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从“大跃进”到大饥荒
丁 抒
一、 人类史上绝无仅有的人祸
一九八四年，有几位学者在英文《人口与发展通讯》上著文指出：“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一年中国的大饥馑是人类历史上死人最多的一次。”（１）对这一点，当代严肃的学者、历史学家都已予以肯定。问题是，它的来龙去脉如何？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大跃进期间中国饿死了多少人？
毛泽东在世时，一直嫁祸于老天爷，将那场深重的灾难归咎于“三年自然灾害”。如今，当年的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终于说出了真话：“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和一九五九年‘反右倾’后的继续‘跃进’，给我们国家和民族造成了严重的灾难。”“‘三年困难时期’，主要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运动造成的。”（２）前《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也说：“国家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的惨象完全是我们党造成的。”（３）另一位中共党内有识之士、一九五九年时任毛泽东兼职秘书的李锐则评述道：“高举‘三面红旗’，高指标，瞎指挥，一平二调，造成国民经济大破坏，饿死成千万人，这是中外古今历史上承平之世绝无仅有之事。”（４）
由于毛泽东在世时，那场惨绝人寰的大饥荒一直是碰不得的禁区，究竟多少中国人失去了生命，至今未有定论。直到现在，这个数字仍然是个禁区。官方出版物对此含含糊糊，语焉不详。如中国科学院一九八九年发表的国情报告这样说：“按保守的估计，因营养不良而死亡约一千五百万人，成为本世纪中国最悲惨的事件之一。”（５）即便是严肃的党史专著，也或者笼统地说“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四千万人左右”（６），或者含糊其词地说“人口非正常死亡数千万人”（７），不愿予深入探讨。
迄今为止，认真研究这个数字的学者仍然不多。一九九三年，上海大学的学者金辉想清理那笔糊涂帐。在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人口统计数字为依据，对饿死的人数作了深入探讨后，他得出结论：“仅仅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可能达四千○四十万。”（８）但是刊登了此一研究成果的上海《社会》杂志却受到党的干预，金辉受到处分，该期杂志被勒令停止发售，杂志社遭“整顿”。大饥馑中的死亡人数再次成为学术讨论的禁区。
本文作者以中国政府近年公布的人口统计数字为依据，对一九六○年前后的中国人口作了仔细的计算，结论是：非正常死亡数在三千五百万左右。（９）除非中国政府更改一九六○年年代人口统计资料，这个数字将经得住历史的检验。
纵观中国历史，一九四九年中共上台执政之前的“两千一百二十九年中，共发生二百○三次死亡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死亡了二千九百九十一万多人。”（１０）而毛泽东一个“大跃进”，饿死的人就多于两千多年间因自然灾害而死的全部人数的总和，这是怎样的一场浩劫！且让我们看看它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吧。
二、 “大跃进”引发的灾难
毛泽东于一九五八年三月发动“大跃进”运动，到年底时，中共中央发表公报，宣布粮食、钢铁的产量都翻了一番，实现了特大跃进。从此“大跃进”和“总路线”、人民公社一起，成为中共的看家法宝“三面红旗”，“大跃进万岁”也喊了整整二十年。
