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 从命数上看，胡温的性格特质是中国这20多年“好运”的延续。这20多年，我们总是在最需要的时候，出现最需要的领袖。这种命数，实在是买不到的福气。
1、国家也有很多命数，如果唐太宗这样的天才恰好是清朝的末代皇帝，那中国的现代化和地位以及我们的生活将全部改写。我们偏偏遇上了慈禧这样的变态体制、变态妇人，而且是跋扈多年，竟然让千年的小蛮邦——小日本欺压多年。如果是唐太宗这样的大帝为中国殿后，他的兼听、尚武和强国一定会让中国赶上现代化，或至少压得住亚洲。
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一个人的作用真是民族巨大的福气和命数。
看看戈尔巴乔夫，完全是苏联的灾难。甚至我常常研究，换一个人，苏联的必然转换也绝对不是这样选择的时间和方式。可惜了那么多出色的科学家和艺术家，都流落他国卖身。
看看邓小平，则是中国的运气，几乎一个人加快了百年忧患的转机。
虽然命数不脱大势，但我们小民百姓碰到什么样的大人物，往往就是福祸的选择。这就是一个人的作用。像毛泽东的晚年，一个商业或金融的天才就彻底被外界毁掉了，人民完全是被一个人的气质决定了生活的品质，这就是命数。
2、1976年以后，中国才一洗霉运。不是邓小平，谁也不可能那么彻底地拨乱反正。
即使周恩来留下来，他绝对会以经济强国为要务，但他绝对不会有小平拨乱的魄力和开放的勇气，那我们几十年的生活可大不一样，也许和今天的印度改革进程相伴，那就不会有那么大的环境和管理上的外资领先优势。
中共文武全才的也就是那么三位，毛周邓。毛的文才又全是治官不治国，毛疯狂的晚年竟然让邓留存下来，真是中国好大的造化。
即使留下来的，像经济大师陈云，也完全不具备邓的对外开放决心和视野，而且也压不住局面。
那时的转机，的确是邓和中国的命数
3、而邓小平又恰恰平定了1989年“天安门事件”，留下渐进式的政治改革。
邓不仅在经济上居功至伟，而且在政治上留下一个巨大的福气。
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以“杀人”还是“抓人”的方式平息的确是有很多选择的，但在平息这种争论上，几乎毫无争议——当然“民运”是不同意的，可是他们又毫无民意。因为中国当时的进程和民族性格不可能接受苏联解体那样的政治变化。
所谓“稳定压倒一切”是否绝对，的确可以探讨。但铁腕的平息和不许争论，帮助中国专注于20年的建设，确实毫无争议。
而恰恰是邓的武断和霸气决定了这一选择。所有经历过“天安门事件”又留下来全程参与了这十年发展的精英，无不深深感激小平的这种预见。
我看到过一篇网上评论，它说：“爷爷，我们当时的确太嫩，多亏您了。”
4、“江朱体制”和性格恰恰是当时中国改革进程的需要。别看老江的炫耀和外露，他的深刻意义和贡献在于在恰当的时间发生，又准时结束。
“江朱体制”有很深远的意义，当时我们处在拼命吸引外资和大力改革的阶段，“江”的开明和温和给我们创造了很好的中美关系和延续的国内政策，“朱”的魄力和专业给我们杀出了一条血路并加快了改革。
而且“朱”最大的神话是，提前设计和宏观调控使我们成功躲开了亚洲金融危机，那才是水平。
你不用计较“江”的浮华和“朱”的霸道，在合适的时间，他们发挥了合适的作用，无论谁来评价，他们也是较好的施政者，我们又幸运地看到他们准时退下——我本来还为“江”捏了一把汗。
在政治上，“江朱”又留下集体施政的遗产，难得的传统。
现在看来，对中国老百姓，这20年很满意了。
5、“江朱”也碰到了“9·11”和伊拉克战争这样的运气。
谁能躲得掉小布什的敌意和靶子危机，“江”的运气和我们的命数真好——“9·11”帮了大忙。
回忆当时美国保守派的意识形态战略，中国当时很难逃脱美国的制约。美国几乎富得无聊，威得无敌，必须找中国当“对手”，我们几乎无法不去“当头”，即使我们依旧埋头发展。
这时，“9·11”果断地、准确地、神奇地发生了，真是天助我也。美国不得不拉我们的手，我们又能“韬光养晦”了。
你别说，“江”的确是福星，中国也的确有命数。
这就是我们轮回的运气。
6、胡温的坚忍性格恰恰是未来10年中国攻坚和平衡式发展所需要的领袖气质。
未来十年，改革剩下的都是硬骨头，快速发展牵动的往往是不平衡，所以，我们面对未来，需要更多的严谨、耐心、稳重和韧性，这是未来十年发展或困局决定的。
幸运的是我们隔代指定的领袖就具有这种天赋。
胡温的坚忍简直就是个奇数，很难看到两个人同样的坚持、一致的深沉、而又统一和谐的天赋。
有时看到小布什的偏激蛮横，台湾陈水扁的尖酸刻薄，我们十分幸运有这样大气又深刻的领袖。
要知道，小平不是神人，专制决策也的确有它的局限。可我们偏偏有惊无险地等到了这么一批领袖。
深意，神义，这是中国的运气，我们的命数。
拥抱他们吧，我们看到光明的中华民族。
不用担心霸道势利的美国，不用计较口水满天的“台独”。
