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李敖的“自由主义”
芦笛
本人没看过录像，只看了大郎转贴的录音记录稿，由绝对文盲执笔，弄成了天书。那家伙有本事连“埋怨”都记成“买圆”（用新台币套购“袁大头”？），“反求诸己”成了“翻秋中级”，“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成了“乱棒打出”。最有趣的是那“只把春来抱”，敢情“报春花”原来是去“抱”“春花”那个我们村里的老相好？
难为他（她）文盲如此，居然还知道艾森豪威尔，没像“麦克阿瑟”那样写成了火星人的名字。不过他／她把麦克阿瑟提拔作了元帅（据说美国原来想设元帅，授给马歇尔等人，但因为马歇尔的名字本身就是“元帅”，如此一来必成笑话，此议遂寝），便造成了疑案：到底是他／她文盲，还是李敖文盲？想来肯定是后者──“将军”和“元帅”根本就不是同音字，无论李敖用中文还是用英文讲，都绝不会造成混乱。
奇怪的是启明星居然放过这绝妙机会丑诋中文，说此事证明汉语不可用汉字记录，只能用拼音记录，因为拼音强过汉字的地方，正在于能否区分同音字。当真可惜之至。
废话少港，还是来说李敖吧。
说来惭愧，李敖其人倒略有耳闻，楼下余大郎就转贴了篇令人印象深刻的介绍文字，其文则几乎不知。那原因很简单：出国比较早，在国内时根本没机会看他的东西，出来后又基本没看过中文书，当真是孤陋寡闻。
最先听说此人，还是在马弟弟的烂文章里看见的。五年前，老马在《多维》作专栏作家，吹嘘李敖，说上下５００年白话文写作，第一名李敖，第二名李敖，第三名李敖。当时我还不知道那是李的无耻自吹，以为是马浑家的发明，把老马着实一顿糟蹋。我请教他，所谓“白话文第一”，到底是指什么体裁：小说、散文、随笔、小品、杂文、政论、游记还是儿童文学？还是各行通吃？那问题马弟弟到现在也没答出来。可惜北大学生没替我问李敖本人。
此后在网上陆续看了点他的玩意，只觉得非常污秽，用北方老话来说便是“满口西瓜撩子”。那“西瓜”自然是ＸＸ的“双声叠韵”（有人若不懂什么是双声叠韵，请去请教国学大师兼网上第一美男兼伟男东海一枭），“撩子”也是北方俗话里的ＸＸ。
《聊斋》《仙人岛》上王生私通婢女，事后“前阴尽缩”，大恐，乃向其仙人太太坦白，仙婆淡淡一笑，说：“你以为我吃醋，不知此婢原不可近，可谓自作自受。事已至此，反正不痛不痒，跟动刀子割了阑尾也没什么差别，听之可也。”既然太太那唯一受害人都不在乎，王生当然不好再求，只是伟男成了无男氏，未免怏怏不乐。仙婆似有所察，也不点破，只是目光炯炯地看着丈夫。王生便道：“卿可谓‘胸中正，则眸子嘹焉’。”这是《孟子》上的话（“嘹”字应为目旁，也就是“了望”的“了”，简化字使得此字消失了），意思是，心中正，则眼睛炯炯有神。仙人太太莞尔一笑，答曰：“君可谓胸中不正，则撩子眸焉。”仙太太在此把孟子的话倒装了一下，讥笑丈夫胸中不正，去拈花惹草，“则撩子没焉”──把个撩子弄没了。这本来非常搞笑，可惜《聊斋》的读者，１００个中有９９.９个看不懂那是什么意思，包括编写岳麓书社出版的《白话聊斋》的那群教授。
为解释个“撩子”，写了这么多插科打诨的废话，怪不得有人要说我是信口嗡嗡，却不知道第一须得腹中有货，才嗡得出来。第二，政论杂文若是干巴巴几条筋，未免如伟大领袖抨击的那样，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像个瘪三了。
