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2022疫情，加拿大政府的疫苗强制令引发的次生的人道主义话题，加拿大民间对此抗议活动不断，加拿大各大高校是什么立场。他们坚持了思想、言论自由、倡导个人独立思考的精神了吗？

在疫苗强制令推出后，这些高校都在推疫苗强制的同时，拒绝对于不打疫苗的师生提供测试选项，并规定了打疫苗的最后期限，也不提供网课选项。这样的硬性导致不打疫苗的学生被停课，老师被停薪留职甚至被开除。更有甚者，由于政府对于这些被停薪留职者不予发放失业保险（EI），导致这一群体面临经济困境，引发了次生的人道主义问题。面对高校老师斯文扫地的处境、学生学业搁置的现实，没有任何高校质疑这样违反人权以及个人权益的做法。2022年3月，当加拿大各省都取消了疫苗令的情况下，这些省属院校并没有及时跟进，反而把取消强制的时间延迟设置到5月1日，有些高校甚至声称是暂停（pause），随时可以回到强制状态。

疫情以来，即使很多民间的公司企业，有些还有独立与弹性的政策，但是作为社会精英的摇篮，民主思想的大本营，他们并没有交上可以自傲的答卷。他们人文学科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样样俱全，理科专业中的生命科学系列更有责任守护生命与医学伦理的道德底线。对于明显摈弃个人医学选择权、不予人道主义豁免的强制令，只有不成比例的极少数教师勇敢地站出来抵制与抗争，这不能不说是精英教育机构的自欺与堕落，也是号称民主社会、公民政治的悲哀！

在人类民主政治的历史成长中，社会精英一直以来都是倡导和维护者。即使在中国，陈寅恪先生“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概括的就是社会精英们精神领袖责任与担当。在人类物质文明可以发达到有想要征服宇宙外空间的成绩单，在人类精神文明方面，人类是否突破了比起前代更多的个人自由创造、言论和思想的桎梏了呢？是否愈加尊重个体差别性、获得更多彼此和谐共处的进展了呢？最重要的，个人是否可以保有对社会不公正拒绝、发声和抗议的勇气呢？在当下，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1898年1月13日，法国作家左拉发表《我控诉…!》 （J'accuse...! ）控诉了政府的反犹歧视施权，导致德雷福斯案判决的不公。左拉本人因此被控诽谤，流亡英国。他的勇敢之举，使得“我控诉...!”（J'accuse! ）成为了表达愤慨谴责、对抗某些权贵的共同通用语。（请自行搜索此案的详情以及历史影响力）抚今追昔，在大疫情的历史时刻，面对政府打着为人民的借口，公然越权侵害个人自由与权益，有多少社会精英们在坚持这种担当和勇气？作为社会精英思想摇篮的高校没有质疑、没有发声，他们是缺乏勇气而放弃批判思考的担当了吗？还是他们赞同政府的措施，甚至自觉地在维护呢？

对于个人，在职位、房贷等生活焦虑中，选择视而不见地服从以保住个人平安，于情于理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高校作为人类思想的大本营，基于立足于国家利益、维护人权社会的法则，质疑社会不公、甚至为因疫情造成的社会分裂找到修补的办法，不是他们应该做的吗？遗憾的是，这次加拿大的高校没有做到这些，尽管在女性、同性、非裔、原住民等少数人群的权利保障上伸张平等，却在疫苗强制问题上甚至没有向社会示范一下平等、尊重各类人群的校园宽容。他们对于不打疫苗的师生进行强制，是出于缺乏勇气吗？每一所高校都拥有多达几万师生的校园社会，具有强大的社会示范的实力。如果他们采取一视同仁、无歧视的解决方案，足以影响社会，并且不会被剿灭。因此缺乏勇气，不足以解释这些机构的选择。

是不是他们赞同政府的措施，甚至自觉地在维护呢？如果这个答案是“是”，那不是全人类社会的悲哀吗？不是人类最不愿展望到文明的堕落吗？不难想象，当下政府决策机构的人力资源，有多少是由洗脑中的高校提供的。所以高校与政府的关系，是同谋关系？或已经是权力机构一体化上链条上的一环？这些猜测都不应该是空穴来风，而唯一缺乏或者已经丢失的，就是高校作为批判性思想大本营的独立性。

2022年2月，加拿大卡车司机揭竿而起反抗强制令，到2月18日被政府镇压，加拿大高校在强制令的执行中；3月各省政府停止强制令，加拿大高校在延缓执行中。在加拿大社会出现次生的人道主义议题的时刻，加拿大高校以及社会精英的噤声，是加拿大社会文明精神的弃权甚至是中止。挽救加拿大社会危机的责任由卡车司机担当，打了谁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