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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新缝制的例假带儿和妈妈临行的嘱咐，都是我以后遭遇麻烦的最早预兆
我离家参军是1950年。年底，11月里。那一年我17岁，虚岁；要按周岁，才刚
刚16岁。
一个女孩子，16岁——按现在文艺作品的叫法，是少女的花季。
花季的少女，便到了拿枪动炮的军队，好像不太合适。不过在解放初期，能参
加人民解放军，真的是好多青年男女求之不得的好事。
和有些偷偷从家里出走，参加革命队伍的女孩子不同，我是经父母同意离家参
军的，而且是我母亲把我送上火车的。
还有，我的家庭出身不好。父亲在土改后，被划定为地主兼资本家。
我记得离开家的那天早晨。我母亲和我家老佣人蔺妈陪我去向父亲告别。走进
里屋父亲卧榻旁，久病的父亲睁眼望着我。屋里光线很暗，飘着一股中草药气味儿
和隔夜卧室的混浊气味儿。
我注意到，父亲明显瘦多了，脸色发青。他深陷的眼眶里眼球在缓缓地转动，
溢出泪水。
“爸，我走了。”我轻声向父亲告别。
父亲在枕上的头微微欠了欠，算是点了头。
“爸，有我妈和蔺妈照顾您，您多保重，按时吃药，养好病，还能再做事……”
我安慰着父亲。
父亲伸出枯瘦的手，颤抖抖的。我上前握住他的手，觉得冰凉。
“小夏，你……”父亲开口道，“你还小呀……还小哇……”父亲感叹着，
“离开了家，离开了爸爸，多小心呵……”
父亲喉咙咕噜了一阵，有些喘不上气。
离开父亲的时候，我注意到父亲的目光追着我，凝视着我，充满慈祥……那一
刻，我心中起了一股异样的感觉。以后才知道，父亲的目光是在与爱女诀别。而我
当时，急于像一只出笼的鸟儿飞向蓝天，没有在意病人膏盲的父亲，不知道这次离
去就将永别。
那时候，随着年龄渐长，我已大概知道了我的家世。
我出生在宣化城，并在这里成长到16岁。离家参军前，我在宣化女中读书。
宣化是个小地方，它地处京西居庸关外几百里。是一座古城。
明清时叫宣化府。民国时是察哈尔省的宣化市。现在属河北省张家口市。按说
宣化城距北京不远，又有中国人自己最早建设的一条京张铁路经过，但是在我小时
候的记忆中，这里还是距北京非常遥远的一处小城。
小城是古色古香的。记忆中，那高高的古牌楼，夕阳里乌鹊飞绕的钟楼、鼓楼，
雄伟的南门楼，完整的夯土古城墙，热闹的米市街、牌楼南街、北街……小时候，
我和街坊伙伴儿在古楼边的空场玩跳房子，到北门外山坡上去摘酸枣儿……我在小
城出生长大，我把这里看作我的故乡。
但我的父亲告诉我，我的老家在北京。从宣化往东几百里，过了八达岭居庸关，
就是北京。那边一处乡下，是我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家。
记得我小时候，父亲一年里，总要去北京一趟，大都是去看看双亲，也捎带进
点货物之类。我母亲双亲去世早，她倒没怎么往北京跑。后来我长大后，父亲往北
京走动越来越少。大约是他双亲陆续辞世，他也就懒得走动了。
父亲姓辜，早年在京城经营首饰行。在城东乡下由父母操办成了亲。而我母亲
是父亲在城里经商时娶的二房太太。很可能是因为家庭矛盾，父亲后来把京城的买
卖盘了出去，用一部分款项在老家置了一百亩地，用来供养乡下的妻子，另一些款
项则带到宣化开了买卖，并把我的母亲也从北京接来，从此在宣化又安了家。
据我母亲说，我出生的日子正赶上立夏那天，父亲就给我取名为一个单字：夏。
由于姓辜，就叫辜夏。而父母从小叫我小夏。
我妈和佣人蔺妈都说，我起小有个毛病：苦夏。就是说，一到夏天，就怕热，
吃不好，睡不好，准要瘦几斤肉下去。后来到了部队，大家也都知道了我的毛病，
干脆把我的名字辜夏，就叫成了苦夏。
从小，父亲很疼爱我。记得吃饭时，他常常给我一小口一小口喂饭，很耐心。
那时候，父亲在宣化的买卖经营得不错，有一家金银首饰行，一家茶庄，一家绸缎
铺。还买了几亩地的一个葡萄园子，此外还置了百十亩旱地。财产不算多，也不算
少。到解放后土改定成份时，地主兼资本家的帽子是躲不掉的。
可是在我的记忆里，父亲不像一个压迫剥削人的资本家。那时候伙计们叫他是
“掌柜的”，可是，我倒常见他在茶庄门口迎送客人，在绸缎铺柜台用大尺子量布，
到金银首饰店后边的作坊里还烧蚶锅呢！说实话，他也就是穿的比伙计们体面些，
好像长年头上不离个瓜皮帽。吃的和柜上伙计也差不多。整年操劳着跑前跑后，倒
真像一个管事多些的大伙计。给我印象深些的是，夜里，他常戴着花镜，在灯下打
算盘记账。一把很精致的红木珠子袖珍算盘，被他两手常年拨拉来拨拉去，一颗颗
算盘珠子像玛瑙似的透着油亮！这也许是他处心积虑盘剥别人的特殊之处。
不过，一解放，父亲发家致富的梦想被彻底粉碎了。他却不能顺应形势，调整
心态，成天长吁短叹。这恐怕就是导致他过早离开人世的原因。
