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北望长天祭英魂
——储安平诞辰九十六周年纪念
一
那天在馬白教授家里和儲望英聚會。望英君是儲安平長子，移民澳洲也有一些年月了，就住在悉尼南區離馬白教授家不遠的地方，過著平淡幽靜的退休生活。我們談那場倏忽之間就摧殘了幾十萬精英的所謂“反右”運動，談他父親。他話不多，看來性格也像他每天的生活一樣，但內心的悲愴，雖然壓抑著，也是可以感覺到的。
二
关于储安平，至今还是一个谜——是他之死，或不知生死。
许多人已为此写过文章，提供自己的见解。例如：徐铸成的《我的同乡》（台湾《传记文学》一九八九年第五期）、戴晴的《储安平与“党天下”》（江苏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六月）、孙琴安和李师贞的《毛泽东与名人》（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二月）、董乐山的《闲话皇帝》（广东《随笔》，一九九三年第三期）、邓加荣的《寻找储安平》（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十月）、胡志伟的《中共文化百人志》（台湾《传记文学》第五十三卷第二期）、余开伟的《储安平生死之谜又一说》（《书屋》一九九九年第二期），以及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人民文学出版社，二零零四年一月）一书中有关章节……等等。各有各的说法：“投河自杀”（在北京某个地方？）、“蹈海而死”（在青岛？在天津？在塘沽？）、“虐杀毙命”（被红卫兵活活打死？一九六六年八月，北京红卫兵掀起 “红色恐怖”期间，北京市被打死或受到迫害后自杀者超过千人）。也有说未死的，说储在新疆改造时，逃到苏联去了；或说他在江苏某地出家当了和尚。最神乎其神的是章诒和的叙述：
八十年代初，吴祖光访美归来。他特地打来电话，说要告诉我一则消息。我去了坐落于东大桥的吴宅。
红光满面的吴祖光，兴冲冲地说：“诒和，有个老作家在美国某个小城镇的街道散步，忽见一人酷似储安平，即紧随其后。那人见有跟踪者，便快步疾行。老作家生怕错过良机，便连呼：储先生。声音也越来越高。那人听后，竟飞奔起来，很快地消失了。依我看，储安平可能还活着，在美国。要不然怎么死不见尸呢？这个消息太珍贵了，你回去告诉李大姐。”
章诒和把这个消息转述给母亲。这位大右派章伯钧的夫人没有兴奋起来，只说：“这不是储安平的消息，是储安平传奇。”
储安平的后人也不相信储安平还活在世上。储望英的弟弟、现在墨尔本居住的储望华记得，早在六十年代初，他父亲曾和他说起过“想要自杀”的想法。自从反右以后，面对“抱负”不能实现，屈辱不堪忍受，储安平想到死是很自然的。而储望英的脑海里，一直浮现的是另外一个可怕的情景：他父亲被野兽吃掉了。他以平静的声音告诉我们说，储安平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天，可能神志不清地踯躅到北京郊外像八大处一带的山林里，那时八大处山林里常有豺狼野狗出没……
储安平孤零悲惨的最后日子又是怎样的呢？人们知道，反右之后，储安平第二次结婚的妻子也弃他而去，此后经年，大多数时候，老人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每天只能与屋里养着的山羊为伍……
经过多方回忆，总算拼凑出一些零零碎碎的情景。
储安平“失踪”是在一九六六年九月上旬，在他五十八岁的时候。
八月三十一日，刚好与作家老舍投太平湖是同一天，惨受多日凌辱毒打的储安平在京西青龙桥边潮白河自杀，但没有成功。一个多星期后，他从关押他的九三学社后院小屋回家，看到家里已是第二次被抄家。居室、客厅均被洗劫掠夺一空，除了满地的碎纸乱片外，已一无所有。面对这般情景，储安平的心便整个地绝望了。他踽踽离开家，走了出去……而阴差阳错，就在第二天，他学农的女儿储望瑞曾从北郊进城，回了一趟家——只见门虚掩着，里面空无一人，东西也荡然无存，只是满地撒着花手帕，她记得是她小时候一条条精心攒在盒子里的……
九月中旬的一天，储望华接到当时主管九三学社中央机关日常事务的梁某女士打来的电话，问知道不知道储安平目前在哪里。储望华说：“父亲不是被你们押管着吗？你们不是正在筹备批斗他的大会吗？”到了九月二十日，中央统战部下达命令：一定要在十月一日国庆之前找到储安平，“以确保首都的安全（！！？？）” 于是九三学社派了一名干部（中共党员）负责此事，并要求储望华和他二哥协助。他们骑着自行车在北京的东、西城不少街巷转了好几天，查访了过去与储安平曾有来往的朋友，却毫无结果。
到了一九六八年夏，有一天，几个穿着军装的干部来找储望华，说他们是“奉周恩来之命，由公安部、统战部等组成储安平专案组，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查寻储安平的下落”，希望储望华提供情况予以协助。首先他们要求储望华提供几张父亲的照片。储望华一时颇觉诧异：凭他们的权力，他们完全可以通过组织途径去向有关部门索取，相信不难获得他的照片，却偏偏来向家人索取照片。事后听说这帮专案组的人是有意通过这种试探，来考察储望华是否和父亲彻底地“划清了界线”。
在那个全国笼罩在红色恐怖的年代，这种考察几乎是多余的。
又过了一段时间，在一九六九年，大阴谋家康生发话：“储安平，大右派，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怎么回事？！”害人的人显然都想清清楚楚确知所害的结果——他们引以为荣的业绩。