“大跃进”，对于落后挨打了一百多年的中国人来说，本是个美妙的字眼。“又是大国又是穷国，不跃进行吗？落后二百年，不跃进行吗！”（１）毛泽东这样说当然不错。问题是他个人的功名欲压倒一切，他企图通过几个运动、几场人海战役就改变中国二百年的落后，在他有生之年就超过英国、赶上美国。早在一九五七年，党外人士张奚若（时任教育部部长）和陈铭枢（前国民党政府广东省省长）就曾批评他“好大喜功，急功近利”。他反驳道：“什么好大喜功啊，是革命派的好大喜功，还是反动派的好大喜功？”他声称他就是“要好大喜功”。（２）
超英赶美，这并非不可能。可是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宣布的“三年基本超过英
国，十年超过美国，有充分把握”（３），却是大谬。当时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军队总参谋长黄克诚说：毛泽东“想入非非”，“想在自己手中把本来要几百年才能办到的事情在几年之内办到”。（４）此评语可谓一针见血。
其实，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完全是虚假的。就工业而言，正如副总理薄一
波所说：“一九五八年的工业生产增加百分之六十六，看起来这象是大跃进；但是
如果分析一下这百分之六十六的内容就知道……国家花费了宝贵的原材料，制造出
大量的废品，现在都塞满了仓库，还要开支保管费。这能算大跃进么？”至于一九
五八年生产的“一○七○万吨”钢里，有三百多万吨是乡下人砸铁锅，城里人拆钢
窗、卸暖气管，用“土高炉”炼出来的，什么用处也没有。薄一波一九五九年说的
“一九五八年炼出来的三百万吨土钢，至今还埋在草里”（５），正是大实话。
那一年刚好老天爷帮忙，农业丰收，但粮食产量比一九五七年仅增加百分之三
点四，比前五年的平均增幅百分之三点八还略少一些。（６）谈不上是“跃进”，
更没有“大跃进”。可是谁都怕“反对三面红旗”，谁都怕当“大跃进消极分子”
，全国上下虚夸吹牛成风，粮食产量层层加码，汇总到中南海，就变成了翻一番。
一九五八年的农业大跃进就是这么来的。
一九五八年全民炼钢，农民丢下农活去“找矿”、“炼钢”，大量成熟的庄稼
烂在地没有收入仓，或者收割草率而大量抛撒。譬如四川省“抛撒、浪费的粮食约
占总产量的百分之十左右……当在二百二十万吨以上。”（７）河南省更为严重，
竟有百分之五十的秋粮被毁弃在地里未收获入仓。（８）又因中共实行粮食“统购
统销”政策，农民完成国家粮食征购任务之后剩下的才是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饲
料粮。征购量随产量走，一九五八年的征购数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了二百十五亿斤，
全国农民的人均口粮减少了二十一斤。（９）个别地方，如河北省张北县，一九五
八年的粮食产量“被近四倍地虚夸”，“使国家征购任务成倍增加，而实际产量与
征购数几乎相当。”留给农民糊口的只是一些土豆。（１０）
虚报不那么严重的地方，若象往年那样干稀搭配、搀和蔬菜，也能勉强维持一
年。可是八月间全国一窝蜂地成立人民公社，“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的
口号风行南北，公社食堂在无计划用粮的情况下肆意浪费，有的地方甚至搞吃饭比
赛，“放”了几个月后，粮仓也就空了。所以饥荒的到来只比大跃进晚了半拍，从
一九五八年秋开始，不少地方已出现了“非正常死亡”。譬如一九五八年秋天，安
徽灵壁县的三个乡饿死了五百多人。（１１）
一九五八年的“大炼钢铁”、“大办水利”，农民成为奴隶、役工，农民的生
命贱如蝼蚁，“被驱不如犬与鸡”。在“早日进入共产主义”的旗号下，有些许多
地方竟然高喊“宁教人死了，不教红旗倒！”“宁死九十九，红旗不丢手！”（１
２）许多人劳动过度、营养不良，逐步拖垮而死。中国最大的省份四川，一九五八
年非正常死亡的人数超过了一百万！（１３）
到了一九五九年春天，许多地方已处在饥馑的边缘，发出了饿死人警报。按薄
一波的说法，一九五九年四月初，仅山东、安徽、江苏等十五个县统计，就有两千
五百万人“无饭吃”。（１４）
在这种形势下，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元帅出头“为人民鼓咙胡”，在七月庐山会
议上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大跃进提出质疑。可是他因此而被打倒，毛泽东就势
