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乐章

第一乐章

第三乐章

第四乐章

第五乐章


马勒第二交响曲的诞生背景
-译自戴维·奥斯本的评论

　　在“复活”交响曲维也纳的一次早期演出之后，当地的《汇报》这样评论道： “非常卓越，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通过世间的苦难、欢乐和激情，人类获 得了永恒。”这种肯定（对所有新的音乐作品来说很罕见而在维也纳更是加倍得 少）必然给马勒带来了特殊的快乐。因为他很少有作品经过这么长的创作时间， 没有作品比它的经历更离奇，也没有作品给马勒的作曲生涯带来如此重大的转折 意义。

　　马勒是在一八九四年夏天完成这部交响曲的，但是远在一八八七年下半年的 莱比锡时期就开始创作了，当时他还在给德国最着名的音乐人之一亚瑟·尼基什当 一名天才而暴躁的助手，后来到莱比锡市立剧院担任指挥。在莱比锡，马勒发现了 威伯失落的歌剧手稿“三匹花马”，并同作曲家之孙的妻子猛烈地坠入爱河，第一 交响曲就是这次暴风雨般结合的产物。但是在创作的过程中，马勒雪藏了他的结局 ──一个单乐章的葬礼进行曲，标题为“葬礼仪式”，这部交响曲中狂暴的英雄在 这个乐章抵达了自己的歇息之地。这是一个暗示吗？不断被死神折磨的马勒，在“ 三匹花马”首演的当夜，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充满了观众所献花朵的房间──这个场 面使他浮想到自己的棺材上面被花环绕的情景。

　　那一年还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马勒读了一本有趣的中世纪韵文诗集，这本 图文并茂的书里面描绘了圣徒、士兵和令人感动而性格鲜明的动物，书名叫做《孩 子们的神奇号角》，它为马勒提供了“复活”交响曲的第三和第四乐章的画面与歌 词。但是最具传奇性的是，由学者瑟多尔·瑞克通过对格外令人信服的事实进行心 理分析得到的成果：彪罗在交响曲创作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指挥家、钢琴家和瓦 格纳的主要支持者彪罗，在一八六七年与李斯特女儿柯西玛的婚姻受到瓦格纳这个 第三者的粗暴乾涉而深受伤害。这次事件令彪罗非常苦恼，但他至高无上的音乐才 能或多或少并未被削弱。对年轻的马勒来说，他是国际音乐界一个难以抗拒的存在。 有一次，彪罗将要到梅宁根去，马勒给他写信谋求一个那里的职位，。但是这封信 被忽略了。一八八八年，理查·施特劳斯接替了马勒“三匹花马”的指挥工作。彪 罗辛辣的评说道：“管它‘威伯’还是‘马勒’（彪罗风格的双关语‘摇摆’还是 ‘涂抹’），对我来说没什么不同。整件事情就象珀贝克（一种曲子），臭名昭着， 过时的小玩艺。我完全对它感到厌恶。”然而，令人惊讶的是，马勒坚持这样做了。 决定用自己的作品来得到一个难以和解的音乐家的支持，他再次联系彪罗，一八九 一年九月十五日，他说服彪罗聆听自己用钢琴演奏的“葬礼仪式”乐章。这是一次 灾难性的试听，彪罗站在窗前，双手捂住耳朵，最后大声喊道：“如果这是音乐， 那么我就对音乐一窍不通！”这件事情的结局发生在一八九四年三月二十九日的汉 堡圣马可教堂。就在那儿，彪罗葬礼三个仪式中的第二段，马勒听到了前不久去世 的伟大诗人弗雷德里希·克洛普施托克着名的复活赞美诗“再次起身”，他感觉到， “就象被闪电击中一样”，就是它了，经过几个月徒劳无获的在文学作品中搜索之 后，他觉得必须终结这部未完成的交响曲了。

正如瑞克所说的观点，很显然，不管在文学上（克洛普施托克的赞美诗）还是 心理上（那个阻止他成为作曲家的人之死），也许可以断言，一八九四年的彪罗之 死，是马勒决定性的时刻，虽然在马勒的态度中不包含讽刺挖苦逝者的成分（他不 是汉堡虚假演戏的悲伤者）。二者的关系好象可以成为经典的敌对而多产的实例： 自我中心的导师或英雄不是通过帮助或鼓励，而是通过刺激他的学生奋发，这样强 大的挑战，对于弱者来说，的确是一项使人精疲力竭的对抗。

一八九四年初夏，返回他在斯坦巴克新建的湖边小屋后，马勒很快着手于第二 交响曲的写作，作品最终完成了，马勒在当年下半年在汉堡进行了排练、修改前三 个乐章，并成功地进行了跟作品有关的管弦乐音效试验。第二年三月，前三个乐章 在柏林的一次由理查·施特劳斯组织的音乐会上演出，马勒指挥了自己的作品（有传 说整场音乐会都是由施特劳斯指挥的，这打破了“农庄的”亨利－路易斯在传记中关 于首演的说法）。也是在作曲家的指挥之下，第一次完整的演出发生在那年十二月， 恰好也在莱比锡，首次涉及此曲整整八年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