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良心与正义的拷问
主持人的话
不久前，在聊天中我听到这样一个段子，大意是———乡下人能吃上肉了，城里人要吃野菜了；乡下人能娶上媳妇了，城里人要包“二奶”找“小蜜”了；乡下人使足吃奶的劲盖上房了，城里人时髦到风景区去露营了；乡下人能进城打工了，城里人从芭提雅到南加州大半个世界去转悠了……
不是所有的人都清楚，但是有相当的一部分人明白，长期以来中国的九亿农民没有享受到平等的国民待遇———
不同等的政治权利下，农民发不出声音，农民进城不仅没有用手投票的权利，有的连用脚投票的权利都没有；
不同等的税赋权利，农民月收入只有100来元却要纳税，而城里有的高收入者却不怎么纳税；
不同等的国家财富占用权利，城里的基础设施都是国家财政搞的，农村的基础产业却要农民自己集资办，且产权归国有；
不同等的财产和人身安全保障权，地方政府把农民的土地低价进高价出，农民从来没有社保、医保；
不同等的发展权，城里人可以贷款买房，乡下人给城里人生产农产品都难贷款，城里人的财产可以在银行抵押贷款，农民的房子在银行分文不值；
不同等的市场经济主体地位，城里人做买卖，亏本的生意可以不做，当然用不着缴税，农民种地亏本如果不种，却照样纳税。
还有不同等的自由迁徙权等等，可谓荦荦大观，世界罕有。中国的城乡二元制度是导致农村贫困的根本原因，窃以为农村的贫困实际上是制度的贫困。
虽然总有一部分人明白，可长期以来在大量的报章杂志、电视电影上，人们却很少或很难听到来自中国广袤乡村那早已不是田园牧歌式的声音，到处是华丽而又甜腻得几乎能够粘牢飞虫的文字、音符、影像，随时可见胁肩谄笑、锦上添花的姿态心态。它们走马灯似的制造一个又一个炫目的时尚与风波，它们编织并自我陶醉于时下一个物阜民丰、弦歌不辍的“康乾盛世”。它们百般逢迎的，归纳起来大概是三种人：一是富绅豪门、明星大腕，二是新兴的白领阶层，三是所谓的“小资”，或曰新时代的“才子佳人”。当然因为后者回报的含金量低，多半就交给文学打发了，这使早已边缘化的文学不至于凌空蹈虚，独怆然而涕下，亦可自拉自唱，自娱自乐，多少显示出有某种存活下去的理由。
总之，你只要去布满了明星与美女头像的报亭看看，或回到家里，打开被港台的言情剧与胡编乱造的宫廷戏戗得一塌糊涂的电视频道，你就会承认我的一个基本判断———
当今的许多媒体不过着眼于在中国一小部分人富起来之后，又怎样让这小部分人先闲起来。或者说，它们已经乐乐呵呵地被大面积“绑架”了，被国内的经济发达地区所“绑架”，被中国先富起来或正在富起来的人们所“绑架”，被花花绿绿的人民币、美金、欧元、港币所“绑架”，已成阶下之囚的赵安便是一个极端的例子。
为此，很长时间里，中西部的声音都几近失语，更遑论广袤的乡村乎？
靠恒河沙数的报章杂志、电视电影堆不出河清海晏；靠对底层百姓、尤其是对九亿农民生存状态的遗忘，亦抹杀不去迄今为止中国在本质上依旧是一个农民国家。
总有一些明白人淋漓痛快地喊出来了，早有2000年3月湖北省监利县原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给国务院总理写了一封震动朝野的信，反映“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近有安徽作家陈桂棣、春桃在去年最后一期《当代》上发表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据说该期杂志上市不久，在很多地方就脱销了。
他们能够喊出来，写下来，诚如陈桂棣、春桃这对夫妻作家所说：“我们看到了你们想象不到的贫穷，想象不到的罪恶，想象不到的苦难，想象不到的无奈，想象不到的抗争，想象不到的沉默，想象不到的感动和想象不到的悲壮……”
他们仆仆风尘地奔走在这片饱经苦难与忧患的土地上，又以悲情与虔诚，将这片总是大难无言、然而一旦喷发便令风云变色的土地祭上稿纸……
网上有评论称：《中国农民调查》是21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学史上最震撼人心、最激动人心、最感动人心的作品！！
有网友贴上读后感《是什么让我们的良心不得安宁？》，其中说：“《中国农民调查》让我们这些自诩维护社会良心和正义的记者们无地自容，而且将被良心和正义拷问不停，并永远不得安宁。”
抹去“脂粉”与“裤带”，跳出私人空间与杯水微澜，新时期文学在这部作品中回荡出自己生命早春的阳刚、坚韧和正气。
《中国农民调查》约三十余万字，从四起曾经震惊中央、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涉农大案写起，将“三农”问题和盘托出；接着就以大量鲜为人知的宝贵史料和权威数字，述写建国以来中国农民负担的成因及历史，阐述党中央国务院减负政策何以屡屡被各地打了折扣的真正原因；并以独家占有的第一手资料，讲述了被称为新中国第三次农村革命的“税费改革”的全过程，由其一波三折，令人扼腕嗟叹的过程，充分展示中国农村改革之艰辛与悲壮。
本期内容仅摘自这部作品的部分论述、资料性文字，以供读者先行参照。在新年的欢乐气氛正在浓郁、饱满地向城里人涌来的时候，读读这部作品，倒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不可否认，我们今天已经跨入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崭新时代，然而，对底层人民，特别是对九亿农民生存状态的遗忘，又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些人做得最为彻底的一件事……
我们想说，今天中国还并非到处歌舞升平，我们还有很多困难的地方和困难的群众。现在许多人没有离开过大城市，以为全中国都像北京、上海那个样子，有些外国人来了，一看，也以为中国都是那个样子。其实，不是这样。
我们要说，我们看到了你想象不到的贫穷，想象不到的罪恶，想象不到的苦难，想象不到的无奈，想象不到的抗争，想象不到的沉默，想象不到的感动和想象不到的悲壮……
■现代经济学的理论认为，一个社会集团的力量大小，并不取决于它的人数多少，而取决于它的组织程度。组织的力量是强大的，与政权相接合的组织力量尤为强大。中国农民尽管人数众多，可是他们过于分散，没有足以抵御压制的组织资源，而乡村干部却是严密组织起来的，他们是国家政权在农村的合法代理者。如果这个代理者，哪怕只是其中的少数人，把国家政权的意志抛到一边，凭借政权的组织资源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这将是十分可怕的！
