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拳打镇关西”篇
“拳打镇关西”是《水浒》中最为脍炙人口的一篇，之所以脍炙人口，在下认为并非因为精彩（虽说从文字角度看确实精彩），而是因为痛快。这痛快背后暗含的是弱势群体的一种意愿。
这故事细细想来有个疑问，鲁达为什么不通过比较正当一点渠道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让金家父女去衙门申诉，又或者亲自上门讨个公道？毕竟这个“镇关西”郑屠户无非一个发了点财的卖肉个体户，按鲁达自己的话讲，“投托着俺小种经略相公门下做个肉铺户”的“腌泼才”而已，见了鲁达也得诚惶诚恐，陪个笑脸，更谈不上什么权势了。
如果鲁达真的那么做了，其结果可以预料，就是郑屠户退还那原本想要赖掉的“典身钱三千贯”，或许还得多加一点，再陪个不是，深刻检讨几句，事情就算是完全摆平了。这样的结果理论上讲应该是皆大欢喜，是最符合理性的。可如果真的这样解决，不仅不会让人感到痛快，还会有一些失落。其原因很简单，就是“恶”没有受到惩罚。
由此引申出的一个严肃的命题：个人有无惩恶的权力？照理，惩恶是社会的事，或者换个说法，是衙门的事，个人强出头乃是违法。不过，当社会无力或无暇保障部分人的利益的时候，个人是否有权为自身或他人利益作出激烈的抗争？
如果说有，是不是在纵容一种借助正义之名的“多数人的暴政”？如果说没有，是不是又在纵容一部分人对另一部人的利益掠夺和侵犯？
再换个角度，把身份颠倒一下，假如鲁达是个卖肉为生的屠户，镇关西是个有点权势的提辖，那么鲁达岂不是连上述的理性解决的可能性都丧失了？大概就只能带着金家父女到处上访申诉反映情况，可惜这个案例非关人命，实在太平凡了，很可能即使付出了极大的成本和精力也未必能解决问题。
“拳打镇关西”之所以让人大呼过瘾，虽不排除人心中的暴力倾向，更体现了一种正义伸张。你可以认为这种伸张是另类的，反社会的，可又得承认对弱势群体而言，这是让“恶”昭彰于世并受到惩罚的最好途径。如果一个社会长期让其中一部分人处于被掠夺被压迫的情形之下，拳就成了政治利益的代言者，成为必要的选择，这是弱者的人权，剥夺这种权利其实对掠夺和压迫的默许。毕竟公正也罢，政治权利也罢，都是无法期盼其会从天而降，自行到来的，很多时候要靠“拳打”去争取。当然下手别走极端，要注意不能真的打死对方，象鲁达那样鲁莽，会把事情弄成解不开的死结了，呵呵。
我们常讲消除贫困是减少犯罪，降低社会动荡的最佳途径，此外也别忘了，人不是动物，只要喂饱了肚子就了事，除了贫困，更需要消除不公正。
“误入白虎堂” 篇
“白虎堂”是什么去处？商议军机大事之要地也。携利器入要地，打个比方，就好象当下带违禁品上飞机或者携汽油桶上天安门，当然是有不轨之嫌疑，即便是被骗了，被栽赃了，盘查询问也是免不掉的，问题在于如何将这栽赃转变成罪行。
从《水浒》里面我们根本没有看到这个转变过程，携刀进入要地本身就等同于顺理成章、毋庸置疑的行刺企图。而耐人寻味的正是这顺理成章和毋庸置疑。
这样的定罪后面当然有高太尉的权势在起作用，不过也不能不注意到，这种有罪推定其实正是中国历代政治中最为常见的定罪方式。这个光荣传统应该说源于孔子，被后人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了，孔子杀少正卯的理由就是对方“心达而险”，只不过人心是不可透视的，既然我们都不是圣人，只好退后一步，那就是依据言行定罪。翻翻中国历史，有无数的所谓谋反、叛逆、欺君、反革命、反社会罪行，其中凭借一句话、一首诗、一篇文章、一个举动、一件服饰、一项决定、一种社会关系等等来作为证据，并以此作出判定的实实在有如恒河沙数，中国历史你如果细读，从字缝可以看出另外两个字：铢心！
“误入白虎堂”依据的正是以铢心为前提的定罪法。“擅入禁地，其心可铢！”
在下就不想例举历史上那些血淋淋，令人不寒而栗的故事了，举个众所周知的轻松喜剧来作例子吧。
前年有个演艺界人士曾经“误入白虎堂”，想必还是大伙记忆犹新的，即“赵微军旗装”事件。赵微穿“日本军旗”拍模特照，有点类似林冲带刀进“白虎堂”，区别只在于前者是无心之举，后者是被设计陷害，不过既然入了“白虎堂”，总之就算踏入禁区了，于是赵微成了爱国人士眼中的叛逆，引发轩然大波，各种指责、辩护、诠释、引申铺天盖地，按义正词严的正方观点，说轻一点此乃无知所至，是缺少教育，说重一点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代言，中华民族的罪人。故而赵微在一次公众演出时，遭遇了屎尿浇身之辱。以理性而言，假如这赵微参拜过靖国神社、学习过日本最新历史教科书，上述判断都不能说就可以成立，穿过一件很象日本军旗的时装就犯下如此罪行，想必林冲也会引为同道中人。不管什么理由，林冲毕竟还明白他误入了不能私入禁地，赵微甚至连禁地何在都没搞清楚就一头栽进去。
这就是“白虎堂”的妙处所在了。“白虎堂”这个禁区是太尉府邸的一个私设禁地，并非高挂着“军机重地、闲人免进”之类的警示牌的固定公共场所，反过来，它可以设在任何地方，如果你喜欢在客厅议军，则客厅就是“白虎堂”，如果你喜欢在后花园论机，则后花园也叫“白虎堂”，要做的只是把“白虎节堂”这块牌匾挪一下位置即可。这样一来，禁区就存在无处不有的可能性，“误入”概率极高，你不知道何时何处何故就已经落入了陷阱，糊里糊涂地背上了不知从何说起的罪名。甚至有朝一日这牌匾可能还会直接挂到了你家里，呵呵，那你有原罪了，命中注定该被打倒。是个天生叛逆或者“黑五类”。范围再扩大一点，如果按思想可以定罪的话，我们每个人都是罪犯，所以铢心必须在灵魂深处进行，让你“三省你身”，“早请示晚汇报“，要求你“至于至善”，这意味着，把“白虎堂”设在你的心里，那方才是儒学的最高境界。
明白了吧，当你在指责其他人的言行“动机险恶”，“怀有不可告人目的”的时候，你实际上是认定他踏入了你心目中的禁区，“白虎堂”其实就在你心中。
智取生辰纲” 篇
当“一套富贵”近在眼前，唾手可得时，谁能不怦然心动？更何况那是国有资产，见者有份，明强暗夺都不会受良心责难，我不拿岂不便宜了其他人？即便有些风险又如何？富贵险中求嘛。说起来，无论强盗、贪官、以权谋私者，行贿受贿者，就心理动机而言并无不同。
“智取生辰纲”之所以会圆满成功，在下以为并非吴用计划周密，算无遗策，而是得力于押运士卒的配合，就是说，生辰纲这“一套富贵”其实是押运士卒奉送的。
此话怎讲？首先我们看看杨志为何要乔装打扮，假做客商，隐匿行迹？此实乃杨志不得已之举。当初梁中书本拟“着落大名府差十辆太平车子；帐前十个厢禁军，监押着车；每辆上各插一把黄旗，上写着‘献贺太师生辰纲’”，如此招摇过市，杨志自然以为不可，梁中书遂“恁地时多着军校防护送去便了”，这时候杨志说了句实话，“恩相便差一万人去也不济事；这厮们一声听得强人来时，都是先走了的”。呵呵，杨志这话才讲到了点子上，在一个丧失了公平，利益尽数归于权贵的社会里，指望下层阶级能尽心尽力，做好职责内的工作实属奢望，况且这工作还有风险。
拿当下作个类比，假如你是一家不太景气的国有企业职工，工资微薄仅够谋生，且面临下岗待业的可能，稍好一点的，一万元就可以把你“买断”，或者说，你二十年的辛勤努力只值一万元，你会非常欣慰吗？再者，你目睹厂长经理照旧十万八万的拿，你会认为工作有价值吗？你会为这份工作尽心吗？这个时候，工作除了混口饭吃，还能有什么其他意义？
话扯远了，再说回来。烈日下身负重担，匆忙赶路的众军汉和手持藤条、一路催逼的杨志终于来到了黄泥冈。在老江湖杨志眼中，此为强人出没的不祥地狱，但在身负重担，筋疲力尽的军士眼中，这里却是休息避暑的天堂，于是军士们罢工了。且看《水浒》的描述：“一行十五人奔土冈子来，歇下担仗，十四人都去松林树下睡倒了。杨志说道：‘苦也！这里是甚么去处，你们却在这里歇凉！起来快走！’众军汉道：‘你便利做我七八段也是去不得了！’杨志拿起藤条，劈头劈脑打去。打得这个起来，那个睡倒，杨志无可奈何。”
“智取”的关键人物是白日鼠白胜，而他登场时唱的那首歌就有挑拨离间的妙用。“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农夫”暗示一路不胜重负的军士，“王孙”暗示一路严加催逼的杨志，可一旦军士们罢工了，不走了，“如汤煮”却是王孙，农夫反倒可以“把扇摇”了，所以白胜分明是在挑逗说：“别踩那个可恶的杨提辖，别听他的胡话，他才不顾你们的死活呢！”这样一来，买酒的时候杨志阻止，军士们老实不客气地回敬道：“没事又来鸟乱！我们自凑钱买酒吃，干你甚事？也来打人！”杨志最后让步了，虽是系目睹了晁盖等人的演戏略有心安，也有无可奈何的原因在里面。