发动“反右倾”，整肃了一千多万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１５），形势极度恐
怖。正如当时的江苏省省长惠浴宇（他的弟弟、湖南省委书记周惠是彭德怀“反党
集团”成员）所说：“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稍有点政治阅历和身份的人都遄遄
不安，或噤若寒蝉，或谨慎言行。”（１６）因此中共各级干部唯恐“右倾”帽子
落到自己头上，谁也不敢为“无饭吃”的农民大声疾呼。
中国这块黄土地，历来是丰、平、歉年交替。在连续两年丰收后，一九五九年
是个平年。再加上一九五九年春播面积比一九五七年减少了九千万亩，以致年产量
只有三千四百亿斤（１７），比一九五八年减少了四百多亿斤。然而，各地为了表
示自己拥护大跃进，不惜再次吹牛虚报粮食产量。如广西上林县，秋收一结束县委
就将各公社、生产大队的干部集中开会，要下面报告产量，凡虚报高产的得奖，如
实报告的则扣以“右倾”、“反三面红旗”的帽子，报不到县委要求的数字就不散
会。基层小吏敌不过县大人，只好乱报产量。结果全县本实收一点四四亿斤，却报
了二点五七亿斤。（１８）这样，汇总到政府总理周恩来那里，粮食总产量就多出
整整两千亿斤，变成了五千四百亿斤。又是个“特大跃进”！
于是继续高征购。计划分到各省，谁也逃不脱。农村没那么多粮食可交。征购
计划又必须完成，怎么办？
“反瞒产”！
早在一九五九年初，毛泽东就曾拟文件批发全国：“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私分粮
食一事，情况严重……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１９）
此后，凡收罗的粮食不足上级规定数，就一定是基层干部隐瞒了产量，私分了粮食
。于是“反瞒产私分”，拼命从农民碗里夺粮，全国一律，没有例外。结果留给全
国农民的的人均粮食（含口粮、种子粮、牲畜饲料粮）比一九五八年还少一百余斤
。（２０）
对挤了农民的口粮这一点，毛泽东十分清楚。他下达指示：“告诉农民，恢复
糠菜半年粮。”（２１）“糠菜半年粮”饿不死人，但实际情况是，“反瞒产”、
完成国家征购数之后，许多地方的公社食堂普遍吃空，只剩下菜，连糠都没有了。
从十一月尾起，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大饥馑就笼罩了全中国。
“反瞒产私分”是导致大饥馑、数千万人饿死的关键一步。农民成百成千万地
饿死的惨剧与“反瞒产私分”同步发生。当时人口七千万的全国第一大省四川是个
典型。本来一九五九年实产粮食一五八二万吨，可是在“反瞒产”过程中“撤换了
大批坚持实报粮食产量的干部……‘查’出大量并不存在的粮食”，于是省委公布
说产了三千五百万吨，结果国家征购数高达百分之四十九（一九五八年以前平均每
年仅征购百分之三十一）。剩下给每个农民的粮食只有一百三十九公斤，比全国农
民平均留粮数低四分之一以上。（２２）去掉种子、饲料粮后，口粮已所剩无几。
饿死人是注定的了！
宜宾市委在“反瞒产”运动中斗争、捆打了两千五百多名基层干部，将该市所
属农村的十六万农民的平均年口粮压得只剩一百余斤。结果三万八千人农民冤死，
差不多每四个农民中就有一个成了大跃进的牺牲品。（２３）
仁寿县，县委书记把全县的公社干部召去开大会。会上将公社干部一个个轮流
叫上台，让民兵抽打，逼问“把粮食放到哪里去了？招！”干部们吃不了皮肉苦，
只得胡乱报个地方，说藏了多少粮食。农民仅剩的一点粮食交出去后，便只有饿死
了。四川省委书记阎红彦带领工作组前去处理，并发放了五百万斤救济粮，可是一
百一十万人按人头分，一人不足五斤，制止不了死亡潮。到一九六一年底，仁寿县
人口比大跃进前的一九五七年少了二十六万，除去一九五八年底十一个人民公社六
万余人划给威远县以及少数外流者不算，多数饿死了。（２４）
一九五八年三月，毛泽东在成都主持会议、发动大跃进时，曾兴致勃勃地驱车
到灌县都江堰参观，感叹道：“灌县是个好地方嘛，山青水秀哟！”就在这自古以
来从不曾被饥馑光顾的好地方，饿死了四万多人。同在成都平原，与灌县为邻的崇
庆县，也死了约三万五千人。（２５）
夹江县，顾名思义，风景如画的青衣江从中穿过，到乐山与鬆江会合。会合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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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抒