严格地说，张桂全这种人的行为方式，已经具有了中国封建社会农村中恶霸的基本特征，但确实又是与那时的恶霸在性质上有着不小的区别，因为那时村中的这类人横行霸道民愤极大，但土地的规模一般都不大，浮财也不多，而且，并没有获得法理意义上的村公共权力的位置，然而，张桂全不光能够任意霸占土地、侵吞浮财，并且获有法理意义上的村落公共权力，因此，张桂全这样的村干部，就比封建社会农村中的恶霸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更大！
张桂全父子故意杀人案，虽然只是个“个案”，但“张桂全现象”却足以让我们忧心忡忡。在采访中，我们发现，现在农村中“恶人治村”的现象已经触目惊心地凸现出来，张桂全不过是当今中国农村基层公共权力运作中特殊机制产生出的一个生动标本。
结论和思考无疑都是十分容易做出来的，问题是，怎样才能够杜绝类似的悲剧不再重演呢？
■通常我们把党、政、军以外的法律监督权，称为“第四种权力”，因为它是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的重要力量。但是，直到今天，许多地方决定诉讼成败官司输赢的，依然还不是案内的是非；神圣不可玷污的法律，其应有的权威还树立不起来；独立办案还常常只是写在纸上的一句承诺。我们的生活与法律之间，有时还有着一种更加强大的力量在发生作用，使得许多法律还仅仅是一个诱人的美好的愿望。
■中国农民的负担问题，显然走进了一个怪圈。应该说，党和人民政府，为减轻农民负担是做了多方努力的。我们在开始这项调查工作时就发现，党中央、国务院下达的通知，颁布的条例，做出的决定，发出的通报，不但旗帜鲜明，而且许多措词也是十分严厉的。虽然，.....的态度如此坚决，下发的红头文件一个接一个，却依然还是解决不了各地普遍存在的农民负担问题；非但屡禁不止，反而愈演愈烈。
……当我们仔细地阅读了这些本该是最具权威性的文件之后，注意到，这些政策性文件，虽然都很具体，却并非治本之策，因为大多着眼于对众多分摊项目进行甄别，所以决定暂停的每一个项目，都势必影响到政府一些部门的具体利益，这些部门很快就会改头换面，创造出一些更新的、不在明令禁止之列的收费项目来。即便就是在明令禁止之例，这些部门也是可以通过本部门的政策文件，或是再由本部门起草代表部门利益的领导讲话，为项目的恢复执行提供新的依据。有的，甚至根本就不需要“变通”，置若罔闻，照样拒不执行。
至于那些措词严厉的“红头文件”，虽然明确提出了“不许”或“严禁”的内容，可那又多半是一些原则或是精神。这种既非刚性约束，更非法律条文的东西，无法界定又无法操作，说了也等于没说。于是，决定取消的，没被取消；决定纠正的，没有纠正；决定暂缓的，也没有暂缓，而是比原先更多、更烂、更荒唐的分摊项目相继出现。于是，对农村中“三乱”的限制与治理，也就变成了“割韭菜”，或是“刮胡子”，割了又长，刮了又出，周而复始……
1994年，农民负担的形势已经十分严峻，中央政府在全国全面推行了国税和地税分税制的改革，由于中央财经的集中，地方政府预算内的财政就出现了空前的困难。农村中的义务教育、计划生育、优抚以及民兵训练在内的各项开支都抛给了乡镇一级政府。基层得到的政策就是：“超收不交、超支不补、多收多支。”这就迫使、同时诱使各地县乡政府，不得不依靠占有农业剩余、剥削农民来维持运转。
农民负担便像滚雪球似的，愈加沉重。据国家农业部统计，1995年农业两税（农业税、农业特产税）比上年增长了19．9％，向农民征收的“三提五统”费用，也比上年增长了48．3％，而承担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款、集资摊派等各种社会负担，就比上年增长了52．11％。这一年全国1／3省、市、自治区的农民负担，都超过了国家规定的百分之五的“大限”。
这显然还是一个保守的统计数字。许多民谣俚语，表达了农民的愤懑与无奈：“七只手，八只手，都向农民来伸手。”“你集我集他集，农民发急；你筹我筹他筹，农民最愁。”
“催粮催款催性命，防火防盗防干部。”一个流传更广的顺口溜，几乎就被农民当做歌唱：“吹牛皮，扯大蛋，村糊乡，乡糊县，一直糊到国务院；国务院，下文件，一层一层往下念，只管传达不兑现。”■在近两年的日子里，我们不知疲倦地奔波在八皖大地的阡陌之间，一直想弄清一个困惑着我们的问题：向农民征收的各种税费究竟有多少项？后来才发现，这居然是谁也说不清道不明的一件事，其名目之繁多，令人触目惊心！
集资类有：建乡镇办公楼集资；建乡镇教学楼集资；建乡镇科技网集资；建乡镇医疗门诊部集资；建乡镇党员活动中心集资；建乡镇计划生育宣传站集资；建乡镇广播站集资；建乡镇影剧院集资；兴建乡镇企业集资；改造乡镇环境以及打击刑事犯罪经费补助集资等。
村干部及非生产人员支出有：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会计的定额补贴；民兵连长、治安委员、团支部书记、妇女主任、村民小组长的误工补贴；兽医员、农技员、广播员、护林员、护坡员、报刊投递员、清洁卫生人员补贴；电工、水工、木工、瓦工以及村里安排的一切勤杂工的补贴等。
教育支出有：民办教师工资；公办教师补贴；校舍建设改造费；学校正常办公费；报刊图书资料费；教学仪器和文体器材设备费等。
计划生育支出有：独生子女保健费；节育手术营养费；计划生育委员补贴；计划生育小分队补贴等。
民兵训练支出有：民兵训练生活补助；民兵训练误工补助；看守枪支弹药执勤补助等。
公益事业及优抚支出有：敬老院建设；敬老院服务人员补贴；合作医疗建设；农村医务人员补贴；烈军属优待；残废军人优待；现役义务兵家属优待；老弱病残复员退伍军人优待；工伤民工照顾；困难户照顾；五保户照顾等。
此外还有交通建设义务工补贴；文明村建设用工补助；开街建集修路费、宅基规划费、房屋准建费；种子检疫费、畜禽防疫费、牲畜保槽费、架设电线费、统一灭鼠费；以及为派出所民警购置对讲机和摩托车、为司法人员添置的服装费……
有的地方，仅乡镇学校就增收有赞助费、辅导费、试卷费、资料费、扫帚费；仅喂.一项就有生.税、屠宰税、增值税、所得税和城建税，许多村镇不管你养不养.，一律要按人头征收.头税。
非但如此，几乎所有的涉农部门，列入了政府机构序列的和虽没列入却承担了政府职能的，特别是粮食、供销、金融等部门，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大都成为政企不分并有着明显企业化倾向的组织，具有了执行政策和增加盈利的双重功能，常常无视国家的法律、法规以及依法制定的政策规章，将不应收费的业务活动也强行收费，或搭车收费，这就越发加重了农民的各种负担。