没有答案，即使在威严的无产阶级专政面前。死人无言，生人不语。真是一个冷冰冰的“死结”！储安平生死之谜，云遮雾障，扑朔迷离，如今虽然过了几十年，听来也令人分外黯然神伤。
三
作为一九八零年“不予改正”的中央“级别”的五名大右派之一，储安平究竟犯了什么滔天大罪？历史庄严地记录下来了：“党天下”。
储安平是在毛泽东“诚恳”动员之下，于一九五七年六月一日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做了“党天下”的发言的，发言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为题；第二天见报于《光明日报》，标题改为“党天下是一切宗派主义的根源”。
储安平说：
……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有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实现它的理想，推行它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政权，党需要使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单位大小，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
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们所担当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失，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有“莫非王土”那样的想法。从而形成了今天这样一个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
今天宗派主义突出，党群关系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些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个例子，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导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 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两个党外人士，也还象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个，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被搬到了人大常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12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位党外人士，是不是党外人士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培植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国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
……
储安平的发言石破天惊，引起与会者极大震动。马寅初等人，当场叫好；而个别政治敏感者或有特别渠道者立时觉察到，这位“言者无罪”者肯定要大大倒霉了。事实上，毛泽东于半个月前，也就是五月十五日，已写了一份题为《事情正在起变化》的秘密文件，在高级干部中内部传阅。毛已将反右部署安排妥当，只等扣发板机了。
对储安平铺天盖地的揭发、批判与控诉，白天黑夜的、马拉松式的轮番轰炸，是从六月六日下午开始的。当日下午，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邀请党外人士举行座谈。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首先发言，批评储安平的“党天下”的提法是严重的错误。
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亲自执笔的、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从而向世界公开地拉开了反右的序幕。储安平的“党天下”论使他首先成为“众矢之的”。
六月十日下午，民盟光明日报社支部首先在吴晗的主持下召开全体盟员大会，一致对储安平的“党天下”论进行了严厉的驳斥。在大会上先后发言的有《光明日报》编辑部各部主任、副主任和部分编辑、记者。
六月十三日晚，民盟中央小组座谈会举行了第四次会议。民盟中央副主席史良在会上作了“民盟中央不能对心怀异志的人有所包庇”的发言。民盟中央委员千家驹在会上也批判了储安平等右派“在整风中混水摸鱼，假借整风反社会主义、反共”。
六月十四日，《光明日报》社工厂和行政部的职工举行座谈会，一致“愤怒谴责储安平以本报总编辑名义发表的反社会主义言论，坚决表示要保卫社会主义阵地，粉碎储安平将报纸拉向右转的任何企图”。在会上发言的，有排字工人、轮转机工人、汽车司机、锅炉房工人、炊事员和行政管理人员等二十多人。