一、 人类史上绝无仅有的人祸
一九八四年，有几位学者在英文《人口与发展通讯》上著文指出：“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一年中国的大饥馑是人类历史上死人最多的一次。”（１）对这一点，当代严肃的学者、历史学家都已予以肯定。问题是，它的来龙去脉如何？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大跃进期间中国饿死了多少人？
毛泽东在世时，一直嫁祸于老天爷，将那场深重的灾难归咎于“三年自然灾害”。如今，当年的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终于说出了真话：“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和一九五九年‘反右倾’后的继续‘跃进’，给我们国家和民族造成了严重的灾难。”“‘三年困难时期’，主要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运动造成的。”（２）前《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也说：“国家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的惨象完全是我们党造成的。”（３）另一位中共党内有识之士、一九五九年时任毛泽东兼职秘书的李锐则评述道：“高举‘三面红旗’，高指标，瞎指挥，一平二调，造成国民经济大破坏，饿死成千万人，这是中外古今历史上承平之世绝无仅有之事。”（４）
由于毛泽东在世时，那场惨绝人寰的大饥荒一直是碰不得的禁区，究竟多少中国人失去了生命，至今未有定论。直到现在，这个数字仍然是个禁区。官方出版物对此含含糊糊，语焉不详。如中国科学院一九八九年发表的国情报告这样说：“按保守的估计，因营养不良而死亡约一千五百万人，成为本世纪中国最悲惨的事件之一。”（５）即便是严肃的党史专著，也或者笼统地说“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四千万人左右”（６），或者含糊其词地说“人口非正常死亡数千万人”（７），不愿予深入探讨。
迄今为止，认真研究这个数字的学者仍然不多。一九九三年，上海大学的学者金辉想清理那笔糊涂帐。在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人口统计数字为依据，对饿死的人数作了深入探讨后，他得出结论：“仅仅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可能达四千○四十万。”（８）但是刊登了此一研究成果的上海《社会》杂志却受到党的干预，金辉受到处分，该期杂志被勒令停止发售，杂志社遭“整顿”。大饥馑中的死亡人数再次成为学术讨论的禁区。
本文作者以中国政府近年公布的人口统计数字为依据，对一九六○年前后的中国人口作了仔细的计算，结论是：非正常死亡数在三千五百万左右。（９）除非中国政府更改一九六○年年代人口统计资料，这个数字将经得住历史的检验。
纵观中国历史，一九四九年中共上台执政之前的“两千一百二十九年中，共发生二百○三次死亡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死亡了二千九百九十一万多人。”（１０）而毛泽东一个“大跃进”，饿死的人就多于两千多年间因自然灾害而死的全部人数的总和，这是怎样的一场浩劫！且让我们看看它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吧。
二、 “大跃进”引发的灾难
毛泽东于一九五八年三月发动“大跃进”运动，到年底时，中共中央发表公报，宣布粮食、钢铁的产量都翻了一番，实现了特大跃进。从此“大跃进”和“总路线”、人民公社一起，成为中共的看家法宝“三面红旗”，“大跃进万岁”也喊了整整二十年。
“大跃进”，对于落后挨打了一百多年的中国人来说，本是个美妙的字眼。“又是大国又是穷国，不跃进行吗？落后二百年，不跃进行吗！”（１）毛泽东这样说当然不错。问题是他个人的功名欲压倒一切，他企图通过几个运动、几场人海战役就改变中国二百年的落后，在他有生之年就超过英国、赶上美国。早在一九五七年，党外人士张奚若（时任教育部部长）和陈铭枢（前国民党政府广东省省长）就曾批评他“好大喜功，急功近利”。他反驳道：“什么好大喜功啊，是革命派的好大喜功，还是反动派的好大喜功？”他声称他就是“要好大喜功”。（２）
