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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者: kkee
许晴与刘波是如何分手的？
这是一个新闻爆炸、热点纷飞的年代。２００３年９月中旬以来，刘波和中国当红影星许晴的名字被各类媒体炒得沸沸扬扬：“诚成文化神话制造者刘波逃匿事件”；“欠债数亿涉嫌诈骗，许晴的大亨丈夫失踪”……事件的主人公是刘波。若问刘波是何许人？答起来很难。 湘声报报导说，若要从他的职业简历中去认识刘波、理解刘波，可以作一个这样的界定：１９８４年（２０岁）至１９８９年这一阶段，刘波是一个成功的青年诗人，他的系列组诗《年轻的布尔什维克》和两部个人诗集在中国诗坛曾经产生广泛影响。１９９０年至１９９２年的３年间，是刘波下海经商的“试水”阶段，也是他由诗人向商人转型的过渡时期，这期间他先后以保健乳罩、感冒片等产品敲击市场与财富之门，结果头破血流，在合作失败、众叛亲离的窘境中他从长沙出逃，去了海南。机遇出现在１９９２年底，奇迹发生于１９９３年中，刘波以一个成功的地产投机商的身份在“而立之年”步入中国富豪之列。然而，尽管刘波的职业身份频繁变迁，他血液中的“多情因子”自懂事以来就吸引着周围的女性，使她们无法抗拒这个英俊男孩的魅力。正因为如此，刘波成了众多女性暂时的或永久的情人。直到１９９７年，美女明星许晴投入到刘波的怀抱，他再没有传出绯闻。
诗人刘波
作为诗人的刘波，１３岁开始涂鸦，１８岁发表处女作，２０岁在诗坛出名，这些并不算什么奇迹。然而在那个年代，文学是全社会的精神寄托和情感通道，事情就该另当别论了。据传，凡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有作品出世的人，不论业余作者还是专职写手，通通都获得了提干、升迁、授奖之类的优厚回报。
根据“性格决定论”，刘波不适合写长篇作品，因为他的思维跳来跳去，没有因果逻辑、没有计划、没有结构，满脑子的“意识流”、“蒙太奇”，但恰好符合现代新诗的价值取向和表现手法，所以他成功了。
刘波写一手东倒西歪、他人不易辨读的童体字，这正是《诗刊》社编辑当年发现刘波的天才之处。刘波的成名作《年轻的布尔什维克》写道：
每天每天苹果绿的早班车里／拥挤着早晨拥挤着希望拥挤着年轻的他们／……拎着厚厚的黑色公文包／穿过广场穿过秀丽的公园／新鲜的太阳唱着从他们眼睛里高高地升起／这些年轻的布尔什维克走向喧腾走向金灿灿的理想……
当年的文学热潮有３个标志性的现象：一是文学青年们自发创办的社团组织山峰林立；二是自编自创的文学报刊遍地开花；三是各类文学创作交流讲座活动此起彼伏。在这股热潮中，刘波必然地成了一个大忙人；也由于他的忙碌，他在当地的文学青年中成了旋风的中心。
怪异的是，刘波为文学青年们授课，那些同龄人大多听不懂。比如说“黑格尔因素”、“意像组合”、“发散性思维”等等。他用粉笔标注了一些关键词，但他的“天书”还是让听众们感到茫然。正是在这种无法充分沟通的氛围中，刘波与他们拉开了距离；由距离产生美感；再由美感产生崇拜。绝不能说他们太愚钝，而是刘波实在太早熟、太超前。即便是在宽敞明亮的讲座大厅里，刘波在众目睽睽之下竟然穿着军绿色的长雨衣。每当讲到激昂处，他挥挥手，雨衣便会沙沙作声。他为什么不脱掉身上的雨衣？那时候，还没有“作秀”或“扮酷”之类的名词，当年最时髦的叫作“潇洒”。
于是，刘波名声大噪。
诗人时期的刘波，除了他的诗作之外，所做的一件最有价值的事情就是《新闻图片报》。这份原是以图片为主的内部报纸，在刘波出任副总编辑之后改为以文字为主并取得国内统一刊号向全国发行。时间是１９８９年，国内外弥漫着政治动荡的气氛，这份由３位青年文人主持的媒体无法以老到的面目示人，因此在那场大风波后难逃一劫。那一年的下半年，刘波迷恋于池边垂钓，眼睛看着平静的水面，内心却是波澜惊天。一张发行量从数千份?升至１５０万份的报纸突然停办了，刘波平生第一次品尝到了悲剧主角的滋味。他钓着了一条鱼，一条不大的鱼，它张动着嘴像是在倾诉自己的不幸。刘波犹豫了少顷，一松手，将那鱼放生了。
后来，刘波下海经商了。其实，他只不过是一个以商人身份出现的诗人，他成了一个不写诗的诗人，那是一种更复杂的境界。诗人性格成就了他谜一般的人格魅力，同时也葬送了他的商业目标。他在诗人和商人两个身份之间变来变去，这使得别人都以为他不按规则出牌。结果，人们有时褒他为天才，有时又贬他为骗子。说到底，刘波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出门坐奔驰轿车，脚上穿手工布鞋；抽英国烟、喝法国酒，却专读古老的东方哲学书籍；名片上既是民营公司的董事长，又是国立大学的博士生导师。
