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 RODDY和NELSON如今就坐在我的面前，这是下午的三点多钟。我们选择街对面这间餐厅依街而坐。这天是立秋，下午的气温有些凉。你们冷吗？我背着风问。我还好。不冷。NELSON像电视里抢答的参与者那样急急地将答案扔回给我。然后就回过头去很得意地看着RODDY。而RODDY说真有些冷，NELSON听了马上从挎包里拿出件衣服递给他。毫无疑问，他们很恩爱。我的采访就这样开始。
谁先爱上谁？
你这样问好难答你的。NELSON点燃了一支烟说。我们很早就认识了，算是老夫老“夫”，之前我们都曾有过恋爱，有同性的，也有异性的经验。我以前那个朋友很怕曝光，我们在一起偷偷摸摸，总怕别人发现，而我的性格是从来不会掩饰我是个“同志”，或许这就是两者的不同了。和RODDY真正好起来是在1998年，那时我们一起参与“华人同志交流会议”，接触机会多了，彼此感觉很放松，因为都是属于那种不刻意隐瞒自己观念的人。
其实谈不上谁爱上谁，彼此讲究的是感觉，大家有感觉才会靠近，这和“同性”没有关系，就算异性恋也是这样吧，所谓“两”情相悦，不是“一”情相悦。
如果我告诉你家里人从一开始就很赞成你一定不会信的。TODDY嘴角挂着笑容，阳光下很真诚。我有八兄弟姐妹，父亲已经不在，很早我就将我的性取向和家里人说了，兄弟姐妹中有些反应很惊讶，有些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妈咪的想法当然很传统，她首先会想到后代问题，不过他们最终还是接纳了我。
那NELSON呢？我？NELSON抬起头对着天空吐了口烟。我父母离异了，我有个妹妹，开始是和妹妹讲的，我有什么事都会和她讲，因为她一定会支持我。而我们家有个这样的习惯，我妈咪有什么想不通的就会去问我妹妹，而我父亲有什么想不通的也是找妈咪和妹妹问，所以，如果我妹妹没意见，就等于一家人都没意见。
其实，我父母要忧心我的事情很多，NELSON感叹地说，比如我抽烟啦，喜欢抓（开）电单车（摩托）啦，相比之下，他耽心我抓电单车比耽心我的性取向要多得多。
我全家都很接受NELSON，我们和我的兄弟姐妹住的是同一栋楼，大家玩得很开心，像我哥哥的孩子，他们都很喜欢和NELSON玩，经常“UNCLE NELSON” “UNCLE NELSON”地叫，有时NELSON还陪我妈咪打麻将，大家相处很好，过年过节一起吃法，完全是一家人，很正常。
不“婚”不罢休？
既然你们都同居了那么久，继续生活下去就是了，我并不反对你们张扬，不过，如果这种张扬给你们的结合带来一些负面的反作用力呢？
问题是……早在我认识NELSON前，前到九十年代开始，我就致力为“同志”争取合法的权益和地位。那时我参加了一个组织，叫“性权会”，香港类似这样的组织有二十多个，成立这些组织就是为了维护“同志”在社会中应有的地位，尽量地保护“同志”的权益不因他们的性取向而受到侵犯、歧视和损害，提高公众对“同志”的认知程度。也是因为参与这些活动，我才有缘认识NELSON。
我们从热恋到结合走过5年多的路程，平时也有争吵和不开心，矛盾总会有的，人嘛，总有自己的个性。不过我们知道怎样化解，因为毕竟从认识到结合，我们所经历的会比常人所经历的要复杂艰难些，既然走到一起来那么不容易，我们知道怎样保护这段感情，毕竟我们已经不是孩子了。
再加上，NELSON扬起眉说。我们还有一个共同的人生理想，这就是为争取“同志”应有的权益服务，我们的感情生活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共同的平台上，这个平台的基础是牢固的。