我们调查还发现，有些乡镇仅结婚登记一事，就得征收14项费用。除收取结婚证工本费外，还要征收介绍信费、婚姻公证费、婚前检查费、妇幼保健费、独生子女保证金、婚宴消费费、杀.屠宰费、结婚绿化费、儿童乐园筹建费、计划生育保证金、晚育保证金、夫妻恩爱保证金、金婚保证金等。
自从国家颁布了《环境保护法》，个别地方竟把农民烧锅做饭冒出的炊烟也视之为“污染了环境”，振振有词地向各家各户征收“污染物排放费”。有敢说话的农民向上门的村干部讨说法的，不讨则已，一讨就又冒出一项“态度费”，并且祭起“文化大革命”时流行的一个理论：“问题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征收多少视其“态度”好坏而定。
有些，干脆什么名目也不说，伸手就要钱，谁敢说个不字，或是皱皱眉头瞪瞪眼，立马大打出手，直打到你喊大爷。
当一种权力是以直接利益作为驱动权力运转的轮子，利欲的膨胀就必然会使权力异化成加速度疯狂运转的魔鬼，也必然导致其权力的无限扩张。
当今，管理就是收费，这已经成了许多部门巧取豪夺的一种顽症。
既然向农民征收的各种税费，已给众多的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带来好处，而且许多税费项目就是中央国家机关下发“红头文件”予以同意的，因此，减轻农民负担的通知、条例、规章和决定，到下边就统统成了“一级一级往下念，只管传达不兑现”。压力大了，就收敛一点；风头过去，便出现了一个常被提及的力学名词：反弹。压力越大，反弹力度越大，很快也就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这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据农业部会同国家计委的调查统计，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由中央国家机关“红头文件”规定的要农民出钱出物的“达标”和名不叫“达标”却实质是“达标”的活动就有43项，加上地方党委政府下达的“达标”项目就多达七八十项。其中，包括教育、卫生、文化、体育、计划生育、广播电视、程控电话、国防教育、民兵训练、民政劳动保险、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基层组织建设、交通基础设施、文明村镇建设、绿化工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等。几乎涵盖了所有农村工作的领域。大到小康县验收、教育“双基”达标、卫生“初保”达标、计生服务达标、创文明卫生县、镇、村等等，小到订报、灭鼠、改水、改厕等等达标。
每一项都要农民出钱，汇集起来又何止是“一筐甚至两筐”鸡蛋钱！
上级部门在那闭门造车，出方案，拿主意，压任务，钱是一毛不拔的，即便给一点，也是“虾公钓草鱼”，达标后给上一点象征性的奖金，还美其名曰：“以奖代拨。”
每一项的“达标”内容又是十分具体的。比如，教育“双基”达标是：两层楼，六粉刷，砖墙铁门花园化。要求村村建小学，泥墙改砖墙，砖木结构改混泥预制，还要设施标准化、墙壁瓷砖化、环境花园化。仅此一项，就把农民压得抬不起头。还比如，乡镇派出所达标标准是“三五一一工程”，即三个人、五间房、一辆摩托、一部对讲机。其实，这“三五一一工程”到了下边，13个人也不够，三间房就变成了一幢楼；一辆摩托一部对讲机也就成了一部警车几辆摩托人人配个“大哥大”。又比如，“村村通公路”，公路的标准是“二化”：“油路化”和“黑色化”；砂石硬土不算数。再比如，广电部门下达了一个十分具体的“小喇叭入户率”，这就叫今天的农民摸不到北，因为，如今的收音机和电视机在中国农村已经比较普遍了，干吗还硬性搞个“小喇叭入户率”，真叫人哭笑不得。
更不用说，小康验收达标的指标就有几十条，条条听起来都重要，少一条也通不过，每项都是要农民拿钱去垒的。
农民们怨声载道，县乡干部也叫苦不迭。“乡官”们为此编了一串顺口溜：
“这验收，那验收，都要县乡干部筹。”“这达标，那达标，上面从不掏腰包。”“这大办，那大办，都是农民血与汗。”当我们了解到寿县八公山乡欠款的情况时，着实感到了意外的震惊。可以说，八公山乡是安徽境内最小的一个乡镇了，它总共只有四个行政村，一个区区弹丸乡镇，在“达标”活动中，却也是累计欠款一千多万元，以致鲍广喜出任乡党委书记时，连正常的经费都难以维持，情急之中，居然跑到火葬场去借钱。借死人头上的钱，为活人发工资，这恐怕是闻所未闻的一大新闻！
这一令人啼笑皆非的细节，有如一杯苦酒，让人难以接受。
■农村实行了“大包干”的经济体制的改革之后，“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组织体制也进行了改革。在历时三年的“撤社建乡”的工作中，全国56000个公社改制为92000个乡镇。国家允许乡镇政府可将乡镇企业上交的利润和管理费、各种集资和捐款收入及各种罚款收入，都作为乡镇财政的自筹收入，这就为乡镇任意增设机构与人员，乱征收、乱集资、乱罚款的“三乱”打开了方便之门。这以后，随着一系列“分权让利”趋向很强的改革措施，以及“分灶吃饭”的财政包干政策的相继出台，各级政府和部门之间就形成了一个泾渭分明的利益关系，于是那些拥有国家权力又“分兵把守”农村经济发展各个领域的部门，便迅速成为既垄断权力又追求利益的行为主体。我们的干部一旦发展成为一个特殊的利益阶层，与民争利的事就将不可避免了。
……是谁消耗掉了农村改革的成果？———无限膨胀的机构和无限增加的官吏！
我们从查阅到的有关资料得知，在当今的两百多个国家中，有八个小国仅设一级中央政府；25个只设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有67个国家，其中包括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在内的许多大国，也只设三级政府；而我国现在却是五级制：中央———省———市———县———乡，堪称绝无仅有的“中国特色”！
庙多，菩萨就多。一般乡镇机关二三百人，发达地区甚至达到八百至一千人。这些人不创造一文钱的产值和利润，却要发工资，还要发奖金；不仅要多拿，还要吃好住好，还要建办公楼、住宅楼，还要配备车辆，配备电话，配备“大哥大”。这许多在过去是不敢想象的，因为那时一个县也不过一两辆吉普车，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到死骑的都是自行车。
