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 加拿大人享有完全的公费医疗,这项被称为“医疗保险计划” 的意义在于保障加拿大居民基本可免费看病和住院。笔者在《你别无选择的家庭医生制》一文里抨击了安省家庭医生制的种种不足并不是在否定这项制度,而是期待通过讨论,找出目前存在的不足,以期促使更多的人注视这个问题,督促政府完善和改善服务。
事实上,说加拿大的社会福利制度和医疗保健计划一塌糊涂是不公平的。据去年的一次调查显示:加拿大目前拥有1244家医院,平均每1000人拥有7张病床,每449人有1位医生,且不说这种配备对很多国家来说都是可望不可及的事情,单说政府目前所推行的公费医疗制,就已引起许多美国人的羡慕。
对于专科医生制的抱怨,大多集中在轮候时间过长这一焦点问题上。据加拿大医生学会发出的一份报告显示,三分之二的医生表示,为病人转诊到专科医生后,病人往往需要经历漫长的等待。就医难和等待时间过长是健保服务存在的最大不足,这种“不足”致使病人无法及时获得专科治疗。
一位李姓读者在看了笔者的文章后数次打来电话,之后还发来了EMAIL陈诉了他们最近所经历的一件事情:
我8岁的女儿在今年9月间于左上臂内侧长了一个深蓝色的小包,大小如米粒,我们带她到家庭医生处就医,医生认为这是结在皮下的一个疤,没什么大问题,通常可以靠自身吸收,如果这个疤继续长大,再做手术处理。根据医嘱,我们静等孩子自愈。可是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包继续长大,我们第二次去看家庭医生,这次家庭医生同意为我们联系病童医院看专科,今年10月我们按照预约的时间到了病童医院,专科医生检查后,说三个以内要是宝被身即吸收了就好了,不吸收再来看。可是,回来后,还不到一个月,包就发展到蚕豆般大,而且表皮透明,颜色血红,看着很吓人,之后我们又与病童医院联系,11月20日我们带领孩子再到病童医院看专科,这次医生虽然仍不认为他们在诊断和处理上有什么不妥,但也完全看出了问题的严重性,并当即决定两个星期后手术,他命令在场的4个护士做好手术准备。有了医生的这个安排,我们才放心地回家。然而,两个星期马上就要到了,院方却没有一点动静,在我们打电话催促下,医院回电告诉我们的不是安排手术的事,而是让我们2004年2月11日再去接受另一个医生的检查。当我们向他们讲明上一次医生已经决定两星期之后作手术后,他们态度粗暴地回答,还要另外的医生检查后才能决定。我们一听就傻了,孩子的病又要拖上三个月,还是检查,距离真正的治病又有很长的等待时间,我们不知道上一次医生讲的话是不是负责任的,我们更不知道下一个医生讲话,是不是还像上一个医生一样,说与不说没区别,那我们孩子的病何日才能看上?医院拿我们的病孩子开这样的玩笑,我们当家长的实在不敢当。我们想问一问:医生护士--所谓的白衣天使,到底是给人治病的,还是给人造病的 ?生活在这个国家的儿童,到底有没有拥有健康的权利?如果我女儿的病情在这两个半月里又有了新的变化,谁来对她负责,怎么负责,负得起负不起这个责?我们希望借助媒体的力量督促医院在最短的时间内收回成命,尽快为我女儿安排手术,还她一个健康健美的身体。
李姓家长向我们所陈述的问题并非是不具代表性的个案。笔者认识一位朋友因腿部患慢性皮炎,经半年的轮候等来皮肤医生诊视,之后皮肤医生建议他找整容医生作患部植皮手术,这样又等候了3个月,朋友终有幸被转到整容医生手上。整容医生用不到1分钟的时间诊断完毕,定在半年后手术,从家庭医生开始到皮肤医生到整容医生足轮候了9个月,对朋友来说,这漫长的轮候能等来手术,也算是有个终结。如此再等了3个月,手术那天,整容医生只作取皮化验,而不是真正的手术,对此朋友很不理解,觉得不到1分钟的取皮手续,何必要再等3个月呢?出于“手术有期”,朋友最终还是忍受下来了。