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中国：信息社会的开路先锋

　　—“信息社会与电信业的未来”之三

　　那么，在人类进入信息社会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将发挥什么作用，处于什么历史地位？

　　人类与动物的区别主要是人有最发达的手和脑，并在此基础上使用工具。因此，可以说工业技术就是手的工具化，是人类骨骼与肌肉的延伸；而信息技术就是脑的工具化，是人脑和神经系统的延伸。所以，信息技术是人类生产力中区别于工业技术的一个全新水平。这是不是人类生产力的最高水平？我不知道。但是，信息技术使人类区别于动物的两大特征都高度工具化了，所以应该是。同样，广泛应用这种生产力的社会，即信息社会，也必然是人类在工业社会之后的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这个社会是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历史阶段，即共产主义社会？我是学电信的，不是搞政治经济学的，也不知道。但是，对照共产主义社会的六条标准，到信息社会就都应该实现了，所以似乎也应该是。这些问题已经超出了我们电信业研究的范围，对于目前的讨论，我们至少可以有把握地说，信息社会是人类生产力高度发达的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人类进入信息社会必然要经过深刻的社会变革。

　　美国在80年代有一本经典的经济学著作《国家兴亡探源》(M. Olson: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系统地分析了人类历史，由此总结出一个普遍规律，即：一个地区越是长期地享受繁荣和稳定，就越容易形成一个强大的特殊利益集团，并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而阻碍社会发展，从而使社会进步停滞。他把世界主要分为东方和西方这两个文化和地区，从西方高度发达的奴隶社会，到东方高度发达的农业封建社会，再到西方高度发达的工业资本主义社会,正是因为这个规律而由东方和西方交替领先。同样，按照这一规律，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将带领人类首先进入信息社会。为什么？就是因为西方的工业社会体制非常强大，可以说是根深蒂固，已经成为他们进入信息社会的羁绊。而以我国为代表的东方，没有经过长期的工业资本主义社会，所以相应的既得利益集团比较弱小，而代表其利益的社会和法律体系也不够完整、不够稳固，所以向信息社会的过渡反而比较容易。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美国为了打破AT&T对长途电话业务的垄断，官司打了十多年；而我国在1999年通过引入IP电话，只用几天功夫就把中国电信“搞定”了。为什么？就是因为中国电信比美国AT&T的垄断势力要弱小得多。

　　我们已经讲过，信息社会是不同于工业社会的一个全新的社会历史阶段，是人类目前发展的目标。而且，就像农业社会的核心产品是农产品、工业社会的核心产品是工业产品一样，信息社会的核心产品是信息产品。信息产品的特点是什么？它区别于农产品和工业产品的最大特点，就是它的创造是有成本的，而它的复制和传播是没有成本的，在网络时代尤其如此。因此，这就决定了信息产品应该被全人类所共享，只有这样才能发挥最大的效用。但是，西方国家的基本制度把对农产品和工业产品的制度延伸到信息产品身上，就必然从根本上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正因为如此，西方国家要过渡到信息社会，最突出的矛盾集中反映在专利、版权和知识产权等体制方面。去年秋天我国的电信经济专家代表团访问美国，我们就向参加座谈的美国专家提出了这个问题。例如，美国音乐出版商和消费者关于音乐版权的官司已经打到了最高法院。但同时的社会调查又表明，绝大多数音乐家和作曲家并不支持音乐出版商极度保护版权的主张，因为他们最大的希望是自己的作品能像贝多芬、莫扎特和斯特劳斯的作品一样，被全人类所共享，只有出版商才想通过这些作品牟取几亿、几十亿的暴利。由此可以看出，西方的版权制度已经成为人类文化传播的严重障碍。

　　又例如，美国的技术专利有效期是十七年，这是富兰克林和杰弗逊时代定下来的。当时的技术发展慢，十七年的专利期保护了发明者的合理权益和积极性，对生产力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而现在,技术的发展速度不知快了多少倍，如果当年需要十七年的专利来保护发明者的利益，现在最多二三年就够了。但是，美国维持二百多年前规定的专利有效期不变，拒绝“与时俱进”，就使专利权蜕变为专利持有者盘剥全社会的工具。20世纪中期的贝尔试验室，每年有几千项专利，其中的绝大多数AT&T自己不用，在长达十七年的时间内也不准别人用，使贝尔试验室的科研成为技术进步的障碍。因此，在1956年美国政府对AT&T进行反垄断起诉的结果，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开放贝尔试验室的专利。这说明在一些情况下，连美国人自己也认识到，自己的专利法规已经在阻碍社会的进步。更有甚者，美国居然把各种药物、甚至连白内障手术的技术都注册了专利，并把自己的专利、版权和知识产权制度强加于全世界，以此在全世界牟取暴利、盘剥全人类，并不惜为此践踏最起码的人道主义。