我们很早就渴望结婚，除了“情到深处”的原因外，还有个很现实的问题，本来作为一个“家庭”，我们已经结合是个事实，但这些年来我们却得不到相应的权益保障。比如共同报税。NELSON在中文大学读神学硕士学位时，家庭靠我打工来支撑；到了如今我回到香港大学全职修读人权法硕士课程之后，家庭经济则靠NELSON担任物理治疗师来支撑。过去数年来我们都是一人打工一人读书，如果按照“家庭”的概念去报税我们会省去不少，而且还能获取相对的福利保障，减轻相应的负担。但当我们到税局去申请时，他们以我们没有婚姻记录拒绝我们共同报税。这不但是种歧视，而且剥夺了我们作为公民应有的权利。以后还有很多这样的问题，像置业以及置业贷款，还有医疗保险等其他方面，都是我们应该享有的。既然政府认为我们这个家缺少一纸婚姻作依据，那么我们只有在香港法律所认定的范畴内取得结婚许可，这就是我们启程来安省完婚的目的。
我们不认为我们到加拿大来结婚是走法律的“隙”，也不赞同“挑战香港政府”这个提法。到今天为止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香港政府现有法律限定下的，并没有走出法律以外。比如《基本法》规定我们有婚姻的自由；再比如香港承认境外婚姻；以及香港整体法律制度是建筑在普通法系的基础上，这点和安省的法律体系是衔接的，因此我们这次赴多伦多“行礼”完婚不在于挑战谁，只是根据法律所赋予我们的权利，争取我们应获的利益。回到香港后我们将会马上申请，假如政府仍旧拒绝我们，我们会申请司法复核，这场官司我们有信心打下去。
谁应接纳谁？
我知道RODDY和NELSON早被所在的教堂开除，原因很容易理解，但我还是将问题提了出来 。
我一直是我们教会里的积极分子，我很活跃，也很努力工作，教友对我都很信任，讲句实话，我对他们有很深的感情，其实在教友里不止我一人是“同志”，只是我一直在为“同志”奔走，比较“张扬”，报纸电视都做过我们的专访，这些信息对教会是有冲击的，他们无法承受这样的压力，最后只好将我开除，我想这是个面子问题吧。我觉得，教会所遵守的信条必须与时代的进步同频共振，一成不变的既限制了自己的发展，也会失去很大的一个空间。华人教会在这点上表现得更加狭隘。比如从性别比例看，男信徒占整体的35%，女信徒占65%，但男牧师占90%，女牧师仅占10%，这样的比例数字就很有问题，这还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现在有很多教会不接受女牧师上台讲道，占大部分的女信徒要靠男牧师去牧养，因为以往的信条是这样今天就必须这样，这种一成不变的遵守有意义吗？信条当然要默守，但也要发展，不能和时代的进步脱节。这点美加就做得比较好，他们会用“公决”的形式来决定是否接纳“同志”教友，所以这边的“同志”就不会出现被教会开除的怪事。不过，开除就开除吧，经历了这些年，我已经不在乎了，和教会相比，一个更大更值得我关注的空间需要我，这就是为香港的“同志”争取应有的权益保障。RODDY讲到这里，神态忽然变得很庄重。
既然香港的教会是这样的故步自封，NMELSON为什么还要在取得香港理工大学物理治疗学士学位，且也有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后，九七年还要重回香港中文大学读神学？
原因有两个，其一信神是我的宗教信仰，其二是想通过研究宗教祈求在更广义的空间里找到支持“同志”的理论根据，相比之下神学院还是很开放的，我的毕业论文就是以“同志”为研究方向，同学都知道我的取向，导师也很支持我。就是现在，一些在教会里担任很重要职务的同学还经常邀请我去讲道，他们本人对我是尊重的。当然，要让所有的人接纳我们，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尤其是香港，缺乏如北美欧洲这样百花齐放的宽容环境，在这里可以听到很多的声音，可以看到信仰的光芒，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本来主耶稣所奉承的就是接纳俗世，因为不被理解而历尽折磨，如今我们所做的是关心“同志”这一个弱势群体，他们是生存于这世上的，我们为什么要拒绝他们？
同顶一片天空
既然你们既经历过异性恋，也经历过同性恋，那两者之间有什么不相同?