如此又等了2个月,朋友再回到整容医生处,其时距离朋友第一次看家庭医生的时间已过去了一年,令朋友愤怒的是,整容医生取出一份报告说:经过检查,你腿部的皮炎没发现癌变细胞。之后就打发朋友回去看家庭医生。这个“轮回”着实让朋友哭笑不得,他就此质问整容医生:从头到尾没有人告知我这个可能是癌变或需要作检查,家庭医生和专科医生都告诉我这是慢性皮炎,之所以转到你这里来目的是作患部换皮手术,你也一直对我说是安排手术,为何到现在却变成检验癌变呢?整容医生听朋友这么说反问道:你觉得做换皮手术有用吗?我觉得不保证有效,当然你坚持要做还是可以的。朋友见整容医生如此说就更火了,他说有没有效果和为何要转来你这里是通过家庭医生和专科医生决定的,难道你不知道他们转我来的目的?整容医生听了摇了摇手上的单子说:他们没说转你来的目的。朋友见此医生如此不负责,就很严正地指责他:既然你不知道你要看什么病,你应该向我或者向转来的专科医生询问,难道你就没有责任?令朋友哭笑不得的是这位整容医生这样回答:这个专科医生不好,要不我给你换一个好了?天,朋友说,我等了14个月的时间才等来这么个结果,这加拿大医生的医德是怎么培养的?
对于读者投诉的种种不满,来自上海的新移民L有不同看法:我以为政府目前所做的已经很不错,我们应该多理解和宽容,对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报纸应多作鼓励性引导。这位居住在密西沙加、现龄55岁的L说他在移民前是老病号,身体各部分或多或少都有毛病,今年十月发现胃部不适,因为过去有慢性胃炎,家庭医生就将他转去做胃镜检查,按常规必须轮候三个月时间,但专科医生在帮他检查后,感觉病情比较严重,马上通过秘书安排他在10月28日作检查,结果发现胃部有肿瘤,于是在11月6日做了手术,前后也就三个多月的时间。按照L的说法,他认为也许加拿大现有的医疗制度确实存在着轮候时间过长的问题,特别是在一些检查项目上,但医生并不是机械地让你等候,他会视病情的轻重来决定。L拿自己的情况来说:原来安排他做胃镜要等2个多月,当时他也觉得时间过长,但他还没反映,医生就安排秘书为他重新调整了时间。之后从手术到住院,医生护士对病人都很热情周到。为此他认为:病人应该相信医生,医生安排你作检查的时间并不是随心所欲作出来的,他是视病情的轻重而决定的。
对L的这个说法,现年86岁,四十年代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院,出国前是天津第三人民医院院长的姜先生提出异议。他认为要病人相信医生是对的,但说医生会视病情的轻重而决定检查的轮候时间是不科学的,因为不检查,怎么知道病情重不重?如果靠医生的经验就可判定,就无所谓检查了。
姜先生向笔者举了这么个例子:他的孙女目前正在读大学,早些时候因为左下腹胀疼,看了三个多月家庭医生都不能解决问题,有时疼得厉害就打911送医院,但医院每次也就是为他孙女打吗啡,姜先生深感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他认为医生在没弄清病情的前提下给病人打吗啡是一种不负责的作法,长久下去病人不但病没好,还会因注射吗啡而上瘾。姜先生根据他的医学知识感觉孙女患的是子宫内膜炎导致卵巢炎症,他要求家庭医生马上将女儿转去专科医生处,专科医生诊病时认为是生殖器观有炎症,姜先生虽不是妇科医生(姜在国内是著名的老年病专家,曾任天津老人病研究所所长),但因为专科医生的儿戏态度,他只有“挺身而出”将自己的判断告诉他,希望能引起医生的注意,但专科医生似乎不是很重视,他很轻易就开出药并告诉病者,吃过药后就会好转。姜告诉笔者,孙女在服用了专科医生的药后,腹部虽不疼了,但视力却减弱,听力也降低,当他们为此质问该专科医生时,医生竟然给出“我对这个药的副作用不是很清楚”的答案。令姜先生十分愤怒的,是医生居然可以在“不懂这个抗菌素的副作用”的前提下给病人开出这个药来,这样的理由在中国都是可处分的。姜先生说:没听说过医生可以不懂药理,这样的医生不是害人吗?