1948年12月上旬，据说解放军已开始攻打张家口。一天下午，我们宣化女中还
在上课，忽然被紧急摇铃叫停。大家走出教室，在操场汇集。校方和几个县政府人
员给大家讲话，说县政府要求校方教职员工和学生跟国军271 师向张家口撤退。
“听说张家口早被包围了！”
“我们不去！我们是学生，不是军队！”
“谁负责我们的安全？！”
不少教师和学生相互叫喊，操场上乱成一团！
“你们听好了：你们是党国的人才，共军来了要杀你们的头！你们不跟国军走，
没人负责你们的安全！”一个胖胖的露金牙的县政府官员威胁地喊叫。
半个小时后，不少学生收拾了东西，跟着逃跑的师生队伍涌出了校门。
在经过西大街，快到西门口时，看见一队国民党军队跑步经过，街上行人匆匆
往来，店家纷纷上了门板。
“小夏，你去哪儿！”一个人喊我。
我惊慌中扭头，看见是我家茶庄的一个伙计正喊我。
“跟学校撤退！”我回答道。
“兵荒马乱的，你瞎跑啥？学校不上课，就不是学校了，快回家去吧！”伙计
劝我。
“不行呀……”我为难道，“都让跟着走呢……”
“回家吧，你妈病了，正让我抓药呢，快去看看吧！”伙计上前拉住我，不由
分说把我从队伍里拽出来。
真应该感激这个伙计。他好像姓郑，人们叫他郑三儿。不过几个月后，郑三儿
也离开了我父亲的茶庄。多亏那次郑三儿救了我，后来才知道，被胁迫跟随国民党
守军撤走的宣化师范和一中、女中的学生们以及一些政府机关职员们，不少人都在
国民党守军被歼灭时，死于战火中。
就在我被郑三儿截回家中的当天，宣化城就解放了。那时候，我记得我依傍着
父亲站在我家的首饰店铺外，眺望着街上来来往往穿黄色军装配带“中国人民解放
军”胸章的人，我感到新鲜，好奇，一点也没有害怕。不过父亲却一个劲儿小声嘟
囔：
“改朝换代了！改朝换代了！”
记得街头有人贴欢迎解放军进城的标语，而鼓楼青砖墙上，也贴上了新写的布
告。布告的内容有一条：凡是私人资本经营的商店买卖一律可照常营业，并受新生
政权的保护。
规定虽然有，但生意却渐渐不好做。父亲不愧是个商人，嗅觉灵敏。解放宣化
还不到一个月，他就发现金银首饰店开不下去了：一解放，人们都不时兴穿金戴银
的了，戒指、项链、耳环之类已失去了主顾。相应地，买绸缎的人少了。只剩下茶
庄还可维持。
紧跟着，土地改革开始了。父亲在南门外乡下有一百多亩地，算个小地主。有
一天，他被乡下贫农协会叫去陪斗，斗争一户姓姚的大地主。早上走的，天擦黑才
被放回来，一进家门就瘫坐在太师椅上。那时我正在家，看见他脸色惨白，双目惊
恐似一只受伤的老羊。
蔺妈为他倒茶。妈妈上前给他揩拭脸上的灰土和汗迹。
呆了半晌，父亲才缓过神来，呆愣愣地自言自语道：
“砸死啦！砸死啦！”
“砸死谁啦？”妈妈追问。
“姚老头……”父亲说，“斗地主斗呗，拿石头砸，砸你就砸头，一石头拍死
算了吧，他先砸脚，脚砸烂了再砸腿……最后才砸头，砸成一滩烂肉酱！”“他是
恶霸地主，肯定害不少人！”我说。
“瞎……”父亲叹了一声，再没言语。
到1949年3 月，土改算是完成了。父亲置下的一百多亩旱地和两亩葡萄园都被
分了，只给父亲留下六亩沙石地，据说是因为父亲城里有买卖，所以地要比别人少
分些。
在土改进行之时，父亲就把金银首饰店和绸缎店关了，把茶庄盘给了别人。那
时候，我家在东门内的大宅也给贫农协会占了，我们一家被赶出。父亲便把原绸缎
店当作住宅，安顿下一家老小和蔺妈。因为这里临街，靠鼓楼闹市。父亲把绸缎店
用隔扇隔开几间，把最外边的一间用作一个小店，摆了些香烟火柴之类，赚些零用
钱，养家度日。
刚刚安定下几天，父亲最担心的事发生了：北京乡下来信，说那边也要开始土
地改革，父亲以前购置的一百亩地虽是为养前妻的，但毕竟在他的名下。前妻来信，
说当地土改工作组要他回京参加土改，如拒不来参加土改，后果自负。
接信的当时，父亲就两眼发直，咕咚一下栽倒在地！
从此，父亲一病不起。
按照父亲示意，我代父亲给北京乡下写了回信，说明父亲的病情，请求当地工
作组原谅。至于土地如何处置分配，全凭工作组安排。地契在父亲前妻处，他本人
同意交出。
信寄出后，我们提心吊胆地等待回音。父亲尤其紧张，大约是怕被弄到北京城
东乡下挨斗，记得他躺在病床上，常常叹气：
“唉，早知如此，还不如像郑三儿的爹呢——抽大烟把家抽败了，土改划成份
倒划了个贫农……唉，早知如此……”
父亲是叹惜自己操劳一生辛辛苦苦，到头来命运跟着时运变，两手空空不说，
一生的事业最后等于零。
还好，几个月后，北京方面回了信，说是人病了就不必来了，土地已经大部分
掉，只给前妻留下十几亩。
到此，父亲对北京老家乡下，已经断绝了全部联系。他在北京的田产没有了，
在宣化的田产也没有了，经营许多年的店铺也关了。只剩下一具衰病的身子。这时
候，他其实最放心不下的是我，他惟一的女儿。而时间，也已经到了1950年11月间。
那时候，宣化女中早已复课。但我当时心思早已不在功课上。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和美国军队作战的消息像一颗炸弹爆炸，使人们震惊不
