忘记我们的亲娘除了留给我们一口洋径邦之外，也还给我们这个城市留下一大片马桶的。
我小的时候虽不曾受过没有卫生设备的苦恼，但是马桶的妙处，我倒还是领教过的。最早见识马桶，是在我小学的朋友家。她家住在南京路上的一条小弄堂里。如果你不是上海人，如果你从南京西路开端的静安寺一路逛过来，路过梧桐参天的静安公园；在常德路口你可以看到张爱玲从前住过的赫德公寓；在铜仁路口你也许会去曾经是上海唯一的咖啡馆坐坐；她的对面是一栋俄罗斯风格的建筑，那是从前的中苏友好大厦，中苏翻脸以后叫做上海展览中心，后来又跟人家要好了，於是名字再改回来；然后，传说中的热闹的商业的，用上海人的话说是“屎也卖得脱”的十里洋场便从眼前展开了。于是你先是看到陕西路口的平安电影院；接着是梅龙镇酒家；兰棠皮鞋店；鸿翔服装店；培罗门西服店；凯司令西点店；王家沙点心店。。。你一路走下去，和南京路上的好八连头朝进城一样，直看得你头昏眼花，兴奋莫名。但你决计想不到，这一路洋风洋调的边上，还有一些不起眼的小弄堂。你若闪身进去，即刻会发现此地原来是“别有洞天”的。
这些弄堂的路面是小小的鹅卵石铺成的；弄身极窄，两边曾经刷过白粉的灰墙上爬满了青苔和酶迹子；水落管子的边上有时会写着“不要在此地大小便”；墙里偶有人家种着夹竹桃，没有什么香味的，粉红的朴素的花，被细长的绿叶托着，闲闲地伸到墙外来，仿佛是一个有意无意的邀请似的。于是你也有意无意地去串个门。推开黑沉沉的木门，迎面是一方小小的潮湿的天井，圈在一周矮平房之间。天井的地是青石板的，角落里有一个大家共用的水龙头。每家的门口都放着一个煤球炉子，如果火生得恰到好处的时候，煤球炉子的味道其实是不讨厌的， 那是一种家常的温馨的气味。你这样一圈打量下来，正要疑心自己是否到了某个江南小巷的小户人家，却一眼瞥见了家家户户的窗帘。那些窗帘并不是随便扯上的一截花布，就象凯司令的落地长窗一样，那些窗帘是两层的，里面是一层薄薄的白纱，外面则是一层厚厚的深色的丝绒。於是你才错愕地发现这里原来是上海，十米开外的地方是车水马龙的南京路呢。
我的朋友便是住在这样的地方。她领着我穿过黑暗的走道到她的家。即使是大白天，开得门来也觉得屋子里的光线很暗，而满堂的红木家具却又让人眼前一亮。时隔多年，我仍然记得她家的两件家居。一是她父母的床。这里要声明的是我并不是不懂规矩，随便乱闯别人卧室的孩子。只因那时的上海许多人家只有一间屋子。一脚踩进门，别人吃喝拉撒的大概便尽收眼底了。那床的床头和床尾都镶着半人高的镜子，望着一边的时候可以看到自己的后脑勺。我从没见过那样的家具，“稀奇勿煞”地打量许久。现在想来那其实是一张非常香艳的床，却不能放在一个比较隐私的地方，不知她父母可有尴尬过？也奇怪这样的东西竟能躲过文革，安然无恙地藏在这样的陋巷里。另一件，是她家的梳妆台。不知为何，那张梳妆台没有紧贴着墙角放，却置成一个斜角，在梳妆台后面留着一方空间。后来我想上厕所了，同学引我到梳妆台的背后。这才发现原来那里赫然放着一只马桶。我虽已久闻马桶的大名，那倒还是我第一次享用。没有料到马桶边上的一圈木头是那么窄的，我生怕放心坐下去会把它坐翻，於是只好半蹲着，仿佛扎一个马步似的。及至现今，我也没有弄明白，用那玩艺，到底可不可以宽心落座的。如果分析一下马桶的受力问题，针对不同体型和体重的使用者，找到相应的最优的落座角度，并且建立一个数据库以便使用者查找，想来也是一个不错的博士论文题目吧。