勿以为军士们皆无知之辈，不知世道险恶，说到底还是事不关己。即便真有强人来了又如何？扔下担子，发一声喊，四下逃去，不就成了么？即便被捉了，跪地求饶，喊几声爷爷，命也是保的住的。杨志和众士卒已不属一个阶层，他考虑的是如何把这一次押运办成“政绩”，事妥之后，会有另“一套富贵”等着他，而军士们有什么可图的？能歇就歇吧，有口酒喝就喝吧，即使累死累活把担子顺利挑到东京了又能怎样？以后还会有别的劳役要接着干。这是利益上不对等，分配上的不公平造成的对立，下层无论怎么“如汤煮”，无非让上层得以“把扇摇”而已，套个几十年前的术语，这就叫做“阶级矛盾”。
曾经读到过明代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对中国军人的一段评语：“这个国家中大概没有别的阶层的人民比士兵更堕落和更懒惰的了。军队必定过的是一种悲惨的生活，因为他们应召入伍并非出自爱国心，又不是出于皇上的忠诚，也不是出自任何想获得声名荣誉的愿望，而仅仅是作为臣民不得不为雇主劳作而已。” (《利玛窦中国札记》)
在下觉得，利马窦神父这番话并非仅仅适用于军队，可放之全体弱势群体皆准。每论及中国的贫弱，有志之士常扼腕于世风日下，道德沦落，世人素质低下，苟且于私利。此乃杨志之见。别忘了押运之旅上，杨志与军士的比例可是1：15。就是说，一个“高素质”者可是要靠十五个辛苦挑担人来成全的。
“风雪山神庙” 篇
林教头初始的遭遇，最易让看官们联想起一句格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想在下昔日初读水浒，及“大闹野猪林”处，辄拍膝长叹：“林冲啊，你为何不反？”刺配沧州前，林冲写下休书，该是已有所察觉，野猪林中，更确知事出高太尉陷害，可林冲还是乖乖去了沧州。
林冲为何不反？
别问林冲，先问问你自己，假如你处于类似林冲的处境，你反不反？考虑好，别随口回答。“反”意味着从此你走上了一条与传统社会对立，为正统观念不容，被官府通缉捉拿的不归路，意味着你的余生不再安定，从此过一种或刀口舔血，死里求生，或亡命天涯，故里难归的日子，意味着你从一条狗蜕变成了一匹狼，从此不再有主人关照宠幸，可以安闲地趴在火炉边或窝棚里，而是被村落排挤，被猎人追捕，面对凄厉的北风和茫茫的黄沙，艰难地寻觅生存之路——那传说中美丽的草原。
想好了吗？除非你本就已经沦为了一个杀人越货的强盗，或对抗社会的黑组织成员，如许多梁山好汉那样，否则你可以轻易抛开过去的一切吗？尽管那一切正逐渐远去，似不可追，但毕竟是支撑你的希望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可以说放掉就放掉的吗？
在下少时，看过一部唤作《牧马人》的电影，读过一篇唤作《布礼》的小说，曾被里面的忠君爱国之情感动的一塌糊涂，现下想想，不就一个侥幸未入死地的林冲吗？不觉叹息一声：“终于有林冲熬出头来了。” 林冲身为禁军教头，乃天子脚下的臣子，且已三十四五年纪，和江湖草莽不同，早已成了恭顺忠心的臣民，即便放之青海牧马二十年，除了期待有一天能承蒙开恩，困惑怀疑的念头都不会有，更谈不上造反了。设想当初若高太尉不曾将林冲逼入绝境，且碰巧倒台，林冲则不乏申诉平反，东山再起的机会，亦能痛数高逑迫害忠良之罪行，表达自己“历经苦难痴心不改”的坚贞，换得君王一纸嘉勉忠义的诏书，纵已无法合家团圆，至少官复原职应该是可以的，昔日的冤屈和苦难也很快就会忘到爪洼国去。历史上这样的故事每朝每代都在循环上映着，苦难对中国人而言是构不成反思的，最佳情况下或许会成为本钱。责怪林教头胆小怕事、当断不断的看官似乎没看到，教头的考虑其实比汝等更长远，更现实，呵呵。
可惜事态并未如此发展，毕竟林冲不是普通的罪犯。
那一夜的风雪救了林冲的性命，风雪象征前路茫茫，也象征林冲心中无法抑止的悲愤，也正是这悲愤让林冲手刃仇敌，亲手了结了或有一天可以刑满释放或者平反的梦想。希望破灭，大仇难报，此身无属，在这样的情形和心态下选择自杀者从古至今很多，可这悲愤又未使林冲选择自杀。在下想来，可以用失了生辰纲后本欲自杀的杨志的心态解释，“爹娘生下洒家，堂堂一表，凛凛一躯。自小学成十八般武艺在身，终不成只这般休了？比及今日寻个死处，不如日后等他拿得着时，却再理会。”
“风雪山神庙”里，山神预示着某种再生的宿命，过去的林冲终究还是死了，火并王伦时林冲的出手狠辣与棒打洪教头时的谦恭礼让已然判若两人。对曾经惨遭冤屈，身世坎坷，心中充满悲愤不平和压抑感的林冲而言，他的补偿方式会倾向于攻击性和暴力，这是可以预料的，故而在下猜想，以后的林冲会是个相当难以相处的人。
“私放晁天王”篇
在下昔读水浒，常困惑于这样一个问题：这宋江究竟何德何能，竟黑白两道通吃？让一班好勇斗狠，杀人不眨眼的巨盗大寇一闻其名即如雷贯耳，立马纳头便拜，口称哥哥？
宋江后来推举卢俊义做梁山之主时曾言其三大不足：“非宋某多谦，有三件不如员外处：第一件，宋江身材黑矮……第二件，宋江出身小吏，犯罪在逃，感蒙众兄弟不弃，暂居尊位……第三件，宋江文不能安邦，武不能附众，手无缚之力，身无寸箭之功……”虽说这些未必是宋江的真心话，宋江也并非真的就如其自贬的那样不堪，不过这些事实基本还是成立的。
宋江何德何能，其实《水浒》里面在其一登场就介绍了，“他刀笔精通，吏道纯熟；更兼爱习枪棒，学得武艺多般。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士馆谷，终日追陪，并无厌倦；若要起身，尽力资助。端的是挥金似士！人问他求钱物，亦不推托；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难解纷，只是周全人性命。时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
在下时常随意游荡于网上，有回不小心撞到了一张赖昌新的照片，一见之下大吃一惊：“这不是及时雨宋先生吗？”呵呵，此非什么比喻象征，只不过在下心目中的宋公明就是这个模样。
打住了，当下谈赖昌新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何况二人确无可比性。不过在下却顿悟了：原来公明哥哥是此德此能啊。
看清楚了吧，这宋公明是个行惠者，换个角度看，其实也叫行贿者。只不过，他的行贿方向是向下，而非一般意义的向上，属剑走偏锋，别出蹊径的一类，如果把前文中的“江湖好汉”一词换成“达官豪门”，“投奔”换成“求助”，再重读一遍，不知各位是何感想？
宋江出身卑微，天生浪荡，无法读书中举，仕途自然无望。虽说“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亦只能在衙门里面当个普通科员。假如宋江有机会踏入仕途，会是个溜须拍马的逢迎高手，再假如他家有万贯，可以打得通各方关节，没准也可以混到蔡金、高逑那样的程度，甚至混的更好，吃的更开。
可惜的是，仕途不通的宋江家里虽薄有田产，但距家财万贯相去何可以道里计？那点钱财对下层黑社会施以小恩小惠是足够的，可要用之于上层，则根本不值一晒。那个时代商人地位比农夫还低，办私企做买卖该更为宋江不齿，故而宋江改做了 “社会活动家”，成效卓著到了“山东，河北闻名，都称他做及时雨，却把他比做天上下的及时雨一般，能救万物”的程度。
做了“社会活动家”必得要面临一些抉择，“私放晁天王”就是宋江作出的抉择。
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情社会里面，作出此等选择本属正常，后来朱仝、雷横不也照旧磨磨蹭蹭，欲放跑晁盖？不过那仅仅是假公济私，不比宋江是冒了被人察觉的风险的。虽说按晁盖的话，宋江是“心腹相交，结义兄弟”，可晁盖的罪行实在非同小可，行径比如今的抢劫银行还要恶劣，吏道纯熟的宋江该是熟谙律法，也是读过圣人言的，不过在他心目中，什么国法伦理之类通通狗屁，他想到的是：“(晁盖)他如今犯了迷天大罪，我不救他时，捕获将去，性命便休了。”在这个关头，“社会活动家”几乎没做过多考虑就作出了抉择，“担着血海似干系”打马报信去了。行惠受惠或行贿受贿本就是互利关系，大家同属于一个利益共同体，故而宋江凭直觉就作出这个抉择。并非他预料到了将来，而是他作为“社会活动家”，立场和官方皇家的根本利益已然彼此抵触，相互矛盾，已难以共存了。