已。记得当时人民日报发表过一篇社论，标题是：为什么我们对美国侵略朝鲜不能
置之不理……我们高声朗读这篇社论，高呼口号，上街游行，签名表决心，捐款…
…我感觉自己被卷入一股潮流中，身不由己，整日处于一种亢奋状态中。
但是不久，我就遭受了歧视性打击：当军事干校要招生时，女中许多学生报名，
我当然也积极要求。但在交报名表时，学生会一位同学瞥了我一眼，随手把我的报
名表扔到一边：
“你，辜夏，不行！”
“我怎么不行？体检我合格了……”
“你是什么家庭成份？地主资本家！怎么能到军事干校呢！”
现在我依然清楚地记得，我当时处于怎样一种羞辱之中！在同学们众目睽睽之
下，我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
从此我再没去学校。
父母问我为啥不去学校，我就说，不想上了。但是，细心的母亲发现我时常暗
自垂泪，便追问我缘由，当然，即使后来父母都知道了我辍学的原因，除了叹惜外，
也无能为力。父亲甚至感到歉疚。有一次他对我说：
“小夏，爸对不起你……不过，这也没办法，这是命哇。咱就不当军官了吧，
当老百姓好，混个安稳饭吃……”
可以想像，在这种情况下，面对女儿前途遭遇的绝境，当事情有了重大转机之
时，父母该会为我如何高兴！女儿遂愿了。等于父母也遂愿了。父母亲真是一心为
女儿好，哪里想到，即使是女兵，到了军队，也难免上战场，难免伤残，难免生生
死死的遭遇呢？
——那是我家佣人蔺妈回乡下一个星期后，返回我家的时候，正是傍晚我们一
家人正在围桌吃饭。父亲被搀到桌边，强撑着坐在凳子上，喝着小米稀粥。我呢，
掰了一块窝窝头扔到嘴里却咽不下去，没完没了地嚼着。这时候，敲门声响起。
“是蔺妈回来了！”母亲说着前去开门。
蔺妈跨进门来，扛着一个篮子，篮子里盛着从乡下带来的一点干菜和几个鸡蛋。
蔺妈放下篮子，直起身来，摘下头上的驼色头巾，我看见，蔺妈一脸笑容！
“你笑啥？”母亲问道，觉得诧异。
“小夏，”蔺妈笑眯眯地对我说，“你不是想当解放军吗？可有办法啦！”
接下来，蔺妈便把这个对我来说是天大的好消息宣布了——
原来，她回到乡下，正巧遇到她哥哥的儿子——她的侄子回乡探亲！
“我侄子叫蔺有亮，早就参加了八路军，说是当了营长！挎着盒子枪！我问他，
能不能往部队上带个女兵参军，他说谁？我告他谁。他问识字不？我说，人家上女
中哩！他点头说：行厂蔺妈兴高采烈地述说。
“他说行？”我惊喜地追问。
“他说行！”蔺妈再次肯定道。
我看见父亲和母亲脸上露出了宽慰的笑容，甚至感激地直向蔺妈点头。
“那啥时候走？”我追问。
“七天八天，他离家的时候，你就可以跟他一道去！”蔺妈征询的眼光望着我
的父母。
这时候，我发现父亲和母亲的表情开始僵滞了——笑容渐渐消失，代之以极为
复杂的情感。大约是看到行期如此之近，又不忍与爱女别离吧！
“是参加啥部队？小夏去了干啥？”母亲开始发问了。
“他问小夏漂亮不？我说跟一朵花儿似的，又有文化。他说，部队就缺有文化
又漂亮的女青年，当文化教员，还有什么文工队……”蔺妈详细介绍着。
“啥叫文工队？”母亲问。
“就是演出文艺节目的，吹拉弹唱呗！”我见蔺妈张口说不上，赶紧回答。
“那不是戏子嘛？”父亲开口了。
“爸，你还是封建老脑筋！”我嗔怪道，“那是文化工作，所以叫文工队！”
“不会上朝鲜跟美国人打仗吧？”父亲最担心的事就是这个。
蔺妈迟疑了一下，说：
“我问有亮了，他说部队想上朝鲜，还怕轮不上呢！再说，就是打仗，也轮不
着这些如花似玉的女孩子呀！你说是不，掌柜的？”
父亲低头不吭气了。
“爸，妈，”我下决心说道，“你们让我去吧，我到了队伍上，就成了人民解
放军，也算参加了革命！那你们的身份就变了，成了革命军属，以后日子就会好过
些……”
事不宜迟——匆促做了决定后，母亲和蔺妈开始为我匆忙做上路的准备：打点
些衣物、鞋袜。母亲想为我找旧衣服改一件当时流行的列宁服，但先是找不到样子，
后来借到了样子又觉得绸料不合适，换了一块旧布料裁了又不合适，最后还是让我
穿了一件黑地碎红花的棉袍离了家。
临行前的那天夜里，母亲和蔺妈为我赶缝了几个新的月经带儿，用布缝成长条
形口袋状，开口处用一根别针别上，用的时候，可以填进些干净的草木灰，可以吸
湿；用过后可以清洗后反复使用。母亲把几个月经带塞到我的包袱里时，我还嫌多，
但蔺妈说，你成大姑娘了，带上吧，别嫌多！妈妈还悄悄叮嘱我，到了部队上，见
到合适的军官，就找一个吧，要找人品好的，妈不在跟前，你自己小心拿主意……
把我说得红了脸，还嗔怪母亲：人家是去参军，您老说这些干啥？现在想来，那新
缝制的例假带儿和妈妈临别的嘱咐，都是我以后遭遇麻烦的最早预兆！
那天晚上，父亲让母亲把我叫到他床前。他欠身用哆嗦的手从枕下摸出两个金
戒指和六块银元，用一块绢纱包着托给我——
“带上吧，这是爸的存货”。父亲深情地说，“也许用得着……”
我坚辞不带。