然而并不是所有没有卫生设备的上海人，都要面对坐翻马桶的难题的。有些人家干脆不用马桶的。读大学的时候，一大伙同学到一个住在闸北旱桥那一带的男生家去玩。那里的居民从前多数是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那里大多数的房子是不带卫生设备的。他们的家虽然简陋，但是非常干净，进门得脱鞋的。我们这伙闹哄哄的孩子们在他家的门口歪歪斜斜地留下一大堆散发着可怕异味的臭鞋子，便顺着陡峭的楼梯叽叽喳喳地爬上了他家的阁楼。到了现在这个常常考虑到保命问题的年龄，其实我会担心这个阁楼会承受不住这一大群人的重量。而当时，这个问题过都不曾过一过脑子。而且，即使当时阁楼塌了下来，以我们的年轻和兴致，我们也一定会兴高采烈地人仰马翻下去的，并且还会等着第二天一身绷带地在校园里招摇过世 -- 那可不是酷到极点了么。在阁楼上，男生都席地而坐，我们女生受点优待，坐床，而且是他和他哥哥睡的床。奇怪的是，我们坐在那里竟一点都没有觉得不妥。回头想想那个物资亏乏的年代可真是一个纯真的年代哪。
年轻男女在一起总是有特别节目的。男生格外地幽默和健谈，女生格外地含蓄和害羞。大家东拉西扯地讲了和听了许多笑话，吃掉几大堆瓜子，喝掉几大瓶汽水以后，小腹开始有压迫感了。糟糕的是，他家没有马桶的。男生好办，只见他们一个个鱼贯而出，不消两分钟，又一个个鱼贯而入。女生就有点麻烦了。同学指点说，出了弄堂口，左拐右拐右拐左拐地走上十五分种的路，有一个公共厕所的。路虽遥远，但总不把自己憋死吧，於是我和另一个女生便上路了。哪里知道，到了那里，我的同伴突然发现她的大姨妈来了，我们又都没有准备卫生巾。她既蹲在那里了，我只好去买卫生巾。那一带我实在不熟，路更是屈里拐弯。我生怕找到了烟纸店回头又找不到厕所。为了让我的同伴少蹲一点时间，最佳的方案乃是打道回府。於是我左拐右拐右拐左拐地跑回同学家，偷偷地把他的姐姐拉到边上，象是地下党接头一样地接过卫生巾藏好，再左拐右拐右拐左拐地跑回公厕。可怜我的同伴还乖乖地蹲在那里呢。看着平时那个神采飞扬的她此刻那副老老实实的模样，我忍不住大笑起来。在排泄问题上，真是任谁都骄傲不得啊。那时我们实在年轻，她蹲了二十来分钟，既没有腿脚发软掉将下去，站起来的时候也没有眼冒金星，只拍一拍屁股就走人了。
除了用马桶或公厕解决问题之外，用痰盂也是一种应付的办法。有一年我舅妈搬了家，从一条清静的小弄堂里的一个小亭子间，搬去一条嘈杂的大弄堂底的一间大厢房。这样以小换大的搬迁，当然是要付出代价的，她们家从此用不上抽水马桶了。搬了新家，装修停当，自然是要请一干亲朋好友去作客的。那是一个夏天，我是第一次有机会去见识那样旧式的石库门弄堂。站在弄堂口往里一望，但见得小块的红砖砌的墙，灰色的水泥的尖顶，左右两边各十几排屋子一路齐齐地深达弄底。若这是一条刚刚造好的弄堂，那它还真是整齐漂亮的，在江南暮春初夏的细雨里，正是适合打着油纸伞的丁香姑娘款款走过的背景。只是被人毫不爱惜地住了六七十年之后，这里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弄堂口胡乱地盖的几个违章建筑，就已经让人眼花撩乱。左边盖的是个公用电话亭，石灰糊的墙上都还看得到草茎，后面跟着修鞋的，配钥匙的，裁缝的小摊；右边盖的是一个倒马桶的公共厕所，后面跟着垃圾箱，泔脚钵斗，一路上蚊蝇扰人，气味不雅。再加上弄堂里坐满衣冠不整的乘凉的人；角角落落里堆满没有用又舍不得丢掉的旧家什，直看得人替当年的那个建筑师惋惜。若他还在世，看到自己精心的设计被后人住成这副乱世的模样，不知要如何扼腕叹息了。
