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架上放着一本书，是英国史学家多米尼克·利芬的《走向火焰：帝国、战争与沙皇俄国的终结》。

我觉得这本书的标题的起的非常有水准，百年前的一战，对于当时的沙俄帝国来说，确实是一场“走向火焰”的行动——是一场作死行为。

的确，截止1914年沙俄对德宣战开启一战以前，当时的沙俄在表面上看去似乎依然是一个健全的帝国，虽然论工业实力，沙俄在当时的欧洲列强中依然排名倒数，但经济领域的增长速度，却让所有外人都惊叹不已。

十年前日俄战争的失败让俄罗斯创痛甚巨，沙俄帝国随后在首相斯托雷平的领导下开始加速改革，压抑许久的发展动力。改革者们破除了村社经济传统，积极将本土农产品推向国际市场。沙俄经济迎来了发展黄金十年。截止1913年，俄罗斯产小麦已占世界总量的1/4，成为名副其实的农业超级大国。

但比农业增长更快的还是铁路长度与军事实力，在战略大师俾斯麦下台后，没有什么力量再能够阻止法俄协约的形成，急于拉上俄国向德国复仇的法国，开始不计成本和后果的向沙俄倾泻其资金技术力量，，俄国在整个19世纪后半段都掀起了铁路建设热潮。先后通车68多万俄里，占当时整个欧洲铁路网的1/5。

而到了世界大战爆发的前一年，沙俄在法国银行团的支持下，还提出了一个更具雄心的基建方案。期望在未来10年内，将全俄罗斯的铁路规模再扩张4倍，并同步建设多家大型兵工企业，提升军俄军的重炮和自动武器装备率。

俄罗斯的急速发展，是让德国人感到芒刺在背的，德国总参谋部1914年初曾做过一个测算，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俄军将在1945年左右达成与德军同等的战力，届时将是两线作战的德国的灭顶之灾——当然，从某种角度上说，这个听着不咋靠谱的预估最后居然说准了。

表面上看，无论立刻开战，还是再等几年、几十年，在这场大国争衡当中，沙俄都似乎“优势在我”，毕竟改革已经开始、有金主爸爸法国的扶持、且最关键的是体量巨大。诚所谓“180人口打120人口你告诉我怎么输？蒸汽压路机骑脸都赢了。”

但一战真正开打之后，俄军的表现却相当之拉胯。

1914年东线战场上的坦能堡会战中，18万德军对两倍于己的俄军发动主动攻击，在近百公里的纵深上对58个师的俄军完成分割包围的，最终德军共计俘虏了沙俄战俘9.2万人，毙敌伤敌25万人，缴获的大炮500门。

简而言之，德国人打了一场一战版的“闪电战”，绍伊古……啊，不好意思，串台了……是德军总指挥兴登堡元帅，一战封神。

但实事求是的讲，德军有这样“奇迹般”的战绩，主要不是因为兴登堡和他的参谋长鲁登道夫猛，而是对面俄军实在是菜的抠脚。

据后来统计，在坦能堡会战中，大部分俄军火炮每天能发射的炮弹数量不足3发，且一开始就有四分之一的火炮因维护不当处于哑火、报废状态。

因为在1914年，全俄可以生产合格炮弹的兵工厂其实只有一座（同期英国有150座），且很不幸是沙皇陛下钦点国营的。而一战刚开打时，沙俄每天消耗的炮弹数量平均为四万五千发，战争开打的头一个星期，沙俄军官们就发现他们的弹药储备已经见底了。

所以在坦能堡会战中，俄军炮兵能做的其实只有一件事——逃跑。

而事实上，后方的炮弹即便能生产出来，也无法及时运上前线。

是的，从19世纪末起，在法兰西等国的资金、技术援助下，沙俄开始大规模兴修铁路，解决战时运力问题。但要命的是，沙俄那套老旧的、强调管控、逢迎而不适于发展官僚机构，并不能妥善的使用这个发展机遇：铁路规划由沙皇政府的五个部委组成的联席会议共同敲定。这些机构之间彼此勾心斗角互使绊子，却只在一点上达成了高度共识——讨好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其宠臣。

于是为了这个逢迎的目的，沙俄的铁路系统（按同期英国情报机构的评价）是“灾难性”的，虽然义上控制着全欧洲最庞大的铁路网，但建设过程中的不合理规划，这惊人的里程数其实纸面意义。许多线路都是无效铺设的，大段的铁轨被铺设到偏远的但确实宠臣封地的乡村，虽然有利于宠臣们 将其农产品出口变现，但对前线机动和运输却没有任何帮助。

更有甚者，沙俄还会斥巨资修建一些无关痛痒的小城车站，在建造时就极尽奢华，为的仅仅是让沙皇有机会路过表彰。

而真正能起关键作用的主干线却很少，并且互相不能连通。那些位于交通枢纽的火车站，不仅规模小且设施简陋，根本无法完成战时的货物交接。

于是在一战爆发的当年起，沙俄前线的军队就遭遇了惊人的补给困难，不仅是炮弹，连单兵的枪支、弹药也一并匮乏。1914年坦能堡会战中，俄军大部分部队的配置是这样的——三分之一的步兵持枪并配有少量子弹，三分之一的士兵只有少量子弹，需要捡战友阵亡之后的枪支来用，剩下三分之一的士兵连子弹都没有，也既所谓的“徒手兵”。