“到部队吃穿都是公家供给，用不着！”
“你爸给你嘛，你就拿着吧！”母亲说。
在母亲和蔺妈劝说下，我只拿了两枚戒指，留做纪念。因为两枚戒指一枚是母
亲戴过的，一枚是父亲戴过的。母亲戴过的那枚镶着红玛瑙，父亲戴过的那枚镶着
一块指甲盖大的翡翠。两枚戒指都是父亲的首饰行作坊自己打制的，而且是父亲精
心制作的手工。
现在回想起来，50年前，父母送走刚刚成年的爱女之际，他们心中也许对女儿
的未来有着模模糊糊的美好憧憬，而不可能料想到女儿的命途坎坷。而我匆促间的
离家而去，便踏上了我的不归的人生旅途。让我至今懊恨不已的，一是与父母轻率
别离，从此再无相见；还有就是，从那时迈出家门的第一步起，到如今这50年间，
我的一生竟过得如此匆忽，就像是小时读书时按老师的命题作文，匆匆忙忙打下了
一篇草稿，还来不及修改润色和誊清，铃声已骤然响起：该交卷了。
我承认，在我一生度过的六十多个年头的日月里，回忆中最难忘的就是入朝作
战那几年的事，那时间我度过了我青春年华的美好时光。好比一枝花儿，开花之前
的日日夜夜，似乎都在为花蕾绽放的一天酝酿准备。而花开后，灿烂不过一旬。忽
经一夜风吹雨打，凋零了。余下枝叶虽还葱绿茂盛，但也只等最后秋风袭来，落叶
枯黄了。
还是从离开家的那天说起吧——
那是1950年11月间一个晴朗的冬日，上午八点多钟，我辞别了里屋病榻上的父
亲，走出家门。母亲和蔺妈出来送我。蔺妈给我提着一个包袱，母亲为我提着一只
塞得鼓鼓囊囊的花布兜子。那时，宣化城的南北大道上已经人来车往。铃声阵阵的
垃圾大车早已驶过。各店家泼街的伙计也已经收起了洒水的铜盆。沙石土道上，刚
洒过的水花儿浸入地上，凝成一片片冰花，既不太滑，又镇住灰尘。从东城墙那边，
暖和的阳光已经照射过来，照亮了鼓楼，照亮了各家店铺的门脸儿。卖切糕和发糕
的小推车已经停在了路旁。小贩儿吆喝着：
“切糕唻——切糕——”
母亲走到切糕摊儿前，买了一刀切糕，用草纸托着，热腾腾递给我：
“快吃吧，吃了糕路上不饿。”
软软的黄米面切糕，中间一层豆沙和红枣儿，香气扑鼻，是我从小爱吃的东西。
但是，这次离家前吃的这一次，倍觉香甜，令我难忘。
小城真的不大。母亲，蔺妈带着我，三个人走过朝阳楼路口，再向南，过了南
城门，走不远向右边拐，到了火车站。
青砖砌墙的小候车室里，条椅上坐了些候车人。地上放着柳条箱、帆布箱之类
行李。我和母亲找墙角椅子刚刚坐下，蔺妈便喊道：
“有亮！有亮！”
就见售票窗口几个人中闪出一个军人，他答应着，到墙跟提了他的一只帆布箱，
走到我们跟前。不用说，这就是蔺妈的侄子，那位回乡探亲的解放军营长了。
我注意观察着这位“军官”：一身旧棉军装，布料黄里发白；头戴一顶黄棉布
军帽，足蹬一双高腰的黑皮靴。最惹眼的，是他的黄铜扣腰带，铜扣磨得锃亮；斜
挎着一支手枪。枪装在一个皮套里，显得沉甸甸的。他的个子比较高，有一米八左
右，瘦脸，高颧骨，一脸黑胡碴子，看上去四十多岁。
在蔺妈的介绍下，我母亲和这位营长问候、寒暄。母亲一副极为感激的表情，
一个劲儿地弯腰点头致谢：
“谢长官了，谢长官了……盼着您多提携小女，多照顾，她还小……”
“不用谢！她是跟我参加革命，”营长的话音很宏亮。“我们不称长官，称同
志。”
“营长同志，”母亲谦恭地点头道，“你为小女引荐到部队，大恩大德，本想
请您到朝阳楼，宴请答谢，可您不来，那我们怎么谢您呀……”
“瞎，都是自家人，什么谢不谢的！”蔺妈插话了，一边把我拉过来，向营长
介绍，“这就是小夏，你看，多漂亮的姑娘！”
我向蔺营长鞠躬。说：
“谢谢营长，给您添麻烦啦！”
“嗯。”蔺营长盯着我看了一眼，“没问题。”说罢，他干咳了一声。
我不知他说的没问题，是指我当兵的事没问题呢，还是他对我比较满意而没问
题呢。由于和他不熟，我有些拘谨，不敢多问什么。
几个人默默站了一会儿。远处似乎响起了火车汽笛声。
进了站，到月台上。母亲最后叮嘱我：
“出门在外，凡事多留个心眼儿。”
“嗯。”我答应。
“遇到难处找蔺营长，他会帮你的。”
“嗯。”我答应。
“常给家写信。”
“嗯。”我又答应。
火车进站了。黑忽忽的庞然大物鸣着笛，喷着蒸气，驶进车站，缓缓停了下来。
火车头夹裹着一阵冷风扫过我的棉袍。母亲和蔺妈把我和蔺营长送上火车，把我的
包袱和兜子安放好，就下了车，到车窗口等着车开。
车开动时，我看到母亲流泪了。寒风掠过母亲的脸，她的一绺黑发从头巾里散
落，在风中摇曳。那一刻，我觉得母亲好像忽然显老了。一年多来，母亲从一个美
貌的妇人，不知不觉要变成一个老太太了。现在想来，母亲当时不过才四十岁出头，
而她比我的父亲要年轻十八岁。
“妈，你们回吧，”我对车下向我张望的母亲催促，“多保重身体，照顾好我
爸……”
母亲开始跟车小跑，一边向我张开双臂。
蔺妈也高喊：
“有亮，小夏就托付你啦！你就把她当成自己的妹子吧——”
汽笛长啸声中，我满眼泪水，注视着月台上母亲和蔺妈越来越小的身影。