你这是从“想当然”的概念出发引出的问题，就说你吧，假如你谈过N次恋爱，你都无法一一作比较，因为不同的人，不同的性格，不同的经历，还有文化方面的，家庭教养等等都不相同，感受和经验当然就不同，这和“同性”“异性”没有关系。我们两人的经历都是如此，与同性相恋和与异性相恋的感受都是很珍惜的。
我大学读的是资讯科技，RODDY犹豫了一下对我说。那时有位女同学对我很好，我们之间的关系很密切，至今我都觉得那段经历很难得，因为我们彼此学到了很多东西，特别是在精神上的交流，我并没有对异性有那种反感的情绪，不知道别人会是怎么样，我的恋爱经验告诉我，我只有选择更好的，不存在有不好的。这句话的意思是，无论我接触的同性和异性，他们都是好的，只不过，我会选择更好和更适合我的。
但你们的婚姻结果是没有后代的，这毕竟是个问题吧？现代婚姻中，异性结合选择不生育的家庭比例愈来愈多；相反，同性结合反倒会认领些孩子，比如我们就认养了6个孩子，有男有女，他们都把我们家看作是自己的家，这其中也有不完全是“同志”倾向的，我们相处得很开心。
我们在情欲方面当然很正常。还是那个问题，既然你和不同的女孩相处，情欲上都会有不同，难以用这个去肯定或者否定那个。很多人将“不洁”归咎于同性性行为，这是不对的。据一些资料反映，患有爱滋病的妇女有70%是从她们的丈夫或者是固定性配偶那里染病的，这是个最好的说明。
我们对“女同志”从来不会拒绝交往。如果是当朋友相处，为什么要在意她们的性取向？
那你们的同事如何看你们呢？象NELSON，你是物理治疗师，会不会感觉到你的同事的病人比你多？
我好象没有这方面的感觉，病人在乎的是我的医术，而不是我的取向。有些病人知道我是“同志”，还向我表达他们的支持和理解。
现在不象以前了，一般受过教育的都是理解的。RODDY笑着说，以前做生意时，我是老板，他们接受和不接受对我来说都不是重要的。后来打工，老板知道我是“同志”后对我说：对他“同志”，有些人是不接受，但会容忍；而我不是容忍，是接受。当然，也有不容忍的。公司公关部的一个负责人就对老板说，我的存在会影响公司声誉，老板听了这么回答他们：这本来不是个问题，不要搞到是个问题。
其实，不要把我们看作是另个空间的人，我们和所有正常人一样，无论情绪，思维，开心，烦恼，都是相同的。RODDY和NELSON和我握别时这样说。既然是共一天空下，同沐一个太阳，何必要分你们，或者我们呢？
2003年9月26日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谁先爱上谁？
你这样问好难答你的。NELSON点燃了一支烟说。我们很早就认识了，算是老夫老“夫”，之前我们都曾有过恋爱，有同性的，也有异性的经验。我以前那个朋友很怕曝光，我们在一起偷偷摸摸，总怕别人发现，而我的性格是从来不会掩饰我是个“同志”，或许这就是两者的不同了。和RODDY真正好起来是在1998年，那时我们一起参与“华人同志交流会议”，接触机会多了，彼此感觉很放松，因为都是属于那种不刻意隐瞒自己观念的人。
其实谈不上谁爱上谁，彼此讲究的是感觉，大家有感觉才会靠近，这和“同性”没有关系，就算异性恋也是这样吧，所谓“两”情相悦，不是“一”情相悦。
如果我告诉你家里人从一开始就很赞成你一定不会信的。TODDY嘴角挂着笑容，阳光下很真诚。我有八兄弟姐妹，父亲已经不在，很早我就将我的性取向和家里人说了，兄弟姐妹中有些反应很惊讶，有些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妈咪的想法当然很传统，她首先会想到后代问题，不过他们最终还是接纳了我。
那NELSON呢？我？NELSON抬起头对着天空吐了口烟。我父母离异了，我有个妹妹，开始是和妹妹讲的，我有什么事都会和她讲，因为她一定会支持我。而我们家有个这样的习惯，我妈咪有什么想不通的就会去问我妹妹，而我父亲有什么想不通的也是找妈咪和妹妹问，所以，如果我妹妹没意见，就等于一家人都没意见。
其实，我父母要忧心我的事情很多，NELSON感叹地说，比如我抽烟啦，喜欢抓（开）电单车（摩托）啦，相比之下，他耽心我抓电单车比耽心我的性取向要多得多。