　　由此可见，信息社会和信息产品的特点与西方“个人利益至上”的理念在根本上是不相容的。但是，这种理念已经通过几百年的历史在西方国家深入人心，并且形成了强大而完备的制度，不可能在短期内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因此，在科学技术发明和精神文化创作成为人类主要生产方式的信息社会，西方国家为了保护个人利益而损害社会利益所规定的这些专利、版权和知识产权制度，必然成为他们不可逾越的障碍。

　　东方的理念与西方存在根本的不同。西方社会的文化制度由反封建而来，为了反对封建专权对个人的压制，把个人的利益和“人权”推到了极端，以至置于社会整体利益之上，在经济学中的体现就是亚当 斯密关于“人人为己就是社会利益”的论断。但是在东方，从历史上就是强调个人利益必须服从整体利益，甚至在帝王权力至高无上的封建社会，也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近年来，一些人以为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就是搞资本主义了，其实不然。就像辩证唯物主义是从黑格尔的辨证唯心主义中抽取了辩证法这个合理内核一样，我们的体制改革是从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中抽取了它“市场经济”的合理内核，但是与西方服务于个人利益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又有本质的区别。我们在“市场经济”前面加上“社会主义”，绝不是“贴标签”。我们是把市场经济作为调动并保护个体积极性的手段，其最终目标是达到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一方面要保护发明者、创造者的专利、版权和知识产权，保护他们通过自己的贡献所应该得到的合法权益；但是另一方面，又绝不会允许任何个人利益损害全社会的根本利益，不会允许任何个人把理应全社会共享的技术和知识据为己有，更绝不会允许任何人把专利、版权和知识产权作为盘剥全社会和全人类的手段。

　　由此可见，率领全人类进入信息社会的重任，已经无可推卸地落在以中国为首的东方。不仅如此，我国的体制改革正值信息技术革命发生之际，使我国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可以最好地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并与之充分融合。因此，“以信息化带动现代化”的实质，就是按照未来信息社会的发展方向，建立我国独特而崭新的社会体制，彻底解放信息技术给人类带来的生产力，开创性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因为如此，我国近二十年来的电信事业和电信体制改革，取得了在全世界都史无前例的迅猛发展；正因为如此，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突飞猛进的高速发展绝非偶然；也正因为如此，在人类进入信息社会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绝不仅仅是我们自己的民族情节，而是全人类赋予我们的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必然。

　　在中国，我们经常说“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但是“赶”和“超”并不是同一件事。在20世纪以前，我们落后了，在西方的后面，是“赶”。现在，这个任务我们在很多领域内已经完成了。在21世纪，我们的任务是“超”，就是要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当之无愧地成为全人类向信息社会迈进的开路先锋。所以，我们今天电信业的同志们实在是“三生有幸”、生而逢时，因为我们在关键的时间，关键的地点，从事着关键的事业。全世界的有识之士一致认为，21世纪是“中国世纪”。让我们一起努力奋斗，张开双手，迎接中国世纪的到来！

　　谢谢大家。有错误或欠妥之处，还请各位领导和专家批评指正。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信息社会与电信业的未来”之一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非常抱歉，因为气候原因飞机晚点，让大家久等了。我今天讲的题目是“信息社会和电信业的未来”。今天是5.17世界电信日，为什么讲这个题目？因为在20世纪90年代，无论在中国还是全世界，电信业都经历了高速发展的鼎盛时期。但是进入21世纪，全人类都欢呼进入了信息社会，电信业反而倒不行了：铱星陨落，因特网泡沫，朗讯没落，世通、环球通信等国际电信巨头也纷纷破产。显然，这已经不是个别企业的个别现象，而是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普遍问题。这就值得我们深思：在人类欢呼进入信息社会的时候，为什么信息产业反而不行了？这里面到底有没有规律性的东西？电信业的未来又在何方？可以说，我们每个人心里都在思考这个问题。