16周岁的我，从此永远告别了母亲。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那新缝制的例假带儿和妈妈临行的嘱咐，都是我以后遭遇麻烦的最早预兆
我离家参军是1950年。年底，11月里。那一年我17岁，虚岁；要按周岁，才刚
刚16岁。
一个女孩子，16岁——按现在文艺作品的叫法，是少女的花季。
花季的少女，便到了拿枪动炮的军队，好像不太合适。不过在解放初期，能参
加人民解放军，真的是好多青年男女求之不得的好事。
和有些偷偷从家里出走，参加革命队伍的女孩子不同，我是经父母同意离家参
军的，而且是我母亲把我送上火车的。
还有，我的家庭出身不好。父亲在土改后，被划定为地主兼资本家。
我记得离开家的那天早晨。我母亲和我家老佣人蔺妈陪我去向父亲告别。走进
里屋父亲卧榻旁，久病的父亲睁眼望着我。屋里光线很暗，飘着一股中草药气味儿
和隔夜卧室的混浊气味儿。
我注意到，父亲明显瘦多了，脸色发青。他深陷的眼眶里眼球在缓缓地转动，
溢出泪水。
“爸，我走了。”我轻声向父亲告别。
父亲在枕上的头微微欠了欠，算是点了头。
“爸，有我妈和蔺妈照顾您，您多保重，按时吃药，养好病，还能再做事……”
我安慰着父亲。
父亲伸出枯瘦的手，颤抖抖的。我上前握住他的手，觉得冰凉。
“小夏，你……”父亲开口道，“你还小呀……还小哇……”父亲感叹着，
“离开了家，离开了爸爸，多小心呵……”
父亲喉咙咕噜了一阵，有些喘不上气。
离开父亲的时候，我注意到父亲的目光追着我，凝视着我，充满慈祥……那一
刻，我心中起了一股异样的感觉。以后才知道，父亲的目光是在与爱女诀别。而我
当时，急于像一只出笼的鸟儿飞向蓝天，没有在意病人膏盲的父亲，不知道这次离
去就将永别。
那时候，随着年龄渐长，我已大概知道了我的家世。
我出生在宣化城，并在这里成长到16岁。离家参军前，我在宣化女中读书。
宣化是个小地方，它地处京西居庸关外几百里。是一座古城。
明清时叫宣化府。民国时是察哈尔省的宣化市。现在属河北省张家口市。按说
宣化城距北京不远，又有中国人自己最早建设的一条京张铁路经过，但是在我小时
候的记忆中，这里还是距北京非常遥远的一处小城。
小城是古色古香的。记忆中，那高高的古牌楼，夕阳里乌鹊飞绕的钟楼、鼓楼，
雄伟的南门楼，完整的夯土古城墙，热闹的米市街、牌楼南街、北街……小时候，
我和街坊伙伴儿在古楼边的空场玩跳房子，到北门外山坡上去摘酸枣儿……我在小
城出生长大，我把这里看作我的故乡。
但我的父亲告诉我，我的老家在北京。从宣化往东几百里，过了八达岭居庸关，
就是北京。那边一处乡下，是我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家。
记得我小时候，父亲一年里，总要去北京一趟，大都是去看看双亲，也捎带进
点货物之类。我母亲双亲去世早，她倒没怎么往北京跑。后来我长大后，父亲往北
京走动越来越少。大约是他双亲陆续辞世，他也就懒得走动了。
父亲姓辜，早年在京城经营首饰行。在城东乡下由父母操办成了亲。而我母亲
是父亲在城里经商时娶的二房太太。很可能是因为家庭矛盾，父亲后来把京城的买
卖盘了出去，用一部分款项在老家置了一百亩地，用来供养乡下的妻子，另一些款
项则带到宣化开了买卖，并把我的母亲也从北京接来，从此在宣化又安了家。
据我母亲说，我出生的日子正赶上立夏那天，父亲就给我取名为一个单字：夏。
由于姓辜，就叫辜夏。而父母从小叫我小夏。
我妈和佣人蔺妈都说，我起小有个毛病：苦夏。就是说，一到夏天，就怕热，
吃不好，睡不好，准要瘦几斤肉下去。后来到了部队，大家也都知道了我的毛病，
干脆把我的名字辜夏，就叫成了苦夏。
从小，父亲很疼爱我。记得吃饭时，他常常给我一小口一小口喂饭，很耐心。
那时候，父亲在宣化的买卖经营得不错，有一家金银首饰行，一家茶庄，一家绸缎
铺。还买了几亩地的一个葡萄园子，此外还置了百十亩旱地。财产不算多，也不算
少。到解放后土改定成份时，地主兼资本家的帽子是躲不掉的。
可是在我的记忆里，父亲不像一个压迫剥削人的资本家。那时候伙计们叫他是
“掌柜的”，可是，我倒常见他在茶庄门口迎送客人，在绸缎铺柜台用大尺子量布，
到金银首饰店后边的作坊里还烧蚶锅呢！说实话，他也就是穿的比伙计们体面些，
好像长年头上不离个瓜皮帽。吃的和柜上伙计也差不多。整年操劳着跑前跑后，倒
真像一个管事多些的大伙计。给我印象深些的是，夜里，他常戴着花镜，在灯下打
算盘记账。一把很精致的红木珠子袖珍算盘，被他两手常年拨拉来拨拉去，一颗颗
算盘珠子像玛瑙似的透着油亮！这也许是他处心积虑盘剥别人的特殊之处。
不过，一解放，父亲发家致富的梦想被彻底粉碎了。他却不能顺应形势，调整
心态，成天长吁短叹。这恐怕就是导致他过早离开人世的原因。
1948年12月上旬，据说解放军已开始攻打张家口。一天下午，我们宣化女中还
在上课，忽然被紧急摇铃叫停。大家走出教室，在操场汇集。校方和几个县政府人