我全家都很接受NELSON，我们和我的兄弟姐妹住的是同一栋楼，大家玩得很开心，像我哥哥的孩子，他们都很喜欢和NELSON玩，经常“UNCLE NELSON” “UNCLE NELSON”地叫，有时NELSON还陪我妈咪打麻将，大家相处很好，过年过节一起吃法，完全是一家人，很正常。
不“婚”不罢休？
既然你们都同居了那么久，继续生活下去就是了，我并不反对你们张扬，不过，如果这种张扬给你们的结合带来一些负面的反作用力呢？
问题是……早在我认识NELSON前，前到九十年代开始，我就致力为“同志”争取合法的权益和地位。那时我参加了一个组织，叫“性权会”，香港类似这样的组织有二十多个，成立这些组织就是为了维护“同志”在社会中应有的地位，尽量地保护“同志”的权益不因他们的性取向而受到侵犯、歧视和损害，提高公众对“同志”的认知程度。也是因为参与这些活动，我才有缘认识NELSON。
我们从热恋到结合走过5年多的路程，平时也有争吵和不开心，矛盾总会有的，人嘛，总有自己的个性。不过我们知道怎样化解，因为毕竟从认识到结合，我们所经历的会比常人所经历的要复杂艰难些，既然走到一起来那么不容易，我们知道怎样保护这段感情，毕竟我们已经不是孩子了。
再加上，NELSON扬起眉说。我们还有一个共同的人生理想，这就是为争取“同志”应有的权益服务，我们的感情生活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共同的平台上，这个平台的基础是牢固的。
我们很早就渴望结婚，除了“情到深处”的原因外，还有个很现实的问题，本来作为一个“家庭”，我们已经结合是个事实，但这些年来我们却得不到相应的权益保障。比如共同报税。NELSON在中文大学读神学硕士学位时，家庭靠我打工来支撑；到了如今我回到香港大学全职修读人权法硕士课程之后，家庭经济则靠NELSON担任物理治疗师来支撑。过去数年来我们都是一人打工一人读书，如果按照“家庭”的概念去报税我们会省去不少，而且还能获取相对的福利保障，减轻相应的负担。但当我们到税局去申请时，他们以我们没有婚姻记录拒绝我们共同报税。这不但是种歧视，而且剥夺了我们作为公民应有的权利。以后还有很多这样的问题，像置业以及置业贷款，还有医疗保险等其他方面，都是我们应该享有的。既然政府认为我们这个家缺少一纸婚姻作依据，那么我们只有在香港法律所认定的范畴内取得结婚许可，这就是我们启程来安省完婚的目的。
我们不认为我们到加拿大来结婚是走法律的“隙”，也不赞同“挑战香港政府”这个提法。到今天为止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香港政府现有法律限定下的，并没有走出法律以外。比如《基本法》规定我们有婚姻的自由；再比如香港承认境外婚姻；以及香港整体法律制度是建筑在普通法系的基础上，这点和安省的法律体系是衔接的，因此我们这次赴多伦多“行礼”完婚不在于挑战谁，只是根据法律所赋予我们的权利，争取我们应获的利益。回到香港后我们将会马上申请，假如政府仍旧拒绝我们，我们会申请司法复核，这场官司我们有信心打下去。
谁应接纳谁？
我知道RODDY和NELSON早被所在的教堂开除，原因很容易理解，但我还是将问题提了出来 。
我一直是我们教会里的积极分子，我很活跃，也很努力工作，教友对我都很信任，讲句实话，我对他们有很深的感情，其实在教友里不止我一人是“同志”，只是我一直在为“同志”奔走，比较“张扬”，报纸电视都做过我们的专访，这些信息对教会是有冲击的，他们无法承受这样的压力，最后只好将我开除，我想这是个面子问题吧。我觉得，教会所遵守的信条必须与时代的进步同频共振，一成不变的既限制了自己的发展，也会失去很大的一个空间。华人教会在这点上表现得更加狭隘。比如从性别比例看，男信徒占整体的35%，女信徒占65%，但男牧师占90%，女牧师仅占10%，这样的比例数字就很有问题，这还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现在有很多教会不接受女牧师上台讲道，占大部分的女信徒要靠男牧师去牧养，因为以往的信条是这样今天就必须这样，这种一成不变的遵守有意义吗？信条当然要默守，但也要发展，不能和时代的进步脱节。这点美加就做得比较好，他们会用“公决”的形式来决定是否接纳“同志”教友，所以这边的“同志”就不会出现被教会开除的怪事。不过，开除就开除吧，经历了这些年，我已经不在乎了，和教会相比，一个更大更值得我关注的空间需要我，这就是为香港的“同志”争取应有的权益保障。RODDY讲到这里，神态忽然变得很庄重。
