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台湾百年来民主进步之考察

吾丁

1． 时间的意义

从民族文化和血缘关系来看，很多台湾人的祖先是中国人，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从一个长远的历史背景来看，尤其是从近代100多年的历史来看，台湾民主政治的发展，和中国专制独裁的政治延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加上近代100年来，在地理和政治的隔绝中，台湾人走出了一条迥异于中国的政治文化发展之路，这使得台湾人的国家认知和自我文化的追求越来越成熟，从国家认同来看，台湾人不但不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且同时从根本上拒绝了那个古老专制的“历史中国”。

认识到这一点，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痛苦的。这种痛苦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是无奈感。今天台湾的政治现实，任何人不能否认，眼看着一个自己认为“同宗同文”的群体与自己渐行渐远，而且自己又找不到一个比起“同文同宗”更有说服力的理由，心里只能泛起苦涩的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悲哀；第二个是无助感。一部分中国的知识分子，批判当今中国政府的专制独裁，但是无力改变中国政治现实于万一，因而寄希望于台湾对中国的影响力。他们满心希望，拉近和台湾的距离，让台湾发挥民主的影响，从而使得中国逐步走上开明的现代化之路。但是现实粉碎了这个有些一厢情愿的想法：台湾既不愿意，也没有能力来影响中国的政治前途。台湾人的目的只在于维护自己的国家认同和文化追求。第三个是幻灭感。这一点是上述两个感觉综合的结果。幻灭感的结局，对于一部分有理智的中国人，演变为顺其自便，强求不来的东西就不去强求；而对于另一部分（大部分）中国人来说，幻灭感带来的则是恼羞成怒式的疯狂。

关于台湾人拒绝中国的理由，我首先想到时间的意义。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年龄的增长，每一个人对于事物的认识和评价也会产生根本性的转变，这一点大家都有感受。我有一个好朋友，他的初恋开始于大学一年级下半年，初恋的爱是真诚的刻骨铭心的，人同此心。两年以后，恋人中途退学出国，临别时他们海誓山盟，一定要再次团聚，共走人生之路。后来恋人来信告知她要结婚，新郎则是大家同一所大学的另一个男生，他们在海外相遇并且开始谈婚论嫁。当时，朋友的心里感受到的就是强烈的无奈感和幻灭感。他甚至每天都祷告让上帝惩罚他们，让他们出车祸，遇到火灾或地震，总之把他们恨得要死。过了几年，他们偶尔恢复了通信联系，奇怪的是，此时的他，一句怨恨的话也没有，渐渐地心情变得很平静。到现在，他们都知道对方生活的概况，当年的爱的海誓山盟没有了，后来的切肤之恨也没有了，他们变成了很冷静很平淡的朋友。

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环境的改变，人的感受也一定会发生转变，有时这种转变是本质性的。上述例子的过程仅仅10几年而已，人的想法况且有如此巨大的改变，对于台湾人来说，他们的祖先400年以前就放弃了中国而移居台湾，他们对于中国的感觉的淡化以至于拒绝，又有什么不好理解的呢？

我碰到过一个法国人，我有意识地问他，祖先是哪里的人。他说他的太祖母是波兰人，祖父是比利时人。我又问他：你对于自己的国家认同呢？他说：我就是法国人。

不要说四代以上的祖先，就算是离开故土的第二代，也会对父母亲的故乡产生心理的隔阂乃至拒绝，许多移居海外的第二代们，已经不懂得中文和中国文化了，这一点我们见到的应该不少。第二代是如此，400年以后的子孙呢？你还指望他们对于400年前的祖先的故乡怀有感情和向往吗。

400年实在是太遥远了，它甚至超过了美国整个国家的历史承载。我们只消看一看近代100年来台湾与中国的关系，就可以了解今日台湾人国家认同的历史背景。

2． 台湾近代100年民主政治走向之考察

台湾完全与中国隔绝，应该开始于1895年的《马关条约》。从这一刻开始，历史发生了一个巨大的转变，请注意转变这个词，它告诉我们，台湾从那一刻开始真正地改变。事实上，台湾问题远不是国共两党内战的问题那么简单，忽视这个问题，等于人为地否定历史，这是一个一厢情愿的也是掩耳盗铃式的认识。很不幸的是，中国绝大部分人，不愿意正视历史因素，而仅仅把台湾问题局限在国共两党内战延续这个视角上，这是一个死结。这个死结解不开，势必造成不可逾越的心理障碍。

1895年到如今，将近110年的历史进程中，台湾的民主政治发展可以分为两大时期。以二二八事件为分界点，大致均分这段时期。前半段可以看作民主政治的奋斗期，后半段是结果期。