“先生，这不是战争，这是屠杀！”一位俄军士兵曾对前来采访的英国记者如是哭诉。

既然军需生产和补给能力如此拉胯，为什么还要招募如此众多的军队呢？这就涉及到沙俄当时的另一个问题：军改。

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意识到自身军事系统已经陈腐老旧，不能适应现代战争的沙俄确实开始了军改。身为帝国最后的能员，首相斯托雷平曾经建议沙皇进行裁军，将剩下的钱发展军工生产、并保证军队的齐装满员。如此以来，沙俄帝国就能保有一支虽然规模较小，但战斗力更强的军队。

但斯托雷平的这个建议最终未被采纳，因为老旧而庞大的俄军内部派别林立，裁军意味着将触动将军元帅们的既得利益。于是沙俄的军改只能搞增量改革——在原有旧机构，旧军队不变的情况下，新增像总参谋部这样的适应现代战争的新机构、新编制，结果是沙俄在军改中的军队总人数不减反增。而供养这些军队大大消耗了看似十分庞大的军费开支。一战爆发前，俄军的主要军费开支只用于干一件事——订购军服——的确，无论如何，军服是必须保证供应的，否则怎样让近200万被称为“灰色牲口”的士兵们在俄罗斯的冬天不冻死呢？

而由于沉重的现役军队负担，沙俄即便经济有所起色，也始终无法放手发展先进军工。即使到了1915年，图拉兵工厂每个月也只能生产350挺机枪——而此时，俄军前线至少需要至少2000挺机枪，才能维持住战线。

从普通的弹药到电话线，几乎没有一样是不会短缺的。数量本来就少的重武器，更是打坏一件少一件，一战从开打之初，对俄罗斯来说其实就已经失控了。为了维持战线，沙俄政府不得不陷入一种恶性循环，既动员更多的青壮年上前线充当炮灰——应当说唯有这一点，他们是非常高效的，仅在1914-1916年的短暂时间里，沙俄就把超过1500万士兵送上了前线。如此可怕的数量优势，才勉强俄军在东线战场上不崩溃。

但这种恐怖的动员力，实则仅仅是饮鸩止渴，因为越多的士兵走上前线，就意味着沙俄需要挤出更多运力供应食品、军装而不是枪支弹药，结果导致俄军战力进一步下降、士气更加低落，于是不得不动员更多的人上前线，如是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而这个不断积累压力的恶行循环，最终在1916年迎来了崩溃，大量缺衣少食、士气低落到极点的俄军士兵开始从前线逃亡，返回圣彼得堡，准备与沙皇陛下痛陈利害。而接下来的事情，则尽人皆知……

讽刺的是，即便到了这一步，沙皇尼古拉二世本来仍有机会保住他的帝国。

沙皇俄国是一个二元君宪制政体，虽然绝对权力一直集中在沙皇本人手中。但君主可以通过任命不同派系的大臣执政来推动自己想要推动的政策，而将政策失败的责任推脱到具体执行的大臣身上。

这套甩锅的手法，对于俄罗斯这样一个有着驯服传统的国家来说，本来是非常有效的。

一战爆发后，尼古拉二世本也可以如法炮制，任命一位大臣充当总司令，并在战争不利后将其撤职、问罪。然后宣布退出战争——这样，沙皇本人就依然可以扮演救民水火的“救世主”。

可是，过于刚愎自用、志大才疏的尼古拉二世却拒绝了这个建议，听了太多阿谀奉承的他自信的亲自出任了总司令一职。并且，在整个战争中，尼古拉二世频繁撤换前线指挥的将军和内政大臣，不断提醒国民，他才是这场战争的发起者、总指挥和最终责任人。

这个骚操作，最终葬送了罗曼诺夫王朝的数百年国运。

“参加这场战争的后果将给我们带来巨大的灾难。以现有的能力而言，我们不可能胜利进军柏林。军事失败将是不可避免，最多只能期望局部的胜利。

而当我们的社会对这一情况特别神经过敏时，这场战争的恶果将被夸大。于是，就会把所有挫折归罪于伟大的沙皇陛下。一旦战局出现不利的苗头，这随时都可能发生。”

——这是沙俄前内政大臣杜尔诺沃在一战开始时作出的预判，从最终结果而言，杜尔诺沃这个预言简直是开了天眼。

但就像坦能堡会战的奇迹，其实不能单纯归功于德军或兴登堡的善战一样，杜尔诺沃的“神预言”，也并非其锐见使然。当一切条件已经齐备时，1917年沙皇俄国的崩溃，显得那样自然而然，见日月不为目明……

是的，走向火焰——1917，帝国、战争与沙俄的终结，一切就是这样发生的。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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