　　电信业现状：“过剩”与“不足”的矛盾

　　电信业的现状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一个叫做“过剩”，一个叫做“不足”。

　　现在过剩的是什么呢？一个是技术过剩，一个是容量过剩。技术过剩最典型的例子就是3G，全世界已经投入了至少几千亿美元的资金，搞了十几年，到今天还不知道它的应用在哪里。这不是技术过剩是什么？那么容量过剩呢？例如，CDMA的放号是中国联通最大的问题，空闲在那里的容量占绝大部分。更为严重的容量过剩是光缆。在各家运营企业的干线光缆上，“黑”在那里的光芯要比点亮的多得多。据报道，美国的光缆利用率不到10%，那么我国平行铺设了这么多的光缆，其利用率又会如何呢？

　　至于“不足”，最严重的就是需求不足。每年年底的时候，各位运营商的老总们最发愁的就是放号问题。十年前，消费者排着队交几千元初装费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此外，企业的经营模式不足，管理和效益不足。几年前当因特网泡沫破灭时，全世界几十万个公司破产，但没有一个是因为技术的原因而破产的。关键在于它们只抓“眼球经济”、抓点击率。结果点击率上去了，没有收入；好歹弄点收入，又入不付出。所以当时的因特网公司都在比赛“烧钱”，这样的公司能不破产吗？同样，电信监管和政府部门的政策和体制框架不明确，现在到底要不要重组，联通到底拆不拆，还在拼命吵架，议论纷纷，整个“找不到北”了。

　　因此，现在的“过剩”与“不足”和二十年前根本颠倒了：以前的“过剩”现在成了最严重的“不足”，而以前的“不足”现在变成了最严重的“过剩”，形势在十几年内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不但是我国电信业最大的矛盾，也是全世界电信业最大的矛盾。

　　调整心态和期望值：向均衡发展过渡

　　我们电信业老是觉得自己是高技术，所以就应该高速度，其实不然。高技术是相对的。一百年前，飞机、火车、铁路、轮船，是顶级的高技术。清朝末年我国的第一批公派留学生，到西方就是学这些。詹天佑回国后主持修建的京张铁路，震惊中外，被誉为后世楷模。而现在呢？在我们电信业眼里，铁路成了“傻大黑粗”，根本不认为它有技术。我们自己觉得电子、信息才能算是高技术，但也是二三十年前的事了。二十多年前，我们北京邮电大学的叶培大院士亲自给我们第一届的16个研究生讲光通信原理，从多模、单模讲起。当时的光通信的确是高技术，因为除了院士别人都不懂。今天，懂光通信的毕业生仅仅北邮每年就有上千人。所以，技术的“高”与“不高”是相对的。

　　那么，高速度呢？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电信业习惯于以高出GDP几倍的速度增长，每年保持30%、40%、50%的增长速度。最高的是1993年，电信业务的年增长率达到59%。这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天时、地利、人和凑在一起，所以我们的速度高上去了。但是，这种高速度长期持续下去，国民经济是受不了的，是不应该、也是不可能的。经济学最基本的原理是国民经济的各行各业必须均衡发展。以前电信业的缺口太大，所以在九十年代是补缺。现在补上去了，就必须调整心态，向均衡发展过渡。

　　因此，电信业要做两件事：一是要调整自己的心态，二是要调整社会和政府领导机构(尤其是国资委)的期望值。每个运营商现在都说自己的日子不好过，夜里睡不好觉，这都是“高技术必然高速度”的舆论害的。为什么要去宣传自己是高技术、高速度呢？为什么不去宣传中国电信业的发展已经趋向饱和了呢？自来水公司在五十年代也经历了高速发展的阶段：解放前北京的各家各户没有自来水，在五十年代都装上了，也“高速度”了。但是，在各家各户安上自来水后，你还找什么“增长点”呢？搞好服务就行了。现在，电信业也要多宣传这些观点，让社会和政府调整期望值。这样，国资委也就不会给我们的企业压任务了。只有均衡发展，才有可能持续发展，这是我们电信业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最近报道说，我国电信业的增长率在今年一季度低于GDP的增长率，结果引起业内惊呼，似乎天要塌下来了。我认为，这种现象很正常，甚至是有益的。过去发展太快，已经“过剩”了，现在调整一下不是有好处吗？因此，我们电信业既要调整自己的心态，也要调整社会和政府的期望值，向均衡发展过渡。
　　进入信息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

　　现在回到原来的问题：在2000年的千喜之年，全世界都在欢呼人类进入了信息时代。但是，到了信息社会，信息产业反而不行了，这是为什么？从历史的宏观角度来看，它必然有更本质的原因。

