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革命大杀器：《扬州十日记》的真相与真伪

　　作者：金满楼
　　
　　 辛亥革命中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那就是革命党人的反满宣传，而其中最为成功的，
　　莫过于揭发清初屠杀暴行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些小册子对激发汉人的怒火帮助极大。从目前留下的各种辛亥回忆录来看，《扬州十日记》这样的小册子在革命党或者倾向于革命的年轻人中间传播极广，有的革命党在授算术课时甚至以“嘉定三屠”、“扬州十日”为习题，问屠一次屠多少人，杀一日杀多少人，三屠与十日，得数若干等，大多数参与其事的革命者在回忆辛亥革命时都自承，其最初的革命动因均与这两本小册子有关。
　　
　　 从实效上来说，“三民主义”固然是革命纲领，但远不如《扬州十日记》这样的宣传材料来得更给力，而就宣传效果而言，受众越是年轻，就越容易受到影响，如邹容在其所著《革命军》中坦然直承：“吾读《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吾读未尽，吾几不知流涕之自出也”；1907年安庆起义的领导者熊成基出身官宦家庭，原为纨绔子弟，读《扬州十日记》后流泪不止，遂与革命党人柏文蔚订交而后致力于革命；16岁的安徽少年张汇滔，性本倜傥，不喜词章之学，偶读《扬州十日记》后感愤泣下，后在日本加入同盟会成为革命志士；如此例子，举不胜举。
　　
　　 民国名记包天笑在《钏影楼回忆录》中追忆：“我们那时候，大家对於种族革命，似很热烈。上海有章太炎等在那里鼓吹，苏州虽然不敢明目张胆，然而一派自命新派的文人，亦常常以排满为革命先驱。清初文字之狱，最为酷烈，此刻则许多禁书，都在上海出版了，什么《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等书，读之使人心痛，使人发指”。
　　革命小册子在湖北新军中流传尤广，革命党人朱恃三在1903年的日记中记载：“冬日初三日。今日下午，无聊甚，与袁君至东门郑宅，借回新书十余种，皆革命杂志也。如《新广东》、《浙江潮》各两册，又《扬州十日记》一册，《嘉定屠城记》一册”，他看完后“终夜未寝，恨豫酋南下，杀戮汉人如此之酷，反清革命，心不能忘”。
　　据朱恃三的回忆，革命党人进入军营后，“暗以种种方法，循诱新军，以粗浅的小说文字，如唱词之《猛回头》、《警世钟》、《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等，使其愤怒报仇之心，而坚其反清革命之念。由浅到深，循序渐进。在五路小学以及文武普通、湖堂，都是用这个办法。几个高等学堂中的学生，将粗浅的小册子阅后，即转送别人（小学或私塾学生）。当时虽说禁革命书报，尚不甚严，各县学堂也无向官厅告密的”。
　　
　　 同为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江炳灵也回忆说，“当时革命刊物很多，但为免麻烦，多由口头宣传。宣传内容，有‘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之类，太平天国檄文中‘忍令上国衣冠于夷狄，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之句，也时常引用。……刘成禺、蓝天蔚、程明超等在日本刊行《湖北学生界》杂志，输入内地，湖北军、学各界，大受其影响。《孔孟心肝》、《扬州十日记》等，为军中正课外经常读物”。
　　南方新军中流传《扬州十日记》等小册子时，北洋军中也在暗中传播。时为北洋兵士的冯玉祥在回忆录里清楚的记得，“有一天工兵营排长孙谏声到房里来，我正在看曾文正公家书，他就很不高兴地说：‘你还想当忠臣孝子吗？’我说：‘当忠臣孝子难道不好不成？’他说：‘当孝子，我不反对；当忠臣我可不赞成！’又说，‘等一会儿，我拿两本书给你看看，你就知道我的话不错了。’他把两本书拿来，一本是《嘉定屠城记》，一本是《扬州十日记》。记得他给我这两本书的时候，神色上很有些不寻常，他向四周巡视了一会儿，才从腰里掏出书来。送给了我以后，很郑重地和我说：‘没人的时候，你再拿出来看，千万不要叫别人看见，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据冯玉祥自述，他在看完之后震动极大，“关于满清种族上的怨仇，以前我虽然知道一些，但仅仅是一个笼统的概念，满清入关的时候，虐杀汉人的种种事实，我是丝毫都不知道的。等我看完这两本血泪写成的书，我出了一身冷汗。闭起眼来，看见靼子们残酷狰狞的面目，听见数百万鸡犬不如的汉人的惨号，不由我咬牙切齿，誓志要报仇雪恨，恢复种族的自由。”