总而言之，看了李敖那些过量的西瓜撩子，实在吃勿消。及至得知此老已是７旬老翁，就更觉得恶心──如此为老不尊的同志还真没见过。但后来也就看破了是怎么回事：许多人有说下流话的内在冲动，但又没胆子自己说，李敖吃透了这种心理，代那些人说出来，自然给他们一种突破禁区的惊喜，如果说得机智俏皮，则那惊喜之外就更有点欣赏甚至崇拜的意味了。所以，李敖其实不过是演戏，实质还是商业炒作，脏嘴之后掩盖着的是精明的算计。
后来他猛作政治秀，自然引起我的厌恶：整个欺软怕硬，得了便宜还卖乖的无赖。那天纳兰把他访问大陆的照片贴出来，说他题词“休戚与共”，据说那“共”字就是指我党，李敖乃是向我党表忠心，发誓愿与我党患难与共。纳兰还猜我会题什么字。我要题字也只会在秦城监狱墙上，那应该是“共富国难”吧。请注意，那可不是“共赴国难”，说的乃是我党专发国难财，靠国难起家，靠国难发财。
不过这次他在北大讲话，我的印象倒很不错。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来，他这次可是说真心话、老实话，告诉大家李敖的“自由主义”究竟是怎么回事。
什么是自由主义？愚以为，有如说自由主义是一种个人信仰，莫如说是社会宽容度的指标。诚如储安平所说，在国民党统治下是自由多少的问题，在共产党统治下是自由有无的问题。在毛共统治下，奢谈什么“自由主义”完全是缘木求鱼。已有的自由主义者被无情铲除，新的自由主义者也绝无产生可能。就连深藏内心的自由思想，都没有存在和发展的余地。如果不搞文革，我到今天仍然只可能是个坚定的毛主义分子。而文革之所以给了我这个转变契机，不仅是因为它展现的血淋淋的现实引起了我的深刻幻灭，更因为统治集团忙于狗咬狗，对民众的控制放松了，我这才能千方百计找来文革前和“解放”前残缺不全的出版物，从中窥到了自由世界的一角蓝天。
这种事根本就不会在“解放”前和国府统治下的台湾发生。李敖、柏杨等人的诞生和发迹，本身就证明了“新旧社会两重天”。要摊在大陆，他们还没熬到冒出头来就给连根掐了，遑论成名成家？柏杨在监狱里还能攻读史籍，著书立说，在大陆，这种好事上哪儿找去？别说是毛共时代了，哪怕是今天也毫无指望。李敖数典骂祖，从孙中山开始操起，把国民党的所有大人物都糟蹋过来了，若在大陆，只怕他骂出第一声就给割了气管，还未来得及出名就给我党像捻死臭虫一般捏死了。捏死的不过是一介无名小卒，今天又会有谁知道他？
这说的是已有的自由主义者一定会被我党无情铲除，还没说新生自由主义者出世的难度。如果柏李等人留在大陆，能变成自由主义者么？我看毫无指望。
国府在台湾禁书，禁的也就是共党经典著作和３０、４０年代的左倾作家，并未一网打尽，把全人类的优秀文化遗产特别是中国文化遗产统统列为“封资修黑货”严加禁止。青年芦笛为了看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走了几十里地的事，是绝对不会发生在台湾的。而不看那些东西，请问你的自由思想从哪儿来？是天上掉下来的么？是人头脑里固有的么？都不是，是从西方来的！！！！！
国府统治的台湾毕竟是西方世界的一部分，人家从来是把英美国家当成先进国家，从来就没有大规模毁灭人类文明，蓄意制造从《国际歌》到“样板戏”之间的文明空白。
