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那天晚上，LG给北京打完电话后，表情沉重地跟我说：“六姨可能不行了，她话都说不动了。”六姨前阵因为胆囊炎住院，治好了刚出院，怎么突然就不行了呢？“你要不要回去看看她？”我问，LG想了想说：“我明天看看飞机票吧。”可是明天还没到，半夜，LG的表弟给我们打来了电话，告诉我们六姨去世了。
。。。。。。
六姨是LG的姨，可她并不是排行老六，她是家里第四个姑娘。六姨的叔叔家有两个闺女年龄比六姨大，大家庭姑娘里六姨排行老六，所以晚辈们都叫她六姨。
六姨的爷爷当年在京城当了个不大的官，去世后给两个儿子留下了一套院子。小儿子一家住后院，大儿子，也就是六姨的爹，一家住在前院。六姨的爹是个读书人，小事不愿干，大事干不来，一辈子在家没出去工作过。六姨的爹妈生了六个女儿，庞大的一家子，就靠着变卖祖上的家产过日子，坐吃山空，最后家里的东西卖完了，只能卖房子。
虽然家里的生活日趋贫困，六姨和她的几个姐妹倒是志高。除了老大中学毕业后就出去工作外，其余的姑娘都自己奋斗上了大学。可到了六姨上大学时，家里吃饭都有了困难。有时六姨的爹妈在胡同口等着，等出去工作的女儿们拿了工资回来买米下锅。六姨前后考了三次北京大学，三次都被录取了。但前两次都是因为交不起学费而放弃了。放弃后六姨就出去给人家当家教，挣的钱一部份养家，一部份攒学费。六姨第三次考取的是北大的历史系，靠着姐姐们的资助和自己攒的一部份钱，读完了大学。毕业后六姨去了一个中学当老师，她讲课讲的好，性格开朗，学生都喜欢她。不久六姨就当了这个中学的教导主任，被评为北京市的优秀教师，当了北京市的人大代表。
文化大革命前，吴晗是专管教育的北京市副市长，当时他提议出版一套中学生的课外读物，由他当主编。六姨被选进了这个由吴晗发起的写作班，并主写了其中的一本中学生的历史读物。因为那本书作者名单里六姨的名字和吴晗的名字列在一起，文化大革命中当吴晗被打成叛徒、反革命时，六姨也被打成了吴晗反革命集团的成员，虽然六姨在进入那个写作班之前根本就没见过吴晗。
文化大革命中，六姨被剃了阴阳头，脖子里挂着沉重的反革命份子牌子被革命小将揪着到处被批斗，一次又一次地被毒打。除了被斗、被打外，她还得每天一大早去扫大街。冬天的北京寒风刺骨，扫街时六姨却不敢戴头巾、戴帽子，因为她的反革命阴阳头是不能被盖住的，否则就要挨打。六姨从小没离开过家，没经过大风大浪，思想相对单纯，对人也不设防，跟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她也软弱，清高、要面子。所以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骤雨，一下子就将她打蔫了。人们的白眼、人们的冷嘲热骂，革命小将们的毒打、人格的侮辱蚕蚀着她的心身，她回家总是哀哀地哭，身体很快就瘦弱下去。而家里人整天提心吊胆，生怕她受不住而自杀。
六姨没有自杀，但一次批斗会上，红卫兵用哑铃打她的头，将她打昏后，六姨的脑子就有了问题。她变得特别胆小，凡事战战兢兢，对外人也变得完全的不信任，疑神疑鬼几乎到了神经质的地步。
成了反革命的六姨不能继续教书，就被分到了学校的图书馆工作。因为怕有人放火将图书馆烧了来诬陷她，六姨每次在图书馆见了火柴，就将火柴藏起来。结果学校说她是是小偷、偷火柴。图书馆进了新书，六姨作为图书管理员要在书上盖上XX中学革命委员会的图章。每次盖完章，六姨就要上下左右来回地检查那章是不是盖正了，她怕如果章盖得不正，别人又会说她是反党反革命。如果她觉得图章盖得有一点点歪，六姨就悄悄地将那盖过章的书拿回家，再去书店用自己的钱买本同样的书给图书馆补上。LG告诉我，他小时候，外婆家有十几本艳阳天、十几本金光大道，还有好多其它的同名的书，每本书都是崭新的，书的封面上都盖着XX中学革命委员会的图章。而那些图章，实际上都盖得很正很正。