如此这般的一个刘波，他必然会产生人格分裂，演变出既不是诗人、也不是商人的另一个人。事实上，刘波本人一直在寻找迷失的自我。这是一种痛苦的心灵炼狱，需要付出一生的代价。
商人刘波
１９９１年５月的某一天，经朋友引荐，刘波与一位美藉华人、法学博士坐在了一起。他们没有讨论法律问题，而是决定在长沙合资创办一家制药公司。刘波代表他的海南保健科学技术研究所，出任合资公司的董事长；对方任总经理。ＯＫ！接下来的便是办批文、盖公章、跑贷款、做样品，忙得一帮兄弟团团转。在“火炉”长沙奔波了一个夏季之后，《外商投资企业许可证》有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有了，《药品生产经营许可证》有了，３００万元人民币贷款也到账了。然而，法学博士偶然发现账上资金少了５０万。于是，免不了一场激烈的谈判。结果是各不相让：董事长要坚守资金用途的机密，让总经理自己去猜想；总经理却要依法办事，没有商量的余地。这场由“国情差异”和“性格差异”共同导演的内部官司最后以刘波还钱而告终，但不信任的种子已经在公司内部到处发芽。
刘波拂袖而去，转而与一位港商共度合作蜜月，但好景不长。刘波的诗人性格让商人们头痛不已，也让共同创业的朋友们无法理解。朋友们纷纷告退或投靠了外商，这使得刘波这个核心人物倒像是一个多余的人了。
刘波“被青春撞了一下腰”，他又一次拂袖而去。这一次，他去了他所熟悉的海南岛。朋友们猜想，刘波在长沙黄花机场登机的时候心里一定在说：你们等着瞧吧！
海南岛是一个发生奇迹的地方。有一句老生常谈：机遇是给有准备的人准备的。至于商人如何挖到他们的“第一桶金”，这从来都是商人的秘密。资本的原始积累，多少带有一些灰暗色彩，而一旦你成为鲜亮的富豪，就“英雄不问来路”了。
１９９４年后，商人刘波挥师北上，他这时的身份是海南诚成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传世藏书》出品人。
《传世藏书》为何物？中国历史上曾有《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流传四海、享誉中外，它们都是由皇帝本人亲自主持、调集全国一流的学者文人共同完成的书籍汇编。而《传世藏书》则从先秦到晚清，纵深中国历史上下５千年，汇集了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科技、文学、艺术等各个门类的重要典籍，将《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也收编在内，遑遑１２３册，其规模远大于７４册的《中国大百科全书》。
负责《传世藏书》销售业务的公司主管人员拟定这套书的市场定价为６８００元人民币，刘波接过那份关于销售定价的报告后，眼睛眨都不眨就在金额后面加了一个“０”。商人刘波奉信“做不可能的事”，并将这句话定为诚成的企业理念。后来据媒体报道，刘波以《传世藏书》收获了２个亿的利润，荣登“文化产业富豪榜首”。
也许就从那时开始，刘波的投资扩张欲望极速膨胀。１９９７年至１９９９年，他坐在北京一座位于宽街西扬威胡同的四合院里，指挥了一系列的投资收购活动，令人眼花缭乱地获得了１０多家期刊的经营权和一家上市公司的控股权，同时在亚运村开办了设有“总统包厢”的娱乐中心。
这个时期，“诚成集团”已成了刘波的另一个名字，他在自己的帝国里享受着国内外数十家子公司、分公司送给他的无穷无尽的问题。那些大大小小的问题每天都在侵袭着他的健康，从上到下：高度近视、鼻炎、支气管炎、胃炎、痔疮。尽管他的心理承受力极其顽强，但有时也会被各种问题弄得心烦气躁。就在１９９９年的集团年度会议上，财务总监对各家期刊负责人提出了自负盈亏、指标考核的要求，遭到了期刊老总们的集体抵制，会场上出现了双边对立的不良情绪。刘波见状，手往桌子上一拍，对财务总监高声骂道：“你干不好就给我滚蛋！”然后，众人鸦雀无声地看着他们的总裁愤愤离去，会议不欢而散。