员给大家讲话，说县政府要求校方教职员工和学生跟国军271 师向张家口撤退。
“听说张家口早被包围了！”
“我们不去！我们是学生，不是军队！”
“谁负责我们的安全？！”
不少教师和学生相互叫喊，操场上乱成一团！
“你们听好了：你们是党国的人才，共军来了要杀你们的头！你们不跟国军走，
没人负责你们的安全！”一个胖胖的露金牙的县政府官员威胁地喊叫。
半个小时后，不少学生收拾了东西，跟着逃跑的师生队伍涌出了校门。
在经过西大街，快到西门口时，看见一队国民党军队跑步经过，街上行人匆匆
往来，店家纷纷上了门板。
“小夏，你去哪儿！”一个人喊我。
我惊慌中扭头，看见是我家茶庄的一个伙计正喊我。
“跟学校撤退！”我回答道。
“兵荒马乱的，你瞎跑啥？学校不上课，就不是学校了，快回家去吧！”伙计
劝我。
“不行呀……”我为难道，“都让跟着走呢……”
“回家吧，你妈病了，正让我抓药呢，快去看看吧！”伙计上前拉住我，不由
分说把我从队伍里拽出来。
真应该感激这个伙计。他好像姓郑，人们叫他郑三儿。不过几个月后，郑三儿
也离开了我父亲的茶庄。多亏那次郑三儿救了我，后来才知道，被胁迫跟随国民党
守军撤走的宣化师范和一中、女中的学生们以及一些政府机关职员们，不少人都在
国民党守军被歼灭时，死于战火中。
就在我被郑三儿截回家中的当天，宣化城就解放了。那时候，我记得我依傍着
父亲站在我家的首饰店铺外，眺望着街上来来往往穿黄色军装配带“中国人民解放
军”胸章的人，我感到新鲜，好奇，一点也没有害怕。不过父亲却一个劲儿小声嘟
囔：
“改朝换代了！改朝换代了！”
记得街头有人贴欢迎解放军进城的标语，而鼓楼青砖墙上，也贴上了新写的布
告。布告的内容有一条：凡是私人资本经营的商店买卖一律可照常营业，并受新生
政权的保护。
规定虽然有，但生意却渐渐不好做。父亲不愧是个商人，嗅觉灵敏。解放宣化
还不到一个月，他就发现金银首饰店开不下去了：一解放，人们都不时兴穿金戴银
的了，戒指、项链、耳环之类已失去了主顾。相应地，买绸缎的人少了。只剩下茶
庄还可维持。
紧跟着，土地改革开始了。父亲在南门外乡下有一百多亩地，算个小地主。有
一天，他被乡下贫农协会叫去陪斗，斗争一户姓姚的大地主。早上走的，天擦黑才
被放回来，一进家门就瘫坐在太师椅上。那时我正在家，看见他脸色惨白，双目惊
恐似一只受伤的老羊。
蔺妈为他倒茶。妈妈上前给他揩拭脸上的灰土和汗迹。
呆了半晌，父亲才缓过神来，呆愣愣地自言自语道：
“砸死啦！砸死啦！”
“砸死谁啦？”妈妈追问。
“姚老头……”父亲说，“斗地主斗呗，拿石头砸，砸你就砸头，一石头拍死
算了吧，他先砸脚，脚砸烂了再砸腿……最后才砸头，砸成一滩烂肉酱！”“他是
恶霸地主，肯定害不少人！”我说。
“瞎……”父亲叹了一声，再没言语。
到1949年3 月，土改算是完成了。父亲置下的一百多亩旱地和两亩葡萄园都被
分了，只给父亲留下六亩沙石地，据说是因为父亲城里有买卖，所以地要比别人少
分些。
在土改进行之时，父亲就把金银首饰店和绸缎店关了，把茶庄盘给了别人。那
时候，我家在东门内的大宅也给贫农协会占了，我们一家被赶出。父亲便把原绸缎
店当作住宅，安顿下一家老小和蔺妈。因为这里临街，靠鼓楼闹市。父亲把绸缎店
用隔扇隔开几间，把最外边的一间用作一个小店，摆了些香烟火柴之类，赚些零用
钱，养家度日。
刚刚安定下几天，父亲最担心的事发生了：北京乡下来信，说那边也要开始土
地改革，父亲以前购置的一百亩地虽是为养前妻的，但毕竟在他的名下。前妻来信，
说当地土改工作组要他回京参加土改，如拒不来参加土改，后果自负。
接信的当时，父亲就两眼发直，咕咚一下栽倒在地！
从此，父亲一病不起。
按照父亲示意，我代父亲给北京乡下写了回信，说明父亲的病情，请求当地工
作组原谅。至于土地如何处置分配，全凭工作组安排。地契在父亲前妻处，他本人
同意交出。
信寄出后，我们提心吊胆地等待回音。父亲尤其紧张，大约是怕被弄到北京城
东乡下挨斗，记得他躺在病床上，常常叹气：
“唉，早知如此，还不如像郑三儿的爹呢——抽大烟把家抽败了，土改划成份
倒划了个贫农……唉，早知如此……”
父亲是叹惜自己操劳一生辛辛苦苦，到头来命运跟着时运变，两手空空不说，
一生的事业最后等于零。
还好，几个月后，北京方面回了信，说是人病了就不必来了，土地已经大部分
掉，只给前妻留下十几亩。
到此，父亲对北京老家乡下，已经断绝了全部联系。他在北京的田产没有了，
在宣化的田产也没有了，经营许多年的店铺也关了。只剩下一具衰病的身子。这时
候，他其实最放心不下的是我，他惟一的女儿。而时间，也已经到了1950年11月间。
那时候，宣化女中早已复课。但我当时心思早已不在功课上。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和美国军队作战的消息像一颗炸弹爆炸，使人们震惊不
已。记得当时人民日报发表过一篇社论，标题是：为什么我们对美国侵略朝鲜不能