姜先生解释他给笔者来电的目的:我们不是要否定这个社会的医疗制度,关键是当我们发现目前这个制度存在着这么多不完善的弊病,医者和被医者都应该站出来说话,帮助政府改善这种不足,象在安省出现的这种轮候,在中国1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都没有这样漫长的等待,就拿自己以前工作过的医院,彩色B超也有10多台,让病者尽快得到检验,以判断出病因并据此制定医疗方案这是最起码的,很多病在早期不是病,时间拖久了,就会变成重病,医生应该知道这个道理。
姜先生的意见笔者是赞同的。在安省,医生缺乏,医疗设备不足,医疗经费有限这是存在的事实,但从安省现有医疗制在人员、经费和设备配置来看,优势还是存在的。如何合理发挥管理、合理利用现有资源创造良好的工作效益,不仅是政府、医务管理者的责任,同时也应是民众所应关注和监督的大事。
改善安省医疗服务体系存在的不足不是无路可走,比如督促政府将医疗建设稳定在相应的水准上,比如加大检查、监督的作用,比如鼓励民众投诉,以更强硬的手法打击医德败坏者或庸医……这些路都是可行,也是必须行的。我们不能等针刺到肉才来喊疼。比如最近发生的医疗器具消毒规程错误指引造成众多病者蒙受伤害的事故,就必须有人讲,有人负责,有人付出代价。如果民众都以事不关己,我不说总有人说的心态应付事实,下一个受害者一定是你。
2003年12月6日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事实上,说加拿大的社会福利制度和医疗保健计划一塌糊涂是不公平的。据去年的一次调查显示:加拿大目前拥有1244家医院,平均每1000人拥有7张病床,每449人有1位医生,且不说这种配备对很多国家来说都是可望不可及的事情,单说政府目前所推行的公费医疗制,就已引起许多美国人的羡慕。
对于专科医生制的抱怨,大多集中在轮候时间过长这一焦点问题上。据加拿大医生学会发出的一份报告显示,三分之二的医生表示,为病人转诊到专科医生后,病人往往需要经历漫长的等待。就医难和等待时间过长是健保服务存在的最大不足,这种“不足”致使病人无法及时获得专科治疗。
一位李姓读者在看了笔者的文章后数次打来电话,之后还发来了EMAIL陈诉了他们最近所经历的一件事情:
我8岁的女儿在今年9月间于左上臂内侧长了一个深蓝色的小包,大小如米粒,我们带她到家庭医生处就医,医生认为这是结在皮下的一个疤,没什么大问题,通常可以靠自身吸收,如果这个疤继续长大,再做手术处理。根据医嘱,我们静等孩子自愈。可是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包继续长大,我们第二次去看家庭医生,这次家庭医生同意为我们联系病童医院看专科,今年10月我们按照预约的时间到了病童医院,专科医生检查后,说三个以内要是宝被身即吸收了就好了,不吸收再来看。