农民自嘲道：“几十顶大盖帽管着一顶破草帽。”1998年财政部部长助理刘长琨透露：“汉朝八千人养一个官员，唐朝三千人养一个官员，清朝一千人养一个官员，现在四十个人养一个公务员。”
其实，不再需要什么触目惊心的事实，仅这些简单的数字就足以说明政府机构改革的紧迫程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同样说明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目前中国的义务教育的投入中，78％由乡镇负担，这其中，绝大部分又是由农民“买了单”；9％由县财政负担，县乡两级的负担高达86％；省市（地）还负责了11％；中央负担的，仅是2％！
无论怎么看，这样的政策设计，都是极不合理、也无道理的。
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工业国家，都认为教育是生产发展的首要因素，是振奋一个民族的强大动力。全世界的年教育经费，在公共资金的支出中，大都仅次于军事费用，占据第二位。全球工业化国家的人口只占到总人口的1／3，但其教育经费却比发展中国家多出10倍以上；而中国人口超过了世界总人口的1／5，教育经费却仅占到1／30。这让人难以思议。
我们可以花那么大的气力去争取一个体育项目的第一，而对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这个真正与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息息相关的重大项目，竟是长期的熟视无睹，这同样让人不得要领。
■中国目前有13亿人口，农业人口占了九亿，其中，劳动年龄人口就占到五亿多，乡镇企业只解决了几千万，农业生产也只需要一亿多，还有三四亿过剩劳动力有待流出。
因此可以说，只有大批的农民从土地上走出来，成为市民，中国的现代化才有希望。然而，今天中国的城市对于亿万打工的农民来说，还不可能会是爱的驿站。他们绝大多数人享受到的，还只是漂泊的生活和失落的情感。他们不可能真正做到“跟城里人平起平坐”，一些人利用政府赋予的职权，对他们吃、拿、卡、要，最让他们寒心的，还是身前身后布满的种种陷阱：没完没了的加班却没有加班费；损害健康乃至危及生命的劳动没有起码的劳动保护设施，许多人则常常上当受骗，干了活竟拿不到工资；更有因工负伤、患病、致残，就被一脚踢出门外了事，还有令人痛心地沦为了乞丐、妓女、吸毒贩毒者和犯罪份子……
社会学研究专家李强等调查发现，仅2002年，在北京打工的外来民工，大约每4个农民中就有1个拿不到工资，或是被拖欠工资；由于各种原因，有36．3％的农民工出现过身上一文不名的现象；有六成民工每天劳动时间超过10小时，1／3超过12小时，16％在14小时以上；46％的人生过病，而93％的人单位未付分文医药费。
这些竟然都是发生在中国的国都北京！……我们已经来到了21世纪，沐浴着新的世纪新鲜的太阳，但是我们却依然是被这样一些消息所困扰，所震惊：农民人均纯收入继续在下降，国民收入苦乐不均的现象变得愈来愈突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鲁志强痛切地指出，中国已经跨入居民收入很不平等的国家；公众对收入分配现状已经产生不满，70％以上的人认为“贫富悬殊”已经影响到了社会的稳定。
■2002年3月，世人瞩目的“两会”在京召开，可以说，“三农”问题再次成为这次“两会”最为引人关注的话题。就在这次会议上，原来只属于学术语言的“黄宗羲定律”，经过新任总理...的转述，走出了书斋，广为人知。“...人一定能走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温总理的这句话显示出了新一届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的勇气和决心。
（主持人注：在中国的历史上，曾有过多次农村税赋改革，唐有“两税法”，明有“一条鞭法”，清有“摊丁入亩”的变法措施，这些重大的改革，都是针对当时收费名目繁多、贪官污吏中饱私囊、农民不堪重负而进行的，改革的内容也大抵上为改费为税，化繁为简，官收官解。这些改革措施在短期内大都能做到“向来丛弊为之一清”，使农民得到一定的休养生息机会，但最后又都无一例外地因为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局限而走向了反面，并为以后的加税增费垫高了门槛，农民的负担反而更重。明清时期的思想家黄宗羲曾精辟地将其称之为“积累莫返之害”，后人称其为著名的“黄宗羲定律”。）
新任财政部长金人庆在接受采访时指出：城市要反哺农村，工业要反哺农业。解决“三农”问题是本届政府主要施政目标之一。尽管我国还不很富裕，农村要全部享受公共财政也一时还做不到，但我们要坚定不移向前走，从现在开始就逐步加大这方面的财政投入。为使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向着更加有利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方向调整，中央已经确定，今后文、卫、教方面的支出增量要重点投向农业！
……又过了一个月，...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就提出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重要思想，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时刻牢记“人民利益无小事”。紧接着，8月30日，新一届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便通过了《行政许可法》。这是一个开创性的立法。过去，从中央到地方，行政审批项目的设置就不知有多少，多一项许可就多一次收费，收费不公开，不透明，老百姓不知情。有了这部重要的新法，不仅可以从源头上解决权力运作过程中滋生的腐败现象，对进一步解决农村中的“三乱”也有了法律制度上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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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在聊天中我听到这样一个段子，大意是———乡下人能吃上肉了，城里人要吃野菜了；乡下人能娶上媳妇了，城里人要包“二奶”找“小蜜”了；乡下人使足吃奶的劲盖上房了，城里人时髦到风景区去露营了；乡下人能进城打工了，城里人从芭提雅到南加州大半个世界去转悠了……