但是舅妈家人口增多了，换房只求大，环境是讲究不得了。多了几个平方米，在寸土寸金的上海，是绝对值得置一桌上好的酒菜大肆庆祝一番的。我想我那一晚一定是受了舅妈乔迁之喜的感染，吃得太多了。我的肠子不争气地搅动起来，剧烈到我放弃了憋到回家的念头。於是我只好让表姐引领我到楼梯底下，在一方布帘挡住的痰盂里留下了黄金万两。当我从痰盂上站起来的时候，人是一下子觉得轻松了许多，然而头痛的问题却接踵而来：我该如何处理这痰盂里的一堆宝货呢？我们家与舅妈很亲，我三岁之前，一定是理直气壮地让舅妈打理过我的金银财宝的。然而舅妈虽然疼我，其时我已成年，再是个娇嗲的表妹也知道断没有留这样的宝货在人新居的道理。於是我只好在夏夜里乘凉的鼎沸时分 --- 脚蹬五寸细高跟鞋，身穿曳地长裙，脸上娥眉淡扫、朱唇轻点，头上发髻高挽，而手捧澄澄黄金，穿过满满一弄堂下军棋的，搓麻将的，打大怪路子的，望野眼的，吹牛的，吃饭的，寻相骂的各色人等 --- 硬着头皮朝弄堂口的公共厕所挺身而去。那一场走秀下来，我得到了空前的回头率，从此倒也自信心大增了。然而凡事总有正反两面的，现如今我得了便秘的毛病，想来是那时落下的病根。因为自从那次走过猫步以后，我绝不敢再“随家大小便”了。
离开上海已经多年，走的愈久愈远，对家乡的眷恋亦愈深。与俊男独处，我的心思倒未必转到风月上去，可是只要东方明珠的影子在眼前一闪而过，我就立刻是要犯思乡病的。千禧之年去香港玩，在铜锣湾的一家中文书店里，看到了一直想读的王安忆的“长恨歌”。第一章写的是上海的弄堂。王安忆仿佛是个画家，她用白描的笔触，描绘黎明的时分，上海的弄堂如何苏醒，鸽群如何在这个灰朴朴的城市上空飞翔。一时间，那些有关故乡的记忆纷纷扑面而来，眼泪不听话地涌上来。我放下手里的书，不敢再读下去。就是这样的，对于故乡的怀念，总是我的情感里最脆弱，亦是最温柔的所在。可是比起上海的洋气来，我更念及上海的马桶。那是更帖近从前的上海生活的芯子的。上海的洋气，思想起来，果真该让人那么得意么？其实也就是当年我们年老体弱的外公，没有能力保护好自己孩子，有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儿，被洋人拉去强占了。如今留下几个混血儿，长着奇异的圆鼻子和蓝眼睛。因为他们生得美，教养也好，众亲戚们羡慕这几个混血的孩子起来。洋人当年为了掠夺横行霸道而来，却同时也留下了外滩，圣约翰，洋行。我们不得不承认其实是被洋人欺负过，上海才比别的城市更发达一些的，这是弱势文化的无奈。只是渐渐地无论是我们的外公还是我们的亲娘，都只晓得因为有这些个混血儿而得意洋洋，提起这些人的来历，当年的耻辱竟不再是痛楚了。这才是我们这个弱势文化里痛入骨髓的悲哀。背负着来自弱势文化的这个沉重的十字架，要在这个强势文化的社会里讨生活，常常觉得自己是一个亚细亚的孤儿。怎样才能让自己的生活快乐一点呢？或者下次回家的时候去旧货市场淘一只旧马桶来吧，油漆了放在客厅里当古董，等洋人朋友来作客时，一定要请他们来瞻仰我们的国粹。而且一定要当面质问，“我们用这么精致的器皿来盛排泄物的，你们有吗？”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送交者: 寒胭
[茗香茶语]
凤凰卫视报导上海的旧区改造，提到上海的棚户区和老旧的里弄里面还有56万只马桶。如果以一户四口人计，那么就是说还有二百多万人还在过着没有卫生设备的日常生活。我每次回上海见亲友，都有机会洗耳恭听各位近年的发达史。眼见得周遭再也找不到还没有置产的亲友；出门许多人都以车代步；更多人的孩子还在读小学呢，银行里便已存下了以供孩子日后留学的雄厚资金。在这些意气飞扬的脸面背后，我再也没有想到这个城市里还有二百多万只还得坐在马桶上面受罪的屁股。
