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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这些东西， 是因为看到一些知青报道，将那个年代丑恶的一面揭露出来给世人看。不可否认，上山下乡是人生中最痛苦的时候，我们不仅将最美好的时光留在了那里， 很多人还遇人不淑，特别是东北和云南兵团的知青，在精神和肉体上都受到了严重的伤害。以至于70年代中，中央痛下决心， 大开杀戒，枪毙了一大批作恶多端，摧残知青的现役军人。 许多恋人，为了回城，不得不将孩子留在当地， 留下了一段难以忘怀的孽缘。更有些人，有家不能回，最后因种种原因留在了那片土地上。 可以说，凡是经过那段时间的人，提起它来，都有满腹的难言之苦，无不叹道青春有悔。
不知是不是上天的特别关爱，还是我的孤陋寡闻，或是我长得不引人注目，才有幸落到极少数非常幸运的人之列。 那些报道中提到的悲惨遭遇，我都没有经历过，在我周围，也很少发生过。
我在的兵团是69年因中苏关系紧张新建的，同其他兵团相比，恶名较少的。在东北，云南等兵团开始大批枪毙现役军人的时候，我在的团里也开始清查， 结果只查出4，5个现役军人有生活作风错误，但不很严重，没有达到枪毙或上军事法庭的程度，最多也就给了个党内警告处分。我在的连，现役军人都没有查出问题。尽管连里也出过大事，例如炸死人， 有人犯精神病，未婚先孕等等，不过，连里处理的都还说得过去。例如对那个违反规定，私自炸鱼而死的北京知青，以很正规的礼遇安葬---见我过去的旧文“乌拉山脚下的那座孤坟”。 对我而言， 兵团的日子，也就是干活累一些，吃得差一些，离家远一些，文化生活枯燥一些。同知青报道中那些人的遭遇相比，我真是三生有幸了。
原来以为，只有我一个人有这种幸遇，后来，在内蒙兵团战友网站看到一些文章，才发现，有这种幸遇的人不止我一个。许多兵团战友们，时不时地回忆起那些很不错的现役军人们。
由此想说的是，凡事都不是绝对的。即使在乌云压顶的日子，也会有几缕阳光出逃成功，即使在是非颠倒的日子里，也会有明辨事理的机会，即使在不见天日的痛苦里，也会有欢乐的时刻，即使在人妖混合的年代中，也会有些人良心为泯。
我在的兵团是新组建的，从连级干部往上，直到兵团司令，都是从部队调来的现役军人。他们的建制最初还算在各大军区，后来才转到内蒙军区。我在的连里有4位现役军人：指导员，连长，副连长和军医，都是从山海关调来的，建制上属于北京军区。副指导员的位置一直空着，后来提了一位北京女知青担任，没多久，她就被推荐到北京上大学去了。关于她的事，我在写副连长的时候，还会提到。那名军医也没有呆多久，就被调到团部医院去了。所以，算起来，我在的那段时间里，连里只有3位现役军人。
我在的连队是工业连，开山打石头。每天的日程是军事性加工业化的。如果没有意外情况，每天早上6：00起床，出操半小时，6：30---7：30天天读，多数时候是 读毛选，近日的社论，有时是讨论连里的一些事情。一间屋子里，8个人有坐有爬着看书，遇到讨论，大家面对面地坐在炕沿上。7：30吃早饭，8：00上工。中午12：00下工，休息到1-2小时，依季节不同，下午再上工，晚上收工后，吃饭，晚点名，到10：00后熄灯睡觉，如果轮到晚上站岗，就半夜被上一班岗的人拎出被窝，睡眼迷瞪地拎枪站1小时的岗。这样的日子，多日不变，如果赶上军事拉练，冬季拉煤，夏季突击，给外单位出公差等，天气不好等，作息时间会有些改变。
先来说说指导员。他高高瘦瘦，可能有40多岁吧，长得不是很英俊，一脸的皱纹。他爱笑，笑起来，所有的皱纹都向脸中央集中，说得不好听，有点猴子的样子。 他人很随和，不管见到谁，总是先笑再打招呼。在几个连级干部中，他最没架子，也最不让人害怕。
他是湖南人，说话时带着浓重的地方口音。开始时，他说的话我们都听不懂，常常是南辕北辙，指东偏打西。指导员的工作主要是抓政治思想教育，连里的天天读，晚汇报，晚点名，个别谈话，抓思想动态，都是他的事。其他的事情几个连领导轮流值班，晚点名则是指导员的保留节目。