就算你像小芦那样，效法普罗米修士，从“解放”前和文革前的残缺出版物中偷来神火，也只敢把那火关死在自己内心世界，不但连读书笔记都不敢写，住集体宿舍还生怕说梦话闯下杀头大祸来。记得有一次我在宿舍里喝醉了，在失去控制前，我调动全部意志，强压下一阵阵涌上来的酒意，用胀大的舌头跟要好的哥们说：我喝醉了，你赶快走吧，把门锁上，不要让任何人进来。他莫名其妙，但还是照办了，不知道我那嘱咐完全是为了保护自己不因喝醉失去控制，酒醉吐真言，掉了脑袋。
不仅如此，如果我至今还留在国内，无论政局多宽松，也绝对不敢在网上写一行字。那么，如今世上又有谁知道“芦笛”？哪怕跑到了安全的海外，我还只敢使用笔名，生怕我党查出了我的真身。这种事，国府统治下的台湾出过么？
所以，李敖的“自由主义”，乃是将国府恩赐的自由使用到极限、take calculated risk的主义，没什么可自豪的，更轮不到他去给大陆人民开课。
好在他已经把这点说得很明白了，只是大家看不出来而已。他那“颠了”、“躲了”、“危邦不入，乱邦不居”之说，就把心事交代得明明白白：在毛共面前，谁也逞不了英雄好汉。遇上了那种流氓政权是绝对没法玩他那套“自由主义”的，只有走为上策。他之所以呆在台湾没跑，乃是因为台湾并非危邦乱邦。不仅如此，他的名气是国府成全的。国府若像英美一样民主，则他就难以以“犯颜抗上”出名；国府若像毛共那样残暴野蛮，则他还没出名就给人家如捻臭虫一般捻死了。幸亏碰上了不松不紧、恰到好处的统治者，“紧”足以显示他的铮铮傲骨并使他名利双收，“松”确保了他不至于送命甚至保障了他成名必需完成的学业。
从这角度来说，国民党乃是扶持李敖扬名立万的衣食父母，骂之适足显其忘恩负义而已。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李敖的先例颇有点像网上第一美男东海一枭先生：））
有趣的是，李敖既看到了这点，又耽溺在自己的成功经验中，以为大陆学者可以效法他，take calculated risk。他引用《一千零一夜》上的《辛伯达航海记》的故事就最能说明这一点：
辛伯达遇到了个“海老人”，那老头说他快死了，请辛伯达帮个忙，让他骑在辛的脖子上去摘树上的果子吃，辛可怜他便照办了，不知老头一骑上去便再也不下来。每次辛想摆脱他，老头便用铁钳一般的双腿夹得他几乎窒息。老头从此便把他当成坐骑，骑在他脖子上拉屎撒尿、作威作福，过了很长时间。老辛苦不堪言，最后爬到悬崖上去，把老头夹在树中，自己踊身跳下悬崖，这才从总算摆脱了老头。（说明，我是少年时代看的《天方夜谭》，可能最后这段记忆有误，请读者指正。）
李敖引用这故事教育大陆学者向他学习，将中共政府当马骑，完全是得了便宜还卖乖：尽管我党变得越来越像国民党了，但进化还远未完成，又岂会像国府那样脓包，任你一介狂生恣意乱骑？老李丝毫不懂逻辑，这才会先教唆大夥儿“颠”出“乱邦”“危邦”，后又教唆大家去把我党当马骑，当真是自相矛盾、胡言乱语。
这故事如果有什么教育意义，那便是它恰好说出了历史真情：我党便是那海老人，爬到百姓脖子上去便再也无法摆脱了。这一沉痛教训，人民应该世代牢记在心，绝不要可怜化装为“民运”的毛共余孽，让他们骑到自己脖子上去。
总而言之，李敖那个讲话根本和连战的没法比。其唯一意义无非是他诚实地解释了自己的发迹诀窍而已，此外根本就没有什么一般性的社会意义。
倒共阵营的反响，令我掩口胡卢。赞者因此媚共老手突然敢用春秋笔法数落点我党的不是而大跌眼镜；骂者则谓他勾结我党麻痹人民。其实都没什么意思。