同时，六姨再也不敢写字了，因为她怕留下字迹，再被作为她反革命的证据。即使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她还是不到万不得已决不写字。我们刚来美国时，跟国内的亲人朋友大多是写信联系。我们给六姨写信，六姨总是让家里别的入代笔回信。一次因为情况特殊，她才给我们写了一封信。那是我唯一的一次看到六姨的笔迹：六姨的字写得相当漂亮，文笔也是好得很。
六姨的性格改变，也导致了她的婚姻失败。六姨的父母亲没负起养家糊口的责任，对女儿们的婚姻也不是很上心。六姨的大姐中学毕业离开了家出去工作，在外地结婚，婚姻还算正常，但因为有妇女病，没生孩子。六姨的二姐因为生肺结核，二十岁就去世了。六姨的三姐（晚辈们叫她四姨）是中学的数学老师，一辈子没结婚。六姨自己三十好多岁才嫁给一位丧偶的老干部，几年后离了婚。而六姨的两个妹妹，其中一个是我的婆婆，也都是到三十多岁、成了老姑娘后才结的婚。
六姨的丈夫是个三八式老革命，原来家里有些财产，后来因为遭土匪抢劫，穷得没法活下去，就参加了革命。解放后六姨夫的一些战友有的都去了中央，但他却因为文化水平不高，只是在北京一个大厂里当厂长。他的第一个妻子生病去世后，经人家介绍就认识了已经三十多岁的六姨。
结婚后的六姨还是跟父母亲住在一起。
据说六姨夫很男子汉，说话做事直来直去。文化大革命他也挨批斗，但他跟批斗他的人对着骂，对着打。挨斗后，他回家拿个小本子将批斗他的人的名字记下来，准备秋后算账。他跟六姨两个人的性格不和，生活习惯不同，再加上文化水平的差异，他们夫妻从一开始就不很和睦。后来六姨的性格大改变，对自己的丈夫也不信任，两个人老是吵架。吵了几年后，六姨提出了离婚。
因为父母亲工作忙，LG小时候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外婆家度过的。那时他外公、外婆，大姨妈夫妇、六姨夫妇，还有单身的四姨住在鸦儿胡同的一个四合院子里。因为这几个姨都没孩子，所以大人们对LG就很宠爱。六姨夫也很喜欢LG，有空就教他下棋，可六姨夫的棋艺不高，常常是一边下一边说：“这臭小子，又偷吃了我一个炮。。。”六姨夫跟六姨离婚时提着箱子离开外婆家，LG泪汪汪地送到院子门口，六姨父在门口停住脚，叹了口气，摸了摸LG的头说：“咱们男子汉不哭。。。以后你如果想下棋的话，就去找我。”
我第一次见到六姨时，六姨已经退休了。文化大革命后，北京教育局给六姨平了反，后来给六姨和也是单身、也是中学教师的四姨分了一套三居室的房子。那时六姨、四姨她们住的楼房还很新，楼房后面的香椿树刚长到她们二楼的阳台那么高，六姨在阳台上摘了些香椿叶，做了一盘香椿炒鸡蛋，那是我第一次吃到香椿叶。
几年后四姨去世了，六姨就一个人孤零零地住。请了保姆，白天来帮她做饭、打扫。六姨有高血压，老了后腰直不起来，腿也瘸着，不能上下楼梯，只能整天呆在屋子里。因为眼睛不好无法看电视，六姨所知道的外面世界，只能来自收音机和每天用放大镜看的报纸，
因为在国外，我们每隔一、两年回国时才能见上六姨。三居室的房子六姨一个人住。家具也不多，显得很空。一架旧风琴座在墙角，这风琴跟了六姨一辈子，可已经好多年没人动它了。每次见到六姨，我心里总是有些悲哀：六姨身体越来越弱，她就像风中的残烛，火苗越来越小，倒是六姨家阳台边的那棵香椿树，长得是越来越茂盛了。