每天晚饭后，各班的人拿上发的小板凳，集中到食堂大厅中，分排做好，然后就是指导员登场说教。开始，大家还很认真，费力的理解他那难懂的湖南口音。 他倒是非常的努力，说起来，口若悬河，应该半小时的晚点名，他常常老牛拉破车的， 吧吧地讲1-2个小时不停，不过，估计我们能听懂60%就不错了。
最初，大家对晚点名不感冒。不仅是反感政治说教，更是因为，干了一天的活，早累得要命，腰酸背疼得，恨不得躺到床上去才舒服，谁愿意坐在那里。 不过，不愿意坐还是要坐的， 上面开大会，下面干什麽的都有。他脾气好，发现了下面的小动作， 最多也就点一下名，接着自顾自地讲下去。后来没多久，我们都不约而同地喜欢上指导员的晚点名了。每到晚点名时，不用催促，大家都迫不及待地提着小凳子聚到会场，全神贯注地看着他，跟着他的话题走。 倒不是我们有多高的政治觉悟，而是在那个文化生活贫乏的年代里，指导员的晚点名，类似于单口相声， 成为我们唯一的娱乐节目。
指导员的文化水平不高，有多高不知道，至少我们所有人的文化水平都比他高。他说话时不仅用词不当，还常常错别字一大摞。更为可爱的事，他努力地用朴素的阶级感情理解党中央那些高深的政治理论，用街头俚语宣讲那些政治宣言，他还任意发挥，随意联想， 其结果当然是驴头不对马嘴，引起哄堂大笑。晚点名时，他闹得笑话无数，我都记不得了，只记得只要他出场，几乎无会不笑，常是从头笑到尾，笑得都止不住。记得一次，他谈批林批孔，谈到他自己的前列腺肥大，你说着空间距离跨度有多大。对于我们的大笑，他倒不生气，还跟着一起笑，估计是认为他的讲演很成功吧。
平心而论，他人还不错，没听说他有什莫花边新闻。他身体不太好，好像有多种疾病，干活时身先士卒，在采石场上轮锤裂石--那可都是小伙子们干的事。
后来，为了安定军心，防止绯闻， 所有的现役军人和老兵的妻子可以来这里，他的妻子也带着孩子来了。在所有的家属中，他妻子属于比较有人缘的。有时，下工后，有些兵团战士还喜欢到她那里坐坐，聊天。
后来，我离开那里，听说，兵团改农场，所有的现役军人都撤走了，有的转业回地方，有些回原部队。估计他是转业回老家了，因为总听他抱怨，对北方饮食和气候不习惯。这末多年了，有时还想起他，他那些可爱的晚点名单口相声，想来他也是古稀老人了，如果还在世的话。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写这些东西， 是因为看到一些知青报道，将那个年代丑恶的一面揭露出来给世人看。不可否认，上山下乡是人生中最痛苦的时候，我们不仅将最美好的时光留在了那里， 很多人还遇人不淑，特别是东北和云南兵团的知青，在精神和肉体上都受到了严重的伤害。以至于70年代中，中央痛下决心， 大开杀戒，枪毙了一大批作恶多端，摧残知青的现役军人。 许多恋人，为了回城，不得不将孩子留在当地， 留下了一段难以忘怀的孽缘。更有些人，有家不能回，最后因种种原因留在了那片土地上。 可以说，凡是经过那段时间的人，提起它来，都有满腹的难言之苦，无不叹道青春有悔。
不知是不是上天的特别关爱，还是我的孤陋寡闻，或是我长得不引人注目，才有幸落到极少数非常幸运的人之列。 那些报道中提到的悲惨遭遇，我都没有经历过，在我周围，也很少发生过。
我在的兵团是69年因中苏关系紧张新建的，同其他兵团相比，恶名较少的。在东北，云南等兵团开始大批枪毙现役军人的时候，我在的团里也开始清查， 结果只查出4，5个现役军人有生活作风错误，但不很严重，没有达到枪毙或上军事法庭的程度，最多也就给了个党内警告处分。我在的连，现役军人都没有查出问题。尽管连里也出过大事，例如炸死人， 有人犯精神病，未婚先孕等等，不过，连里处理的都还说得过去。例如对那个违反规定，私自炸鱼而死的北京知青，以很正规的礼遇安葬---见我过去的旧文“乌拉山脚下的那座孤坟”。 对我而言， 兵团的日子，也就是干活累一些，吃得差一些，离家远一些，文化生活枯燥一些。同知青报道中那些人的遭遇相比，我真是三生有幸了。
原来以为，只有我一个人有这种幸遇，后来，在内蒙兵团战友网站看到一些文章，才发现，有这种幸遇的人不止我一个。许多兵团战友们，时不时地回忆起那些很不错的现役军人们。
由此想说的是，凡事都不是绝对的。即使在乌云压顶的日子，也会有几缕阳光出逃成功，即使在是非颠倒的日子里，也会有明辨事理的机会，即使在不见天日的痛苦里，也会有欢乐的时刻，即使在人妖混合的年代中，也会有些人良心为泯。