在一个皇权社会里，必会存在利益的分裂，国家利益（或曰君王利益）与社会利益（或曰人民利益）大多时候南辕北辙，这样就会有不同乃至彼此抵触的是非判断和价值观念并存，可称官方立场和民间立场。前者虽然强大无比，占据表面上的绝对主导，却也遏制不了后者如野草般生长。可以判断说，宋江从获得“及时雨”美誉，成为被下层敬慕的社会活动家的时候，不管是否心甘情愿，已身不由己地注定了其叛逆者的命运。
“水寨大并火”篇
别怪王伦疑虑，晁盖等投奔梁山，正所谓“替天行道人将至，仗义疏财汉便来”，乃是涉及到了梁山的未来走向，是两条路线抉择的大事。
想那王伦，本就不是敢作敢为，可独当一面的豪杰，无非集合了一伙走投无路或生计无着者经营着一家非法私企，做点见不得人的打家劫舍勾当混口饭吃，和现代社会中的老鼠会、互助会等本质上有更多相近处，介于不合法组织与黑社会之间，在夹缝中艰难求存。成为官方政府的对手和敌手，那不在他的考虑之中。
晁盖等一伙前来投奔，王伦虽款待殷勤，但一听完了他们的所作所为，“骇然了半晌；心内踌躇，做声不得；自己沉吟，虚作应答。”如果说当初排挤林冲，乃是私心作祟，可以理解为出自一种自卑感，即林冲的能力太强，昔日的名望地位也都是他一个落第秀才没法比的，那对晁盖等则更多了恐惧：你等上得山来，必惹来官府侧目，我这老鼠会不就办不下去了？你自己犯下了滔天大罪，还想牵连我梁山遭官军围剿？
看官多以为王伦心胸狭隘，忌贤妒能，实不知他从无举旗造反，公开与官方政府为敌的意愿，落草仅为谋一条生路。假如王伦昔日也如林冲一样蒙受奇冤，身负血海身仇，心中充满仇恨，没准他会闻之欣喜若狂，虚位以待，心想我终于有报仇雪恨的机会了。他会象林冲一样认为“今日山寨幸得众多豪杰到此相扶相助，似锦上添花，如旱苗得雨”。呵呵。
既王伦享受着梁山黑组织的当前既得利益，也满足于这等既得利益，晁盖等人的到来就是对这种稳态的严重冲击和动摇，意味着黑窝点的公开化，非法组织从此转成为土匪巢乃至造反基地。这样的转变不是他所情愿的。从“农民革命运动”的政治高度，这可理解为保守派对激进派之争，是一个关系到梁山是体制外求存还是公开造反对抗体制，是姓“和”还是“战”的立场问题。
实际上，王伦礼送晁盖等时说过的那番话，“感蒙豪杰到此聚义，只恨敝山小寨是一洼之水，如何安得许多真龙？聊备些小薄礼，万望笑留，烦投大寨歇马，小可使人亲到麾下纳降。”在下以为实肺腑之言，那是在暗示立场：我王伦是一个保守派，是不主张暴力di，请别在我的地头上干这个。当然，假如你晁天王革命成功了，我也是乐意见到di。
这个时候，压抑已久，且早已沦为旗帜鲜明的激进派林冲拍案而起,“衣襟底下掣出一把明晃晃刀来”（这显然是早有准备的），“大并火”三下五除二即轻易完成。在下更以为这甚至都不叫“火并”，仅可称做“和平演变”。林冲推举晁盖所言，就是保守转激进的标志：“据着我胸襟胆气，焉敢拒敌官军，他日剪除君侧元凶首恶？今有晁兄仗义疏财，智勇足备；方今天下人闻其名无有不伏。我今日以义气为重，立他为山寨之主。”
从历史看，激进主义者通常都更能赢得人心，也暗合人性中的某种潜密意愿。所谓将相无种，草民亦有草民的尊严。既被掠取，何不夺回，既被禁锢，何不打破？别谈什么理性算计，既失利益阶层选择激进本就是最符合情理和逻辑的举动。
“怒杀阎婆惜”篇
在当下的这个花花世界，包二奶或养情妇大约也是一种时尚，或者说，是财富地位的象征，成功男士之标志。在下与友闲谈，每论及某地某君挥金如土，妻妾成群时，友不禁面露羡慕之色，感叹：“好有钱，真大款也！”其实，又何止大款，衙门里的大吏能员，国私企之头头目目，凡事业有成，为社会敬慕的者，有包养之嫌的总有十之五六吧，何足为奇？
在下惭愧，年届而立却依旧为生计奔忙，事业亦是碌碌无为，对包养这类需大财力作后盾的事当然是有心无力了。故而总有一个疑问难释：万一有朝一日那二奶或情妇要闹将起来，不知该如何摆平？这种事首先于成功人士脸面上就不太好看，即便有什么私下协议，上法庭也是算不得数的。再假如，那二奶或情妇手中握有成功人士见不得光的甚么证据(一般而言多少都会有一点的)，那事情岂不更加难办？即便花大价钱可以暂时摆平，亦难保今后会不出岔子。又假如这证据着实不比寻常，非同小可，在下揣度，一劳永逸的法子大约就是学宋江的“怒杀”一途吧。
《水浒》里面，宋江亦为当时颇有声望的慈善家、社会活动家，勉强可算作成功人士。虽谈不上大款，毕竟也是农场主的公子，何况那时的包养行情和成本比当下低了许多。故而“及时雨”先生一不小心就包上了一个也理所当然，“就在县西巷内讨了一楼房，置办些家伙什物，安顿了阎婆惜娘儿两个在那里居住。没半月之间，打扮得阎婆惜满头珠翠，遍体绫罗。又过了几日，连那婆子也有若干头面衣服。端的养的婆惜丰衣足食。”
可惜好景不长，“初时，宋江夜夜与婆惜一处歇卧，向后渐渐来得慢了。”因为宋江“于女色上不十分要紧”，偏偏“这阎婆惜水也似后生，况兼十八九岁，正在妙龄之际，因此，宋江不中那婆娘意。”这红杏出墙就难免了。
按说宋江未有大奶先包二奶，未及娶亲先养情妇，即便他在“性”趣、“性”致方面“不十分要紧”，该也是没什么可顾虑的，大不了拍屁股走人，一蹬了之。他自己也认为：“又不是我父母匹配妻室。他若无心恋我，我没来由惹气做甚么？我只不上门便了。”
就此了结？恐没有这么简单。即便什么也没发生，要了结这事至少也得花些银子，算个“青春损失费”吧。偏偏那一晚宋江与婆惜一夜冷战，头晕脑涨之下竟然留下了通匪把柄，事情可不闹大了。
谈判不成，“只这一声，提起宋江这个念头来。”在下倒觉得，没那一声“黑三郎杀人也！”这事终归还得血腥收场，因带上了绿帽子的宋江，其憎恶怨恨之意难免早已蓄积，杀意已然潜伏，即便双方当时达成了协议，今后宋江也还得忍气吞声，得面对随时的讹诈和秘密泄露，得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这样的生活谁能熬多久？如古龙所言：“世上唯一能保守秘密的，就是——死人！” 灭口当是早晚的事，只不过那样的话宋江大约不用亲自出手，只暗示一声，就会有亡命兄弟出来做的天衣无缝。
在下的家乡出过这样一桩碎尸惨案:一位三十出头，仕途得意，身居衙门要害部门的李姓处长，因离婚后生活孤寂，一日与友去夜总会寻欢，与一小姐鱼水欢娱之下情投意合，遂购房将其包下，不久小姐怀孕，要求转正，想要个正式身份，这处长当然不会答应，于是二人日夜争执不休，乃至拳脚齐上，致恩断情绝。这小姐心有不甘，竟亲往处长所在衙门处投诉，并大哭大闹，不肯罢休，成了衙门里的一件奇闻笑柄。李处长眼见声望被毁，仕途受阻，不觉老羞成怒，杀意顿起，一夜约小姐出来谈判，一言不合即手起刀落，杀于郊野，事后更将其碎为数段，分别埋藏于多处。不巧有残肢不久就被人发现，此案遂立。经艰难发掘察访，李处长终于未能逍遥于法外。
“怒杀”留下了缺陷，未成一桩待查疑案，是因宋江还不够狠（毕竟是搞慈善的），没把阎老妈子一块做掉，好一了百了。在下也颇服那位阎老妈子，竟然反应如此敏捷，能面不改色，沉着应对，机智勇敢地与杀人犯周旋，硬是差点让宋江当场就落入法网。可怜这宋公明，包二奶没享到艳福，就由慈善家沦为了杀人犯，从此开始了一段落魄亡命的坎坷生涯。正所谓：祸福无门，惟人自召；披麻救水，惹焰烧身。呵呵。
“醉打蒋门神”篇
“醉打蒋门神”一回，关键词不是“打”，而是“醉”，值得回味处则不是“醉打”，而是为什么要打。
俗话说“在人矮檐下，怎敢不低头。”然这武松初到孟州便视牢狱潜规则如无物，对所谓“送人情”嗤之以鼻，“小人身边略有些东西。若是他好问我讨时，便送些与他；若是硬问我要时，一文也没！”上的大堂亦出言无状，一百杀威棒临身，竞不皱眉头，“要打便打毒些，不要人情棒儿，打我不快活！” 果真一条铁铮铮的硬汉子。
不过这条威武不能屈的好汉不多久被糖衣炮弹击倒，被富贵所“淫”了。杀威棒“寄下”之后，武松住进了单间，每日有专人伺候，好酒好肉款待着，没数日便软化了，态度立马改变，虽然他也明白这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此举必有缘故，不过却已经认定对方“想他必是个好男子”。看起来，对武松而言“好男子”的标准很低，就是看不看的起洒家，给不给洒家面子。
这样一来，施恩出来“看着武松便拜”，灌几句花言巧语的黄汤，武松即刻醉倒，以身相许，承诺：“你要教人干事，不要这等儿女相！恁地不是干事的人了！便是一刀一割的勾当，武松也替你去干！”一条所谓好汉就这么简单地成了死心塌地的亡命徒，雄纠纠地为施恩卖命去了。
送几餐好酒好肉，灌一点奉承黄汤便收复了一位名震四方的“打虎英雄”，驱使其不问是非，不辨皂白，或仅信一面之词，二话不说就情愿两肋插刀。虽说快活林之争只不过是黑道上的地盘之争，里面没甚么正邪善恶可言。不过在下却甚为遗憾，因为比之当下拿人钱财，与人消灾的职业杀手、专业保镖时价，堂堂打虎英雄是不是也太便宜，太廉价了？