看到我们回去，六姨总是很高兴。她会问我们许多美国的事，也反复嘱咐我们一定要让孩子学好中文。她也让我们将她的箱子打开，颤颤抖抖地从箱子的底层拿出存放了多年、早已过了时的床单和布料，让我们带回美国。六姨的身体虽然不好，可说话声音却宏亮，笑起来也很爽朗。
回国时，有机会我们就将她背下楼，带她去她年轻时喜欢的北京一些老字号餐馆，像马凯餐厅、莫斯科餐厅、北海公园仿膳饭庄等。而六姨对这些老字号餐馆都比较失望：菜不正宗，味道也大不如以前了，
这些年来，我们在美国每周至少要给六姨打一次电话，而每个星期天晚上，也就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那个电话是雷打不动，一定要准时的。LG出差了，我就代打，如果电话晚去了一会儿，六姨就会着急地打电话过来问是怎么回事。有时我们全家出去旅游，实在打不了电话，就提前告诉她我们的行程。LG出差，我们外出旅游，六姨总是非常担心飞机会不会出事，去的地方是否安全。每次跟她通电话，她会一遍又一遍地问我们是不是水、火、电是否都关好了，有时通完电话后，她还会马上再来个电话，再问一遍我们的水、火、电是否都关好了。一次LG去佛罗里达做实验，正好遇到台风，她从报纸上得这消息，马上就打电话来问。因为怕她着急，那些日子我每天都跟她打电话，对着地图详细地告诉她LG所在的方位，向她保证LG一切平安。
六姨的后半生一直都是在焦虑、揪心、痛苦中度过的。一方面她身上的伤痛很多，走路都困难，最后一，两年大多数时间都是卧床，生活上需要很多的帮助。而另一方面，她又不会跟人相处，对外人不信任，对保姆也不信任。照顾她的保姆基本上一、两个月就得换一个。LG的一位的表弟在北京工作，平时帮着照顾六姨，表弟自己有家，有孩子，平时工作就忙，所以光不停地帮着六姨找保姆这件事就让他很头疼。时间长了就时不时地会跟六姨闹矛盾。一旦有矛盾，六姨就惊慌失措，生怕以后再没人管她，于是就打电话跟LG哭诉。LG跟他几个姨的感情很深，因为远在美国，不能照顾她们，LG心里一直很内疚。所以六姨那里一有事，他就很焦急，四处打电话安稳各方，有时还专门回国解决问题。
接到六姨去世的电话后，LG将自己关在客房里独自难过。LG平时常跟我讲他小时候外婆的家，讲他外婆，外公、大姨妈，四姨、六姨她们一起住的鸦儿胡同，讲他童年在鸦儿胡同经过的许多事。时间如流水，LG的外婆，外公、大姨妈，四姨都已经作古，而今六姨也去世了，LG跟鸦儿胡同的最后一段连线也就断了。
六姨的遗体告别仪式是在六姨去世后的第三天举行的。LG写了下面一段文字寄给他的表弟，请表弟在告别仪式读给六姨：
六姨:
今天为你送行, 不想说伤心的话, 只想回忆我们从你身上得到的温暖和真情. 无论时间过去了多久, 我们儿时在鸦儿胡同共同渡过的时光永远是我最深, 最不能忘却的记忆. 在鸦儿胡同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 大多是琐事, 很平常, 但正是在那些平常的琐事中, 我们慢慢长大了.
最早的记忆恐怕是那次在你床上洒墨水了. XX（注：LG的表哥）和我一个洒红墨水, 另一个洒蓝墨水. 洒完了之后用手拍. 当时兴奋的心情至今清晰如昨天. 你当时一定是责怪我们了, 但我没有受了责怪的印象, 有的只是幸福的温情.
六姨, 你是大人中最大方的. 我们想要得到什么, 最有效的就是磨你. 磨的结果十有八九都能如愿. 不能忘我的第一只乒乓球拍, 不能忘粉色大象造型的喷水枪, 不能忘过年时磨你磨来的新奇而价钱不便宜的焰火, 不能忘至今仍在的那副塑料小围棋.