刘波成为武汉诚成文化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这家上市公司的董事长，花了１亿元的投资和５００万元的交易税费，换得诚成文化２０．９１％的股份。这１亿元资金每年需支付８００万元的利息，靠上市公司的年终分红是不可能保本的。诚成旗下的杂志大部分亏损，海南的药业公司还需数千万资金才能投产，北京的娱乐中心夜夜歌舞却天天赔钱。面对如此的困境，刘波天天喝酒、不停地抽烟，但谁也看不出他内心的憔悴。
每年的４月份，是上市公司公布上年度业绩的最后期限。２０００年４月，诚成文化上年度财务报表中因资产置换而产生的５０００万元利润被中国财政部否决，理由是用于置换的房产在２０００年初才办完资产过户手续，应当以自２０００年１月１日起生效的“非货币交易会计准则”处理账务。从诚成文化账上去掉这５０００万元利润，３年的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就达不到证监会规定的６％的配股及格线。这一年，诚成文化的配股融资计划成了黄粱一梦。
２００１年４月，诚成文化决战于增发新股，全力以赴。不料，证监会恰在此时又一次提高上市公司再融资的门槛。诚成文化虽然２次延期公布难产的年报，却仍然达不到增发新股的审批指标。有人痛心地哭了，刘波却笑一笑安慰说：“没关系，总会有办法的。”
这一年，在演艺圈大红大紫的许晴弃他而去；也是这一年，刘波的母亲全身瘫痪成了准植物人；还是这一年，位于纽约世贸中心的诚成集团美国公司在那场举世震惊的恐怖爆炸中化为一片静静的尘土。
北京那座四合院里的柿子树，花开花谢，果满果落，刘波在树下感叹了一年又一年。
情人刘波
株洲市原是位于湖南东部的一个无名小镇。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国家在这里大举投资工业，株洲市一夜之间成了工业重镇和全国第二大的铁路交通枢纽。这是一座典型的移民城市。刘波的父母是从湖南西北的桃花江畔迁移来的，刘父成了火车司机，刘母成了机修工人。
刘母有一句口头禅：“没事小心，有事大胆。”少年刘波对母亲的朴素哲学心领神会，因此早早养成了“没事小心”的谦虚作风。而刘波的哥哥则经常处于“有事大胆”的生活状态。结果，哥哥在２０岁那年死于自己的工作岗位：他在给货车编组时不知何故摔在铁轨上被车轮轧得身首异处。他的死因一直是个未解之谜，但他的葬礼场面则更是令人困惑：竟然有众多的年轻姑娘为他沿路哭丧，痛不欲生。此事在１９８２年的株洲成了一个众口相传的新闻，人们这才知道死去的是一个大情种。
刘波的家庭悲剧引来株洲师范学校女同学们的广泛关注，纷纷为刘波这个潇洒的短跑健将动容动情。其中有个叫李建芝（化名）的同班女生，刘波的目光平时就最爱在她身上停留。
那个年代、那种环境并不赞赏公开的恋情。直到刘波毕业离校，李建芝的情敌们都不知道她与刘波的秘密。在隆重的毕业典礼上，李建芝找不到刘波的身影，因为刘波此时已投身于热闹的文学大潮中，乐此不疲。李建芝在心里感叹：校园里少了一个短跑冠军，社会上多了一个青年诗人，是悲是喜？
走进了社会大舞台的刘波，其清爽的外形和浑厚的内心成了更多青春女性眼里参不透的谜。众所周知，爱写风花雪夜的词句，这是文人们的一个通病。面对众多与他若离若即的女性，刘波以减少睡眠为代价，大量批发他的优美情诗。直到有一天，几个互为情敌、同为诗友的女子终于坐到了一起，纷纷拿出刘波的“作品”来核对，这才发现她们所收到的都是复制品。
当然，也有例外。在刘波的纷繁多变的情感世界里，李丹（化名）始终发出鹤立鸡群般的光芒。李丹出生在一个文艺世家，同时继承了母亲的美丽和父亲的高雅。李丹曾是她那所学校的“校花”，毕业后就成了她那家工厂的“厂花”，后来又成了她那家银行的“行花”。刘波以他短跑冠军般的冲刺速度，抢在众多追逐者前面，于１９８７年（２３岁）与同龄的李丹结为一对完美夫妻，并于次年做了自己女儿的父亲。
漂亮妈妈李丹最爱用一首轻哼的印尼名曲哄着爱女入睡：
宝贝，你爸爸正在过着动荡的生活……
也许，是因刘波的职业身份变换不定而给李丹带来了内心的动荡感。她日益清楚地看出，她那位心比天高却身无分文的夫君，他的性格注定了他必须要不断地折腾一些事情。可是，丈夫把家庭当旅馆，妻子岂能坐视不理？每当李丹要跟刘波摊牌，刘波却总是恭谦地听她诉说，然后一番美言又使李丹转泣为喜。她想，这就是我的丈夫了：即使他骗了你，也对他恨不起来。
１９９３年的某一天，刘波从遥远的海南给家里打来周末电话，十分肯定地对李丹说：“辞掉银行的工作，明天就办。准备移民，去广州！”李丹茫然之中想问个究竟，刘波却继续下达他的电话指令，“不要留恋，不要犹豫，不要怀疑！”李丹明白了，尽管现在的刘波已不是过去的刘波，但丈夫是爱她的。