当日下午，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会邀请在京的中央委员和北京市分社的委员举行座谈会。二十四个人发言，一致对“储安平散布的‘党天下’谬论和其他右派分子反党谬论作了批判。
六月十五日，《文汇报》登载了姚文元题为《右派野心分子往何处去》的文章，文章说：“当储安平、葛佩琦等等野心分子，以英雄的姿态站起来向社会主义开火的时候，他们自以为是顶天立地的巨人……然而他们立刻就发现自己倒了大霉了。”
当日《人民日报》刊载了马寅初的《我对储安平、葛佩琦等的言论发表些意见》的文章，说：“储安平先生的话据我看来是反映了某些人的看法，决不是他一个人的意见”，“‘党天下’的说法是错误的。”
六月二十一日晚，九三学社由该社主席许德珩主持，举行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扩大会议，听取了九三学社副秘书长关于《光明日报》最近召开社务委员会讨论章伯钧、储安平擅自篡改《光明日报》政治方向问题的情况的报告。
六月二十九日，《文汇报》加编者按登载了储望英被迫于三天前写给父亲的公开信。
七月三日，《人民日报》刊载了李兵的《储安平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是右派》的文章。文章系统地揭露了储安平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右派”表现。
七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郭敏的《编辑“能手”》的文章。文章最后说：“储安平的‘左鞭右打’的标题的政治性之强，手法之巧妙、毒辣，可谓深明编辑政治性之味矣。”
八月六日，《四川日报》发表了唐小丁的《“党天下”——“共产党一党专政”的说法为什么是反动的》的文章。
九月二日，《人民日报》登载了署名理夫、林歧瑞的《天下究竟应属于谁？》的文章，批判储安平的 “‘党天下’的谬论”。
十一月二十八日，《光明日报》刊载了魏建功、黄子卿等人的《批判储安平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几个荒谬论点》的文章。
十一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二十八日三天，九三学社中央和《光明日报》联合举行大会，系统揭露和批判右派分子储安平。参加大会的有九三学社社员、《光明日报》社职工以及中央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首都高等学校代表等一千余人，对储安平的“反动言行”表示出极大的愤慨。
…………
上述的东西今天读来真令人厌恶之极，但这远不是完整的纪录。对了，应该还加上毛泽东七月九日在上海干部会议上作的《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的报告。当然，“伟大领袖”不屑对储安平一人发话，他训斥全部右派，说：“我看顽固不化的右派，一百年之后也是要受整的。”（只是毛这个预言恐怕要落空了。）
在全国性的恐怖政治高压下，谁都要对储安平进行攻击、谩骂。为了尊重历史，我也不避讳列出储安平亲朋好友、不久前的战友同志，对他的攻击，其中包括后来同样被打落水者。“这是一个尸横遍野的战场。中国的文化人在这里写下他们最悲惨也是最耻辱的一页。”戴晴在她的《储安平与“党天下”》中如是说。一下子横遭众叛亲离的打击，储安平彻底崩溃了。他在“人民”面前成了大“罪人”，不得不“向人民低头认罪”，“向人民投降 ”。储安平能有他想吗？“人民 ”一词，在黨政治文化術語中，藏掖著深刻的诡谲。
早在六月二十一日晚，在九三学社举行的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扩大会议结束时，储安平发言承认错误。他说他看到台湾香港的反动报纸为他喝彩时，“感到很沉重”，并表示“要认真地挖掘自己的思想根源，并且交代同章伯钧、罗隆基的关系”。
七月七日晚，九三学社中央整风委员会召开扩大座谈会，储安平交代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和行动”。
在七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储安平作了题为《向人民投降》的发言（七月十五日的《人民日报》刊载了全文）。
储安平虽然“向人民投降”了，但对他的斗争并不结束。在一九五八年一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召开的九三学社第四届中委会第三次全会上，储安平中央委员、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职务被撤销。一月三十一日，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召开，决定罢免储安平人大代表的资格。至于储安平的《光明日报》总编辑的职位，则早于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和《光明日报》社长章伯钧被同时免职。