置之不理……我们高声朗读这篇社论，高呼口号，上街游行，签名表决心，捐款…
…我感觉自己被卷入一股潮流中，身不由己，整日处于一种亢奋状态中。
但是不久，我就遭受了歧视性打击：当军事干校要招生时，女中许多学生报名，
我当然也积极要求。但在交报名表时，学生会一位同学瞥了我一眼，随手把我的报
名表扔到一边：
“你，辜夏，不行！”
“我怎么不行？体检我合格了……”
“你是什么家庭成份？地主资本家！怎么能到军事干校呢！”
现在我依然清楚地记得，我当时处于怎样一种羞辱之中！在同学们众目睽睽之
下，我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
从此我再没去学校。
父母问我为啥不去学校，我就说，不想上了。但是，细心的母亲发现我时常暗
自垂泪，便追问我缘由，当然，即使后来父母都知道了我辍学的原因，除了叹惜外，
也无能为力。父亲甚至感到歉疚。有一次他对我说：
“小夏，爸对不起你……不过，这也没办法，这是命哇。咱就不当军官了吧，
当老百姓好，混个安稳饭吃……”
可以想像，在这种情况下，面对女儿前途遭遇的绝境，当事情有了重大转机之
时，父母该会为我如何高兴！女儿遂愿了。等于父母也遂愿了。父母亲真是一心为
女儿好，哪里想到，即使是女兵，到了军队，也难免上战场，难免伤残，难免生生
死死的遭遇呢？
——那是我家佣人蔺妈回乡下一个星期后，返回我家的时候，正是傍晚我们一
家人正在围桌吃饭。父亲被搀到桌边，强撑着坐在凳子上，喝着小米稀粥。我呢，
掰了一块窝窝头扔到嘴里却咽不下去，没完没了地嚼着。这时候，敲门声响起。
“是蔺妈回来了！”母亲说着前去开门。
蔺妈跨进门来，扛着一个篮子，篮子里盛着从乡下带来的一点干菜和几个鸡蛋。
蔺妈放下篮子，直起身来，摘下头上的驼色头巾，我看见，蔺妈一脸笑容！
“你笑啥？”母亲问道，觉得诧异。
“小夏，”蔺妈笑眯眯地对我说，“你不是想当解放军吗？可有办法啦！”
接下来，蔺妈便把这个对我来说是天大的好消息宣布了——
原来，她回到乡下，正巧遇到她哥哥的儿子——她的侄子回乡探亲！
“我侄子叫蔺有亮，早就参加了八路军，说是当了营长！挎着盒子枪！我问他，
能不能往部队上带个女兵参军，他说谁？我告他谁。他问识字不？我说，人家上女
中哩！他点头说：行厂蔺妈兴高采烈地述说。
“他说行？”我惊喜地追问。
“他说行！”蔺妈再次肯定道。
我看见父亲和母亲脸上露出了宽慰的笑容，甚至感激地直向蔺妈点头。
“那啥时候走？”我追问。
“七天八天，他离家的时候，你就可以跟他一道去！”蔺妈征询的眼光望着我
的父母。
这时候，我发现父亲和母亲的表情开始僵滞了——笑容渐渐消失，代之以极为
复杂的情感。大约是看到行期如此之近，又不忍与爱女别离吧！
“是参加啥部队？小夏去了干啥？”母亲开始发问了。
“他问小夏漂亮不？我说跟一朵花儿似的，又有文化。他说，部队就缺有文化
又漂亮的女青年，当文化教员，还有什么文工队……”蔺妈详细介绍着。
“啥叫文工队？”母亲问。
“就是演出文艺节目的，吹拉弹唱呗！”我见蔺妈张口说不上，赶紧回答。
“那不是戏子嘛？”父亲开口了。
“爸，你还是封建老脑筋！”我嗔怪道，“那是文化工作，所以叫文工队！”
“不会上朝鲜跟美国人打仗吧？”父亲最担心的事就是这个。
蔺妈迟疑了一下，说：
“我问有亮了，他说部队想上朝鲜，还怕轮不上呢！再说，就是打仗，也轮不
着这些如花似玉的女孩子呀！你说是不，掌柜的？”
父亲低头不吭气了。
“爸，妈，”我下决心说道，“你们让我去吧，我到了队伍上，就成了人民解
放军，也算参加了革命！那你们的身份就变了，成了革命军属，以后日子就会好过
些……”
事不宜迟——匆促做了决定后，母亲和蔺妈开始为我匆忙做上路的准备：打点
些衣物、鞋袜。母亲想为我找旧衣服改一件当时流行的列宁服，但先是找不到样子，
后来借到了样子又觉得绸料不合适，换了一块旧布料裁了又不合适，最后还是让我
穿了一件黑地碎红花的棉袍离了家。
临行前的那天夜里，母亲和蔺妈为我赶缝了几个新的月经带儿，用布缝成长条
形口袋状，开口处用一根别针别上，用的时候，可以填进些干净的草木灰，可以吸
湿；用过后可以清洗后反复使用。母亲把几个月经带塞到我的包袱里时，我还嫌多，
但蔺妈说，你成大姑娘了，带上吧，别嫌多！妈妈还悄悄叮嘱我，到了部队上，见
到合适的军官，就找一个吧，要找人品好的，妈不在跟前，你自己小心拿主意……
把我说得红了脸，还嗔怪母亲：人家是去参军，您老说这些干啥？现在想来，那新
缝制的例假带儿和妈妈临别的嘱咐，都是我以后遭遇麻烦的最早预兆！
那天晚上，父亲让母亲把我叫到他床前。他欠身用哆嗦的手从枕下摸出两个金
戒指和六块银元，用一块绢纱包着托给我——
“带上吧，这是爸的存货”。父亲深情地说，“也许用得着……”
我坚辞不带。
“到部队吃穿都是公家供给，用不着！”
“你爸给你嘛，你就拿着吧！”母亲说。