可是,回来后,还不到一个月,包就发展到蚕豆般大,而且表皮透明,颜色血红,看着很吓人,之后我们又与病童医院联系,11月20日我们带领孩子再到病童医院看专科,这次医生虽然仍不认为他们在诊断和处理上有什么不妥,但也完全看出了问题的严重性,并当即决定两个星期后手术,他命令在场的4个护士做好手术准备。有了医生的这个安排,我们才放心地回家。然而,两个星期马上就要到了,院方却没有一点动静,在我们打电话催促下,医院回电告诉我们的不是安排手术的事,而是让我们2004年2月11日再去接受另一个医生的检查。当我们向他们讲明上一次医生已经决定两星期之后作手术后,他们态度粗暴地回答,还要另外的医生检查后才能决定。我们一听就傻了,孩子的病又要拖上三个月,还是检查,距离真正的治病又有很长的等待时间,我们不知道上一次医生讲的话是不是负责任的,我们更不知道下一个医生讲话,是不是还像上一个医生一样,说与不说没区别,那我们孩子的病何日才能看上?医院拿我们的病孩子开这样的玩笑,我们当家长的实在不敢当。我们想问一问:医生护士--所谓的白衣天使,到底是给人治病的,还是给人造病的 ?生活在这个国家的儿童,到底有没有拥有健康的权利?如果我女儿的病情在这两个半月里又有了新的变化,谁来对她负责,怎么负责,负得起负不起这个责?我们希望借助媒体的力量督促医院在最短的时间内收回成命,尽快为我女儿安排手术,还她一个健康健美的身体。
李姓家长向我们所陈述的问题并非是不具代表性的个案。笔者认识一位朋友因腿部患慢性皮炎,经半年的轮候等来皮肤医生诊视,之后皮肤医生建议他找整容医生作患部植皮手术,这样又等候了3个月,朋友终有幸被转到整容医生手上。整容医生用不到1分钟的时间诊断完毕,定在半年后手术,从家庭医生开始到皮肤医生到整容医生足轮候了9个月,对朋友来说,这漫长的轮候能等来手术,也算是有个终结。如此再等了3个月,手术那天,整容医生只作取皮化验,而不是真正的手术,对此朋友很不理解,觉得不到1分钟的取皮手续,何必要再等3个月呢?出于“手术有期”,朋友最终还是忍受下来了。如此又等了2个月,朋友再回到整容医生处,其时距离朋友第一次看家庭医生的时间已过去了一年,令朋友愤怒的是,整容医生取出一份报告说:经过检查,你腿部的皮炎没发现癌变细胞。之后就打发朋友回去看家庭医生。这个“轮回”着实让朋友哭笑不得,他就此质问整容医生:从头到尾没有人告知我这个可能是癌变或需要作检查,家庭医生和专科医生都告诉我这是慢性皮炎,之所以转到你这里来目的是作患部换皮手术,你也一直对我说是安排手术,为何到现在却变成检验癌变呢?整容医生听朋友这么说反问道:你觉得做换皮手术有用吗?我觉得不保证有效,当然你坚持要做还是可以的。朋友见整容医生如此说就更火了,他说有没有效果和为何要转来你这里是通过家庭医生和专科医生决定的,难道你不知道他们转我来的目的?整容医生听了摇了摇手上的单子说:他们没说转你来的目的。朋友见此医生如此不负责,就很严正地指责他:既然你不知道你要看什么病,你应该向我或者向转来的专科医生询问,难道你就没有责任?令朋友哭笑不得的是这位整容医生这样回答:这个专科医生不好,要不我给你换一个好了?天,朋友说,我等了14个月的时间才等来这么个结果,这加拿大医生的医德是怎么培养的?