此后，储安平被一顶特大号的“大右派分子”的帽子死死地扣在头上。以毛式的形象又刻毒的时髦语言概括之，储安平已变成“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四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是古人对古代中国专制社会王权无边状况的形象描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储安平竟敢对当时的中国也作了类似的描述。孟子早就有过告诫：“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而储安平竟敢触犯皇帝之大忌。这个“党天下”之谏，太尖锐了！在几乎五十年后的今天，在中国大陆，人们仍不敢如此露骨地公开议论，这还是一个可能带来麻烦的禁忌。不过，“党天下”的说法并不是储安平的创造，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罗隆基就用这个说法批评过国民党——“党在国上”，这是那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最看不过的。从今天已知的材料看，储安平事先和同道中人说过，其中很可能也包括梁漱溟。而以梁一惯敢言的性格推论，他是支持储安平说话的。可以说，当年储安平的发言代表了不少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的心声，而他却为此付出了生命。
储安平此举，惊天动地，的确并非一时心血来潮，并非信口开河，而是有很深的思想基础；应该说，只有他这样的人物，才作得出这样的建言。储安平何许人也？大概现在知道他的人对其生平并不详悉——储本人生前很少写到自己。以下是一些简历：
一九零九年七月二十二日（阴历六月六日），出生于江苏宜兴城内北门储宅。储家是名门望族。
一九二八年，考进上海光华大学（所读何系历来说法不一，有说是新闻系，有说是政治系，或英国文学系，华东师范大学的陈子善先生看了光华的档案，证实是政治系）。一九三二年在光华大学毕业后，任南京《中央日报》文艺副刊编辑。
一九三六年入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院深造。一九三九年回国，任中英文化协会秘书。
一九四零年至四五年在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任教，不久去重庆复旦大学任教授。抗战胜利前夕应聘任湖南《中国晨报》主笔。
一九四六年九月一日，在上海创办独立的无党派政论刊物《观察》周刊。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被国民党政府查封。至此《观察》凡出四卷又八期。此后，他秘密去北平并转入地下工作。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储安平诞辰九十六周年纪念
一
那天在馬白教授家里和儲望英聚會。望英君是儲安平長子，移民澳洲也有一些年月了，就住在悉尼南區離馬白教授家不遠的地方，過著平淡幽靜的退休生活。我們談那場倏忽之間就摧殘了幾十萬精英的所謂“反右”運動，談他父親。他話不多，看來性格也像他每天的生活一樣，但內心的悲愴，雖然壓抑著，也是可以感覺到的。
二
关于储安平，至今还是一个谜——是他之死，或不知生死。
许多人已为此写过文章，提供自己的见解。例如：徐铸成的《我的同乡》（台湾《传记文学》一九八九年第五期）、戴晴的《储安平与“党天下”》（江苏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六月）、孙琴安和李师贞的《毛泽东与名人》（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二月）、董乐山的《闲话皇帝》（广东《随笔》，一九九三年第三期）、邓加荣的《寻找储安平》（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十月）、胡志伟的《中共文化百人志》（台湾《传记文学》第五十三卷第二期）、余开伟的《储安平生死之谜又一说》（《书屋》一九九九年第二期），以及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人民文学出版社，二零零四年一月）一书中有关章节……等等。各有各的说法：“投河自杀”（在北京某个地方？）、“蹈海而死”（在青岛？在天津？在塘沽？）、“虐杀毙命”（被红卫兵活活打死？一九六六年八月，北京红卫兵掀起 “红色恐怖”期间，北京市被打死或受到迫害后自杀者超过千人）。也有说未死的，说储在新疆改造时，逃到苏联去了；或说他在江苏某地出家当了和尚。最神乎其神的是章诒和的叙述：
八十年代初，吴祖光访美归来。他特地打来电话，说要告诉我一则消息。我去了坐落于东大桥的吴宅。
红光满面的吴祖光，兴冲冲地说：“诒和，有个老作家在美国某个小城镇的街道散步，忽见一人酷似储安平，即紧随其后。那人见有跟踪者，便快步疾行。老作家生怕错过良机，便连呼：储先生。声音也越来越高。那人听后，竟飞奔起来，很快地消失了。依我看，储安平可能还活着，在美国。要不然怎么死不见尸呢？这个消息太珍贵了，你回去告诉李大姐。”
章诒和把这个消息转述给母亲。这位大右派章伯钧的夫人没有兴奋起来，只说：“这不是储安平的消息，是储安平传奇。”
储安平的后人也不相信储安平还活在世上。储望英的弟弟、现在墨尔本居住的储望华记得，早在六十年代初，他父亲曾和他说起过“想要自杀”的想法。自从反右以后，面对“抱负”不能实现，屈辱不堪忍受，储安平想到死是很自然的。而储望英的脑海里，一直浮现的是另外一个可怕的情景：他父亲被野兽吃掉了。他以平静的声音告诉我们说，储安平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天，可能神志不清地踯躅到北京郊外像八大处一带的山林里，那时八大处山林里常有豺狼野狗出没……