不是所有的人都清楚，但是有相当的一部分人明白，长期以来中国的九亿农民没有享受到平等的国民待遇———
不同等的政治权利下，农民发不出声音，农民进城不仅没有用手投票的权利，有的连用脚投票的权利都没有；
不同等的税赋权利，农民月收入只有100来元却要纳税，而城里有的高收入者却不怎么纳税；
不同等的国家财富占用权利，城里的基础设施都是国家财政搞的，农村的基础产业却要农民自己集资办，且产权归国有；
不同等的财产和人身安全保障权，地方政府把农民的土地低价进高价出，农民从来没有社保、医保；
不同等的发展权，城里人可以贷款买房，乡下人给城里人生产农产品都难贷款，城里人的财产可以在银行抵押贷款，农民的房子在银行分文不值；
不同等的市场经济主体地位，城里人做买卖，亏本的生意可以不做，当然用不着缴税，农民种地亏本如果不种，却照样纳税。
还有不同等的自由迁徙权等等，可谓荦荦大观，世界罕有。中国的城乡二元制度是导致农村贫困的根本原因，窃以为农村的贫困实际上是制度的贫困。
虽然总有一部分人明白，可长期以来在大量的报章杂志、电视电影上，人们却很少或很难听到来自中国广袤乡村那早已不是田园牧歌式的声音，到处是华丽而又甜腻得几乎能够粘牢飞虫的文字、音符、影像，随时可见胁肩谄笑、锦上添花的姿态心态。它们走马灯似的制造一个又一个炫目的时尚与风波，它们编织并自我陶醉于时下一个物阜民丰、弦歌不辍的“康乾盛世”。它们百般逢迎的，归纳起来大概是三种人：一是富绅豪门、明星大腕，二是新兴的白领阶层，三是所谓的“小资”，或曰新时代的“才子佳人”。当然因为后者回报的含金量低，多半就交给文学打发了，这使早已边缘化的文学不至于凌空蹈虚，独怆然而涕下，亦可自拉自唱，自娱自乐，多少显示出有某种存活下去的理由。
总之，你只要去布满了明星与美女头像的报亭看看，或回到家里，打开被港台的言情剧与胡编乱造的宫廷戏戗得一塌糊涂的电视频道，你就会承认我的一个基本判断———
当今的许多媒体不过着眼于在中国一小部分人富起来之后，又怎样让这小部分人先闲起来。或者说，它们已经乐乐呵呵地被大面积“绑架”了，被国内的经济发达地区所“绑架”，被中国先富起来或正在富起来的人们所“绑架”，被花花绿绿的人民币、美金、欧元、港币所“绑架”，已成阶下之囚的赵安便是一个极端的例子。
为此，很长时间里，中西部的声音都几近失语，更遑论广袤的乡村乎？
靠恒河沙数的报章杂志、电视电影堆不出河清海晏；靠对底层百姓、尤其是对九亿农民生存状态的遗忘，亦抹杀不去迄今为止中国在本质上依旧是一个农民国家。
总有一些明白人淋漓痛快地喊出来了，早有2000年3月湖北省监利县原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给国务院总理写了一封震动朝野的信，反映“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近有安徽作家陈桂棣、春桃在去年最后一期《当代》上发表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据说该期杂志上市不久，在很多地方就脱销了。
他们能够喊出来，写下来，诚如陈桂棣、春桃这对夫妻作家所说：“我们看到了你们想象不到的贫穷，想象不到的罪恶，想象不到的苦难，想象不到的无奈，想象不到的抗争，想象不到的沉默，想象不到的感动和想象不到的悲壮……”
他们仆仆风尘地奔走在这片饱经苦难与忧患的土地上，又以悲情与虔诚，将这片总是大难无言、然而一旦喷发便令风云变色的土地祭上稿纸……
网上有评论称：《中国农民调查》是21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学史上最震撼人心、最激动人心、最感动人心的作品！！
有网友贴上读后感《是什么让我们的良心不得安宁？》，其中说：“《中国农民调查》让我们这些自诩维护社会良心和正义的记者们无地自容，而且将被良心和正义拷问不停，并永远不得安宁。”
抹去“脂粉”与“裤带”，跳出私人空间与杯水微澜，新时期文学在这部作品中回荡出自己生命早春的阳刚、坚韧和正气。
《中国农民调查》约三十余万字，从四起曾经震惊中央、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涉农大案写起，将“三农”问题和盘托出；接着就以大量鲜为人知的宝贵史料和权威数字，述写建国以来中国农民负担的成因及历史，阐述党中央国务院减负政策何以屡屡被各地打了折扣的真正原因；并以独家占有的第一手资料，讲述了被称为新中国第三次农村革命的“税费改革”的全过程，由其一波三折，令人扼腕嗟叹的过程，充分展示中国农村改革之艰辛与悲壮。
本期内容仅摘自这部作品的部分论述、资料性文字，以供读者先行参照。在新年的欢乐气氛正在浓郁、饱满地向城里人涌来的时候，读读这部作品，倒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不可否认，我们今天已经跨入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崭新时代，然而，对底层人民，特别是对九亿农民生存状态的遗忘，又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些人做得最为彻底的一件事……
我们想说，今天中国还并非到处歌舞升平，我们还有很多困难的地方和困难的群众。现在许多人没有离开过大城市，以为全中国都像北京、上海那个样子，有些外国人来了，一看，也以为中国都是那个样子。其实，不是这样。
我们要说，我们看到了你想象不到的贫穷，想象不到的罪恶，想象不到的苦难，想象不到的无奈，想象不到的抗争，想象不到的沉默，想象不到的感动和想象不到的悲壮……
■现代经济学的理论认为，一个社会集团的力量大小，并不取决于它的人数多少，而取决于它的组织程度。组织的力量是强大的，与政权相接合的组织力量尤为强大。中国农民尽管人数众多，可是他们过于分散，没有足以抵御压制的组织资源，而乡村干部却是严密组织起来的，他们是国家政权在农村的合法代理者。如果这个代理者，哪怕只是其中的少数人，把国家政权的意志抛到一边，凭借政权的组织资源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这将是十分可怕的！