一部《水浒》，主旨就是两个字：“忠义”。“忠”是宋江后来加进去的，而“义”却是贯穿始终。可惜这个“义”在很多时候就是如此廉价，其中没有原则，没有道义，甚至没有是非。所谓“有奶便是娘”，私德早已取代了公德，效忠卖命的驱动力仅为个人恩怨和利害得失。也难怪后来宋江每擒一将，只要使出“叱退左右，亲解其缚，扶于座上，纳头便拜”这十六字诀，就可以让对方心悦诚服，随即心甘情愿地归附，加入到“聚义”的行列中。这里的“义”无所谓道德、公义判断，是一种人的贬值出售，“士为知己者死”仅仅成为某种赤裸裸的利益交换——就看你开不开得起价。
决斗蒋门神之时，武松当然没有真醉，那是惑敌之策，否则焉能施展出“玉环步，鸳鸯脚”这等非同小可的必杀技？不过在下又以为武松确实是在“醉打”，因此前他就已被黄汤灌醉，早丧失了自觉的理性判断与选择（也或许原本就没有），已成了一台纯粹的“打架机器”。
假如那蒋门神果真了得，一不小心竟打趴了武松，在下倒是相信武松这条硬汉子即便不敌也不会屈服的，即使蒋门神把刀架在他脖子上，决不会皱一皱眉头。可那又如何？白白一条性命枉送于黑道火并而已。再假如蒋门神方是监狱长的公子，对武松亦好生款待和尊重，武松转而“醉打”施恩，这基本100％肯定的事。就如“醉打”之后又有张都监格外“看重”，武松遂感激道：“小人是个牢城营内囚徒；若蒙恩相抬举，小人当以执鞭随镫，服侍恩相。”
曾有网友著妙文一篇《武松是个小人》，尽数武松之杀戮成性，不法枉为之举。在下觉得，武松之不法，盖因其眼中无法，不仅没有王法，或者连天法地法亦没有，不过在下倒也欣赏武松的敢作敢为，不违职业操守，起码是一人做事一人当，此表明他至少还有心法，还识得行规。即便可以被理解为小人，那至少还是人。比之连心法都丧失了的，只会依仗权势或官方，看风使舵、两面三刀、口蜜腹剑之类的走狗或乏走狗强却又不知强多少了。
“夜闹浔阳江”篇
《水浒》里面，打家劫舍、杀人越货的勾当又有个说法，唤作“没本钱买卖”。照此说来，抢劫就是做生意，强盗也算商人了。
细想来，假如真的此山是我开，此树为我栽的话，收取一点买路钱也是应该的，因为既然投了资，至少要回收成本吧？想想当下，坐飞机要讨机场建设费，坐火车要讨空调茶水费，公路上更是层层设卡，甚至你走在街上，一时内急，欲找个厕所方便一下，也得至少有几角零钱吧？不然，嘿嘿……
所谓“没本钱”，自然是指此山非我开，此树非我栽，此山此树均乃公共资源，是为公有。不由分说据公为私，就是那强盗的逻辑，强行勒索路人财物，便是那“没本钱买卖”了。
虽说没本钱，可成本必不可少。占山为王，手下得养好几百号小喽罗，即便在那十字坡上开个黑店，蒙汗药也需下在酒菜里面，总之投资还是免不了的。成本最低的看来还数张横、张顺兄弟的买卖。
且说宋江在揭阳镇得罪了恶霸穆家兄弟，被一路追杀到江边，慌不择路就撞进了张横的水上黑店。以下的这一段对话就颇有玄机：
那梢公道：“有话明朝来说，趁船的要去得紧。”
那长汉道：“我弟兄两个正要捉这趁船的三个人！”
那梢公道：“趁船的三个都是我家亲眷，衣食父母。请他归去碗‘板刀面’了来！”
那长汉道：“你且摇拢来，和你商量。”
那梢公道：“我的衣饭，倒拢来把与你，倒乐意。”
那长汉道：“张大哥！不是这般说！我弟兄只要捉这囚徒！你且拢来！”
那梢公一头摇橹，一面说道：“我自好几日接得这个主顾，却是不摇拢来，倒你接了去！你两个只休怪，改日相见！”
在张横眼里，宋江等哪是什么渡人顾客，仅仅是有利可图的肥羊，是财物而已。
在下有幸参加过地方衙门的项目洽谈，耳闻过两家为利而争，其中的玄机和上面的对话简直如出一辙。再想想当下时时发生的收容之争、就业之争、抗税之争、坼迁之争，不觉感叹：“张横算什么，一小巫而已。”
事后，张横曾经论及其生财之道：“我弟兄两个，但赌输了时，我便先驾一只船，渡在江边静处做私渡。有那一等客人，贫省贯百钱的，又要快，便来下我船。等船里都坐满了，却教兄弟张顺，也扮做单身客人背着一个大包，也来趁船。我把船摇到半江里，歇了橹，抛了锚，插一把板刀，却讨船钱。本合五百足钱一个人，我便定要他三贯。却先问兄弟讨起，教他假意不肯还我。我便把他来起手，一手揪住他头，一手提定腰胯，扑通地撺下江里，排头儿定要三贯。一个个都惊得呆了，把出来不迭。都得足了，却送他到僻静处上岸。我那兄弟自从水底下走过对岸，等没了人，却与兄弟分钱去赌。”
这场抢劫里面，张顺的作为叫做示范效应或威慑作用，二人一唱一和，引得众人纷纷就范。这一招是如此常见，可谓千古流传。即便今天的的骗子或劫匪也得其真传，履试不爽。在下在长途公共汽车上就曾亲身经历过数次，有回是骗子在车上用甚么套铅笔的虚设赌局诈人钱财，还有回是司机与售票人半路借故刻意加价。推而广之，比方股市，券商就是张横，大户就张顺；又比方脑*金，厂家是张横，电视广告是张顺，再比方垄断市场，衙门是张横，经销商是张顺，等等等等。
水浒时代是农耕时代，不比当下之商业时代，但有两样并没有特别大的改变：一是人心，二是资源配置。银子万能的想法并非今人独有，可银子不是毛毛雨，不会自己从天掉下来，假如总量不能增加，或者说社会本质上并没有创造出更多的财富的话，为公为私，生财之道都得靠以明的暗的各种法子从其他人口袋里去取，取得走就是本事，呵呵。
“义士尊晁盖” 篇
上回的“乱弹”曾提及，即便是“没本钱买卖”，成本开销亦必不可少，在下就倒回前面的第17回处，说说这买卖的运作和分配吧。
话说晁盖被林冲推为山寨之主，旋又大破来剿的官军，可谓喜事连连，好运不止。这日正在山寨中摆开筵席，大吃大喝，“正饮酒间，只见小喽罗报道：‘山下朱头领使人到寨。’ 晁盖唤来，问有甚事。小喽罗道：‘朱头领探听得一起客商，有数十人结联一处，今晚必从旱路经过，特来报知。’ 晁盖道：‘正没金帛使用。谁领人去走一遭？’ 三阮道：‘我弟兄们去！’晁盖道：‘好兄弟！小心在意，速去早来。’”
上山才不久，又有先前劫来的“生辰纲”，却也挡不住“一连吃了数日筵席”，才这么短的日子就“没金帛使用”了。由此可见，山寨头领们的日子着实逍遥快活，一有了钱就大吃大喝，先使劲花再说，所谓消费促进生产，所言当真不假。此等“今朝有酒今朝醉”比之李太白竟更有胜之，妙处就在于不必把甚么“五花马，千金裘”这等的好东西“将出换美酒”。只要一声令下，那位头领带一百小喽罗出去走一遭就OK了。这不，“亏得朱头领！得了二十馀辆车子金银财帛并四五十匹驴骡头口！”
财物到手，接下来就是分赃了：“晁盖等众头领都上山寨聚义厅上，簸箕掌，栲栳圈，坐定；叫小喽罗扛抬过许多财物，在厅上一包包打开，将彩帛衣服堆在一边，行货等物堆在一边，金银宝贝堆在正面；便叫掌库的小头目，每一样取一半收贮在库，听候支用；这一半分做两分，厅上十一位头领均分一分，山上山下众人均分一分”。
这里按当下的计量标准来说事，做个假定，此次抢到的财物共计10万元，那么，留下5万元归公，其余的5万分为两半各2.5万，十一位头领均分一份，也就是每人约2273元，剩下的最后一份方轮到喽罗们，再假定梁山寨中小喽罗共有五百，平分的话每人就分50元，这还未考虑喽罗们是不是也分等级，比如班长、排长之类按级别是否会多分一点？就统统忽略不计了。如此一来，十一人所得等于其余五百人所得，分配上的差距超过45倍，如此“均贫富”，是不是有点令人瞠目结舌？如果梁山始终是这种分配制度，呵呵，忠告诸位最好别上梁山，如果没法混进那108个席位中的话。
至于晁盖，当然就不用去趁热闹了。既为一寨之主，剩下的那50％还不由他自由支配？如把梁山视作一个小社会，一个小王朝的话，其与那个把他们逼到这儿落草为寇的大社会，大王朝并无政治制度上的不同。当然，体制上的改革还是有一些，比如象“集体领导”，几位领导核心吴用，公孙胜、林冲都有参与决策的权力，又比如象山内头领的小民主，凡大事均由十二人会议商议决定（虽说实际上也就核心圈说了算）。当然了，山寨中晁盖的领袖地位和权威，那是不容窥觑，不能动摇di。
现下的学界有一时髦话题，就是“革命有害论”，其中不乏对中国历代动乱的反思。不过以在下看来，若以构架的根本变化而不是政权兴衰更替来定义政治意义上的“革命”的话，中国从古到今并无真正意义的革命，有的无非你方唱罢我登场，是非成败转头空的帝王戏而已，新兴的颠覆者也无非一个得志了的晁盖罢了。更何况，一旦晁盖真的得了志，大柄在手的话，放出去的那点权力和小民主也定会收回的，或以荣华富贵，封王进爵的方式，也或以鸟尽弓藏，斩尽杀绝的方式，视晁盖的性情喜恶以及昔日诸兄弟，众好汉此时可能会有的潜在威胁大小而定。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拳打镇关西”是《水浒》中最为脍炙人口的一篇，之所以脍炙人口，在下认为并非因为精彩（虽说从文字角度看确实精彩），而是因为痛快。这痛快背后暗含的是弱势群体的一种意愿。