储安平孤零悲惨的最后日子又是怎样的呢？人们知道，反右之后，储安平第二次结婚的妻子也弃他而去，此后经年，大多数时候，老人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每天只能与屋里养着的山羊为伍……
经过多方回忆，总算拼凑出一些零零碎碎的情景。
储安平“失踪”是在一九六六年九月上旬，在他五十八岁的时候。
八月三十一日，刚好与作家老舍投太平湖是同一天，惨受多日凌辱毒打的储安平在京西青龙桥边潮白河自杀，但没有成功。一个多星期后，他从关押他的九三学社后院小屋回家，看到家里已是第二次被抄家。居室、客厅均被洗劫掠夺一空，除了满地的碎纸乱片外，已一无所有。面对这般情景，储安平的心便整个地绝望了。他踽踽离开家，走了出去……而阴差阳错，就在第二天，他学农的女儿储望瑞曾从北郊进城，回了一趟家——只见门虚掩着，里面空无一人，东西也荡然无存，只是满地撒着花手帕，她记得是她小时候一条条精心攒在盒子里的……
九月中旬的一天，储望华接到当时主管九三学社中央机关日常事务的梁某女士打来的电话，问知道不知道储安平目前在哪里。储望华说：“父亲不是被你们押管着吗？你们不是正在筹备批斗他的大会吗？”到了九月二十日，中央统战部下达命令：一定要在十月一日国庆之前找到储安平，“以确保首都的安全（！！？？）” 于是九三学社派了一名干部（中共党员）负责此事，并要求储望华和他二哥协助。他们骑着自行车在北京的东、西城不少街巷转了好几天，查访了过去与储安平曾有来往的朋友，却毫无结果。
到了一九六八年夏，有一天，几个穿着军装的干部来找储望华，说他们是“奉周恩来之命，由公安部、统战部等组成储安平专案组，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查寻储安平的下落”，希望储望华提供情况予以协助。首先他们要求储望华提供几张父亲的照片。储望华一时颇觉诧异：凭他们的权力，他们完全可以通过组织途径去向有关部门索取，相信不难获得他的照片，却偏偏来向家人索取照片。事后听说这帮专案组的人是有意通过这种试探，来考察储望华是否和父亲彻底地“划清了界线”。
在那个全国笼罩在红色恐怖的年代，这种考察几乎是多余的。
又过了一段时间，在一九六九年，大阴谋家康生发话：“储安平，大右派，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怎么回事？！”害人的人显然都想清清楚楚确知所害的结果——他们引以为荣的业绩。
没有答案，即使在威严的无产阶级专政面前。死人无言，生人不语。真是一个冷冰冰的“死结”！储安平生死之谜，云遮雾障，扑朔迷离，如今虽然过了几十年，听来也令人分外黯然神伤。
三
作为一九八零年“不予改正”的中央“级别”的五名大右派之一，储安平究竟犯了什么滔天大罪？历史庄严地记录下来了：“党天下”。
储安平是在毛泽东“诚恳”动员之下，于一九五七年六月一日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做了“党天下”的发言的，发言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为题；第二天见报于《光明日报》，标题改为“党天下是一切宗派主义的根源”。
储安平说：
……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有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实现它的理想，推行它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政权，党需要使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单位大小，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
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们所担当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失，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有“莫非王土”那样的想法。从而形成了今天这样一个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
今天宗派主义突出，党群关系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些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个例子，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导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 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两个党外人士，也还象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个，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被搬到了人大常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12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位党外人士，是不是党外人士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培植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国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