过去的这十年，上海的发展实在是太快了。不要说我这种离开上海多年的人回家认不得路，就是从不离开上海的人也被这样快速的发展冲击得找不到北了。里里外外的上海人都有点被这样的速度冲昏了头，恍惚之间仿佛象一个被遗弃了多年的孤儿找到了已经去世的传说中的亲娘，并且认定这个亲娘在世的时候不仅有几分姿色，而且还有点欧化的贵族的家底。於是在昔日的法租界内的淮海路上，走个三五步就可以迎头撞上一个新安置的雕塑，当然塑的乃是白种人的模样。就连偏远的新盖的小区，原先种着大米和青菜的地方，米开朗基罗的大卫们也玉树临风地一字排开，忧郁地尽职地守卫着与他不甚相干的东方的老百姓。关于这方面的报导实在太多，多得人们以为上海从来都是如此风流典雅浪漫的了。如果镜头不曾对准那些棚户和旧里弄，我们都不大知道大卫们的背后还有56万只马桶与之并存，而且几乎已经忘记我们的亲娘除了留给我们一口洋径邦之外，也还给我们这个城市留下一大片马桶的。
我小的时候虽不曾受过没有卫生设备的苦恼，但是马桶的妙处，我倒还是领教过的。最早见识马桶，是在我小学的朋友家。她家住在南京路上的一条小弄堂里。如果你不是上海人，如果你从南京西路开端的静安寺一路逛过来，路过梧桐参天的静安公园；在常德路口你可以看到张爱玲从前住过的赫德公寓；在铜仁路口你也许会去曾经是上海唯一的咖啡馆坐坐；她的对面是一栋俄罗斯风格的建筑，那是从前的中苏友好大厦，中苏翻脸以后叫做上海展览中心，后来又跟人家要好了，於是名字再改回来；然后，传说中的热闹的商业的，用上海人的话说是“屎也卖得脱”的十里洋场便从眼前展开了。于是你先是看到陕西路口的平安电影院；接着是梅龙镇酒家；兰棠皮鞋店；鸿翔服装店；培罗门西服店；凯司令西点店；王家沙点心店。。。你一路走下去，和南京路上的好八连头朝进城一样，直看得你头昏眼花，兴奋莫名。但你决计想不到，这一路洋风洋调的边上，还有一些不起眼的小弄堂。你若闪身进去，即刻会发现此地原来是“别有洞天”的。
这些弄堂的路面是小小的鹅卵石铺成的；弄身极窄，两边曾经刷过白粉的灰墙上爬满了青苔和酶迹子；水落管子的边上有时会写着“不要在此地大小便”；墙里偶有人家种着夹竹桃，没有什么香味的，粉红的朴素的花，被细长的绿叶托着，闲闲地伸到墙外来，仿佛是一个有意无意的邀请似的。于是你也有意无意地去串个门。推开黑沉沉的木门，迎面是一方小小的潮湿的天井，圈在一周矮平房之间。天井的地是青石板的，角落里有一个大家共用的水龙头。每家的门口都放着一个煤球炉子，如果火生得恰到好处的时候，煤球炉子的味道其实是不讨厌的， 那是一种家常的温馨的气味。你这样一圈打量下来，正要疑心自己是否到了某个江南小巷的小户人家，却一眼瞥见了家家户户的窗帘。那些窗帘并不是随便扯上的一截花布，就象凯司令的落地长窗一样，那些窗帘是两层的，里面是一层薄薄的白纱，外面则是一层厚厚的深色的丝绒。於是你才错愕地发现这里原来是上海，十米开外的地方是车水马龙的南京路呢。
我的朋友便是住在这样的地方。她领着我穿过黑暗的走道到她的家。即使是大白天，开得门来也觉得屋子里的光线很暗，而满堂的红木家具却又让人眼前一亮。时隔多年，我仍然记得她家的两件家居。一是她父母的床。这里要声明的是我并不是不懂规矩，随便乱闯别人卧室的孩子。只因那时的上海许多人家只有一间屋子。一脚踩进门，别人吃喝拉撒的大概便尽收眼底了。那床的床头和床尾都镶着半人高的镜子，望着一边的时候可以看到自己的后脑勺。我从没见过那样的家具，“稀奇勿煞”地打量许久。现在想来那其实是一张非常香艳的床，却不能放在一个比较隐私的地方，不知她父母可有尴尬过？也奇怪这样的东西竟能躲过文革，安然无恙地藏在这样的陋巷里。另一件，是她家的梳妆台。不知为何，那张梳妆台没有紧贴着墙角放，却置成一个斜角，在梳妆台后面留着一方空间。后来我想上厕所了，同学引我到梳妆台的背后。这才发现原来那里赫然放着一只马桶。我虽已久闻马桶的大名，那倒还是我第一次享用。没有料到马桶边上的一圈木头是那么窄的，我生怕放心坐下去会把它坐翻，於是只好半蹲着，仿佛扎一个马步似的。及至现今，我也没有弄明白，用那玩艺，到底可不可以宽心落座的。如果分析一下马桶的受力问题，针对不同体型和体重的使用者，找到相应的最优的落座角度，并且建立一个数据库以便使用者查找，想来也是一个不错的博士论文题目吧。