依愚见，李敖骂我党两句乃是必然的。再笨的人也看得出来，老李不去北京则罢，去了不装模作样地骂两声，他以后就别再想混世界了。须知他不是什么学者而是“骂家”，出名靠的不是学术而是骂人。如果只敢骂台湾政要，不敢骂中共，从此便要落下“欺软怕硬”之讥。形格势禁，箭在弦上，他不能不骂几句，如此昭然若揭之事，难道聪明如此子，事前竟会看不出来？
但就在这点上也体现了此公的精明算计，那就是take calculated risk，骂得恰到好处，不温不火，既不会真的得罪东道主，又设法对舆论界作了交代。
其实他骂的根本没什么新鲜，大陆人民根本就用不着他来指出“共党不如北洋”这一铁的事实。早在８０年代初期，国内报刊上就有人说鲁迅以私人身份和北洋政府教育部打官司还胜诉，这种事在今天根本就无法想象，云云。以敢言著称的李敖去一次北京，竟然也就只敢去热那点冷饭，我看实在说不过去。
但这只是从他个人名声的角度来看。如果从社会角度来看，他这么干倒很明智。倒共阵营中有人因此骂李敖勾结我党，我看毫无意义。以老李的名声和对我党的利用价值，他即使破口大骂我党，也绝对不会因此进大牢。但那又如何？难道中国人民还没吃够柴玲辈哗众取宠的亏？李敖当然可以慷慨激昂地大骂一通，让与会群众热血沸腾，把百姓煽起来后拍拍屁股走人，大家再起来闹一餐，再一次血溅京华，到底对谁有好处？
所以，无论李动机如何，他说的其实是对的。既然共党是无法摆脱的海老人，您又无法“颠”了，只有想方设法为自己捞点好处。就算是无法倒过来骑我党，总还是能在一定程度上效法李敖take calculated risk吧。这，在我看来，也就是百姓能采用的唯一现实明智策略了。不过，这称为“犬儒主义”则可，称为“自由主义”就是李敖式的笑话了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芦笛
本人没看过录像，只看了大郎转贴的录音记录稿，由绝对文盲执笔，弄成了天书。那家伙有本事连“埋怨”都记成“买圆”（用新台币套购“袁大头”？），“反求诸己”成了“翻秋中级”，“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成了“乱棒打出”。最有趣的是那“只把春来抱”，敢情“报春花”原来是去“抱”“春花”那个我们村里的老相好？
难为他（她）文盲如此，居然还知道艾森豪威尔，没像“麦克阿瑟”那样写成了火星人的名字。不过他／她把麦克阿瑟提拔作了元帅（据说美国原来想设元帅，授给马歇尔等人，但因为马歇尔的名字本身就是“元帅”，如此一来必成笑话，此议遂寝），便造成了疑案：到底是他／她文盲，还是李敖文盲？想来肯定是后者──“将军”和“元帅”根本就不是同音字，无论李敖用中文还是用英文讲，都绝不会造成混乱。
奇怪的是启明星居然放过这绝妙机会丑诋中文，说此事证明汉语不可用汉字记录，只能用拼音记录，因为拼音强过汉字的地方，正在于能否区分同音字。当真可惜之至。
废话少港，还是来说李敖吧。
说来惭愧，李敖其人倒略有耳闻，楼下余大郎就转贴了篇令人印象深刻的介绍文字，其文则几乎不知。那原因很简单：出国比较早，在国内时根本没机会看他的东西，出来后又基本没看过中文书，当真是孤陋寡闻。
最先听说此人，还是在马弟弟的烂文章里看见的。五年前，老马在《多维》作专栏作家，吹嘘李敖，说上下５００年白话文写作，第一名李敖，第二名李敖，第三名李敖。当时我还不知道那是李的无耻自吹，以为是马浑家的发明，把老马着实一顿糟蹋。我请教他，所谓“白话文第一”，到底是指什么体裁：小说、散文、随笔、小品、杂文、政论、游记还是儿童文学？还是各行通吃？那问题马弟弟到现在也没答出来。可惜北大学生没替我问李敖本人。