……
储安平的发言石破天惊，引起与会者极大震动。马寅初等人，当场叫好；而个别政治敏感者或有特别渠道者立时觉察到，这位“言者无罪”者肯定要大大倒霉了。事实上，毛泽东于半个月前，也就是五月十五日，已写了一份题为《事情正在起变化》的秘密文件，在高级干部中内部传阅。毛已将反右部署安排妥当，只等扣发板机了。
对储安平铺天盖地的揭发、批判与控诉，白天黑夜的、马拉松式的轮番轰炸，是从六月六日下午开始的。当日下午，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邀请党外人士举行座谈。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首先发言，批评储安平的“党天下”的提法是严重的错误。
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亲自执笔的、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从而向世界公开地拉开了反右的序幕。储安平的“党天下”论使他首先成为“众矢之的”。
六月十日下午，民盟光明日报社支部首先在吴晗的主持下召开全体盟员大会，一致对储安平的“党天下”论进行了严厉的驳斥。在大会上先后发言的有《光明日报》编辑部各部主任、副主任和部分编辑、记者。
六月十三日晚，民盟中央小组座谈会举行了第四次会议。民盟中央副主席史良在会上作了“民盟中央不能对心怀异志的人有所包庇”的发言。民盟中央委员千家驹在会上也批判了储安平等右派“在整风中混水摸鱼，假借整风反社会主义、反共”。
六月十四日，《光明日报》社工厂和行政部的职工举行座谈会，一致“愤怒谴责储安平以本报总编辑名义发表的反社会主义言论，坚决表示要保卫社会主义阵地，粉碎储安平将报纸拉向右转的任何企图”。在会上发言的，有排字工人、轮转机工人、汽车司机、锅炉房工人、炊事员和行政管理人员等二十多人。
当日下午，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会邀请在京的中央委员和北京市分社的委员举行座谈会。二十四个人发言，一致对“储安平散布的‘党天下’谬论和其他右派分子反党谬论作了批判。
六月十五日，《文汇报》登载了姚文元题为《右派野心分子往何处去》的文章，文章说：“当储安平、葛佩琦等等野心分子，以英雄的姿态站起来向社会主义开火的时候，他们自以为是顶天立地的巨人……然而他们立刻就发现自己倒了大霉了。”
当日《人民日报》刊载了马寅初的《我对储安平、葛佩琦等的言论发表些意见》的文章，说：“储安平先生的话据我看来是反映了某些人的看法，决不是他一个人的意见”，“‘党天下’的说法是错误的。”
六月二十一日晚，九三学社由该社主席许德珩主持，举行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扩大会议，听取了九三学社副秘书长关于《光明日报》最近召开社务委员会讨论章伯钧、储安平擅自篡改《光明日报》政治方向问题的情况的报告。
六月二十九日，《文汇报》加编者按登载了储望英被迫于三天前写给父亲的公开信。
七月三日，《人民日报》刊载了李兵的《储安平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是右派》的文章。文章系统地揭露了储安平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右派”表现。
七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郭敏的《编辑“能手”》的文章。文章最后说：“储安平的‘左鞭右打’的标题的政治性之强，手法之巧妙、毒辣，可谓深明编辑政治性之味矣。”
八月六日，《四川日报》发表了唐小丁的《“党天下”——“共产党一党专政”的说法为什么是反动的》的文章。
九月二日，《人民日报》登载了署名理夫、林歧瑞的《天下究竟应属于谁？》的文章，批判储安平的 “‘党天下’的谬论”。
十一月二十八日，《光明日报》刊载了魏建功、黄子卿等人的《批判储安平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几个荒谬论点》的文章。
十一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二十八日三天，九三学社中央和《光明日报》联合举行大会，系统揭露和批判右派分子储安平。参加大会的有九三学社社员、《光明日报》社职工以及中央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首都高等学校代表等一千余人，对储安平的“反动言行”表示出极大的愤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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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东西今天读来真令人厌恶之极，但这远不是完整的纪录。对了，应该还加上毛泽东七月九日在上海干部会议上作的《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的报告。当然，“伟大领袖”不屑对储安平一人发话，他训斥全部右派，说：“我看顽固不化的右派，一百年之后也是要受整的。”（只是毛这个预言恐怕要落空了。）