不过，也有让李丹想不明白的时候。她在广州做了２年的全职太太，每天与女儿相伴，却很少能与丈夫相聚。她不明白的是，刘波为何要让她和女儿在广州安家，同时将父母安置在珠海，而他自己则把办公室搬到了北京？
终于有一天，李丹偶然地听到了自己丈夫与北京某位女影星的绯闻。尽管绯闻都是真假难辨、扑朔迷离的，甚至是隐隐约约的，但一个女人的自尊心便是她精神世界的最后防线，绝不能失守。李丹像每一个优雅、成熟的女人那样，痛哭了三天、犹豫了三天，然后带着女儿与刘波平静地分了手。
离婚之后，女儿却像一根无形的纽带，一边牵着刘波、一边牵着李丹，维系了一个虚拟的家庭。与此同时，刘波没有了心理约束，便如一个老练的情场猎手，四处挥霍他的男性魅力，在圈内获得了“花花公子”称号。
当然，任何一场游戏都有让人疲惫的时候。刘波在３３岁生日那天，借着酒力向饭桌上的朋友们轻声宣布：我决定，找一个最好的女人，做一个最好的男人。
这一回，刘波是认真的，诚心的。他甩开那帮朋友，悄然向一位心仪已久的美女明星发起长达数月的感情攻势，终于如愿以偿。这位美女明星，就是现在人们所熟悉的影视演员许晴。关于刘波与许晴究竟是如何从相识到相爱，圈内流传着多种版本的故事。但善良的人们都知道，这是他们两个人的隐私。
在刘波的眼里，许晴是一位足以改变他的生活方式的人；而在许晴看来，刘波便是男人中的极品。根据众所周知的弗洛伊德理论，性爱是人们一切行为的原动力；而天主教的教义却严厉告诫人们，男女之情是人类集体的原罪。不管刘波承不承认，事实上他自得到许晴的那天起，就再也找不回轻松与自由的心境了。许晴给予他小鸟依人般的温情、言听计从似的柔顺，同时也给了他极大的心理压力。刘波背负那种无形的压力，迫使自己去“做不可能的事”，结果他后来“做成了一些事情，也做败了一些事情”。
这是一个奇妙的悖论：刘波自觉自愿地从智慧上和金钱上支持许晴的演艺事业，促使许晴的知名度节节高升；同时刘波却极不情愿地感受着那种无形压力越来越大的沉重滋味。
刘波在北京“享受着”自己的悖论，而李丹则在广州过着“留守女士”般的日子。在朋友们看来，刘波和李丹都没有因离婚而成为幸福的人。李丹的痛苦在于，她一方面为刘波能找到许晴这样出众的女人而祝福；另一方面，李丹却常常因许晴这个公众人物而受到防不胜防的伤害。电视、电影、报纸、杂志、网络、广播、广告，她接触到任何一种媒体，都有可能听到、看到许晴的名字或身影。有一次，朋友们盛情邀请李丹去卡拉ＯＫ，为的是帮她排解单调的生活情绪。朋友献殷勤似的为她选歌，点了一首“快乐的理由”。在大家印象中这是一首某港台歌星的成名曲目，谁料播放时他们都傻了眼：这张盗版歌碟竟然用许晴作背景画面！朋友们一片慌乱，有人抢走了李丹手中的话筒，有人拉着李丹要去洗手间。李丹却报以哈哈大笑：“你们这是怎么啦！”倒是朋友们尴尬了，面对李丹的从容自信，他们只有改唱“无地自容”。
这是许晴的错吗？不。许晴出生在部队文工团的家庭环境里，是妈妈的乖乖女、姥姥的心头肉。在她的世界里没有怨怒哀愁、没有倾轧争斗，也没有背叛。假如危难当头，她不愿自己被牺牲，同时也更不愿其他的任何人被牺牲。她要的是遍地阳光的生活。
作为一个职业演员，许晴总是行踪不定；而刘波，要料理国内外数十家公司和项目，这就注定了他们两人必然聚少离多。许晴对自己的时间大致是这样分割的：４０％的时间忙工作；２０％的时间陪刘波；３０％的时间陪妈妈和姥姥；还有１０％的时间是陪朋友的。那么父亲呢？她把父亲交给了刘波。有趣的是，她父亲与刘波的关系极为融洽，玩得开心的时候就像一对好兄弟。刘波与朋友们一样，戏称许晴的爸爸为“教父”。即使在２００１年以后，许晴与刘波分手了，“教父”与刘波却仍然像从前一样“来来往往”、亲密相处。
新世纪的第一年，是刘波的多事之秋。刘波投资的电影《说好不分手》刚刚开始上映，他就与女主角扮演者发生了真实的情感悲剧。由于同时面临事业上的一系列挫折，他没有向任何人透露与许晴分手的原因。但是，他的情绪已落入低潮，经常酩酊大醉，不省人事，失去了“笑傲江湖”的风采。此时此际，刘波孤独的心灵开始寻找依靠、寻找慰藉、寻找彼岸。