我在的兵团是新组建的，从连级干部往上，直到兵团司令，都是从部队调来的现役军人。他们的建制最初还算在各大军区，后来才转到内蒙军区。我在的连里有4位现役军人：指导员，连长，副连长和军医，都是从山海关调来的，建制上属于北京军区。副指导员的位置一直空着，后来提了一位北京女知青担任，没多久，她就被推荐到北京上大学去了。关于她的事，我在写副连长的时候，还会提到。那名军医也没有呆多久，就被调到团部医院去了。所以，算起来，我在的那段时间里，连里只有3位现役军人。
我在的连队是工业连，开山打石头。每天的日程是军事性加工业化的。如果没有意外情况，每天早上6：00起床，出操半小时，6：30---7：30天天读，多数时候是 读毛选，近日的社论，有时是讨论连里的一些事情。一间屋子里，8个人有坐有爬着看书，遇到讨论，大家面对面地坐在炕沿上。7：30吃早饭，8：00上工。中午12：00下工，休息到1-2小时，依季节不同，下午再上工，晚上收工后，吃饭，晚点名，到10：00后熄灯睡觉，如果轮到晚上站岗，就半夜被上一班岗的人拎出被窝，睡眼迷瞪地拎枪站1小时的岗。这样的日子，多日不变，如果赶上军事拉练，冬季拉煤，夏季突击，给外单位出公差等，天气不好等，作息时间会有些改变。
先来说说指导员。他高高瘦瘦，可能有40多岁吧，长得不是很英俊，一脸的皱纹。他爱笑，笑起来，所有的皱纹都向脸中央集中，说得不好听，有点猴子的样子。 他人很随和，不管见到谁，总是先笑再打招呼。在几个连级干部中，他最没架子，也最不让人害怕。
他是湖南人，说话时带着浓重的地方口音。开始时，他说的话我们都听不懂，常常是南辕北辙，指东偏打西。指导员的工作主要是抓政治思想教育，连里的天天读，晚汇报，晚点名，个别谈话，抓思想动态，都是他的事。其他的事情几个连领导轮流值班，晚点名则是指导员的保留节目。
每天晚饭后，各班的人拿上发的小板凳，集中到食堂大厅中，分排做好，然后就是指导员登场说教。开始，大家还很认真，费力的理解他那难懂的湖南口音。 他倒是非常的努力，说起来，口若悬河，应该半小时的晚点名，他常常老牛拉破车的， 吧吧地讲1-2个小时不停，不过，估计我们能听懂60%就不错了。
最初，大家对晚点名不感冒。不仅是反感政治说教，更是因为，干了一天的活，早累得要命，腰酸背疼得，恨不得躺到床上去才舒服，谁愿意坐在那里。 不过，不愿意坐还是要坐的， 上面开大会，下面干什麽的都有。他脾气好，发现了下面的小动作， 最多也就点一下名，接着自顾自地讲下去。后来没多久，我们都不约而同地喜欢上指导员的晚点名了。每到晚点名时，不用催促，大家都迫不及待地提着小凳子聚到会场，全神贯注地看着他，跟着他的话题走。 倒不是我们有多高的政治觉悟，而是在那个文化生活贫乏的年代里，指导员的晚点名，类似于单口相声， 成为我们唯一的娱乐节目。
指导员的文化水平不高，有多高不知道，至少我们所有人的文化水平都比他高。他说话时不仅用词不当，还常常错别字一大摞。更为可爱的事，他努力地用朴素的阶级感情理解党中央那些高深的政治理论，用街头俚语宣讲那些政治宣言，他还任意发挥，随意联想， 其结果当然是驴头不对马嘴，引起哄堂大笑。晚点名时，他闹得笑话无数，我都记不得了，只记得只要他出场，几乎无会不笑，常是从头笑到尾，笑得都止不住。记得一次，他谈批林批孔，谈到他自己的前列腺肥大，你说着空间距离跨度有多大。对于我们的大笑，他倒不生气，还跟着一起笑，估计是认为他的讲演很成功吧。
平心而论，他人还不错，没听说他有什莫花边新闻。他身体不太好，好像有多种疾病，干活时身先士卒，在采石场上轮锤裂石--那可都是小伙子们干的事。
后来，为了安定军心，防止绯闻， 所有的现役军人和老兵的妻子可以来这里，他的妻子也带着孩子来了。在所有的家属中，他妻子属于比较有人缘的。有时，下工后，有些兵团战士还喜欢到她那里坐坐，聊天。
后来，我离开那里，听说，兵团改农场，所有的现役军人都撤走了，有的转业回地方，有些回原部队。估计他是转业回老家了，因为总听他抱怨，对北方饮食和气候不习惯。这末多年了，有时还想起他，他那些可爱的晚点名单口相声，想来他也是古稀老人了，如果还在世的话。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