既然香港的教会是这样的故步自封，NMELSON为什么还要在取得香港理工大学物理治疗学士学位，且也有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后，九七年还要重回香港中文大学读神学？
原因有两个，其一信神是我的宗教信仰，其二是想通过研究宗教祈求在更广义的空间里找到支持“同志”的理论根据，相比之下神学院还是很开放的，我的毕业论文就是以“同志”为研究方向，同学都知道我的取向，导师也很支持我。就是现在，一些在教会里担任很重要职务的同学还经常邀请我去讲道，他们本人对我是尊重的。当然，要让所有的人接纳我们，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尤其是香港，缺乏如北美欧洲这样百花齐放的宽容环境，在这里可以听到很多的声音，可以看到信仰的光芒，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本来主耶稣所奉承的就是接纳俗世，因为不被理解而历尽折磨，如今我们所做的是关心“同志”这一个弱势群体，他们是生存于这世上的，我们为什么要拒绝他们？
同顶一片天空
既然你们既经历过异性恋，也经历过同性恋，那两者之间有什么不相同?
你这是从“想当然”的概念出发引出的问题，就说你吧，假如你谈过N次恋爱，你都无法一一作比较，因为不同的人，不同的性格，不同的经历，还有文化方面的，家庭教养等等都不相同，感受和经验当然就不同，这和“同性”“异性”没有关系。我们两人的经历都是如此，与同性相恋和与异性相恋的感受都是很珍惜的。
我大学读的是资讯科技，RODDY犹豫了一下对我说。那时有位女同学对我很好，我们之间的关系很密切，至今我都觉得那段经历很难得，因为我们彼此学到了很多东西，特别是在精神上的交流，我并没有对异性有那种反感的情绪，不知道别人会是怎么样，我的恋爱经验告诉我，我只有选择更好的，不存在有不好的。这句话的意思是，无论我接触的同性和异性，他们都是好的，只不过，我会选择更好和更适合我的。
但你们的婚姻结果是没有后代的，这毕竟是个问题吧？现代婚姻中，异性结合选择不生育的家庭比例愈来愈多；相反，同性结合反倒会认领些孩子，比如我们就认养了6个孩子，有男有女，他们都把我们家看作是自己的家，这其中也有不完全是“同志”倾向的，我们相处得很开心。
我们在情欲方面当然很正常。还是那个问题，既然你和不同的女孩相处，情欲上都会有不同，难以用这个去肯定或者否定那个。很多人将“不洁”归咎于同性性行为，这是不对的。据一些资料反映，患有爱滋病的妇女有70%是从她们的丈夫或者是固定性配偶那里染病的，这是个最好的说明。
我们对“女同志”从来不会拒绝交往。如果是当朋友相处，为什么要在意她们的性取向？
那你们的同事如何看你们呢？象NELSON，你是物理治疗师，会不会感觉到你的同事的病人比你多？
我好象没有这方面的感觉，病人在乎的是我的医术，而不是我的取向。有些病人知道我是“同志”，还向我表达他们的支持和理解。
现在不象以前了，一般受过教育的都是理解的。RODDY笑着说，以前做生意时，我是老板，他们接受和不接受对我来说都不是重要的。后来打工，老板知道我是“同志”后对我说：对他“同志”，有些人是不接受，但会容忍；而我不是容忍，是接受。当然，也有不容忍的。公司公关部的一个负责人就对老板说，我的存在会影响公司声誉，老板听了这么回答他们：这本来不是个问题，不要搞到是个问题。
其实，不要把我们看作是另个空间的人，我们和所有正常人一样，无论情绪，思维，开心，烦恼，都是相同的。RODDY和NELSON和我握别时这样说。既然是共一天空下，同沐一个太阳，何必要分你们，或者我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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