在母亲和蔺妈劝说下，我只拿了两枚戒指，留做纪念。因为两枚戒指一枚是母
亲戴过的，一枚是父亲戴过的。母亲戴过的那枚镶着红玛瑙，父亲戴过的那枚镶着
一块指甲盖大的翡翠。两枚戒指都是父亲的首饰行作坊自己打制的，而且是父亲精
心制作的手工。
现在回想起来，50年前，父母送走刚刚成年的爱女之际，他们心中也许对女儿
的未来有着模模糊糊的美好憧憬，而不可能料想到女儿的命途坎坷。而我匆促间的
离家而去，便踏上了我的不归的人生旅途。让我至今懊恨不已的，一是与父母轻率
别离，从此再无相见；还有就是，从那时迈出家门的第一步起，到如今这50年间，
我的一生竟过得如此匆忽，就像是小时读书时按老师的命题作文，匆匆忙忙打下了
一篇草稿，还来不及修改润色和誊清，铃声已骤然响起：该交卷了。
我承认，在我一生度过的六十多个年头的日月里，回忆中最难忘的就是入朝作
战那几年的事，那时间我度过了我青春年华的美好时光。好比一枝花儿，开花之前
的日日夜夜，似乎都在为花蕾绽放的一天酝酿准备。而花开后，灿烂不过一旬。忽
经一夜风吹雨打，凋零了。余下枝叶虽还葱绿茂盛，但也只等最后秋风袭来，落叶
枯黄了。
还是从离开家的那天说起吧——
那是1950年11月间一个晴朗的冬日，上午八点多钟，我辞别了里屋病榻上的父
亲，走出家门。母亲和蔺妈出来送我。蔺妈给我提着一个包袱，母亲为我提着一只
塞得鼓鼓囊囊的花布兜子。那时，宣化城的南北大道上已经人来车往。铃声阵阵的
垃圾大车早已驶过。各店家泼街的伙计也已经收起了洒水的铜盆。沙石土道上，刚
洒过的水花儿浸入地上，凝成一片片冰花，既不太滑，又镇住灰尘。从东城墙那边，
暖和的阳光已经照射过来，照亮了鼓楼，照亮了各家店铺的门脸儿。卖切糕和发糕
的小推车已经停在了路旁。小贩儿吆喝着：
“切糕唻——切糕——”
母亲走到切糕摊儿前，买了一刀切糕，用草纸托着，热腾腾递给我：
“快吃吧，吃了糕路上不饿。”
软软的黄米面切糕，中间一层豆沙和红枣儿，香气扑鼻，是我从小爱吃的东西。
但是，这次离家前吃的这一次，倍觉香甜，令我难忘。
小城真的不大。母亲，蔺妈带着我，三个人走过朝阳楼路口，再向南，过了南
城门，走不远向右边拐，到了火车站。
青砖砌墙的小候车室里，条椅上坐了些候车人。地上放着柳条箱、帆布箱之类
行李。我和母亲找墙角椅子刚刚坐下，蔺妈便喊道：
“有亮！有亮！”
就见售票窗口几个人中闪出一个军人，他答应着，到墙跟提了他的一只帆布箱，
走到我们跟前。不用说，这就是蔺妈的侄子，那位回乡探亲的解放军营长了。
我注意观察着这位“军官”：一身旧棉军装，布料黄里发白；头戴一顶黄棉布
军帽，足蹬一双高腰的黑皮靴。最惹眼的，是他的黄铜扣腰带，铜扣磨得锃亮；斜
挎着一支手枪。枪装在一个皮套里，显得沉甸甸的。他的个子比较高，有一米八左
右，瘦脸，高颧骨，一脸黑胡碴子，看上去四十多岁。
在蔺妈的介绍下，我母亲和这位营长问候、寒暄。母亲一副极为感激的表情，
一个劲儿地弯腰点头致谢：
“谢长官了，谢长官了……盼着您多提携小女，多照顾，她还小……”
“不用谢！她是跟我参加革命，”营长的话音很宏亮。“我们不称长官，称同
志。”
“营长同志，”母亲谦恭地点头道，“你为小女引荐到部队，大恩大德，本想
请您到朝阳楼，宴请答谢，可您不来，那我们怎么谢您呀……”
“瞎，都是自家人，什么谢不谢的！”蔺妈插话了，一边把我拉过来，向营长
介绍，“这就是小夏，你看，多漂亮的姑娘！”
我向蔺营长鞠躬。说：
“谢谢营长，给您添麻烦啦！”
“嗯。”蔺营长盯着我看了一眼，“没问题。”说罢，他干咳了一声。
我不知他说的没问题，是指我当兵的事没问题呢，还是他对我比较满意而没问
题呢。由于和他不熟，我有些拘谨，不敢多问什么。
几个人默默站了一会儿。远处似乎响起了火车汽笛声。
进了站，到月台上。母亲最后叮嘱我：
“出门在外，凡事多留个心眼儿。”
“嗯。”我答应。
“遇到难处找蔺营长，他会帮你的。”
“嗯。”我答应。
“常给家写信。”
“嗯。”我又答应。
火车进站了。黑忽忽的庞然大物鸣着笛，喷着蒸气，驶进车站，缓缓停了下来。
火车头夹裹着一阵冷风扫过我的棉袍。母亲和蔺妈把我和蔺营长送上火车，把我的
包袱和兜子安放好，就下了车，到车窗口等着车开。
车开动时，我看到母亲流泪了。寒风掠过母亲的脸，她的一绺黑发从头巾里散
落，在风中摇曳。那一刻，我觉得母亲好像忽然显老了。一年多来，母亲从一个美
貌的妇人，不知不觉要变成一个老太太了。现在想来，母亲当时不过才四十岁出头，
而她比我的父亲要年轻十八岁。
“妈，你们回吧，”我对车下向我张望的母亲催促，“多保重身体，照顾好我
爸……”
母亲开始跟车小跑，一边向我张开双臂。
蔺妈也高喊：
“有亮，小夏就托付你啦！你就把她当成自己的妹子吧——”
汽笛长啸声中，我满眼泪水，注视着月台上母亲和蔺妈越来越小的身影。
16周岁的我，从此永远告别了母亲。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