根据《马关条约》，清政府迫于战败的无奈，割让了仅仅建制8年的领土台湾（1887年建立台湾省，首任巡抚刘铭传），而接收台湾的是日本。当时的日本，正处在明治维新成功以后的发展期，明治维新为日本开辟了现代化的时代，这个时候日本接收台湾，使得台湾近百年的发展，与日本有同步发展的重大意义。而当时的中国，仍然是处于皇权家天下的政治形态，其政治状况，已经与日本不可同日而语。伊藤博文和严复，同为留英学生，而后来两个人的作为和结局，又如此迥异，令人感叹历史的嘲弄。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加快了脱离古老中国文化圈子，大踏步地向着欧洲近代文化靠拢的步伐，从而拉开了日本迅速走向现代化国家的序幕。而古老的中国，仍然在一成不变地因循着祖宗的法制，不肯改变丝毫。就在台湾割让给日本三年以后，1898年，一场可歌可泣的维新变法尝试，以人头落地而收场。如此反差，能不震撼今日中国人之思维邪？

50年的殖民地时代，对于台湾人来说，有两方面的感受。其一是殖民暴政给台湾人带来的苦难；其二则是客观地来看，日本给台湾带来了具有浓厚现代化色彩的经济基础建设，行政管理规范，法制制度基础以及政府管理之模式。台湾的国土地理考察，人口普查等等近代国家管理措施，都开始于这一时期。可以说，从马关条约以后，台湾开始从实质上逐渐割断了与古老的唐山母国的脐带，离开了以黄河长城为代表的文化磁场。
殖民地时代，并没有把台湾人变成日本人；同时，台湾人也逐渐变得不再是他们的祖先那样的传统的中国人。这一点毋庸置疑。

我们来看一看殖民地时代台湾人追求独立的奋斗史。

首先有丘逢甲，刘永福创立的带有“抗日复清”色彩的“台湾民主国”；然后是1896年林少猫的潮州和恒春起义；1901年的詹阿瑞率领抗日武装攻入台中城；1906年一连串太鲁阁，南澳等原住民的反抗日警镇压活动；1912年刘乾，林启桢的“林杞埔事件”；同年罗福兴领导的“大湖事件”和“苗栗事件”；1915年的余清芳，江定，罗俊领导的震惊一时的“西来庵起义”；1920年留日学生在东京成立“新民会”，刊发《台湾青年》，会长是林献堂，副会长林慧如，会员王敏川，蔡培火，罗万伡，吴三连，郭国基，彭英华等，推动台湾认同和自治等理念；1921年，林献堂，蒋渭水，王敏川，蔡培火，杨肇嘉，林茂生，谢春木等人在台北成立“文化协会”，开始台湾的民主自治运动；1927年，蒋渭水等人另外组织“台湾民众党”； 1930年，林献堂，杨肇嘉等创立“台湾地方自治联盟”。
1935年，日本在台湾举行了首次地方议员选举，揭开了台湾议会政治的发端。
从上述可以看出，台湾人的民主运动的主线，由开始的“抗日复清”，到中起的反抗暴政，直到后来发展到争取自治和独立。
50年的殖民地统治，为台湾留下了法治主义，民主主义的现代文明基础，有别于古老中国的人治主义，父权主义等等中国传统社会特色，对后来的台湾民主发展，有决定性的影响。到1945年日本战败，交还台湾，国民政府退守台湾以后，虽然有血流成河的二二八事件，虽然有暴虐的专制统治，但是台湾人50年以来奋斗的民主主义之基础，已经无可动摇，并成为不可遏制的潮流。
二二八事件中推动台湾民主政制改革的台湾精英，许多是30年代留学日本组织“新民会”，“台湾文化协会”的才俊，比如林献堂，蒋渭水，林茂生，郭国基等等。他们受到的迫害，在台湾人看起来，不啻证明着国民党政权已经成为一个新的殖民者。从这个意义上说，二二八事件是第二次把台湾和中原母国文化政治割断的震撼性事件。
到1950年代，台湾的民主发展进入整合期。这一时期的活跃人物，是胡适，雷震，殷海光，徐复观等人，他们的《自由中国》，与二二八清洗残留下来的民主人士相结合，继续推动中国五四运动中未竞的“德先生”理念之追求。
1957年，他们推出《今日的问题》，评论台湾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问题，尤其是殷海光执笔的《反攻大陆问题》，篇篇切中要害，直接批判蒋介石的专制统治，为民主的发展呐喊助威。1959，60年，《今日中国》公开反对蒋介石第三次连任总统的企求；同时，雷震联合残留的本土政治精英李万居，郭国基，吴三连，郭雨昕，高玉树，许世贤等等，组织“民主人士联谊会”，举行“选举改进座谈会”，决定于1960年成立“中国民主党”。
9月1日，殷海光在《自由中国》发表《大江东流挡不住！》的社论，9月4日，今日中国主要负责人雷震等被拘捕，被迫停刊。
蒋介石查封《今日中国》的理由大概有两个：一是雷震，郭国基等人组织民主制度性的反对党，其理念断难接受；其二，蒋介石害怕大陆的知识分子与本土精英的紧密联合，会造成分离主义的趋势，这是违背蒋介石维护大一统中原王朝的理念的。