此后在网上陆续看了点他的玩意，只觉得非常污秽，用北方老话来说便是“满口西瓜撩子”。那“西瓜”自然是ＸＸ的“双声叠韵”（有人若不懂什么是双声叠韵，请去请教国学大师兼网上第一美男兼伟男东海一枭），“撩子”也是北方俗话里的ＸＸ。
《聊斋》《仙人岛》上王生私通婢女，事后“前阴尽缩”，大恐，乃向其仙人太太坦白，仙婆淡淡一笑，说：“你以为我吃醋，不知此婢原不可近，可谓自作自受。事已至此，反正不痛不痒，跟动刀子割了阑尾也没什么差别，听之可也。”既然太太那唯一受害人都不在乎，王生当然不好再求，只是伟男成了无男氏，未免怏怏不乐。仙婆似有所察，也不点破，只是目光炯炯地看着丈夫。王生便道：“卿可谓‘胸中正，则眸子嘹焉’。”这是《孟子》上的话（“嘹”字应为目旁，也就是“了望”的“了”，简化字使得此字消失了），意思是，心中正，则眼睛炯炯有神。仙人太太莞尔一笑，答曰：“君可谓胸中不正，则撩子眸焉。”仙太太在此把孟子的话倒装了一下，讥笑丈夫胸中不正，去拈花惹草，“则撩子没焉”──把个撩子弄没了。这本来非常搞笑，可惜《聊斋》的读者，１００个中有９９.９个看不懂那是什么意思，包括编写岳麓书社出版的《白话聊斋》的那群教授。
为解释个“撩子”，写了这么多插科打诨的废话，怪不得有人要说我是信口嗡嗡，却不知道第一须得腹中有货，才嗡得出来。第二，政论杂文若是干巴巴几条筋，未免如伟大领袖抨击的那样，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像个瘪三了。
总而言之，看了李敖那些过量的西瓜撩子，实在吃勿消。及至得知此老已是７旬老翁，就更觉得恶心──如此为老不尊的同志还真没见过。但后来也就看破了是怎么回事：许多人有说下流话的内在冲动，但又没胆子自己说，李敖吃透了这种心理，代那些人说出来，自然给他们一种突破禁区的惊喜，如果说得机智俏皮，则那惊喜之外就更有点欣赏甚至崇拜的意味了。所以，李敖其实不过是演戏，实质还是商业炒作，脏嘴之后掩盖着的是精明的算计。
后来他猛作政治秀，自然引起我的厌恶：整个欺软怕硬，得了便宜还卖乖的无赖。那天纳兰把他访问大陆的照片贴出来，说他题词“休戚与共”，据说那“共”字就是指我党，李敖乃是向我党表忠心，发誓愿与我党患难与共。纳兰还猜我会题什么字。我要题字也只会在秦城监狱墙上，那应该是“共富国难”吧。请注意，那可不是“共赴国难”，说的乃是我党专发国难财，靠国难起家，靠国难发财。
不过这次他在北大讲话，我的印象倒很不错。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来，他这次可是说真心话、老实话，告诉大家李敖的“自由主义”究竟是怎么回事。
什么是自由主义？愚以为，有如说自由主义是一种个人信仰，莫如说是社会宽容度的指标。诚如储安平所说，在国民党统治下是自由多少的问题，在共产党统治下是自由有无的问题。在毛共统治下，奢谈什么“自由主义”完全是缘木求鱼。已有的自由主义者被无情铲除，新的自由主义者也绝无产生可能。就连深藏内心的自由思想，都没有存在和发展的余地。如果不搞文革，我到今天仍然只可能是个坚定的毛主义分子。而文革之所以给了我这个转变契机，不仅是因为它展现的血淋淋的现实引起了我的深刻幻灭，更因为统治集团忙于狗咬狗，对民众的控制放松了，我这才能千方百计找来文革前和“解放”前残缺不全的出版物，从中窥到了自由世界的一角蓝天。