正是从那时起，饱读东方佛学书本的刘波开始迷恋于神秘的佛事，并结交了几位颇有名望的佛教大师。也不知始于何时，刘波有时与人谈着工作，手里却拈着佛珠。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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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晴与刘波是如何分手的？
这是一个新闻爆炸、热点纷飞的年代。２００３年９月中旬以来，刘波和中国当红影星许晴的名字被各类媒体炒得沸沸扬扬：“诚成文化神话制造者刘波逃匿事件”；“欠债数亿涉嫌诈骗，许晴的大亨丈夫失踪”……事件的主人公是刘波。若问刘波是何许人？答起来很难。 湘声报报导说，若要从他的职业简历中去认识刘波、理解刘波，可以作一个这样的界定：１９８４年（２０岁）至１９８９年这一阶段，刘波是一个成功的青年诗人，他的系列组诗《年轻的布尔什维克》和两部个人诗集在中国诗坛曾经产生广泛影响。１９９０年至１９９２年的３年间，是刘波下海经商的“试水”阶段，也是他由诗人向商人转型的过渡时期，这期间他先后以保健乳罩、感冒片等产品敲击市场与财富之门，结果头破血流，在合作失败、众叛亲离的窘境中他从长沙出逃，去了海南。机遇出现在１９９２年底，奇迹发生于１９９３年中，刘波以一个成功的地产投机商的身份在“而立之年”步入中国富豪之列。然而，尽管刘波的职业身份频繁变迁，他血液中的“多情因子”自懂事以来就吸引着周围的女性，使她们无法抗拒这个英俊男孩的魅力。正因为如此，刘波成了众多女性暂时的或永久的情人。直到１９９７年，美女明星许晴投入到刘波的怀抱，他再没有传出绯闻。
诗人刘波
作为诗人的刘波，１３岁开始涂鸦，１８岁发表处女作，２０岁在诗坛出名，这些并不算什么奇迹。然而在那个年代，文学是全社会的精神寄托和情感通道，事情就该另当别论了。据传，凡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有作品出世的人，不论业余作者还是专职写手，通通都获得了提干、升迁、授奖之类的优厚回报。
根据“性格决定论”，刘波不适合写长篇作品，因为他的思维跳来跳去，没有因果逻辑、没有计划、没有结构，满脑子的“意识流”、“蒙太奇”，但恰好符合现代新诗的价值取向和表现手法，所以他成功了。
刘波写一手东倒西歪、他人不易辨读的童体字，这正是《诗刊》社编辑当年发现刘波的天才之处。刘波的成名作《年轻的布尔什维克》写道：
每天每天苹果绿的早班车里／拥挤着早晨拥挤着希望拥挤着年轻的他们／……拎着厚厚的黑色公文包／穿过广场穿过秀丽的公园／新鲜的太阳唱着从他们眼睛里高高地升起／这些年轻的布尔什维克走向喧腾走向金灿灿的理想……
当年的文学热潮有３个标志性的现象：一是文学青年们自发创办的社团组织山峰林立；二是自编自创的文学报刊遍地开花；三是各类文学创作交流讲座活动此起彼伏。在这股热潮中，刘波必然地成了一个大忙人；也由于他的忙碌，他在当地的文学青年中成了旋风的中心。
怪异的是，刘波为文学青年们授课，那些同龄人大多听不懂。比如说“黑格尔因素”、“意像组合”、“发散性思维”等等。他用粉笔标注了一些关键词，但他的“天书”还是让听众们感到茫然。正是在这种无法充分沟通的氛围中，刘波与他们拉开了距离；由距离产生美感；再由美感产生崇拜。绝不能说他们太愚钝，而是刘波实在太早熟、太超前。即便是在宽敞明亮的讲座大厅里，刘波在众目睽睽之下竟然穿着军绿色的长雨衣。每当讲到激昂处，他挥挥手，雨衣便会沙沙作声。他为什么不脱掉身上的雨衣？那时候，还没有“作秀”或“扮酷”之类的名词，当年最时髦的叫作“潇洒”。
于是，刘波名声大噪。
诗人时期的刘波，除了他的诗作之外，所做的一件最有价值的事情就是《新闻图片报》。这份原是以图片为主的内部报纸，在刘波出任副总编辑之后改为以文字为主并取得国内统一刊号向全国发行。时间是１９８９年，国内外弥漫着政治动荡的气氛，这份由３位青年文人主持的媒体无法以老到的面目示人，因此在那场大风波后难逃一劫。那一年的下半年，刘波迷恋于池边垂钓，眼睛看着平静的水面，内心却是波澜惊天。一张发行量从数千份?升至１５０万份的报纸突然停办了，刘波平生第一次品尝到了悲剧主角的滋味。他钓着了一条鱼，一条不大的鱼，它张动着嘴像是在倾诉自己的不幸。刘波犹豫了少顷，一松手，将那鱼放生了。
后来，刘波下海经商了。其实，他只不过是一个以商人身份出现的诗人，他成了一个不写诗的诗人，那是一种更复杂的境界。诗人性格成就了他谜一般的人格魅力，同时也葬送了他的商业目标。他在诗人和商人两个身份之间变来变去，这使得别人都以为他不按规则出牌。结果，人们有时褒他为天才，有时又贬他为骗子。说到底，刘波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出门坐奔驰轿车，脚上穿手工布鞋；抽英国烟、喝法国酒，却专读古老的东方哲学书籍；名片上既是民营公司的董事长，又是国立大学的博士生导师。