这故事细细想来有个疑问，鲁达为什么不通过比较正当一点渠道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让金家父女去衙门申诉，又或者亲自上门讨个公道？毕竟这个“镇关西”郑屠户无非一个发了点财的卖肉个体户，按鲁达自己的话讲，“投托着俺小种经略相公门下做个肉铺户”的“腌泼才”而已，见了鲁达也得诚惶诚恐，陪个笑脸，更谈不上什么权势了。
如果鲁达真的那么做了，其结果可以预料，就是郑屠户退还那原本想要赖掉的“典身钱三千贯”，或许还得多加一点，再陪个不是，深刻检讨几句，事情就算是完全摆平了。这样的结果理论上讲应该是皆大欢喜，是最符合理性的。可如果真的这样解决，不仅不会让人感到痛快，还会有一些失落。其原因很简单，就是“恶”没有受到惩罚。
由此引申出的一个严肃的命题：个人有无惩恶的权力？照理，惩恶是社会的事，或者换个说法，是衙门的事，个人强出头乃是违法。不过，当社会无力或无暇保障部分人的利益的时候，个人是否有权为自身或他人利益作出激烈的抗争？
如果说有，是不是在纵容一种借助正义之名的“多数人的暴政”？如果说没有，是不是又在纵容一部分人对另一部人的利益掠夺和侵犯？
再换个角度，把身份颠倒一下，假如鲁达是个卖肉为生的屠户，镇关西是个有点权势的提辖，那么鲁达岂不是连上述的理性解决的可能性都丧失了？大概就只能带着金家父女到处上访申诉反映情况，可惜这个案例非关人命，实在太平凡了，很可能即使付出了极大的成本和精力也未必能解决问题。
“拳打镇关西”之所以让人大呼过瘾，虽不排除人心中的暴力倾向，更体现了一种正义伸张。你可以认为这种伸张是另类的，反社会的，可又得承认对弱势群体而言，这是让“恶”昭彰于世并受到惩罚的最好途径。如果一个社会长期让其中一部分人处于被掠夺被压迫的情形之下，拳就成了政治利益的代言者，成为必要的选择，这是弱者的人权，剥夺这种权利其实对掠夺和压迫的默许。毕竟公正也罢，政治权利也罢，都是无法期盼其会从天而降，自行到来的，很多时候要靠“拳打”去争取。当然下手别走极端，要注意不能真的打死对方，象鲁达那样鲁莽，会把事情弄成解不开的死结了，呵呵。
我们常讲消除贫困是减少犯罪，降低社会动荡的最佳途径，此外也别忘了，人不是动物，只要喂饱了肚子就了事，除了贫困，更需要消除不公正。
“误入白虎堂” 篇
“白虎堂”是什么去处？商议军机大事之要地也。携利器入要地，打个比方，就好象当下带违禁品上飞机或者携汽油桶上天安门，当然是有不轨之嫌疑，即便是被骗了，被栽赃了，盘查询问也是免不掉的，问题在于如何将这栽赃转变成罪行。
从《水浒》里面我们根本没有看到这个转变过程，携刀进入要地本身就等同于顺理成章、毋庸置疑的行刺企图。而耐人寻味的正是这顺理成章和毋庸置疑。
这样的定罪后面当然有高太尉的权势在起作用，不过也不能不注意到，这种有罪推定其实正是中国历代政治中最为常见的定罪方式。这个光荣传统应该说源于孔子，被后人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了，孔子杀少正卯的理由就是对方“心达而险”，只不过人心是不可透视的，既然我们都不是圣人，只好退后一步，那就是依据言行定罪。翻翻中国历史，有无数的所谓谋反、叛逆、欺君、反革命、反社会罪行，其中凭借一句话、一首诗、一篇文章、一个举动、一件服饰、一项决定、一种社会关系等等来作为证据，并以此作出判定的实实在有如恒河沙数，中国历史你如果细读，从字缝可以看出另外两个字：铢心！
“误入白虎堂”依据的正是以铢心为前提的定罪法。“擅入禁地，其心可铢！”
在下就不想例举历史上那些血淋淋，令人不寒而栗的故事了，举个众所周知的轻松喜剧来作例子吧。
前年有个演艺界人士曾经“误入白虎堂”，想必还是大伙记忆犹新的，即“赵微军旗装”事件。赵微穿“日本军旗”拍模特照，有点类似林冲带刀进“白虎堂”，区别只在于前者是无心之举，后者是被设计陷害，不过既然入了“白虎堂”，总之就算踏入禁区了，于是赵微成了爱国人士眼中的叛逆，引发轩然大波，各种指责、辩护、诠释、引申铺天盖地，按义正词严的正方观点，说轻一点此乃无知所至，是缺少教育，说重一点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代言，中华民族的罪人。故而赵微在一次公众演出时，遭遇了屎尿浇身之辱。以理性而言，假如这赵微参拜过靖国神社、学习过日本最新历史教科书，上述判断都不能说就可以成立，穿过一件很象日本军旗的时装就犯下如此罪行，想必林冲也会引为同道中人。不管什么理由，林冲毕竟还明白他误入了不能私入禁地，赵微甚至连禁地何在都没搞清楚就一头栽进去。
这就是“白虎堂”的妙处所在了。“白虎堂”这个禁区是太尉府邸的一个私设禁地，并非高挂着“军机重地、闲人免进”之类的警示牌的固定公共场所，反过来，它可以设在任何地方，如果你喜欢在客厅议军，则客厅就是“白虎堂”，如果你喜欢在后花园论机，则后花园也叫“白虎堂”，要做的只是把“白虎节堂”这块牌匾挪一下位置即可。这样一来，禁区就存在无处不有的可能性，“误入”概率极高，你不知道何时何处何故就已经落入了陷阱，糊里糊涂地背上了不知从何说起的罪名。甚至有朝一日这牌匾可能还会直接挂到了你家里，呵呵，那你有原罪了，命中注定该被打倒。是个天生叛逆或者“黑五类”。范围再扩大一点，如果按思想可以定罪的话，我们每个人都是罪犯，所以铢心必须在灵魂深处进行，让你“三省你身”，“早请示晚汇报“，要求你“至于至善”，这意味着，把“白虎堂”设在你的心里，那方才是儒学的最高境界。
明白了吧，当你在指责其他人的言行“动机险恶”，“怀有不可告人目的”的时候，你实际上是认定他踏入了你心目中的禁区，“白虎堂”其实就在你心中。
智取生辰纲” 篇
当“一套富贵”近在眼前，唾手可得时，谁能不怦然心动？更何况那是国有资产，见者有份，明强暗夺都不会受良心责难，我不拿岂不便宜了其他人？即便有些风险又如何？富贵险中求嘛。说起来，无论强盗、贪官、以权谋私者，行贿受贿者，就心理动机而言并无不同。
“智取生辰纲”之所以会圆满成功，在下以为并非吴用计划周密，算无遗策，而是得力于押运士卒的配合，就是说，生辰纲这“一套富贵”其实是押运士卒奉送的。
此话怎讲？首先我们看看杨志为何要乔装打扮，假做客商，隐匿行迹？此实乃杨志不得已之举。当初梁中书本拟“着落大名府差十辆太平车子；帐前十个厢禁军，监押着车；每辆上各插一把黄旗，上写着‘献贺太师生辰纲’”，如此招摇过市，杨志自然以为不可，梁中书遂“恁地时多着军校防护送去便了”，这时候杨志说了句实话，“恩相便差一万人去也不济事；这厮们一声听得强人来时，都是先走了的”。呵呵，杨志这话才讲到了点子上，在一个丧失了公平，利益尽数归于权贵的社会里，指望下层阶级能尽心尽力，做好职责内的工作实属奢望，况且这工作还有风险。
拿当下作个类比，假如你是一家不太景气的国有企业职工，工资微薄仅够谋生，且面临下岗待业的可能，稍好一点的，一万元就可以把你“买断”，或者说，你二十年的辛勤努力只值一万元，你会非常欣慰吗？再者，你目睹厂长经理照旧十万八万的拿，你会认为工作有价值吗？你会为这份工作尽心吗？这个时候，工作除了混口饭吃，还能有什么其他意义？
话扯远了，再说回来。烈日下身负重担，匆忙赶路的众军汉和手持藤条、一路催逼的杨志终于来到了黄泥冈。在老江湖杨志眼中，此为强人出没的不祥地狱，但在身负重担，筋疲力尽的军士眼中，这里却是休息避暑的天堂，于是军士们罢工了。且看《水浒》的描述：“一行十五人奔土冈子来，歇下担仗，十四人都去松林树下睡倒了。杨志说道：‘苦也！这里是甚么去处，你们却在这里歇凉！起来快走！’众军汉道：‘你便利做我七八段也是去不得了！’杨志拿起藤条，劈头劈脑打去。打得这个起来，那个睡倒，杨志无可奈何。”
“智取”的关键人物是白日鼠白胜，而他登场时唱的那首歌就有挑拨离间的妙用。“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农夫”暗示一路不胜重负的军士，“王孙”暗示一路严加催逼的杨志，可一旦军士们罢工了，不走了，“如汤煮”却是王孙，农夫反倒可以“把扇摇”了，所以白胜分明是在挑逗说：“别踩那个可恶的杨提辖，别听他的胡话，他才不顾你们的死活呢！”这样一来，买酒的时候杨志阻止，军士们老实不客气地回敬道：“没事又来鸟乱！我们自凑钱买酒吃，干你甚事？也来打人！”杨志最后让步了，虽是系目睹了晁盖等人的演戏略有心安，也有无可奈何的原因在里面。