然而并不是所有没有卫生设备的上海人，都要面对坐翻马桶的难题的。有些人家干脆不用马桶的。读大学的时候，一大伙同学到一个住在闸北旱桥那一带的男生家去玩。那里的居民从前多数是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那里大多数的房子是不带卫生设备的。他们的家虽然简陋，但是非常干净，进门得脱鞋的。我们这伙闹哄哄的孩子们在他家的门口歪歪斜斜地留下一大堆散发着可怕异味的臭鞋子，便顺着陡峭的楼梯叽叽喳喳地爬上了他家的阁楼。到了现在这个常常考虑到保命问题的年龄，其实我会担心这个阁楼会承受不住这一大群人的重量。而当时，这个问题过都不曾过一过脑子。而且，即使当时阁楼塌了下来，以我们的年轻和兴致，我们也一定会兴高采烈地人仰马翻下去的，并且还会等着第二天一身绷带地在校园里招摇过世 -- 那可不是酷到极点了么。在阁楼上，男生都席地而坐，我们女生受点优待，坐床，而且是他和他哥哥睡的床。奇怪的是，我们坐在那里竟一点都没有觉得不妥。回头想想那个物资亏乏的年代可真是一个纯真的年代哪。
年轻男女在一起总是有特别节目的。男生格外地幽默和健谈，女生格外地含蓄和害羞。大家东拉西扯地讲了和听了许多笑话，吃掉几大堆瓜子，喝掉几大瓶汽水以后，小腹开始有压迫感了。糟糕的是，他家没有马桶的。男生好办，只见他们一个个鱼贯而出，不消两分钟，又一个个鱼贯而入。女生就有点麻烦了。同学指点说，出了弄堂口，左拐右拐右拐左拐地走上十五分种的路，有一个公共厕所的。路虽遥远，但总不把自己憋死吧，於是我和另一个女生便上路了。哪里知道，到了那里，我的同伴突然发现她的大姨妈来了，我们又都没有准备卫生巾。她既蹲在那里了，我只好去买卫生巾。那一带我实在不熟，路更是屈里拐弯。我生怕找到了烟纸店回头又找不到厕所。为了让我的同伴少蹲一点时间，最佳的方案乃是打道回府。於是我左拐右拐右拐左拐地跑回同学家，偷偷地把他的姐姐拉到边上，象是地下党接头一样地接过卫生巾藏好，再左拐右拐右拐左拐地跑回公厕。可怜我的同伴还乖乖地蹲在那里呢。看着平时那个神采飞扬的她此刻那副老老实实的模样，我忍不住大笑起来。在排泄问题上，真是任谁都骄傲不得啊。那时我们实在年轻，她蹲了二十来分钟，既没有腿脚发软掉将下去，站起来的时候也没有眼冒金星，只拍一拍屁股就走人了。
除了用马桶或公厕解决问题之外，用痰盂也是一种应付的办法。有一年我舅妈搬了家，从一条清静的小弄堂里的一个小亭子间，搬去一条嘈杂的大弄堂底的一间大厢房。这样以小换大的搬迁，当然是要付出代价的，她们家从此用不上抽水马桶了。搬了新家，装修停当，自然是要请一干亲朋好友去作客的。那是一个夏天，我是第一次有机会去见识那样旧式的石库门弄堂。站在弄堂口往里一望，但见得小块的红砖砌的墙，灰色的水泥的尖顶，左右两边各十几排屋子一路齐齐地深达弄底。若这是一条刚刚造好的弄堂，那它还真是整齐漂亮的，在江南暮春初夏的细雨里，正是适合打着油纸伞的丁香姑娘款款走过的背景。只是被人毫不爱惜地住了六七十年之后，这里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弄堂口胡乱地盖的几个违章建筑，就已经让人眼花撩乱。左边盖的是个公用电话亭，石灰糊的墙上都还看得到草茎，后面跟着修鞋的，配钥匙的，裁缝的小摊；右边盖的是一个倒马桶的公共厕所，后面跟着垃圾箱，泔脚钵斗，一路上蚊蝇扰人，气味不雅。再加上弄堂里坐满衣冠不整的乘凉的人；角角落落里堆满没有用又舍不得丢掉的旧家什，直看得人替当年的那个建筑师惋惜。若他还在世，看到自己精心的设计被后人住成这副乱世的模样，不知要如何扼腕叹息了。