严格地说，张桂全这种人的行为方式，已经具有了中国封建社会农村中恶霸的基本特征，但确实又是与那时的恶霸在性质上有着不小的区别，因为那时村中的这类人横行霸道民愤极大，但土地的规模一般都不大，浮财也不多，而且，并没有获得法理意义上的村公共权力的位置，然而，张桂全不光能够任意霸占土地、侵吞浮财，并且获有法理意义上的村落公共权力，因此，张桂全这样的村干部，就比封建社会农村中的恶霸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更大！
张桂全父子故意杀人案，虽然只是个“个案”，但“张桂全现象”却足以让我们忧心忡忡。在采访中，我们发现，现在农村中“恶人治村”的现象已经触目惊心地凸现出来，张桂全不过是当今中国农村基层公共权力运作中特殊机制产生出的一个生动标本。
结论和思考无疑都是十分容易做出来的，问题是，怎样才能够杜绝类似的悲剧不再重演呢？
■通常我们把党、政、军以外的法律监督权，称为“第四种权力”，因为它是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的重要力量。但是，直到今天，许多地方决定诉讼成败官司输赢的，依然还不是案内的是非；神圣不可玷污的法律，其应有的权威还树立不起来；独立办案还常常只是写在纸上的一句承诺。我们的生活与法律之间，有时还有着一种更加强大的力量在发生作用，使得许多法律还仅仅是一个诱人的美好的愿望。
■中国农民的负担问题，显然走进了一个怪圈。应该说，党和人民政府，为减轻农民负担是做了多方努力的。我们在开始这项调查工作时就发现，党中央、国务院下达的通知，颁布的条例，做出的决定，发出的通报，不但旗帜鲜明，而且许多措词也是十分严厉的。虽然，.....的态度如此坚决，下发的红头文件一个接一个，却依然还是解决不了各地普遍存在的农民负担问题；非但屡禁不止，反而愈演愈烈。
……当我们仔细地阅读了这些本该是最具权威性的文件之后，注意到，这些政策性文件，虽然都很具体，却并非治本之策，因为大多着眼于对众多分摊项目进行甄别，所以决定暂停的每一个项目，都势必影响到政府一些部门的具体利益，这些部门很快就会改头换面，创造出一些更新的、不在明令禁止之列的收费项目来。即便就是在明令禁止之例，这些部门也是可以通过本部门的政策文件，或是再由本部门起草代表部门利益的领导讲话，为项目的恢复执行提供新的依据。有的，甚至根本就不需要“变通”，置若罔闻，照样拒不执行。
至于那些措词严厉的“红头文件”，虽然明确提出了“不许”或“严禁”的内容，可那又多半是一些原则或是精神。这种既非刚性约束，更非法律条文的东西，无法界定又无法操作，说了也等于没说。于是，决定取消的，没被取消；决定纠正的，没有纠正；决定暂缓的，也没有暂缓，而是比原先更多、更烂、更荒唐的分摊项目相继出现。于是，对农村中“三乱”的限制与治理，也就变成了“割韭菜”，或是“刮胡子”，割了又长，刮了又出，周而复始……
1994年，农民负担的形势已经十分严峻，中央政府在全国全面推行了国税和地税分税制的改革，由于中央财经的集中，地方政府预算内的财政就出现了空前的困难。农村中的义务教育、计划生育、优抚以及民兵训练在内的各项开支都抛给了乡镇一级政府。基层得到的政策就是：“超收不交、超支不补、多收多支。”这就迫使、同时诱使各地县乡政府，不得不依靠占有农业剩余、剥削农民来维持运转。
农民负担便像滚雪球似的，愈加沉重。据国家农业部统计，1995年农业两税（农业税、农业特产税）比上年增长了19．9％，向农民征收的“三提五统”费用，也比上年增长了48．3％，而承担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款、集资摊派等各种社会负担，就比上年增长了52．11％。这一年全国1／3省、市、自治区的农民负担，都超过了国家规定的百分之五的“大限”。
这显然还是一个保守的统计数字。许多民谣俚语，表达了农民的愤懑与无奈：“七只手，八只手，都向农民来伸手。”“你集我集他集，农民发急；你筹我筹他筹，农民最愁。”
“催粮催款催性命，防火防盗防干部。”一个流传更广的顺口溜，几乎就被农民当做歌唱：“吹牛皮，扯大蛋，村糊乡，乡糊县，一直糊到国务院；国务院，下文件，一层一层往下念，只管传达不兑现。”■在近两年的日子里，我们不知疲倦地奔波在八皖大地的阡陌之间，一直想弄清一个困惑着我们的问题：向农民征收的各种税费究竟有多少项？后来才发现，这居然是谁也说不清道不明的一件事，其名目之繁多，令人触目惊心！
集资类有：建乡镇办公楼集资；建乡镇教学楼集资；建乡镇科技网集资；建乡镇医疗门诊部集资；建乡镇党员活动中心集资；建乡镇计划生育宣传站集资；建乡镇广播站集资；建乡镇影剧院集资；兴建乡镇企业集资；改造乡镇环境以及打击刑事犯罪经费补助集资等。
村干部及非生产人员支出有：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会计的定额补贴；民兵连长、治安委员、团支部书记、妇女主任、村民小组长的误工补贴；兽医员、农技员、广播员、护林员、护坡员、报刊投递员、清洁卫生人员补贴；电工、水工、木工、瓦工以及村里安排的一切勤杂工的补贴等。
教育支出有：民办教师工资；公办教师补贴；校舍建设改造费；学校正常办公费；报刊图书资料费；教学仪器和文体器材设备费等。
计划生育支出有：独生子女保健费；节育手术营养费；计划生育委员补贴；计划生育小分队补贴等。
民兵训练支出有：民兵训练生活补助；民兵训练误工补助；看守枪支弹药执勤补助等。
公益事业及优抚支出有：敬老院建设；敬老院服务人员补贴；合作医疗建设；农村医务人员补贴；烈军属优待；残废军人优待；现役义务兵家属优待；老弱病残复员退伍军人优待；工伤民工照顾；困难户照顾；五保户照顾等。
此外还有交通建设义务工补贴；文明村建设用工补助；开街建集修路费、宅基规划费、房屋准建费；种子检疫费、畜禽防疫费、牲畜保槽费、架设电线费、统一灭鼠费；以及为派出所民警购置对讲机和摩托车、为司法人员添置的服装费……
有的地方，仅乡镇学校就增收有赞助费、辅导费、试卷费、资料费、扫帚费；仅喂.一项就有生.税、屠宰税、增值税、所得税和城建税，许多村镇不管你养不养.，一律要按人头征收.头税。
非但如此，几乎所有的涉农部门，列入了政府机构序列的和虽没列入却承担了政府职能的，特别是粮食、供销、金融等部门，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大都成为政企不分并有着明显企业化倾向的组织，具有了执行政策和增加盈利的双重功能，常常无视国家的法律、法规以及依法制定的政策规章，将不应收费的业务活动也强行收费，或搭车收费，这就越发加重了农民的各种负担。