勿以为军士们皆无知之辈，不知世道险恶，说到底还是事不关己。即便真有强人来了又如何？扔下担子，发一声喊，四下逃去，不就成了么？即便被捉了，跪地求饶，喊几声爷爷，命也是保的住的。杨志和众士卒已不属一个阶层，他考虑的是如何把这一次押运办成“政绩”，事妥之后，会有另“一套富贵”等着他，而军士们有什么可图的？能歇就歇吧，有口酒喝就喝吧，即使累死累活把担子顺利挑到东京了又能怎样？以后还会有别的劳役要接着干。这是利益上不对等，分配上的不公平造成的对立，下层无论怎么“如汤煮”，无非让上层得以“把扇摇”而已，套个几十年前的术语，这就叫做“阶级矛盾”。
曾经读到过明代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对中国军人的一段评语：“这个国家中大概没有别的阶层的人民比士兵更堕落和更懒惰的了。军队必定过的是一种悲惨的生活，因为他们应召入伍并非出自爱国心，又不是出于皇上的忠诚，也不是出自任何想获得声名荣誉的愿望，而仅仅是作为臣民不得不为雇主劳作而已。” (《利玛窦中国札记》)
在下觉得，利马窦神父这番话并非仅仅适用于军队，可放之全体弱势群体皆准。每论及中国的贫弱，有志之士常扼腕于世风日下，道德沦落，世人素质低下，苟且于私利。此乃杨志之见。别忘了押运之旅上，杨志与军士的比例可是1：15。就是说，一个“高素质”者可是要靠十五个辛苦挑担人来成全的。
“风雪山神庙” 篇
林教头初始的遭遇，最易让看官们联想起一句格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想在下昔日初读水浒，及“大闹野猪林”处，辄拍膝长叹：“林冲啊，你为何不反？”刺配沧州前，林冲写下休书，该是已有所察觉，野猪林中，更确知事出高太尉陷害，可林冲还是乖乖去了沧州。
林冲为何不反？
别问林冲，先问问你自己，假如你处于类似林冲的处境，你反不反？考虑好，别随口回答。“反”意味着从此你走上了一条与传统社会对立，为正统观念不容，被官府通缉捉拿的不归路，意味着你的余生不再安定，从此过一种或刀口舔血，死里求生，或亡命天涯，故里难归的日子，意味着你从一条狗蜕变成了一匹狼，从此不再有主人关照宠幸，可以安闲地趴在火炉边或窝棚里，而是被村落排挤，被猎人追捕，面对凄厉的北风和茫茫的黄沙，艰难地寻觅生存之路——那传说中美丽的草原。
想好了吗？除非你本就已经沦为了一个杀人越货的强盗，或对抗社会的黑组织成员，如许多梁山好汉那样，否则你可以轻易抛开过去的一切吗？尽管那一切正逐渐远去，似不可追，但毕竟是支撑你的希望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可以说放掉就放掉的吗？
在下少时，看过一部唤作《牧马人》的电影，读过一篇唤作《布礼》的小说，曾被里面的忠君爱国之情感动的一塌糊涂，现下想想，不就一个侥幸未入死地的林冲吗？不觉叹息一声：“终于有林冲熬出头来了。” 林冲身为禁军教头，乃天子脚下的臣子，且已三十四五年纪，和江湖草莽不同，早已成了恭顺忠心的臣民，即便放之青海牧马二十年，除了期待有一天能承蒙开恩，困惑怀疑的念头都不会有，更谈不上造反了。设想当初若高太尉不曾将林冲逼入绝境，且碰巧倒台，林冲则不乏申诉平反，东山再起的机会，亦能痛数高逑迫害忠良之罪行，表达自己“历经苦难痴心不改”的坚贞，换得君王一纸嘉勉忠义的诏书，纵已无法合家团圆，至少官复原职应该是可以的，昔日的冤屈和苦难也很快就会忘到爪洼国去。历史上这样的故事每朝每代都在循环上映着，苦难对中国人而言是构不成反思的，最佳情况下或许会成为本钱。责怪林教头胆小怕事、当断不断的看官似乎没看到，教头的考虑其实比汝等更长远，更现实，呵呵。
可惜事态并未如此发展，毕竟林冲不是普通的罪犯。
那一夜的风雪救了林冲的性命，风雪象征前路茫茫，也象征林冲心中无法抑止的悲愤，也正是这悲愤让林冲手刃仇敌，亲手了结了或有一天可以刑满释放或者平反的梦想。希望破灭，大仇难报，此身无属，在这样的情形和心态下选择自杀者从古至今很多，可这悲愤又未使林冲选择自杀。在下想来，可以用失了生辰纲后本欲自杀的杨志的心态解释，“爹娘生下洒家，堂堂一表，凛凛一躯。自小学成十八般武艺在身，终不成只这般休了？比及今日寻个死处，不如日后等他拿得着时，却再理会。”
“风雪山神庙”里，山神预示着某种再生的宿命，过去的林冲终究还是死了，火并王伦时林冲的出手狠辣与棒打洪教头时的谦恭礼让已然判若两人。对曾经惨遭冤屈，身世坎坷，心中充满悲愤不平和压抑感的林冲而言，他的补偿方式会倾向于攻击性和暴力，这是可以预料的，故而在下猜想，以后的林冲会是个相当难以相处的人。
“私放晁天王”篇
在下昔读水浒，常困惑于这样一个问题：这宋江究竟何德何能，竟黑白两道通吃？让一班好勇斗狠，杀人不眨眼的巨盗大寇一闻其名即如雷贯耳，立马纳头便拜，口称哥哥？
宋江后来推举卢俊义做梁山之主时曾言其三大不足：“非宋某多谦，有三件不如员外处：第一件，宋江身材黑矮……第二件，宋江出身小吏，犯罪在逃，感蒙众兄弟不弃，暂居尊位……第三件，宋江文不能安邦，武不能附众，手无缚之力，身无寸箭之功……”虽说这些未必是宋江的真心话，宋江也并非真的就如其自贬的那样不堪，不过这些事实基本还是成立的。
宋江何德何能，其实《水浒》里面在其一登场就介绍了，“他刀笔精通，吏道纯熟；更兼爱习枪棒，学得武艺多般。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士馆谷，终日追陪，并无厌倦；若要起身，尽力资助。端的是挥金似士！人问他求钱物，亦不推托；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难解纷，只是周全人性命。时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
在下时常随意游荡于网上，有回不小心撞到了一张赖昌新的照片，一见之下大吃一惊：“这不是及时雨宋先生吗？”呵呵，此非什么比喻象征，只不过在下心目中的宋公明就是这个模样。
打住了，当下谈赖昌新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何况二人确无可比性。不过在下却顿悟了：原来公明哥哥是此德此能啊。
看清楚了吧，这宋公明是个行惠者，换个角度看，其实也叫行贿者。只不过，他的行贿方向是向下，而非一般意义的向上，属剑走偏锋，别出蹊径的一类，如果把前文中的“江湖好汉”一词换成“达官豪门”，“投奔”换成“求助”，再重读一遍，不知各位是何感想？
宋江出身卑微，天生浪荡，无法读书中举，仕途自然无望。虽说“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亦只能在衙门里面当个普通科员。假如宋江有机会踏入仕途，会是个溜须拍马的逢迎高手，再假如他家有万贯，可以打得通各方关节，没准也可以混到蔡金、高逑那样的程度，甚至混的更好，吃的更开。
可惜的是，仕途不通的宋江家里虽薄有田产，但距家财万贯相去何可以道里计？那点钱财对下层黑社会施以小恩小惠是足够的，可要用之于上层，则根本不值一晒。那个时代商人地位比农夫还低，办私企做买卖该更为宋江不齿，故而宋江改做了 “社会活动家”，成效卓著到了“山东，河北闻名，都称他做及时雨，却把他比做天上下的及时雨一般，能救万物”的程度。
做了“社会活动家”必得要面临一些抉择，“私放晁天王”就是宋江作出的抉择。
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情社会里面，作出此等选择本属正常，后来朱仝、雷横不也照旧磨磨蹭蹭，欲放跑晁盖？不过那仅仅是假公济私，不比宋江是冒了被人察觉的风险的。虽说按晁盖的话，宋江是“心腹相交，结义兄弟”，可晁盖的罪行实在非同小可，行径比如今的抢劫银行还要恶劣，吏道纯熟的宋江该是熟谙律法，也是读过圣人言的，不过在他心目中，什么国法伦理之类通通狗屁，他想到的是：“(晁盖)他如今犯了迷天大罪，我不救他时，捕获将去，性命便休了。”在这个关头，“社会活动家”几乎没做过多考虑就作出了抉择，“担着血海似干系”打马报信去了。行惠受惠或行贿受贿本就是互利关系，大家同属于一个利益共同体，故而宋江凭直觉就作出这个抉择。并非他预料到了将来，而是他作为“社会活动家”，立场和官方皇家的根本利益已然彼此抵触，相互矛盾，已难以共存了。