如此这般的一个刘波，他必然会产生人格分裂，演变出既不是诗人、也不是商人的另一个人。事实上，刘波本人一直在寻找迷失的自我。这是一种痛苦的心灵炼狱，需要付出一生的代价。
商人刘波
１９９１年５月的某一天，经朋友引荐，刘波与一位美藉华人、法学博士坐在了一起。他们没有讨论法律问题，而是决定在长沙合资创办一家制药公司。刘波代表他的海南保健科学技术研究所，出任合资公司的董事长；对方任总经理。ＯＫ！接下来的便是办批文、盖公章、跑贷款、做样品，忙得一帮兄弟团团转。在“火炉”长沙奔波了一个夏季之后，《外商投资企业许可证》有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有了，《药品生产经营许可证》有了，３００万元人民币贷款也到账了。然而，法学博士偶然发现账上资金少了５０万。于是，免不了一场激烈的谈判。结果是各不相让：董事长要坚守资金用途的机密，让总经理自己去猜想；总经理却要依法办事，没有商量的余地。这场由“国情差异”和“性格差异”共同导演的内部官司最后以刘波还钱而告终，但不信任的种子已经在公司内部到处发芽。
刘波拂袖而去，转而与一位港商共度合作蜜月，但好景不长。刘波的诗人性格让商人们头痛不已，也让共同创业的朋友们无法理解。朋友们纷纷告退或投靠了外商，这使得刘波这个核心人物倒像是一个多余的人了。
刘波“被青春撞了一下腰”，他又一次拂袖而去。这一次，他去了他所熟悉的海南岛。朋友们猜想，刘波在长沙黄花机场登机的时候心里一定在说：你们等着瞧吧！
海南岛是一个发生奇迹的地方。有一句老生常谈：机遇是给有准备的人准备的。至于商人如何挖到他们的“第一桶金”，这从来都是商人的秘密。资本的原始积累，多少带有一些灰暗色彩，而一旦你成为鲜亮的富豪，就“英雄不问来路”了。
１９９４年后，商人刘波挥师北上，他这时的身份是海南诚成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传世藏书》出品人。
《传世藏书》为何物？中国历史上曾有《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流传四海、享誉中外，它们都是由皇帝本人亲自主持、调集全国一流的学者文人共同完成的书籍汇编。而《传世藏书》则从先秦到晚清，纵深中国历史上下５千年，汇集了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科技、文学、艺术等各个门类的重要典籍，将《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也收编在内，遑遑１２３册，其规模远大于７４册的《中国大百科全书》。
负责《传世藏书》销售业务的公司主管人员拟定这套书的市场定价为６８００元人民币，刘波接过那份关于销售定价的报告后，眼睛眨都不眨就在金额后面加了一个“０”。商人刘波奉信“做不可能的事”，并将这句话定为诚成的企业理念。后来据媒体报道，刘波以《传世藏书》收获了２个亿的利润，荣登“文化产业富豪榜首”。
也许就从那时开始，刘波的投资扩张欲望极速膨胀。１９９７年至１９９９年，他坐在北京一座位于宽街西扬威胡同的四合院里，指挥了一系列的投资收购活动，令人眼花缭乱地获得了１０多家期刊的经营权和一家上市公司的控股权，同时在亚运村开办了设有“总统包厢”的娱乐中心。
这个时期，“诚成集团”已成了刘波的另一个名字，他在自己的帝国里享受着国内外数十家子公司、分公司送给他的无穷无尽的问题。那些大大小小的问题每天都在侵袭着他的健康，从上到下：高度近视、鼻炎、支气管炎、胃炎、痔疮。尽管他的心理承受力极其顽强，但有时也会被各种问题弄得心烦气躁。就在１９９９年的集团年度会议上，财务总监对各家期刊负责人提出了自负盈亏、指标考核的要求，遭到了期刊老总们的集体抵制，会场上出现了双边对立的不良情绪。刘波见状，手往桌子上一拍，对财务总监高声骂道：“你干不好就给我滚蛋！”然后，众人鸦雀无声地看着他们的总裁愤愤离去，会议不欢而散。