对于读者投诉的种种不满,来自上海的新移民L有不同看法:我以为政府目前所做的已经很不错,我们应该多理解和宽容,对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报纸应多作鼓励性引导。这位居住在密西沙加、现龄55岁的L说他在移民前是老病号,身体各部分或多或少都有毛病,今年十月发现胃部不适,因为过去有慢性胃炎,家庭医生就将他转去做胃镜检查,按常规必须轮候三个月时间,但专科医生在帮他检查后,感觉病情比较严重,马上通过秘书安排他在10月28日作检查,结果发现胃部有肿瘤,于是在11月6日做了手术,前后也就三个多月的时间。按照L的说法,他认为也许加拿大现有的医疗制度确实存在着轮候时间过长的问题,特别是在一些检查项目上,但医生并不是机械地让你等候,他会视病情的轻重来决定。L拿自己的情况来说:原来安排他做胃镜要等2个多月,当时他也觉得时间过长,但他还没反映,医生就安排秘书为他重新调整了时间。之后从手术到住院,医生护士对病人都很热情周到。为此他认为:病人应该相信医生,医生安排你作检查的时间并不是随心所欲作出来的,他是视病情的轻重而决定的。
对L的这个说法,现年86岁,四十年代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院,出国前是天津第三人民医院院长的姜先生提出异议。他认为要病人相信医生是对的,但说医生会视病情的轻重而决定检查的轮候时间是不科学的,因为不检查,怎么知道病情重不重?如果靠医生的经验就可判定,就无所谓检查了。
姜先生向笔者举了这么个例子:他的孙女目前正在读大学,早些时候因为左下腹胀疼,看了三个多月家庭医生都不能解决问题,有时疼得厉害就打911送医院,但医院每次也就是为他孙女打吗啡,姜先生深感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他认为医生在没弄清病情的前提下给病人打吗啡是一种不负责的作法,长久下去病人不但病没好,还会因注射吗啡而上瘾。姜先生根据他的医学知识感觉孙女患的是子宫内膜炎导致卵巢炎症,他要求家庭医生马上将女儿转去专科医生处,专科医生诊病时认为是生殖器观有炎症,姜先生虽不是妇科医生(姜在国内是著名的老年病专家,曾任天津老人病研究所所长),但因为专科医生的儿戏态度,他只有“挺身而出”将自己的判断告诉他,希望能引起医生的注意,但专科医生似乎不是很重视,他很轻易就开出药并告诉病者,吃过药后就会好转。姜告诉笔者,孙女在服用了专科医生的药后,腹部虽不疼了,但视力却减弱,听力也降低,当他们为此质问该专科医生时,医生竟然给出“我对这个药的副作用不是很清楚”的答案。令姜先生十分愤怒的,是医生居然可以在“不懂这个抗菌素的副作用”的前提下给病人开出这个药来,这样的理由在中国都是可处分的。姜先生说:没听说过医生可以不懂药理,这样的医生不是害人吗?
姜先生解释他给笔者来电的目的:我们不是要否定这个社会的医疗制度,关键是当我们发现目前这个制度存在着这么多不完善的弊病,医者和被医者都应该站出来说话,帮助政府改善这种不足,象在安省出现的这种轮候,在中国1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都没有这样漫长的等待,就拿自己以前工作过的医院,彩色B超也有10多台,让病者尽快得到检验,以判断出病因并据此制定医疗方案这是最起码的,很多病在早期不是病,时间拖久了,就会变成重病,医生应该知道这个道理。
姜先生的意见笔者是赞同的。在安省,医生缺乏,医疗设备不足,医疗经费有限这是存在的事实,但从安省现有医疗制在人员、经费和设备配置来看,优势还是存在的。如何合理发挥管理、合理利用现有资源创造良好的工作效益,不仅是政府、医务管理者的责任,同时也应是民众所应关注和监督的大事。
改善安省医疗服务体系存在的不足不是无路可走,比如督促政府将医疗建设稳定在相应的水准上,比如加大检查、监督的作用,比如鼓励民众投诉,以更强硬的手法打击医德败坏者或庸医……这些路都是可行,也是必须行的。我们不能等针刺到肉才来喊疼。比如最近发生的医疗器具消毒规程错误指引造成众多病者蒙受伤害的事故,就必须有人讲,有人负责,有人付出代价。如果民众都以事不关己,我不说总有人说的心态应付事实,下一个受害者一定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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