在一个皇权社会里，必会存在利益的分裂，国家利益（或曰君王利益）与社会利益（或曰人民利益）大多时候南辕北辙，这样就会有不同乃至彼此抵触的是非判断和价值观念并存，可称官方立场和民间立场。前者虽然强大无比，占据表面上的绝对主导，却也遏制不了后者如野草般生长。可以判断说，宋江从获得“及时雨”美誉，成为被下层敬慕的社会活动家的时候，不管是否心甘情愿，已身不由己地注定了其叛逆者的命运。
“水寨大并火”篇
别怪王伦疑虑，晁盖等投奔梁山，正所谓“替天行道人将至，仗义疏财汉便来”，乃是涉及到了梁山的未来走向，是两条路线抉择的大事。
想那王伦，本就不是敢作敢为，可独当一面的豪杰，无非集合了一伙走投无路或生计无着者经营着一家非法私企，做点见不得人的打家劫舍勾当混口饭吃，和现代社会中的老鼠会、互助会等本质上有更多相近处，介于不合法组织与黑社会之间，在夹缝中艰难求存。成为官方政府的对手和敌手，那不在他的考虑之中。
晁盖等一伙前来投奔，王伦虽款待殷勤，但一听完了他们的所作所为，“骇然了半晌；心内踌躇，做声不得；自己沉吟，虚作应答。”如果说当初排挤林冲，乃是私心作祟，可以理解为出自一种自卑感，即林冲的能力太强，昔日的名望地位也都是他一个落第秀才没法比的，那对晁盖等则更多了恐惧：你等上得山来，必惹来官府侧目，我这老鼠会不就办不下去了？你自己犯下了滔天大罪，还想牵连我梁山遭官军围剿？
看官多以为王伦心胸狭隘，忌贤妒能，实不知他从无举旗造反，公开与官方政府为敌的意愿，落草仅为谋一条生路。假如王伦昔日也如林冲一样蒙受奇冤，身负血海身仇，心中充满仇恨，没准他会闻之欣喜若狂，虚位以待，心想我终于有报仇雪恨的机会了。他会象林冲一样认为“今日山寨幸得众多豪杰到此相扶相助，似锦上添花，如旱苗得雨”。呵呵。
既王伦享受着梁山黑组织的当前既得利益，也满足于这等既得利益，晁盖等人的到来就是对这种稳态的严重冲击和动摇，意味着黑窝点的公开化，非法组织从此转成为土匪巢乃至造反基地。这样的转变不是他所情愿的。从“农民革命运动”的政治高度，这可理解为保守派对激进派之争，是一个关系到梁山是体制外求存还是公开造反对抗体制，是姓“和”还是“战”的立场问题。
实际上，王伦礼送晁盖等时说过的那番话，“感蒙豪杰到此聚义，只恨敝山小寨是一洼之水，如何安得许多真龙？聊备些小薄礼，万望笑留，烦投大寨歇马，小可使人亲到麾下纳降。”在下以为实肺腑之言，那是在暗示立场：我王伦是一个保守派，是不主张暴力di，请别在我的地头上干这个。当然，假如你晁天王革命成功了，我也是乐意见到di。
这个时候，压抑已久，且早已沦为旗帜鲜明的激进派林冲拍案而起,“衣襟底下掣出一把明晃晃刀来”（这显然是早有准备的），“大并火”三下五除二即轻易完成。在下更以为这甚至都不叫“火并”，仅可称做“和平演变”。林冲推举晁盖所言，就是保守转激进的标志：“据着我胸襟胆气，焉敢拒敌官军，他日剪除君侧元凶首恶？今有晁兄仗义疏财，智勇足备；方今天下人闻其名无有不伏。我今日以义气为重，立他为山寨之主。”
从历史看，激进主义者通常都更能赢得人心，也暗合人性中的某种潜密意愿。所谓将相无种，草民亦有草民的尊严。既被掠取，何不夺回，既被禁锢，何不打破？别谈什么理性算计，既失利益阶层选择激进本就是最符合情理和逻辑的举动。
“怒杀阎婆惜”篇
在当下的这个花花世界，包二奶或养情妇大约也是一种时尚，或者说，是财富地位的象征，成功男士之标志。在下与友闲谈，每论及某地某君挥金如土，妻妾成群时，友不禁面露羡慕之色，感叹：“好有钱，真大款也！”其实，又何止大款，衙门里的大吏能员，国私企之头头目目，凡事业有成，为社会敬慕的者，有包养之嫌的总有十之五六吧，何足为奇？
在下惭愧，年届而立却依旧为生计奔忙，事业亦是碌碌无为，对包养这类需大财力作后盾的事当然是有心无力了。故而总有一个疑问难释：万一有朝一日那二奶或情妇要闹将起来，不知该如何摆平？这种事首先于成功人士脸面上就不太好看，即便有什么私下协议，上法庭也是算不得数的。再假如，那二奶或情妇手中握有成功人士见不得光的甚么证据(一般而言多少都会有一点的)，那事情岂不更加难办？即便花大价钱可以暂时摆平，亦难保今后会不出岔子。又假如这证据着实不比寻常，非同小可，在下揣度，一劳永逸的法子大约就是学宋江的“怒杀”一途吧。
《水浒》里面，宋江亦为当时颇有声望的慈善家、社会活动家，勉强可算作成功人士。虽谈不上大款，毕竟也是农场主的公子，何况那时的包养行情和成本比当下低了许多。故而“及时雨”先生一不小心就包上了一个也理所当然，“就在县西巷内讨了一楼房，置办些家伙什物，安顿了阎婆惜娘儿两个在那里居住。没半月之间，打扮得阎婆惜满头珠翠，遍体绫罗。又过了几日，连那婆子也有若干头面衣服。端的养的婆惜丰衣足食。”
可惜好景不长，“初时，宋江夜夜与婆惜一处歇卧，向后渐渐来得慢了。”因为宋江“于女色上不十分要紧”，偏偏“这阎婆惜水也似后生，况兼十八九岁，正在妙龄之际，因此，宋江不中那婆娘意。”这红杏出墙就难免了。
按说宋江未有大奶先包二奶，未及娶亲先养情妇，即便他在“性”趣、“性”致方面“不十分要紧”，该也是没什么可顾虑的，大不了拍屁股走人，一蹬了之。他自己也认为：“又不是我父母匹配妻室。他若无心恋我，我没来由惹气做甚么？我只不上门便了。”
就此了结？恐没有这么简单。即便什么也没发生，要了结这事至少也得花些银子，算个“青春损失费”吧。偏偏那一晚宋江与婆惜一夜冷战，头晕脑涨之下竟然留下了通匪把柄，事情可不闹大了。
谈判不成，“只这一声，提起宋江这个念头来。”在下倒觉得，没那一声“黑三郎杀人也！”这事终归还得血腥收场，因带上了绿帽子的宋江，其憎恶怨恨之意难免早已蓄积，杀意已然潜伏，即便双方当时达成了协议，今后宋江也还得忍气吞声，得面对随时的讹诈和秘密泄露，得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这样的生活谁能熬多久？如古龙所言：“世上唯一能保守秘密的，就是——死人！” 灭口当是早晚的事，只不过那样的话宋江大约不用亲自出手，只暗示一声，就会有亡命兄弟出来做的天衣无缝。
在下的家乡出过这样一桩碎尸惨案:一位三十出头，仕途得意，身居衙门要害部门的李姓处长，因离婚后生活孤寂，一日与友去夜总会寻欢，与一小姐鱼水欢娱之下情投意合，遂购房将其包下，不久小姐怀孕，要求转正，想要个正式身份，这处长当然不会答应，于是二人日夜争执不休，乃至拳脚齐上，致恩断情绝。这小姐心有不甘，竟亲往处长所在衙门处投诉，并大哭大闹，不肯罢休，成了衙门里的一件奇闻笑柄。李处长眼见声望被毁，仕途受阻，不觉老羞成怒，杀意顿起，一夜约小姐出来谈判，一言不合即手起刀落，杀于郊野，事后更将其碎为数段，分别埋藏于多处。不巧有残肢不久就被人发现，此案遂立。经艰难发掘察访，李处长终于未能逍遥于法外。
“怒杀”留下了缺陷，未成一桩待查疑案，是因宋江还不够狠（毕竟是搞慈善的），没把阎老妈子一块做掉，好一了百了。在下也颇服那位阎老妈子，竟然反应如此敏捷，能面不改色，沉着应对，机智勇敢地与杀人犯周旋，硬是差点让宋江当场就落入法网。可怜这宋公明，包二奶没享到艳福，就由慈善家沦为了杀人犯，从此开始了一段落魄亡命的坎坷生涯。正所谓：祸福无门，惟人自召；披麻救水，惹焰烧身。呵呵。
“醉打蒋门神”篇
“醉打蒋门神”一回，关键词不是“打”，而是“醉”，值得回味处则不是“醉打”，而是为什么要打。
俗话说“在人矮檐下，怎敢不低头。”然这武松初到孟州便视牢狱潜规则如无物，对所谓“送人情”嗤之以鼻，“小人身边略有些东西。若是他好问我讨时，便送些与他；若是硬问我要时，一文也没！”上的大堂亦出言无状，一百杀威棒临身，竞不皱眉头，“要打便打毒些，不要人情棒儿，打我不快活！” 果真一条铁铮铮的硬汉子。
不过这条威武不能屈的好汉不多久被糖衣炮弹击倒，被富贵所“淫”了。杀威棒“寄下”之后，武松住进了单间，每日有专人伺候，好酒好肉款待着，没数日便软化了，态度立马改变，虽然他也明白这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此举必有缘故，不过却已经认定对方“想他必是个好男子”。看起来，对武松而言“好男子”的标准很低，就是看不看的起洒家，给不给洒家面子。
这样一来，施恩出来“看着武松便拜”，灌几句花言巧语的黄汤，武松即刻醉倒，以身相许，承诺：“你要教人干事，不要这等儿女相！恁地不是干事的人了！便是一刀一割的勾当，武松也替你去干！”一条所谓好汉就这么简单地成了死心塌地的亡命徒，雄纠纠地为施恩卖命去了。
送几餐好酒好肉，灌一点奉承黄汤便收复了一位名震四方的“打虎英雄”，驱使其不问是非，不辨皂白，或仅信一面之词，二话不说就情愿两肋插刀。虽说快活林之争只不过是黑道上的地盘之争，里面没甚么正邪善恶可言。不过在下却甚为遗憾，因为比之当下拿人钱财，与人消灾的职业杀手、专业保镖时价，堂堂打虎英雄是不是也太便宜，太廉价了？