　　
　　 《扬州十日记》给年轻的革命党人留下了极为深刻而沉痛的印象，武昌起义前夕被捕的革命党人彭楚藩在临刑前索笔书供：“鞑虏入关，残暴已极，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各省驻防，残民以逞。使我炎黄华裔，皮骨仅存”；与彭楚藩等人一同被捕的革命党人牟鸿勋（两湖书院学生）在审讯时大呼：“我所读的，是《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与清初文字狱中遭杀身灭祖的吕留良、戴名世的著作。清廷虐待汉族，对读书人杀得尤惨，兴汉灭清，是我的素志！”
　　
　　 在这种激愤的情绪下，就连保皇派骨干、大才子梁启超也在与革命党人的论战中承认：“每读《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略》，未尝不热血溢涌”；“屠城、屠邑皆后世民贼之所为，读《扬州十日记》尤令人发指眦裂，故知此杀戮世界非急以公法维之，人类几乎息矣。”
　　
　　 《扬州十日记》只是一本八千余字的小册子，但它对辛亥革命的鼓动作用却是不容忽视的，事实上，这本“功勋著作”本身就充满了神秘，究竟是谁创作了这本书、书中描写是否属实、它又是怎样被发现及传播的，这一切都存在着不小的争议。
　　
　　 据陈天华在《狮子吼》中所说，“当时有一个遗民，于万死一生之中逃出性命，做了一本《扬州十日记》，叙述杀戮之惨”，这本清初即写就的小册子在之后两百多年中籍籍无名，但离奇的是，它一直静静的躺在日本图书馆中等待着清末留日学生的无意发现，然后革命党“印了输入中国，希望使忘却的旧恨复活，助革命成功”。由此，很多人怀疑这本小册子与日本人有潜在的关系，甚至就是出于日本人的阴谋或是伪造——事实是否真是如此呢？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自承，1897年他与谭嗣同、唐才常等人主持湖南时务学堂时，曾向学生宣扬民权思想，抨击科举失政，并“窃印《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书，加以案语，秘密分布”，结果学生们在年关放假回家后，“把课堂讲义出示给亲友们看，整个湖南瞬间哗然。”湖南士绅一向守旧，在王先谦、叶德辉等人纠劾下，梁启超等人被迫离开湖南北上，但北京的变法也很快宣告失败，梁启超在“日本友人”的帮助下，化装进入日本使馆避难。营救梁启超的并非他人，正如赫赫有名的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宗方小太郎1884年即来到中国，此人精通汉语，通晓中国文化，在甲午战争中对母国贡献颇大，《扬州十日记》的重出江湖并大行其道是否与之有所瓜葛，尚不得而知。
　　
　　 晚清以降，梁启超并不是最早接触《扬州十日记》的，革命元老冯自由即在《革命逸史》中的《革命初期之宣传品》一文中称，“兴中会初期，文人墨士极感缺乏，所用宣传工具，仅有《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及选录《明夷待访录》内《原君》、《原臣》单行本数种”，他对后者不甚了了，但前者“则作小说读之，篇末之多尔衮、史可法二书，更能背诵不遗一字”。冯自由还在自序中特别说明，《扬州十日记》这些禁书“均由余店代为印刷”，时间为兴中会成立初期。
　　
　　 甲午战争期间，日本曾遍发文告以挑拨满汉关系，以利于其军事行动，而兴中会则成立于甲午战争期间（1894年美国檀香山），横滨分会成立于次年，由此可以推论，冯自由在横滨印刷《扬州十日记》当为甲午之后而在戊戌变法之前，那梁启超“窃印”的《扬州十日记》及后来留日学生在日本图书馆中发现的是否就是横滨版本呢？这个却又未必。
　　
　　 据晚清名士李慈铭在《越缦堂读书记》中的记载，“是日借得《荆驼逸史》二十八本，所收共五十种，皆纪明末丧乱事由。惟《东林本末》、《平蜀纪事》、《榆林城守纪略》、《扬州十日记》、《东塘日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据《秦律十八种·徭律》: ＂御中发徵，乏弗行，訾二甲；失期三日到五日，谇；六日到旬，訾一盾；过旬，訾一甲；其得殹（也）及诣水雨，除兴 ＂

遇“水雨”而导致徭役征发“乏弗行”和“失期”， 官吏和服役的人, 是免除罪责的，更不会被处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