六姨, 你高兴时有最爽朗的笑声, 那笑声一直没有变. 你年龄一天天变大, 变老, 可你的爽朗的笑一直保持着童年的天真.
六姨, 想听见你的笑声.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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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姨是LG的姨，可她并不是排行老六，她是家里第四个姑娘。六姨的叔叔家有两个闺女年龄比六姨大，大家庭姑娘里六姨排行老六，所以晚辈们都叫她六姨。
六姨的爷爷当年在京城当了个不大的官，去世后给两个儿子留下了一套院子。小儿子一家住后院，大儿子，也就是六姨的爹，一家住在前院。六姨的爹是个读书人，小事不愿干，大事干不来，一辈子在家没出去工作过。六姨的爹妈生了六个女儿，庞大的一家子，就靠着变卖祖上的家产过日子，坐吃山空，最后家里的东西卖完了，只能卖房子。
虽然家里的生活日趋贫困，六姨和她的几个姐妹倒是志高。除了老大中学毕业后就出去工作外，其余的姑娘都自己奋斗上了大学。可到了六姨上大学时，家里吃饭都有了困难。有时六姨的爹妈在胡同口等着，等出去工作的女儿们拿了工资回来买米下锅。六姨前后考了三次北京大学，三次都被录取了。但前两次都是因为交不起学费而放弃了。放弃后六姨就出去给人家当家教，挣的钱一部份养家，一部份攒学费。六姨第三次考取的是北大的历史系，靠着姐姐们的资助和自己攒的一部份钱，读完了大学。毕业后六姨去了一个中学当老师，她讲课讲的好，性格开朗，学生都喜欢她。不久六姨就当了这个中学的教导主任，被评为北京市的优秀教师，当了北京市的人大代表。
文化大革命前，吴晗是专管教育的北京市副市长，当时他提议出版一套中学生的课外读物，由他当主编。六姨被选进了这个由吴晗发起的写作班，并主写了其中的一本中学生的历史读物。因为那本书作者名单里六姨的名字和吴晗的名字列在一起，文化大革命中当吴晗被打成叛徒、反革命时，六姨也被打成了吴晗反革命集团的成员，虽然六姨在进入那个写作班之前根本就没见过吴晗。
文化大革命中，六姨被剃了阴阳头，脖子里挂着沉重的反革命份子牌子被革命小将揪着到处被批斗，一次又一次地被毒打。除了被斗、被打外，她还得每天一大早去扫大街。冬天的北京寒风刺骨，扫街时六姨却不敢戴头巾、戴帽子，因为她的反革命阴阳头是不能被盖住的，否则就要挨打。六姨从小没离开过家，没经过大风大浪，思想相对单纯，对人也不设防，跟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她也软弱，清高、要面子。所以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骤雨，一下子就将她打蔫了。人们的白眼、人们的冷嘲热骂，革命小将们的毒打、人格的侮辱蚕蚀着她的心身，她回家总是哀哀地哭，身体很快就瘦弱下去。而家里人整天提心吊胆，生怕她受不住而自杀。
六姨没有自杀，但一次批斗会上，红卫兵用哑铃打她的头，将她打昏后，六姨的脑子就有了问题。她变得特别胆小，凡事战战兢兢，对外人也变得完全的不信任，疑神疑鬼几乎到了神经质的地步。
成了反革命的六姨不能继续教书，就被分到了学校的图书馆工作。因为怕有人放火将图书馆烧了来诬陷她，六姨每次在图书馆见了火柴，就将火柴藏起来。结果学校说她是是小偷、偷火柴。图书馆进了新书，六姨作为图书管理员要在书上盖上XX中学革命委员会的图章。每次盖完章，六姨就要上下左右来回地检查那章是不是盖正了，她怕如果章盖得不正，别人又会说她是反党反革命。如果她觉得图章盖得有一点点歪，六姨就悄悄地将那盖过章的书拿回家，再去书店用自己的钱买本同样的书给图书馆补上。LG告诉我，他小时候，外婆家有十几本艳阳天、十几本金光大道，还有好多其它的同名的书，每本书都是崭新的，书的封面上都盖着XX中学革命委员会的图章。而那些图章，实际上都盖得很正很正。