刘波成为武汉诚成文化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这家上市公司的董事长，花了１亿元的投资和５００万元的交易税费，换得诚成文化２０．９１％的股份。这１亿元资金每年需支付８００万元的利息，靠上市公司的年终分红是不可能保本的。诚成旗下的杂志大部分亏损，海南的药业公司还需数千万资金才能投产，北京的娱乐中心夜夜歌舞却天天赔钱。面对如此的困境，刘波天天喝酒、不停地抽烟，但谁也看不出他内心的憔悴。
每年的４月份，是上市公司公布上年度业绩的最后期限。２０００年４月，诚成文化上年度财务报表中因资产置换而产生的５０００万元利润被中国财政部否决，理由是用于置换的房产在２０００年初才办完资产过户手续，应当以自２０００年１月１日起生效的“非货币交易会计准则”处理账务。从诚成文化账上去掉这５０００万元利润，３年的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就达不到证监会规定的６％的配股及格线。这一年，诚成文化的配股融资计划成了黄粱一梦。
２００１年４月，诚成文化决战于增发新股，全力以赴。不料，证监会恰在此时又一次提高上市公司再融资的门槛。诚成文化虽然２次延期公布难产的年报，却仍然达不到增发新股的审批指标。有人痛心地哭了，刘波却笑一笑安慰说：“没关系，总会有办法的。”
这一年，在演艺圈大红大紫的许晴弃他而去；也是这一年，刘波的母亲全身瘫痪成了准植物人；还是这一年，位于纽约世贸中心的诚成集团美国公司在那场举世震惊的恐怖爆炸中化为一片静静的尘土。
北京那座四合院里的柿子树，花开花谢，果满果落，刘波在树下感叹了一年又一年。
情人刘波
株洲市原是位于湖南东部的一个无名小镇。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国家在这里大举投资工业，株洲市一夜之间成了工业重镇和全国第二大的铁路交通枢纽。这是一座典型的移民城市。刘波的父母是从湖南西北的桃花江畔迁移来的，刘父成了火车司机，刘母成了机修工人。
刘母有一句口头禅：“没事小心，有事大胆。”少年刘波对母亲的朴素哲学心领神会，因此早早养成了“没事小心”的谦虚作风。而刘波的哥哥则经常处于“有事大胆”的生活状态。结果，哥哥在２０岁那年死于自己的工作岗位：他在给货车编组时不知何故摔在铁轨上被车轮轧得身首异处。他的死因一直是个未解之谜，但他的葬礼场面则更是令人困惑：竟然有众多的年轻姑娘为他沿路哭丧，痛不欲生。此事在１９８２年的株洲成了一个众口相传的新闻，人们这才知道死去的是一个大情种。
刘波的家庭悲剧引来株洲师范学校女同学们的广泛关注，纷纷为刘波这个潇洒的短跑健将动容动情。其中有个叫李建芝（化名）的同班女生，刘波的目光平时就最爱在她身上停留。
那个年代、那种环境并不赞赏公开的恋情。直到刘波毕业离校，李建芝的情敌们都不知道她与刘波的秘密。在隆重的毕业典礼上，李建芝找不到刘波的身影，因为刘波此时已投身于热闹的文学大潮中，乐此不疲。李建芝在心里感叹：校园里少了一个短跑冠军，社会上多了一个青年诗人，是悲是喜？
走进了社会大舞台的刘波，其清爽的外形和浑厚的内心成了更多青春女性眼里参不透的谜。众所周知，爱写风花雪夜的词句，这是文人们的一个通病。面对众多与他若离若即的女性，刘波以减少睡眠为代价，大量批发他的优美情诗。直到有一天，几个互为情敌、同为诗友的女子终于坐到了一起，纷纷拿出刘波的“作品”来核对，这才发现她们所收到的都是复制品。
当然，也有例外。在刘波的纷繁多变的情感世界里，李丹（化名）始终发出鹤立鸡群般的光芒。李丹出生在一个文艺世家，同时继承了母亲的美丽和父亲的高雅。李丹曾是她那所学校的“校花”，毕业后就成了她那家工厂的“厂花”，后来又成了她那家银行的“行花”。刘波以他短跑冠军般的冲刺速度，抢在众多追逐者前面，于１９８７年（２３岁）与同龄的李丹结为一对完美夫妻，并于次年做了自己女儿的父亲。
漂亮妈妈李丹最爱用一首轻哼的印尼名曲哄着爱女入睡：
宝贝，你爸爸正在过着动荡的生活……
也许，是因刘波的职业身份变换不定而给李丹带来了内心的动荡感。她日益清楚地看出，她那位心比天高却身无分文的夫君，他的性格注定了他必须要不断地折腾一些事情。可是，丈夫把家庭当旅馆，妻子岂能坐视不理？每当李丹要跟刘波摊牌，刘波却总是恭谦地听她诉说，然后一番美言又使李丹转泣为喜。她想，这就是我的丈夫了：即使他骗了你，也对他恨不起来。
１９９３年的某一天，刘波从遥远的海南给家里打来周末电话，十分肯定地对李丹说：“辞掉银行的工作，明天就办。准备移民，去广州！”李丹茫然之中想问个究竟，刘波却继续下达他的电话指令，“不要留恋，不要犹豫，不要怀疑！”李丹明白了，尽管现在的刘波已不是过去的刘波，但丈夫是爱她的。