看看大势，看看命数，我们有充分的自信！ 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1、国家也有很多命数，如果唐太宗这样的天才恰好是清朝的末代皇帝，那中国的现代化和地位以及我们的生活将全部改写。我们偏偏遇上了慈禧这样的变态体制、变态妇人，而且是跋扈多年，竟然让千年的小蛮邦——小日本欺压多年。如果是唐太宗这样的大帝为中国殿后，他的兼听、尚武和强国一定会让中国赶上现代化，或至少压得住亚洲。
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一个人的作用真是民族巨大的福气和命数。
看看戈尔巴乔夫，完全是苏联的灾难。甚至我常常研究，换一个人，苏联的必然转换也绝对不是这样选择的时间和方式。可惜了那么多出色的科学家和艺术家，都流落他国卖身。
看看邓小平，则是中国的运气，几乎一个人加快了百年忧患的转机。
虽然命数不脱大势，但我们小民百姓碰到什么样的大人物，往往就是福祸的选择。这就是一个人的作用。像毛泽东的晚年，一个商业或金融的天才就彻底被外界毁掉了，人民完全是被一个人的气质决定了生活的品质，这就是命数。
2、1976年以后，中国才一洗霉运。不是邓小平，谁也不可能那么彻底地拨乱反正。
即使周恩来留下来，他绝对会以经济强国为要务，但他绝对不会有小平拨乱的魄力和开放的勇气，那我们几十年的生活可大不一样，也许和今天的印度改革进程相伴，那就不会有那么大的环境和管理上的外资领先优势。
中共文武全才的也就是那么三位，毛周邓。毛的文才又全是治官不治国，毛疯狂的晚年竟然让邓留存下来，真是中国好大的造化。
即使留下来的，像经济大师陈云，也完全不具备邓的对外开放决心和视野，而且也压不住局面。
那时的转机，的确是邓和中国的命数
3、而邓小平又恰恰平定了1989年“天安门事件”，留下渐进式的政治改革。
邓不仅在经济上居功至伟，而且在政治上留下一个巨大的福气。
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以“杀人”还是“抓人”的方式平息的确是有很多选择的，但在平息这种争论上，几乎毫无争议——当然“民运”是不同意的，可是他们又毫无民意。因为中国当时的进程和民族性格不可能接受苏联解体那样的政治变化。
所谓“稳定压倒一切”是否绝对，的确可以探讨。但铁腕的平息和不许争论，帮助中国专注于20年的建设，确实毫无争议。
而恰恰是邓的武断和霸气决定了这一选择。所有经历过“天安门事件”又留下来全程参与了这十年发展的精英，无不深深感激小平的这种预见。
我看到过一篇网上评论，它说：“爷爷，我们当时的确太嫩，多亏您了。”
4、“江朱体制”和性格恰恰是当时中国改革进程的需要。别看老江的炫耀和外露，他的深刻意义和贡献在于在恰当的时间发生，又准时结束。
“江朱体制”有很深远的意义，当时我们处在拼命吸引外资和大力改革的阶段，“江”的开明和温和给我们创造了很好的中美关系和延续的国内政策，“朱”的魄力和专业给我们杀出了一条血路并加快了改革。
而且“朱”最大的神话是，提前设计和宏观调控使我们成功躲开了亚洲金融危机，那才是水平。
你不用计较“江”的浮华和“朱”的霸道，在合适的时间，他们发挥了合适的作用，无论谁来评价，他们也是较好的施政者，我们又幸运地看到他们准时退下——我本来还为“江”捏了一把汗。
在政治上，“江朱”又留下集体施政的遗产，难得的传统。
现在看来，对中国老百姓，这20年很满意了。
5、“江朱”也碰到了“9·11”和伊拉克战争这样的运气。
谁能躲得掉小布什的敌意和靶子危机，“江”的运气和我们的命数真好——“9·11”帮了大忙。
回忆当时美国保守派的意识形态战略，中国当时很难逃脱美国的制约。美国几乎富得无聊，威得无敌，必须找中国当“对手”，我们几乎无法不去“当头”，即使我们依旧埋头发展。
这时，“9·11”果断地、准确地、神奇地发生了，真是天助我也。美国不得不拉我们的手，我们又能“韬光养晦”了。
你别说，“江”的确是福星，中国也的确有命数。
这就是我们轮回的运气。
6、胡温的坚忍性格恰恰是未来10年中国攻坚和平衡式发展所需要的领袖气质。
未来十年，改革剩下的都是硬骨头，快速发展牵动的往往是不平衡，所以，我们面对未来，需要更多的严谨、耐心、稳重和韧性，这是未来十年发展或困局决定的。
幸运的是我们隔代指定的领袖就具有这种天赋。
胡温的坚忍简直就是个奇数，很难看到两个人同样的坚持、一致的深沉、而又统一和谐的天赋。
有时看到小布什的偏激蛮横，台湾陈水扁的尖酸刻薄，我们十分幸运有这样大气又深刻的领袖。
要知道，小平不是神人，专制决策也的确有它的局限。可我们偏偏有惊无险地等到了这么一批领袖。
深意，神义，这是中国的运气，我们的命数。
拥抱他们吧，我们看到光明的中华民族。
不用担心霸道势利的美国，不用计较口水满天的“台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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