我们调查还发现，有些乡镇仅结婚登记一事，就得征收14项费用。除收取结婚证工本费外，还要征收介绍信费、婚姻公证费、婚前检查费、妇幼保健费、独生子女保证金、婚宴消费费、杀.屠宰费、结婚绿化费、儿童乐园筹建费、计划生育保证金、晚育保证金、夫妻恩爱保证金、金婚保证金等。
自从国家颁布了《环境保护法》，个别地方竟把农民烧锅做饭冒出的炊烟也视之为“污染了环境”，振振有词地向各家各户征收“污染物排放费”。有敢说话的农民向上门的村干部讨说法的，不讨则已，一讨就又冒出一项“态度费”，并且祭起“文化大革命”时流行的一个理论：“问题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征收多少视其“态度”好坏而定。
有些，干脆什么名目也不说，伸手就要钱，谁敢说个不字，或是皱皱眉头瞪瞪眼，立马大打出手，直打到你喊大爷。
当一种权力是以直接利益作为驱动权力运转的轮子，利欲的膨胀就必然会使权力异化成加速度疯狂运转的魔鬼，也必然导致其权力的无限扩张。
当今，管理就是收费，这已经成了许多部门巧取豪夺的一种顽症。
既然向农民征收的各种税费，已给众多的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带来好处，而且许多税费项目就是中央国家机关下发“红头文件”予以同意的，因此，减轻农民负担的通知、条例、规章和决定，到下边就统统成了“一级一级往下念，只管传达不兑现”。压力大了，就收敛一点；风头过去，便出现了一个常被提及的力学名词：反弹。压力越大，反弹力度越大，很快也就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这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据农业部会同国家计委的调查统计，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由中央国家机关“红头文件”规定的要农民出钱出物的“达标”和名不叫“达标”却实质是“达标”的活动就有43项，加上地方党委政府下达的“达标”项目就多达七八十项。其中，包括教育、卫生、文化、体育、计划生育、广播电视、程控电话、国防教育、民兵训练、民政劳动保险、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基层组织建设、交通基础设施、文明村镇建设、绿化工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等。几乎涵盖了所有农村工作的领域。大到小康县验收、教育“双基”达标、卫生“初保”达标、计生服务达标、创文明卫生县、镇、村等等，小到订报、灭鼠、改水、改厕等等达标。
每一项都要农民出钱，汇集起来又何止是“一筐甚至两筐”鸡蛋钱！
上级部门在那闭门造车，出方案，拿主意，压任务，钱是一毛不拔的，即便给一点，也是“虾公钓草鱼”，达标后给上一点象征性的奖金，还美其名曰：“以奖代拨。”
每一项的“达标”内容又是十分具体的。比如，教育“双基”达标是：两层楼，六粉刷，砖墙铁门花园化。要求村村建小学，泥墙改砖墙，砖木结构改混泥预制，还要设施标准化、墙壁瓷砖化、环境花园化。仅此一项，就把农民压得抬不起头。还比如，乡镇派出所达标标准是“三五一一工程”，即三个人、五间房、一辆摩托、一部对讲机。其实，这“三五一一工程”到了下边，13个人也不够，三间房就变成了一幢楼；一辆摩托一部对讲机也就成了一部警车几辆摩托人人配个“大哥大”。又比如，“村村通公路”，公路的标准是“二化”：“油路化”和“黑色化”；砂石硬土不算数。再比如，广电部门下达了一个十分具体的“小喇叭入户率”，这就叫今天的农民摸不到北，因为，如今的收音机和电视机在中国农村已经比较普遍了，干吗还硬性搞个“小喇叭入户率”，真叫人哭笑不得。
更不用说，小康验收达标的指标就有几十条，条条听起来都重要，少一条也通不过，每项都是要农民拿钱去垒的。
农民们怨声载道，县乡干部也叫苦不迭。“乡官”们为此编了一串顺口溜：
“这验收，那验收，都要县乡干部筹。”“这达标，那达标，上面从不掏腰包。”“这大办，那大办，都是农民血与汗。”当我们了解到寿县八公山乡欠款的情况时，着实感到了意外的震惊。可以说，八公山乡是安徽境内最小的一个乡镇了，它总共只有四个行政村，一个区区弹丸乡镇，在“达标”活动中，却也是累计欠款一千多万元，以致鲍广喜出任乡党委书记时，连正常的经费都难以维持，情急之中，居然跑到火葬场去借钱。借死人头上的钱，为活人发工资，这恐怕是闻所未闻的一大新闻！
这一令人啼笑皆非的细节，有如一杯苦酒，让人难以接受。
■农村实行了“大包干”的经济体制的改革之后，“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组织体制也进行了改革。在历时三年的“撤社建乡”的工作中，全国56000个公社改制为92000个乡镇。国家允许乡镇政府可将乡镇企业上交的利润和管理费、各种集资和捐款收入及各种罚款收入，都作为乡镇财政的自筹收入，这就为乡镇任意增设机构与人员，乱征收、乱集资、乱罚款的“三乱”打开了方便之门。这以后，随着一系列“分权让利”趋向很强的改革措施，以及“分灶吃饭”的财政包干政策的相继出台，各级政府和部门之间就形成了一个泾渭分明的利益关系，于是那些拥有国家权力又“分兵把守”农村经济发展各个领域的部门，便迅速成为既垄断权力又追求利益的行为主体。我们的干部一旦发展成为一个特殊的利益阶层，与民争利的事就将不可避免了。
……是谁消耗掉了农村改革的成果？———无限膨胀的机构和无限增加的官吏！
我们从查阅到的有关资料得知，在当今的两百多个国家中，有八个小国仅设一级中央政府；25个只设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有67个国家，其中包括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在内的许多大国，也只设三级政府；而我国现在却是五级制：中央———省———市———县———乡，堪称绝无仅有的“中国特色”！
庙多，菩萨就多。一般乡镇机关二三百人，发达地区甚至达到八百至一千人。这些人不创造一文钱的产值和利润，却要发工资，还要发奖金；不仅要多拿，还要吃好住好，还要建办公楼、住宅楼，还要配备车辆，配备电话，配备“大哥大”。这许多在过去是不敢想象的，因为那时一个县也不过一两辆吉普车，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到死骑的都是自行车。