这种事根本就不会在“解放”前和国府统治下的台湾发生。李敖、柏杨等人的诞生和发迹，本身就证明了“新旧社会两重天”。要摊在大陆，他们还没熬到冒出头来就给连根掐了，遑论成名成家？柏杨在监狱里还能攻读史籍，著书立说，在大陆，这种好事上哪儿找去？别说是毛共时代了，哪怕是今天也毫无指望。李敖数典骂祖，从孙中山开始操起，把国民党的所有大人物都糟蹋过来了，若在大陆，只怕他骂出第一声就给割了气管，还未来得及出名就给我党像捻死臭虫一般捏死了。捏死的不过是一介无名小卒，今天又会有谁知道他？
这说的是已有的自由主义者一定会被我党无情铲除，还没说新生自由主义者出世的难度。如果柏李等人留在大陆，能变成自由主义者么？我看毫无指望。
国府在台湾禁书，禁的也就是共党经典著作和３０、４０年代的左倾作家，并未一网打尽，把全人类的优秀文化遗产特别是中国文化遗产统统列为“封资修黑货”严加禁止。青年芦笛为了看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走了几十里地的事，是绝对不会发生在台湾的。而不看那些东西，请问你的自由思想从哪儿来？是天上掉下来的么？是人头脑里固有的么？都不是，是从西方来的！！！！！
国府统治的台湾毕竟是西方世界的一部分，人家从来是把英美国家当成先进国家，从来就没有大规模毁灭人类文明，蓄意制造从《国际歌》到“样板戏”之间的文明空白。
就算你像小芦那样，效法普罗米修士，从“解放”前和文革前的残缺出版物中偷来神火，也只敢把那火关死在自己内心世界，不但连读书笔记都不敢写，住集体宿舍还生怕说梦话闯下杀头大祸来。记得有一次我在宿舍里喝醉了，在失去控制前，我调动全部意志，强压下一阵阵涌上来的酒意，用胀大的舌头跟要好的哥们说：我喝醉了，你赶快走吧，把门锁上，不要让任何人进来。他莫名其妙，但还是照办了，不知道我那嘱咐完全是为了保护自己不因喝醉失去控制，酒醉吐真言，掉了脑袋。
不仅如此，如果我至今还留在国内，无论政局多宽松，也绝对不敢在网上写一行字。那么，如今世上又有谁知道“芦笛”？哪怕跑到了安全的海外，我还只敢使用笔名，生怕我党查出了我的真身。这种事，国府统治下的台湾出过么？
所以，李敖的“自由主义”，乃是将国府恩赐的自由使用到极限、take calculated risk的主义，没什么可自豪的，更轮不到他去给大陆人民开课。
好在他已经把这点说得很明白了，只是大家看不出来而已。他那“颠了”、“躲了”、“危邦不入，乱邦不居”之说，就把心事交代得明明白白：在毛共面前，谁也逞不了英雄好汉。遇上了那种流氓政权是绝对没法玩他那套“自由主义”的，只有走为上策。他之所以呆在台湾没跑，乃是因为台湾并非危邦乱邦。不仅如此，他的名气是国府成全的。国府若像英美一样民主，则他就难以以“犯颜抗上”出名；国府若像毛共那样残暴野蛮，则他还没出名就给人家如捻臭虫一般捻死了。幸亏碰上了不松不紧、恰到好处的统治者，“紧”足以显示他的铮铮傲骨并使他名利双收，“松”确保了他不至于送命甚至保障了他成名必需完成的学业。
从这角度来说，国民党乃是扶持李敖扬名立万的衣食父母，骂之适足显其忘恩负义而已。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李敖的先例颇有点像网上第一美男东海一枭先生：））