超英赶美，这并非不可能。可是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宣布的“三年基本超过英
国，十年超过美国，有充分把握”（３），却是大谬。当时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军队总参谋长黄克诚说：毛泽东“想入非非”，“想在自己手中把本来要几百年才能办到的事情在几年之内办到”。（４）此评语可谓一针见血。
其实，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完全是虚假的。就工业而言，正如副总理薄一
波所说：“一九五八年的工业生产增加百分之六十六，看起来这象是大跃进；但是
如果分析一下这百分之六十六的内容就知道……国家花费了宝贵的原材料，制造出
大量的废品，现在都塞满了仓库，还要开支保管费。这能算大跃进么？”至于一九
五八年生产的“一○七○万吨”钢里，有三百多万吨是乡下人砸铁锅，城里人拆钢
窗、卸暖气管，用“土高炉”炼出来的，什么用处也没有。薄一波一九五九年说的
“一九五八年炼出来的三百万吨土钢，至今还埋在草里”（５），正是大实话。
那一年刚好老天爷帮忙，农业丰收，但粮食产量比一九五七年仅增加百分之三
点四，比前五年的平均增幅百分之三点八还略少一些。（６）谈不上是“跃进”，
更没有“大跃进”。可是谁都怕“反对三面红旗”，谁都怕当“大跃进消极分子”
，全国上下虚夸吹牛成风，粮食产量层层加码，汇总到中南海，就变成了翻一番。
一九五八年的农业大跃进就是这么来的。
一九五八年全民炼钢，农民丢下农活去“找矿”、“炼钢”，大量成熟的庄稼
烂在地没有收入仓，或者收割草率而大量抛撒。譬如四川省“抛撒、浪费的粮食约
占总产量的百分之十左右……当在二百二十万吨以上。”（７）河南省更为严重，
竟有百分之五十的秋粮被毁弃在地里未收获入仓。（８）又因中共实行粮食“统购
统销”政策，农民完成国家粮食征购任务之后剩下的才是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饲
料粮。征购量随产量走，一九五八年的征购数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了二百十五亿斤，
全国农民的人均口粮减少了二十一斤。（９）个别地方，如河北省张北县，一九五
八年的粮食产量“被近四倍地虚夸”，“使国家征购任务成倍增加，而实际产量与
征购数几乎相当。”留给农民糊口的只是一些土豆。（１０）
虚报不那么严重的地方，若象往年那样干稀搭配、搀和蔬菜，也能勉强维持一
年。可是八月间全国一窝蜂地成立人民公社，“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的
口号风行南北，公社食堂在无计划用粮的情况下肆意浪费，有的地方甚至搞吃饭比
赛，“放”了几个月后，粮仓也就空了。所以饥荒的到来只比大跃进晚了半拍，从
一九五八年秋开始，不少地方已出现了“非正常死亡”。譬如一九五八年秋天，安
徽灵壁县的三个乡饿死了五百多人。（１１）
一九五八年的“大炼钢铁”、“大办水利”，农民成为奴隶、役工，农民的生
命贱如蝼蚁，“被驱不如犬与鸡”。在“早日进入共产主义”的旗号下，有些许多
地方竟然高喊“宁教人死了，不教红旗倒！”“宁死九十九，红旗不丢手！”（１
２）许多人劳动过度、营养不良，逐步拖垮而死。中国最大的省份四川，一九五八
年非正常死亡的人数超过了一百万！（１３）
到了一九五九年春天，许多地方已处在饥馑的边缘，发出了饿死人警报。按薄
一波的说法，一九五九年四月初，仅山东、安徽、江苏等十五个县统计，就有两千
五百万人“无饭吃”。（１４）
在这种形势下，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元帅出头“为人民鼓咙胡”，在七月庐山会
议上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大跃进提出质疑。可是他因此而被打倒，毛泽东就势
发动“反右倾”，整肃了一千多万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１５），形势极度恐