　　我们都没有经历过信息社会，一时说不清，所以我们先来回顾历史，总结历史经验，从中找到历史发展的规律。我们回顾一下工业社会，人类是怎样走过来的？三、四百年前的瓦特蒸汽机、珍妮纺织机，一直到后来的内燃机、电动机、飞机、火车、轮船，这些都是工业技术。但是，是不是有了工业技术，人类就进入工业社会了呢？绝对不是。比如，如果在一百多年前把一个几百万千瓦的发电机送到中国来，肯定没有用处，肯定堆在角落里生锈。为什么？因为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对它没有需求。这说明，如果只有工业技术，人类还是进入不了工业社会，还必须经历工业思想革命和工业社会革命，必须有社会结构的根本变革。所以英国后来有了圈地运动，所谓的“羊吃人”，实际上是人口迅速地城市化，把劳动力与土地的纽带切断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改变了，社会形态从根本上改变了，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使工业技术得到广泛的应用。但是，是不是有了思想革命和社会革命就可以了？还是不行。因为国家机器还掌握在封建庄园主和代表他们利益的王公贵族手里。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他们的根本利益受到了冲击，所以必然用手中的国家机器来镇压和抵制社会变革，于是就爆发了工业政治革命，或者叫做资产阶级革命。一直到美国的南北战争，代表工业的北方打垮了代表封建庄园主利益的南方，西方的工业政治革命才告一段落。此后，在短短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到20世纪中期，西方的工业社会就达到了高度鼎盛。因此，由工业技术革命的开始，到工业政治革命告一段落，前后经历了几百年，更多的时间并不是花在技术的发明上，而是花费在思想革命、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上。但是，这些过程一旦完成，工业技术就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开始迅速转化为强大的社会生产力。

　　对照人类进入工业社会的历程，再来看信息社会。我们的信息技术革命应该说已经发生了。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经过三四十年的发展，信息技术已经发展到了社会容纳不下的地步了，所以才发生前面讲过的“过剩”问题。但是，我们的社会革命发生了吗？还没有，顶多刚刚出现在地平线上。如果我们已经经历了信息社会革命，“网上轻轻一点，世界就在眼前”，大家今天就不用坐在这里等我晚点的飞机了。还有，多媒体远程教育早已不存在任何技术问题，为什么推广不了？关键在于体制：如果高等教育都用远程多媒体了，现在的教育体制怎么办？推广远程医疗、远程办公、电子商务、电子政务的关键同样是体制问题。但是，这些体制的变革，必然触及很多人、很多社会集团的既得利益，必然要遇到很多阻力，使社会变革比技术本身的发展困难得多。其结果，这些最根本的应用上不去，必然使大量光缆“黑”在地下、3G找不到应用，技术和容量自然也就过剩了。同样，正是因为这些直接关系到社会生产力发展而且急需的应用上不去，所以使游戏娱乐业反而成为信息技术的主流业务，难怪人们开玩笑说3G是“girl-gamble-game”(性-赌-游戏)。至于说信息政治革命，就更说不清楚了。但是，大家知道“网上无国界”，如果真的到了信息社会，现在以地理边界为特征的国家是否还将继续存在就很难说了。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人类进入信息社会和进入工业社会一样，都必须进行从技术革命、思想革命、社会革命，一直到政治革命的全过程。只有这些过程都完成了，信息技术的应用才有可能普及，人类也才能进入信息社会。但是，现在的普遍状况是：信息技术发展了，但是广泛应用这些技术的社会体制、工作方式、生活方式还没有跟上。因此，当今社会的根本矛盾，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落后的生产关系制约了先进技术的发挥和生产力的发展。这个矛盾具有两方面。一方面，它的解决必须依靠整个社会的变革，而社会的变革必然损害一些集团的既得利益，必然会遇到阻力和抵抗。所以，这不是短期之内可以解决的问题，是一个比技术本身的发展更困难、更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完成之前，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必然受到种种制约，前面所说的“过剩”和“不足”的矛盾必将长期存在。但是另一方面，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信息技术革命必然带来以思想革命为前奏的信息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所以，这个矛盾是必然要解决的，而这个矛盾双方的斗争，也就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你的转贴好像是一场报告会的笔录资料，报告人是北京邮电大学阚凯力教授！？令人难于置信。一位学者居然对本专业的术语及其关系都分辨不清，更不用说引用的政治经济学、哲学、社会学等术语的准确性了。一见标题，指望能从文中好好汲取一点营养，结果失望而归。这不能责怪你仁兄，你转贴的意图很好，禺担心中国学术界水平的下滑。好像这类学校的收入非常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