在全国性的恐怖政治高压下，谁都要对储安平进行攻击、谩骂。为了尊重历史，我也不避讳列出储安平亲朋好友、不久前的战友同志，对他的攻击，其中包括后来同样被打落水者。“这是一个尸横遍野的战场。中国的文化人在这里写下他们最悲惨也是最耻辱的一页。”戴晴在她的《储安平与“党天下”》中如是说。一下子横遭众叛亲离的打击，储安平彻底崩溃了。他在“人民”面前成了大“罪人”，不得不“向人民低头认罪”，“向人民投降 ”。储安平能有他想吗？“人民 ”一词，在黨政治文化術語中，藏掖著深刻的诡谲。
早在六月二十一日晚，在九三学社举行的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扩大会议结束时，储安平发言承认错误。他说他看到台湾香港的反动报纸为他喝彩时，“感到很沉重”，并表示“要认真地挖掘自己的思想根源，并且交代同章伯钧、罗隆基的关系”。
七月七日晚，九三学社中央整风委员会召开扩大座谈会，储安平交代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和行动”。
在七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储安平作了题为《向人民投降》的发言（七月十五日的《人民日报》刊载了全文）。
储安平虽然“向人民投降”了，但对他的斗争并不结束。在一九五八年一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召开的九三学社第四届中委会第三次全会上，储安平中央委员、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职务被撤销。一月三十一日，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召开，决定罢免储安平人大代表的资格。至于储安平的《光明日报》总编辑的职位，则早于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和《光明日报》社长章伯钧被同时免职。
此后，储安平被一顶特大号的“大右派分子”的帽子死死地扣在头上。以毛式的形象又刻毒的时髦语言概括之，储安平已变成“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四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是古人对古代中国专制社会王权无边状况的形象描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储安平竟敢对当时的中国也作了类似的描述。孟子早就有过告诫：“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而储安平竟敢触犯皇帝之大忌。这个“党天下”之谏，太尖锐了！在几乎五十年后的今天，在中国大陆，人们仍不敢如此露骨地公开议论，这还是一个可能带来麻烦的禁忌。不过，“党天下”的说法并不是储安平的创造，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罗隆基就用这个说法批评过国民党——“党在国上”，这是那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最看不过的。从今天已知的材料看，储安平事先和同道中人说过，其中很可能也包括梁漱溟。而以梁一惯敢言的性格推论，他是支持储安平说话的。可以说，当年储安平的发言代表了不少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的心声，而他却为此付出了生命。
储安平此举，惊天动地，的确并非一时心血来潮，并非信口开河，而是有很深的思想基础；应该说，只有他这样的人物，才作得出这样的建言。储安平何许人也？大概现在知道他的人对其生平并不详悉——储本人生前很少写到自己。以下是一些简历：
一九零九年七月二十二日（阴历六月六日），出生于江苏宜兴城内北门储宅。储家是名门望族。
一九二八年，考进上海光华大学（所读何系历来说法不一，有说是新闻系，有说是政治系，或英国文学系，华东师范大学的陈子善先生看了光华的档案，证实是政治系）。一九三二年在光华大学毕业后，任南京《中央日报》文艺副刊编辑。
一九三六年入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院深造。一九三九年回国，任中英文化协会秘书。
一九四零年至四五年在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任教，不久去重庆复旦大学任教授。抗战胜利前夕应聘任湖南《中国晨报》主笔。
一九四六年九月一日，在上海创办独立的无党派政论刊物《观察》周刊。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被国民党政府查封。至此《观察》凡出四卷又八期。此后，他秘密去北平并转入地下工作。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