同时，六姨再也不敢写字了，因为她怕留下字迹，再被作为她反革命的证据。即使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她还是不到万不得已决不写字。我们刚来美国时，跟国内的亲人朋友大多是写信联系。我们给六姨写信，六姨总是让家里别的入代笔回信。一次因为情况特殊，她才给我们写了一封信。那是我唯一的一次看到六姨的笔迹：六姨的字写得相当漂亮，文笔也是好得很。
六姨的性格改变，也导致了她的婚姻失败。六姨的父母亲没负起养家糊口的责任，对女儿们的婚姻也不是很上心。六姨的大姐中学毕业离开了家出去工作，在外地结婚，婚姻还算正常，但因为有妇女病，没生孩子。六姨的二姐因为生肺结核，二十岁就去世了。六姨的三姐（晚辈们叫她四姨）是中学的数学老师，一辈子没结婚。六姨自己三十好多岁才嫁给一位丧偶的老干部，几年后离了婚。而六姨的两个妹妹，其中一个是我的婆婆，也都是到三十多岁、成了老姑娘后才结的婚。
六姨的丈夫是个三八式老革命，原来家里有些财产，后来因为遭土匪抢劫，穷得没法活下去，就参加了革命。解放后六姨夫的一些战友有的都去了中央，但他却因为文化水平不高，只是在北京一个大厂里当厂长。他的第一个妻子生病去世后，经人家介绍就认识了已经三十多岁的六姨。
结婚后的六姨还是跟父母亲住在一起。
据说六姨夫很男子汉，说话做事直来直去。文化大革命他也挨批斗，但他跟批斗他的人对着骂，对着打。挨斗后，他回家拿个小本子将批斗他的人的名字记下来，准备秋后算账。他跟六姨两个人的性格不和，生活习惯不同，再加上文化水平的差异，他们夫妻从一开始就不很和睦。后来六姨的性格大改变，对自己的丈夫也不信任，两个人老是吵架。吵了几年后，六姨提出了离婚。
因为父母亲工作忙，LG小时候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外婆家度过的。那时他外公、外婆，大姨妈夫妇、六姨夫妇，还有单身的四姨住在鸦儿胡同的一个四合院子里。因为这几个姨都没孩子，所以大人们对LG就很宠爱。六姨夫也很喜欢LG，有空就教他下棋，可六姨夫的棋艺不高，常常是一边下一边说：“这臭小子，又偷吃了我一个炮。。。”六姨夫跟六姨离婚时提着箱子离开外婆家，LG泪汪汪地送到院子门口，六姨父在门口停住脚，叹了口气，摸了摸LG的头说：“咱们男子汉不哭。。。以后你如果想下棋的话，就去找我。”
我第一次见到六姨时，六姨已经退休了。文化大革命后，北京教育局给六姨平了反，后来给六姨和也是单身、也是中学教师的四姨分了一套三居室的房子。那时六姨、四姨她们住的楼房还很新，楼房后面的香椿树刚长到她们二楼的阳台那么高，六姨在阳台上摘了些香椿叶，做了一盘香椿炒鸡蛋，那是我第一次吃到香椿叶。
几年后四姨去世了，六姨就一个人孤零零地住。请了保姆，白天来帮她做饭、打扫。六姨有高血压，老了后腰直不起来，腿也瘸着，不能上下楼梯，只能整天呆在屋子里。因为眼睛不好无法看电视，六姨所知道的外面世界，只能来自收音机和每天用放大镜看的报纸，
因为在国外，我们每隔一、两年回国时才能见上六姨。三居室的房子六姨一个人住。家具也不多，显得很空。一架旧风琴座在墙角，这风琴跟了六姨一辈子，可已经好多年没人动它了。每次见到六姨，我心里总是有些悲哀：六姨身体越来越弱，她就像风中的残烛，火苗越来越小，倒是六姨家阳台边的那棵香椿树，长得是越来越茂盛了。
看到我们回去，六姨总是很高兴。她会问我们许多美国的事，也反复嘱咐我们一定要让孩子学好中文。她也让我们将她的箱子打开，颤颤抖抖地从箱子的底层拿出存放了多年、早已过了时的床单和布料，让我们带回美国。六姨的身体虽然不好，可说话声音却宏亮，笑起来也很爽朗。