不过，也有让李丹想不明白的时候。她在广州做了２年的全职太太，每天与女儿相伴，却很少能与丈夫相聚。她不明白的是，刘波为何要让她和女儿在广州安家，同时将父母安置在珠海，而他自己则把办公室搬到了北京？
终于有一天，李丹偶然地听到了自己丈夫与北京某位女影星的绯闻。尽管绯闻都是真假难辨、扑朔迷离的，甚至是隐隐约约的，但一个女人的自尊心便是她精神世界的最后防线，绝不能失守。李丹像每一个优雅、成熟的女人那样，痛哭了三天、犹豫了三天，然后带着女儿与刘波平静地分了手。
离婚之后，女儿却像一根无形的纽带，一边牵着刘波、一边牵着李丹，维系了一个虚拟的家庭。与此同时，刘波没有了心理约束，便如一个老练的情场猎手，四处挥霍他的男性魅力，在圈内获得了“花花公子”称号。
当然，任何一场游戏都有让人疲惫的时候。刘波在３３岁生日那天，借着酒力向饭桌上的朋友们轻声宣布：我决定，找一个最好的女人，做一个最好的男人。
这一回，刘波是认真的，诚心的。他甩开那帮朋友，悄然向一位心仪已久的美女明星发起长达数月的感情攻势，终于如愿以偿。这位美女明星，就是现在人们所熟悉的影视演员许晴。关于刘波与许晴究竟是如何从相识到相爱，圈内流传着多种版本的故事。但善良的人们都知道，这是他们两个人的隐私。
在刘波的眼里，许晴是一位足以改变他的生活方式的人；而在许晴看来，刘波便是男人中的极品。根据众所周知的弗洛伊德理论，性爱是人们一切行为的原动力；而天主教的教义却严厉告诫人们，男女之情是人类集体的原罪。不管刘波承不承认，事实上他自得到许晴的那天起，就再也找不回轻松与自由的心境了。许晴给予他小鸟依人般的温情、言听计从似的柔顺，同时也给了他极大的心理压力。刘波背负那种无形的压力，迫使自己去“做不可能的事”，结果他后来“做成了一些事情，也做败了一些事情”。
这是一个奇妙的悖论：刘波自觉自愿地从智慧上和金钱上支持许晴的演艺事业，促使许晴的知名度节节高升；同时刘波却极不情愿地感受着那种无形压力越来越大的沉重滋味。
刘波在北京“享受着”自己的悖论，而李丹则在广州过着“留守女士”般的日子。在朋友们看来，刘波和李丹都没有因离婚而成为幸福的人。李丹的痛苦在于，她一方面为刘波能找到许晴这样出众的女人而祝福；另一方面，李丹却常常因许晴这个公众人物而受到防不胜防的伤害。电视、电影、报纸、杂志、网络、广播、广告，她接触到任何一种媒体，都有可能听到、看到许晴的名字或身影。有一次，朋友们盛情邀请李丹去卡拉ＯＫ，为的是帮她排解单调的生活情绪。朋友献殷勤似的为她选歌，点了一首“快乐的理由”。在大家印象中这是一首某港台歌星的成名曲目，谁料播放时他们都傻了眼：这张盗版歌碟竟然用许晴作背景画面！朋友们一片慌乱，有人抢走了李丹手中的话筒，有人拉着李丹要去洗手间。李丹却报以哈哈大笑：“你们这是怎么啦！”倒是朋友们尴尬了，面对李丹的从容自信，他们只有改唱“无地自容”。
这是许晴的错吗？不。许晴出生在部队文工团的家庭环境里，是妈妈的乖乖女、姥姥的心头肉。在她的世界里没有怨怒哀愁、没有倾轧争斗，也没有背叛。假如危难当头，她不愿自己被牺牲，同时也更不愿其他的任何人被牺牲。她要的是遍地阳光的生活。
作为一个职业演员，许晴总是行踪不定；而刘波，要料理国内外数十家公司和项目，这就注定了他们两人必然聚少离多。许晴对自己的时间大致是这样分割的：４０％的时间忙工作；２０％的时间陪刘波；３０％的时间陪妈妈和姥姥；还有１０％的时间是陪朋友的。那么父亲呢？她把父亲交给了刘波。有趣的是，她父亲与刘波的关系极为融洽，玩得开心的时候就像一对好兄弟。刘波与朋友们一样，戏称许晴的爸爸为“教父”。即使在２００１年以后，许晴与刘波分手了，“教父”与刘波却仍然像从前一样“来来往往”、亲密相处。
新世纪的第一年，是刘波的多事之秋。刘波投资的电影《说好不分手》刚刚开始上映，他就与女主角扮演者发生了真实的情感悲剧。由于同时面临事业上的一系列挫折，他没有向任何人透露与许晴分手的原因。但是，他的情绪已落入低潮，经常酩酊大醉，不省人事，失去了“笑傲江湖”的风采。此时此际，刘波孤独的心灵开始寻找依靠、寻找慰藉、寻找彼岸。
正是从那时起，饱读东方佛学书本的刘波开始迷恋于神秘的佛事，并结交了几位颇有名望的佛教大师。也不知始于何时，刘波有时与人谈着工作，手里却拈着佛珠。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