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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后窗/网易
有个傍晚，在县城旁边农村的村口，天快黑了，但还能看的清人。一个年轻小伙可能刚卖完东西回来，自行车的两个筐是空的，他没骑车，用一只手推着飞快的跑，一边大声唱歌。那种片刻的欢娱，当生命的欢乐在瞬间迸溅，目睹这一幕的贾樟柯再不能忘。
对他影响最大的书是路遥的《人生》。它谈的是社会的秩序：“在你懵懂的成长里，当你看到一个小说，谈农村和城市的界限、一个人想到城市里来有多少障碍，他可能会付出道德上的东西，以前你没有发现这种秩序，你觉得每个人的天空是一样的，看了小说你就明白，原来人和人的天空不一样，你知道自己在地球的哪一端，在中国的哪一个地方。”
他到现在都喜欢吴宇森的电影，“他的片子里的主人公总在一个巨大的困难里，依靠一个秩序之外的力量去解决，然后才是他的兄弟之情、伦理之情。”
秩序和打破秩序，窒息生活下细微人性和卑微的诗意，这是他的世界，冷静且狂热。
“我拍电影只是假装跟他们在一起”
“前几天看安冬尼奥尼的一个电影，一个人跟妈妈聊天，说：‘我现在熟人越来越多，朋友却越来越少。’我觉得……他说的真好。真的是这样。我特别想回山西住上一段，哪怕见到一个普通的中学同学，但他知道你7岁时是什么样，8岁时是什么，在北京我找不到这样的人。”贾樟柯说话时表情不很多，但声音很有表现力，讲到“他说的真好”，有一瞬间的沉默，安静里是满满的向往，如一个儿童仰望着彩虹。
“城市的现代化肯定是个潮流，你无法阻挡，但它太残酷，我们的发展不是自然的，是运动，带有极大破坏性，比如街道，我在汾阳已经找不到一条小时侯玩过的街道，都拆掉了，能够负担你记忆的东西都没有了，你很失落，这个过程中，文化发生着断裂。它的力量很大，把很多人都甩在一边。
我希望传统中一些好的、温暖的东西能留下来，比如承诺、感情，信诺。而我们现在是革命式的，是一夜之间改变所有东西。”
不管怎样，贾樟柯已经无法回去，回到山西汾阳他生长的土地，回到蹲在大街上吃饭的伙伴中，回到封闭县城的青春里、那些夜夜不睡的期待。跟他一起逃课看港台录象的朋友们都留在了过去，2002年，32岁的贾樟柯站在北京的街头，心里却想着自己断裂了的过去。
“我现在一年一定会回家两次，春节和8月，春节是走亲戚，夏天就是在朋友家过，今天在这个村子，明天在那个村子，从一个县城到另一个县城，”走在人群里，如果不是衣服的差异，他的方言他的笑容都和旧时伙伴无异。伙伴们知道贾樟柯是个导演，但具体在做什么他们并不清楚，他也不愿意多说。“但我现在很担心，前几天有个中学朋友打电话，说山西什么电视报在介绍我，他们慢慢明白我在干什么，我觉得挺残忍的，干嘛要……当然媒体没有错，但对我来说很残忍，我小心保护的东西^……还是被撕开了。”他不看你，谨慎的选择着用词，极度的冷静让人猜他也有极度的炽烈。
不必伪善的说他们之间没有距离，只是贾樟柯在小心翼翼的维护着一种假像，他知道，自己的世界只在这里，在这些底层平庸的人群里，他可以在世界到处走、参加电影节，可是只有回到这个世界，他才能开始光与影的幻想。
“拍电影只是假装跟他们在一起，拍他们的生活，你觉得也跟他们一起生活了，其实不是，但又能做什么呢？对导演来说，电影都是梦。我拍电影肯定不是为了现实本身，而是现实给你的梦想，现实给你的触动，现实给你的失意，现实给你的仇恨，现实给你的愤怒——是现实给你的，但给你的那个东西不是现实本身。所以我特别不喜欢“我的摄影机不撒谎”，我们都是撒谎的。”