农民自嘲道：“几十顶大盖帽管着一顶破草帽。”1998年财政部部长助理刘长琨透露：“汉朝八千人养一个官员，唐朝三千人养一个官员，清朝一千人养一个官员，现在四十个人养一个公务员。”
其实，不再需要什么触目惊心的事实，仅这些简单的数字就足以说明政府机构改革的紧迫程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同样说明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目前中国的义务教育的投入中，78％由乡镇负担，这其中，绝大部分又是由农民“买了单”；9％由县财政负担，县乡两级的负担高达86％；省市（地）还负责了11％；中央负担的，仅是2％！
无论怎么看，这样的政策设计，都是极不合理、也无道理的。
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工业国家，都认为教育是生产发展的首要因素，是振奋一个民族的强大动力。全世界的年教育经费，在公共资金的支出中，大都仅次于军事费用，占据第二位。全球工业化国家的人口只占到总人口的1／3，但其教育经费却比发展中国家多出10倍以上；而中国人口超过了世界总人口的1／5，教育经费却仅占到1／30。这让人难以思议。
我们可以花那么大的气力去争取一个体育项目的第一，而对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这个真正与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息息相关的重大项目，竟是长期的熟视无睹，这同样让人不得要领。
■中国目前有13亿人口，农业人口占了九亿，其中，劳动年龄人口就占到五亿多，乡镇企业只解决了几千万，农业生产也只需要一亿多，还有三四亿过剩劳动力有待流出。
因此可以说，只有大批的农民从土地上走出来，成为市民，中国的现代化才有希望。然而，今天中国的城市对于亿万打工的农民来说，还不可能会是爱的驿站。他们绝大多数人享受到的，还只是漂泊的生活和失落的情感。他们不可能真正做到“跟城里人平起平坐”，一些人利用政府赋予的职权，对他们吃、拿、卡、要，最让他们寒心的，还是身前身后布满的种种陷阱：没完没了的加班却没有加班费；损害健康乃至危及生命的劳动没有起码的劳动保护设施，许多人则常常上当受骗，干了活竟拿不到工资；更有因工负伤、患病、致残，就被一脚踢出门外了事，还有令人痛心地沦为了乞丐、妓女、吸毒贩毒者和犯罪份子……
社会学研究专家李强等调查发现，仅2002年，在北京打工的外来民工，大约每4个农民中就有1个拿不到工资，或是被拖欠工资；由于各种原因，有36．3％的农民工出现过身上一文不名的现象；有六成民工每天劳动时间超过10小时，1／3超过12小时，16％在14小时以上；46％的人生过病，而93％的人单位未付分文医药费。
这些竟然都是发生在中国的国都北京！……我们已经来到了21世纪，沐浴着新的世纪新鲜的太阳，但是我们却依然是被这样一些消息所困扰，所震惊：农民人均纯收入继续在下降，国民收入苦乐不均的现象变得愈来愈突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鲁志强痛切地指出，中国已经跨入居民收入很不平等的国家；公众对收入分配现状已经产生不满，70％以上的人认为“贫富悬殊”已经影响到了社会的稳定。
■2002年3月，世人瞩目的“两会”在京召开，可以说，“三农”问题再次成为这次“两会”最为引人关注的话题。就在这次会议上，原来只属于学术语言的“黄宗羲定律”，经过新任总理...的转述，走出了书斋，广为人知。“...人一定能走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温总理的这句话显示出了新一届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的勇气和决心。
（主持人注：在中国的历史上，曾有过多次农村税赋改革，唐有“两税法”，明有“一条鞭法”，清有“摊丁入亩”的变法措施，这些重大的改革，都是针对当时收费名目繁多、贪官污吏中饱私囊、农民不堪重负而进行的，改革的内容也大抵上为改费为税，化繁为简，官收官解。这些改革措施在短期内大都能做到“向来丛弊为之一清”，使农民得到一定的休养生息机会，但最后又都无一例外地因为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局限而走向了反面，并为以后的加税增费垫高了门槛，农民的负担反而更重。明清时期的思想家黄宗羲曾精辟地将其称之为“积累莫返之害”，后人称其为著名的“黄宗羲定律”。）
新任财政部长金人庆在接受采访时指出：城市要反哺农村，工业要反哺农业。解决“三农”问题是本届政府主要施政目标之一。尽管我国还不很富裕，农村要全部享受公共财政也一时还做不到，但我们要坚定不移向前走，从现在开始就逐步加大这方面的财政投入。为使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向着更加有利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方向调整，中央已经确定，今后文、卫、教方面的支出增量要重点投向农业！
……又过了一个月，...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就提出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重要思想，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时刻牢记“人民利益无小事”。紧接着，8月30日，新一届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便通过了《行政许可法》。这是一个开创性的立法。过去，从中央到地方，行政审批项目的设置就不知有多少，多一项许可就多一次收费，收费不公开，不透明，老百姓不知情。有了这部重要的新法，不仅可以从源头上解决权力运作过程中滋生的腐败现象，对进一步解决农村中的“三乱”也有了法律制度上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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