回国时，有机会我们就将她背下楼，带她去她年轻时喜欢的北京一些老字号餐馆，像马凯餐厅、莫斯科餐厅、北海公园仿膳饭庄等。而六姨对这些老字号餐馆都比较失望：菜不正宗，味道也大不如以前了，
这些年来，我们在美国每周至少要给六姨打一次电话，而每个星期天晚上，也就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那个电话是雷打不动，一定要准时的。LG出差了，我就代打，如果电话晚去了一会儿，六姨就会着急地打电话过来问是怎么回事。有时我们全家出去旅游，实在打不了电话，就提前告诉她我们的行程。LG出差，我们外出旅游，六姨总是非常担心飞机会不会出事，去的地方是否安全。每次跟她通电话，她会一遍又一遍地问我们是不是水、火、电是否都关好了，有时通完电话后，她还会马上再来个电话，再问一遍我们的水、火、电是否都关好了。一次LG去佛罗里达做实验，正好遇到台风，她从报纸上得这消息，马上就打电话来问。因为怕她着急，那些日子我每天都跟她打电话，对着地图详细地告诉她LG所在的方位，向她保证LG一切平安。
六姨的后半生一直都是在焦虑、揪心、痛苦中度过的。一方面她身上的伤痛很多，走路都困难，最后一，两年大多数时间都是卧床，生活上需要很多的帮助。而另一方面，她又不会跟人相处，对外人不信任，对保姆也不信任。照顾她的保姆基本上一、两个月就得换一个。LG的一位的表弟在北京工作，平时帮着照顾六姨，表弟自己有家，有孩子，平时工作就忙，所以光不停地帮着六姨找保姆这件事就让他很头疼。时间长了就时不时地会跟六姨闹矛盾。一旦有矛盾，六姨就惊慌失措，生怕以后再没人管她，于是就打电话跟LG哭诉。LG跟他几个姨的感情很深，因为远在美国，不能照顾她们，LG心里一直很内疚。所以六姨那里一有事，他就很焦急，四处打电话安稳各方，有时还专门回国解决问题。
接到六姨去世的电话后，LG将自己关在客房里独自难过。LG平时常跟我讲他小时候外婆的家，讲他外婆，外公、大姨妈，四姨、六姨她们一起住的鸦儿胡同，讲他童年在鸦儿胡同经过的许多事。时间如流水，LG的外婆，外公、大姨妈，四姨都已经作古，而今六姨也去世了，LG跟鸦儿胡同的最后一段连线也就断了。
六姨的遗体告别仪式是在六姨去世后的第三天举行的。LG写了下面一段文字寄给他的表弟，请表弟在告别仪式读给六姨：
六姨:
今天为你送行, 不想说伤心的话, 只想回忆我们从你身上得到的温暖和真情. 无论时间过去了多久, 我们儿时在鸦儿胡同共同渡过的时光永远是我最深, 最不能忘却的记忆. 在鸦儿胡同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 大多是琐事, 很平常, 但正是在那些平常的琐事中, 我们慢慢长大了.
最早的记忆恐怕是那次在你床上洒墨水了. XX（注：LG的表哥）和我一个洒红墨水, 另一个洒蓝墨水. 洒完了之后用手拍. 当时兴奋的心情至今清晰如昨天. 你当时一定是责怪我们了, 但我没有受了责怪的印象, 有的只是幸福的温情.
六姨, 你是大人中最大方的. 我们想要得到什么, 最有效的就是磨你. 磨的结果十有八九都能如愿. 不能忘我的第一只乒乓球拍, 不能忘粉色大象造型的喷水枪, 不能忘过年时磨你磨来的新奇而价钱不便宜的焰火, 不能忘至今仍在的那副塑料小围棋.
六姨, 你高兴时有最爽朗的笑声, 那笑声一直没有变. 你年龄一天天变大, 变老, 可你的爽朗的笑一直保持着童年的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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