有趣的是，李敖既看到了这点，又耽溺在自己的成功经验中，以为大陆学者可以效法他，take calculated risk。他引用《一千零一夜》上的《辛伯达航海记》的故事就最能说明这一点：
辛伯达遇到了个“海老人”，那老头说他快死了，请辛伯达帮个忙，让他骑在辛的脖子上去摘树上的果子吃，辛可怜他便照办了，不知老头一骑上去便再也不下来。每次辛想摆脱他，老头便用铁钳一般的双腿夹得他几乎窒息。老头从此便把他当成坐骑，骑在他脖子上拉屎撒尿、作威作福，过了很长时间。老辛苦不堪言，最后爬到悬崖上去，把老头夹在树中，自己踊身跳下悬崖，这才从总算摆脱了老头。（说明，我是少年时代看的《天方夜谭》，可能最后这段记忆有误，请读者指正。）
李敖引用这故事教育大陆学者向他学习，将中共政府当马骑，完全是得了便宜还卖乖：尽管我党变得越来越像国民党了，但进化还远未完成，又岂会像国府那样脓包，任你一介狂生恣意乱骑？老李丝毫不懂逻辑，这才会先教唆大夥儿“颠”出“乱邦”“危邦”，后又教唆大家去把我党当马骑，当真是自相矛盾、胡言乱语。
这故事如果有什么教育意义，那便是它恰好说出了历史真情：我党便是那海老人，爬到百姓脖子上去便再也无法摆脱了。这一沉痛教训，人民应该世代牢记在心，绝不要可怜化装为“民运”的毛共余孽，让他们骑到自己脖子上去。
总而言之，李敖那个讲话根本和连战的没法比。其唯一意义无非是他诚实地解释了自己的发迹诀窍而已，此外根本就没有什么一般性的社会意义。
倒共阵营的反响，令我掩口胡卢。赞者因此媚共老手突然敢用春秋笔法数落点我党的不是而大跌眼镜；骂者则谓他勾结我党麻痹人民。其实都没什么意思。
依愚见，李敖骂我党两句乃是必然的。再笨的人也看得出来，老李不去北京则罢，去了不装模作样地骂两声，他以后就别再想混世界了。须知他不是什么学者而是“骂家”，出名靠的不是学术而是骂人。如果只敢骂台湾政要，不敢骂中共，从此便要落下“欺软怕硬”之讥。形格势禁，箭在弦上，他不能不骂几句，如此昭然若揭之事，难道聪明如此子，事前竟会看不出来？
但就在这点上也体现了此公的精明算计，那就是take calculated risk，骂得恰到好处，不温不火，既不会真的得罪东道主，又设法对舆论界作了交代。
其实他骂的根本没什么新鲜，大陆人民根本就用不着他来指出“共党不如北洋”这一铁的事实。早在８０年代初期，国内报刊上就有人说鲁迅以私人身份和北洋政府教育部打官司还胜诉，这种事在今天根本就无法想象，云云。以敢言著称的李敖去一次北京，竟然也就只敢去热那点冷饭，我看实在说不过去。
但这只是从他个人名声的角度来看。如果从社会角度来看，他这么干倒很明智。倒共阵营中有人因此骂李敖勾结我党，我看毫无意义。以老李的名声和对我党的利用价值，他即使破口大骂我党，也绝对不会因此进大牢。但那又如何？难道中国人民还没吃够柴玲辈哗众取宠的亏？李敖当然可以慷慨激昂地大骂一通，让与会群众热血沸腾，把百姓煽起来后拍拍屁股走人，大家再起来闹一餐，再一次血溅京华，到底对谁有好处？
所以，无论李动机如何，他说的其实是对的。既然共党是无法摆脱的海老人，您又无法“颠”了，只有想方设法为自己捞点好处。就算是无法倒过来骑我党，总还是能在一定程度上效法李敖take calculated risk吧。这，在我看来，也就是百姓能采用的唯一现实明智策略了。不过，这称为“犬儒主义”则可，称为“自由主义”就是李敖式的笑话了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