但是舅妈家人口增多了，换房只求大，环境是讲究不得了。多了几个平方米，在寸土寸金的上海，是绝对值得置一桌上好的酒菜大肆庆祝一番的。我想我那一晚一定是受了舅妈乔迁之喜的感染，吃得太多了。我的肠子不争气地搅动起来，剧烈到我放弃了憋到回家的念头。於是我只好让表姐引领我到楼梯底下，在一方布帘挡住的痰盂里留下了黄金万两。当我从痰盂上站起来的时候，人是一下子觉得轻松了许多，然而头痛的问题却接踵而来：我该如何处理这痰盂里的一堆宝货呢？我们家与舅妈很亲，我三岁之前，一定是理直气壮地让舅妈打理过我的金银财宝的。然而舅妈虽然疼我，其时我已成年，再是个娇嗲的表妹也知道断没有留这样的宝货在人新居的道理。於是我只好在夏夜里乘凉的鼎沸时分 --- 脚蹬五寸细高跟鞋，身穿曳地长裙，脸上娥眉淡扫、朱唇轻点，头上发髻高挽，而手捧澄澄黄金，穿过满满一弄堂下军棋的，搓麻将的，打大怪路子的，望野眼的，吹牛的，吃饭的，寻相骂的各色人等 --- 硬着头皮朝弄堂口的公共厕所挺身而去。那一场走秀下来，我得到了空前的回头率，从此倒也自信心大增了。然而凡事总有正反两面的，现如今我得了便秘的毛病，想来是那时落下的病根。因为自从那次走过猫步以后，我绝不敢再“随家大小便”了。
离开上海已经多年，走的愈久愈远，对家乡的眷恋亦愈深。与俊男独处，我的心思倒未必转到风月上去，可是只要东方明珠的影子在眼前一闪而过，我就立刻是要犯思乡病的。千禧之年去香港玩，在铜锣湾的一家中文书店里，看到了一直想读的王安忆的“长恨歌”。第一章写的是上海的弄堂。王安忆仿佛是个画家，她用白描的笔触，描绘黎明的时分，上海的弄堂如何苏醒，鸽群如何在这个灰朴朴的城市上空飞翔。一时间，那些有关故乡的记忆纷纷扑面而来，眼泪不听话地涌上来。我放下手里的书，不敢再读下去。就是这样的，对于故乡的怀念，总是我的情感里最脆弱，亦是最温柔的所在。可是比起上海的洋气来，我更念及上海的马桶。那是更帖近从前的上海生活的芯子的。上海的洋气，思想起来，果真该让人那么得意么？其实也就是当年我们年老体弱的外公，没有能力保护好自己孩子，有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儿，被洋人拉去强占了。如今留下几个混血儿，长着奇异的圆鼻子和蓝眼睛。因为他们生得美，教养也好，众亲戚们羡慕这几个混血的孩子起来。洋人当年为了掠夺横行霸道而来，却同时也留下了外滩，圣约翰，洋行。我们不得不承认其实是被洋人欺负过，上海才比别的城市更发达一些的，这是弱势文化的无奈。只是渐渐地无论是我们的外公还是我们的亲娘，都只晓得因为有这些个混血儿而得意洋洋，提起这些人的来历，当年的耻辱竟不再是痛楚了。这才是我们这个弱势文化里痛入骨髓的悲哀。背负着来自弱势文化的这个沉重的十字架，要在这个强势文化的社会里讨生活，常常觉得自己是一个亚细亚的孤儿。怎样才能让自己的生活快乐一点呢？或者下次回家的时候去旧货市场淘一只旧马桶来吧，油漆了放在客厅里当古董，等洋人朋友来作客时，一定要请他们来瞻仰我们的国粹。而且一定要当面质问，“我们用这么精致的器皿来盛排泄物的，你们有吗？”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