一部《水浒》，主旨就是两个字：“忠义”。“忠”是宋江后来加进去的，而“义”却是贯穿始终。可惜这个“义”在很多时候就是如此廉价，其中没有原则，没有道义，甚至没有是非。所谓“有奶便是娘”，私德早已取代了公德，效忠卖命的驱动力仅为个人恩怨和利害得失。也难怪后来宋江每擒一将，只要使出“叱退左右，亲解其缚，扶于座上，纳头便拜”这十六字诀，就可以让对方心悦诚服，随即心甘情愿地归附，加入到“聚义”的行列中。这里的“义”无所谓道德、公义判断，是一种人的贬值出售，“士为知己者死”仅仅成为某种赤裸裸的利益交换——就看你开不开得起价。
决斗蒋门神之时，武松当然没有真醉，那是惑敌之策，否则焉能施展出“玉环步，鸳鸯脚”这等非同小可的必杀技？不过在下又以为武松确实是在“醉打”，因此前他就已被黄汤灌醉，早丧失了自觉的理性判断与选择（也或许原本就没有），已成了一台纯粹的“打架机器”。
假如那蒋门神果真了得，一不小心竟打趴了武松，在下倒是相信武松这条硬汉子即便不敌也不会屈服的，即使蒋门神把刀架在他脖子上，决不会皱一皱眉头。可那又如何？白白一条性命枉送于黑道火并而已。再假如蒋门神方是监狱长的公子，对武松亦好生款待和尊重，武松转而“醉打”施恩，这基本100％肯定的事。就如“醉打”之后又有张都监格外“看重”，武松遂感激道：“小人是个牢城营内囚徒；若蒙恩相抬举，小人当以执鞭随镫，服侍恩相。”
曾有网友著妙文一篇《武松是个小人》，尽数武松之杀戮成性，不法枉为之举。在下觉得，武松之不法，盖因其眼中无法，不仅没有王法，或者连天法地法亦没有，不过在下倒也欣赏武松的敢作敢为，不违职业操守，起码是一人做事一人当，此表明他至少还有心法，还识得行规。即便可以被理解为小人，那至少还是人。比之连心法都丧失了的，只会依仗权势或官方，看风使舵、两面三刀、口蜜腹剑之类的走狗或乏走狗强却又不知强多少了。
“夜闹浔阳江”篇
《水浒》里面，打家劫舍、杀人越货的勾当又有个说法，唤作“没本钱买卖”。照此说来，抢劫就是做生意，强盗也算商人了。
细想来，假如真的此山是我开，此树为我栽的话，收取一点买路钱也是应该的，因为既然投了资，至少要回收成本吧？想想当下，坐飞机要讨机场建设费，坐火车要讨空调茶水费，公路上更是层层设卡，甚至你走在街上，一时内急，欲找个厕所方便一下，也得至少有几角零钱吧？不然，嘿嘿……
所谓“没本钱”，自然是指此山非我开，此树非我栽，此山此树均乃公共资源，是为公有。不由分说据公为私，就是那强盗的逻辑，强行勒索路人财物，便是那“没本钱买卖”了。
虽说没本钱，可成本必不可少。占山为王，手下得养好几百号小喽罗，即便在那十字坡上开个黑店，蒙汗药也需下在酒菜里面，总之投资还是免不了的。成本最低的看来还数张横、张顺兄弟的买卖。
且说宋江在揭阳镇得罪了恶霸穆家兄弟，被一路追杀到江边，慌不择路就撞进了张横的水上黑店。以下的这一段对话就颇有玄机：
那梢公道：“有话明朝来说，趁船的要去得紧。”
那长汉道：“我弟兄两个正要捉这趁船的三个人！”
那梢公道：“趁船的三个都是我家亲眷，衣食父母。请他归去碗‘板刀面’了来！”
那长汉道：“你且摇拢来，和你商量。”
那梢公道：“我的衣饭，倒拢来把与你，倒乐意。”
那长汉道：“张大哥！不是这般说！我弟兄只要捉这囚徒！你且拢来！”
那梢公一头摇橹，一面说道：“我自好几日接得这个主顾，却是不摇拢来，倒你接了去！你两个只休怪，改日相见！”
在张横眼里，宋江等哪是什么渡人顾客，仅仅是有利可图的肥羊，是财物而已。
在下有幸参加过地方衙门的项目洽谈，耳闻过两家为利而争，其中的玄机和上面的对话简直如出一辙。再想想当下时时发生的收容之争、就业之争、抗税之争、坼迁之争，不觉感叹：“张横算什么，一小巫而已。”
事后，张横曾经论及其生财之道：“我弟兄两个，但赌输了时，我便先驾一只船，渡在江边静处做私渡。有那一等客人，贫省贯百钱的，又要快，便来下我船。等船里都坐满了，却教兄弟张顺，也扮做单身客人背着一个大包，也来趁船。我把船摇到半江里，歇了橹，抛了锚，插一把板刀，却讨船钱。本合五百足钱一个人，我便定要他三贯。却先问兄弟讨起，教他假意不肯还我。我便把他来起手，一手揪住他头，一手提定腰胯，扑通地撺下江里，排头儿定要三贯。一个个都惊得呆了，把出来不迭。都得足了，却送他到僻静处上岸。我那兄弟自从水底下走过对岸，等没了人，却与兄弟分钱去赌。”
这场抢劫里面，张顺的作为叫做示范效应或威慑作用，二人一唱一和，引得众人纷纷就范。这一招是如此常见，可谓千古流传。即便今天的的骗子或劫匪也得其真传，履试不爽。在下在长途公共汽车上就曾亲身经历过数次，有回是骗子在车上用甚么套铅笔的虚设赌局诈人钱财，还有回是司机与售票人半路借故刻意加价。推而广之，比方股市，券商就是张横，大户就张顺；又比方脑*金，厂家是张横，电视广告是张顺，再比方垄断市场，衙门是张横，经销商是张顺，等等等等。
水浒时代是农耕时代，不比当下之商业时代，但有两样并没有特别大的改变：一是人心，二是资源配置。银子万能的想法并非今人独有，可银子不是毛毛雨，不会自己从天掉下来，假如总量不能增加，或者说社会本质上并没有创造出更多的财富的话，为公为私，生财之道都得靠以明的暗的各种法子从其他人口袋里去取，取得走就是本事，呵呵。
“义士尊晁盖” 篇
上回的“乱弹”曾提及，即便是“没本钱买卖”，成本开销亦必不可少，在下就倒回前面的第17回处，说说这买卖的运作和分配吧。
话说晁盖被林冲推为山寨之主，旋又大破来剿的官军，可谓喜事连连，好运不止。这日正在山寨中摆开筵席，大吃大喝，“正饮酒间，只见小喽罗报道：‘山下朱头领使人到寨。’ 晁盖唤来，问有甚事。小喽罗道：‘朱头领探听得一起客商，有数十人结联一处，今晚必从旱路经过，特来报知。’ 晁盖道：‘正没金帛使用。谁领人去走一遭？’ 三阮道：‘我弟兄们去！’晁盖道：‘好兄弟！小心在意，速去早来。’”
上山才不久，又有先前劫来的“生辰纲”，却也挡不住“一连吃了数日筵席”，才这么短的日子就“没金帛使用”了。由此可见，山寨头领们的日子着实逍遥快活，一有了钱就大吃大喝，先使劲花再说，所谓消费促进生产，所言当真不假。此等“今朝有酒今朝醉”比之李太白竟更有胜之，妙处就在于不必把甚么“五花马，千金裘”这等的好东西“将出换美酒”。只要一声令下，那位头领带一百小喽罗出去走一遭就OK了。这不，“亏得朱头领！得了二十馀辆车子金银财帛并四五十匹驴骡头口！”
财物到手，接下来就是分赃了：“晁盖等众头领都上山寨聚义厅上，簸箕掌，栲栳圈，坐定；叫小喽罗扛抬过许多财物，在厅上一包包打开，将彩帛衣服堆在一边，行货等物堆在一边，金银宝贝堆在正面；便叫掌库的小头目，每一样取一半收贮在库，听候支用；这一半分做两分，厅上十一位头领均分一分，山上山下众人均分一分”。
这里按当下的计量标准来说事，做个假定，此次抢到的财物共计10万元，那么，留下5万元归公，其余的5万分为两半各2.5万，十一位头领均分一份，也就是每人约2273元，剩下的最后一份方轮到喽罗们，再假定梁山寨中小喽罗共有五百，平分的话每人就分50元，这还未考虑喽罗们是不是也分等级，比如班长、排长之类按级别是否会多分一点？就统统忽略不计了。如此一来，十一人所得等于其余五百人所得，分配上的差距超过45倍，如此“均贫富”，是不是有点令人瞠目结舌？如果梁山始终是这种分配制度，呵呵，忠告诸位最好别上梁山，如果没法混进那108个席位中的话。
至于晁盖，当然就不用去趁热闹了。既为一寨之主，剩下的那50％还不由他自由支配？如把梁山视作一个小社会，一个小王朝的话，其与那个把他们逼到这儿落草为寇的大社会，大王朝并无政治制度上的不同。当然，体制上的改革还是有一些，比如象“集体领导”，几位领导核心吴用，公孙胜、林冲都有参与决策的权力，又比如象山内头领的小民主，凡大事均由十二人会议商议决定（虽说实际上也就核心圈说了算）。当然了，山寨中晁盖的领袖地位和权威，那是不容窥觑，不能动摇di。
现下的学界有一时髦话题，就是“革命有害论”，其中不乏对中国历代动乱的反思。不过以在下看来，若以构架的根本变化而不是政权兴衰更替来定义政治意义上的“革命”的话，中国从古到今并无真正意义的革命，有的无非你方唱罢我登场，是非成败转头空的帝王戏而已，新兴的颠覆者也无非一个得志了的晁盖罢了。更何况，一旦晁盖真的得了志，大柄在手的话，放出去的那点权力和小民主也定会收回的，或以荣华富贵，封王进爵的方式，也或以鸟尽弓藏，斩尽杀绝的方式，视晁盖的性情喜恶以及昔日诸兄弟，众好汉此时可能会有的潜在威胁大小而定。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