万幸的是，蒋介石并不像某个政党那样残忍。他虽然也是个独裁者，但是对于台湾本地的有选民有选票的政治精英，比如议会的“五虎将” 李万居，郭国基，郭雨昕，高玉树，许世贤等，还是没有采取赶尽杀绝的手段。于是，这些在日治时期成长起来的政治精英，继续在台湾的政治进程中发挥了作用。
1964年，彭明敏教授与其爱徒谢敏聪，魏廷朝一起发表了震撼海内外的《台湾自救宣言》，其主旨是要求民主宪政改革，在60年代，绝对是先知先觉，大智大勇的创举。
1970年代，由《大学杂志》到《台湾政论》，台湾的民主改革运动，开始从文化层面向政治层面拓展。1977年的中坜事件，许信良的选战把国民党击败。
到后来的美丽岛事件，其中凸现的是除了文化民主现代以外，还有政治本土化和组织制度化的声音。
1986年5月，许信良在纽约成立“台湾民主党建党委员会”。10月，蒋经国在国民党中常会上提出“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稍后，他向《华盛顿邮报》表示，将于近期内解除戒严令，开放党禁和报禁。
11月10日，民进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江鹏坚为第一届党主席。

台湾还不是一个成熟的民主制度化国家，但是，台湾已经走上了制度民主化的道路，没有回头路可走。纵观百年来台湾政治民主化的发展进程，可以看出，其起点是日本殖民地时代，这个起点与日本现代化的起点几乎同步。古老的中国，从慈禧到袁世凯，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到江泽民时代，从政治制度来看，没有任何本质性的改变，基本上还是一个父权制家长制的社会形态；而台湾，经由殖民地时代和二二八事件两次与中原母国文化的割裂，在台湾本土以及后来的知识分子的推动和奋斗下，发展到今天的制度化民主时代。相比之下，其发展轨迹南辕北辙，分道扬镳，不可同日而语。

3． 中国人面对台湾问题的正确态度

愤怒和无奈是没有用的。纵观当今世界，顽固地坚持独裁政治制度的大国，唯中国一国而已。从人类发展进程来看，近两百年来，中国没有给世界贡献出任何新的科技成果，更没有新的思想和理论的出现。四顾彷徨之余，中国人能够依靠和炫耀的，只有世界第一的人口以及悠久的历史传统而已。实在是没什么值得骄傲的。在世界潮流已经无可争辩地证明着其前进方向的时候，中国人则胆怯地退居到自己的传统和历史中寻求安慰，不敢也不愿意正视当今世界潮流的走向。其社会精英，没有反思传统的胆识，而是喋喋不休地以传统和祖先的训令为依托，抵抗，批判，甚至嘲笑民主潮流，同时为自己国家的专制制度寻找借口，开脱历史责任，成为社会前进的障碍。其所思所为，比起100年以前流血舍命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能不羞愧难当乎。

相比之下，台湾人在100多年的时间里，顺应历史走向，不怕流血牺牲，为了民主理念前赴后继，终于造成了今日之初步制度化民主之社会形态，其政治，经济，科技诸方面，比中国之进步，有目共睹，不须赘言。

日本殖民地时代和二二八事件，几乎彻底割裂了台湾与中原母国的政治文化联系，这个事实，在中国人看起来，应该看作是对自己的鞭策和刺激。台湾离开中国既久，其结局是历史之必然。台湾，先做日本殖民地50年，后被国民政府统治，时至今日，其政治民主化之成果，仰赖其政治精英大智大勇，不怕流血舍命的牺牲精神；其经济成就，则是台湾人筚路蓝缕骈手抵足奋斗之结晶。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既与台湾没有任何联系，也不应该对其发展指手画脚，甚至恫吓威胁。相反，中国人应该做的是，反思自己的颓唐与荒谬，奋起直追，顺应历史，从善如流。否则，在世界诸国面前，只是成为一个历史的小丑，拖着精神上的长辫，穿着思想上的马蹄袖，腆颜招摇，自以为是，则徒增世人笑柄而已。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