怖。正如当时的江苏省省长惠浴宇（他的弟弟、湖南省委书记周惠是彭德怀“反党
集团”成员）所说：“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稍有点政治阅历和身份的人都遄遄
不安，或噤若寒蝉，或谨慎言行。”（１６）因此中共各级干部唯恐“右倾”帽子
落到自己头上，谁也不敢为“无饭吃”的农民大声疾呼。
中国这块黄土地，历来是丰、平、歉年交替。在连续两年丰收后，一九五九年
是个平年。再加上一九五九年春播面积比一九五七年减少了九千万亩，以致年产量
只有三千四百亿斤（１７），比一九五八年减少了四百多亿斤。然而，各地为了表
示自己拥护大跃进，不惜再次吹牛虚报粮食产量。如广西上林县，秋收一结束县委
就将各公社、生产大队的干部集中开会，要下面报告产量，凡虚报高产的得奖，如
实报告的则扣以“右倾”、“反三面红旗”的帽子，报不到县委要求的数字就不散
会。基层小吏敌不过县大人，只好乱报产量。结果全县本实收一点四四亿斤，却报
了二点五七亿斤。（１８）这样，汇总到政府总理周恩来那里，粮食总产量就多出
整整两千亿斤，变成了五千四百亿斤。又是个“特大跃进”！
于是继续高征购。计划分到各省，谁也逃不脱。农村没那么多粮食可交。征购
计划又必须完成，怎么办？
“反瞒产”！
早在一九五九年初，毛泽东就曾拟文件批发全国：“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私分粮
食一事，情况严重……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１９）
此后，凡收罗的粮食不足上级规定数，就一定是基层干部隐瞒了产量，私分了粮食
。于是“反瞒产私分”，拼命从农民碗里夺粮，全国一律，没有例外。结果留给全
国农民的的人均粮食（含口粮、种子粮、牲畜饲料粮）比一九五八年还少一百余斤
。（２０）
对挤了农民的口粮这一点，毛泽东十分清楚。他下达指示：“告诉农民，恢复
糠菜半年粮。”（２１）“糠菜半年粮”饿不死人，但实际情况是，“反瞒产”、
完成国家征购数之后，许多地方的公社食堂普遍吃空，只剩下菜，连糠都没有了。
从十一月尾起，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大饥馑就笼罩了全中国。
“反瞒产私分”是导致大饥馑、数千万人饿死的关键一步。农民成百成千万地
饿死的惨剧与“反瞒产私分”同步发生。当时人口七千万的全国第一大省四川是个
典型。本来一九五九年实产粮食一五八二万吨，可是在“反瞒产”过程中“撤换了
大批坚持实报粮食产量的干部……‘查’出大量并不存在的粮食”，于是省委公布
说产了三千五百万吨，结果国家征购数高达百分之四十九（一九五八年以前平均每
年仅征购百分之三十一）。剩下给每个农民的粮食只有一百三十九公斤，比全国农
民平均留粮数低四分之一以上。（２２）去掉种子、饲料粮后，口粮已所剩无几。
饿死人是注定的了！
宜宾市委在“反瞒产”运动中斗争、捆打了两千五百多名基层干部，将该市所
属农村的十六万农民的平均年口粮压得只剩一百余斤。结果三万八千人农民冤死，
差不多每四个农民中就有一个成了大跃进的牺牲品。（２３）
仁寿县，县委书记把全县的公社干部召去开大会。会上将公社干部一个个轮流
叫上台，让民兵抽打，逼问“把粮食放到哪里去了？招！”干部们吃不了皮肉苦，
只得胡乱报个地方，说藏了多少粮食。农民仅剩的一点粮食交出去后，便只有饿死
了。四川省委书记阎红彦带领工作组前去处理，并发放了五百万斤救济粮，可是一
百一十万人按人头分，一人不足五斤，制止不了死亡潮。到一九六一年底，仁寿县
人口比大跃进前的一九五七年少了二十六万，除去一九五八年底十一个人民公社六
万余人划给威远县以及少数外流者不算，多数饿死了。（２４）
一九五八年三月，毛泽东在成都主持会议、发动大跃进时，曾兴致勃勃地驱车
到灌县都江堰参观，感叹道：“灌县是个好地方嘛，山青水秀哟！”就在这自古以
来从不曾被饥馑光顾的好地方，饿死了四万多人。同在成都平原，与灌县为邻的崇
庆县，也死了约三万五千人。（２５）
夹江县，顾名思义，风景如画的青衣江从中穿过，到乐山与鬆江会合。会合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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