谈话被巴西进球的喝彩声打断，他静一刻等轰然过去。他很忍耐，因为已经等了那么久。
1995年，他开始写《站台》剧本初稿，觉得自己懂得了父亲，后来放映《站台》，在胶片的开头，他打上“献给我的父亲”。“我特别渴望他能跟我说些什么，但他看完就睡了……我知道他内心肯定有剧烈的活动，只是我们已经不习惯交流”。
《站台》拍摄中，有一幕过场戏，几个人吹笛子拉手风琴，朗诵“风流啊风流”，那个时候，贾樟柯突然……觉得自己看到了当年的父亲，“摄影机在转，你看着，好像真的回到了过去，所以就，没有办法控制，任性的一边哭一边拍，大家都吓坏了，摄影师帮我发指令，布好灯，问我要不要拍，我说好。就这样拍下来。”他很自然的说着，好像说的不是自己。是在摄影机后做惯一个旁观者，或者长久的忍耐让他习惯了克制。
“我特别喜欢说的一句话是‘因陋就简的幸福’”
“我觉得流行音乐也算时尚，做头发也算时尚，那个环境太平静了，这些有限的改变，它给人一种假像，好像填平了差距，给人梦想，让人以为分享流行就是分享现代化。特别是80年代，烫一个头发就是现代化，你发现突然一条街的女人都在打戒指，都在穿高跟鞋，大家都很快乐。我特别喜欢说的一句话是“因陋就简的幸福”，觉得挺适合我身边的那个状态。但其实一切都没改变。”被问到时尚，贾樟柯有一点卒不及防的狼狈，一瞬间你忽然看到一个木衲的、沉默的县城孩子的痕迹。当他组织好语言，你发现，他的世界仍然是他镜头下的县城。
于是他的电影，无论《站台》还是《小武》，从邓丽君到屠洪刚的《霸王别姬》，从《心雨》到《渴望》，大量流行歌曲的出现成为争议。“因为它就是我成长过程中惟一的文化生活啊，当回忆80年代，或者面对县城的时候，我没有办法避开这样的东西。我想，我听“是否”，和生长在上海的孩子听这首歌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他来说，它仅仅是一首歌。”
“是否，这次我将真的离开你，是否，眼泪已干不再流”，当“站台”的尹瑞娟在无人的办公室里随这首歌沉默的跳舞，出外流浪的崔明亮张军在陆续的回家，尹瑞娟准备嫁给自己拒绝过的男人……所有的人都在回头，毫无选择的抛弃曾经梦想，这时，罗大佑的这首歌比任何时候都更不像一首情歌。
这种运用同样被贾樟柯用在《任逍遥》里，他用任贤齐的同名歌作为主题曲。《任逍遥》这部电影里有个真实故事，在东北一个小城市，有个孩子要去抢劫，他知道可能会被打死，想给妈妈写信，不知道说什么好，就抄了这首歌词在上面。“我看到这个报道，为他这种表达方式吃惊，后来我觉得是里面有句歌词打动了他，肯定是这一句：英雄莫问出身太单薄。”
“我觉得它是一个双重的信息，年轻人唱给自己是一个自我的鼓励；给别人听是一个愤怒的语言。我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喜欢这首歌，因为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喜欢。”
当你听到任逍遥的这首主题曲，和小武一样，仍然是在歌星的歌声背景里，小人物的声音无力卑微的唱着，而流行歌曲也好，歌星也好，都只是假象。
2002年，戛纳，“任逍遥”全球首映。
赵涛站在人群里好奇的东张西望，红地毯周围人山人海，贾樟柯香港、韩国、法国的制片人都去了，剧场上下两层满满都是人，剧组一进去就开始鼓掌，放映完所有人都站起来鼓掌，就在那时，贾樟柯无视一切的流下了眼泪。
“因为放电影时，我自己看进去了，斌斌是个被解雇的孩子，到处瞎混，想跟女朋友接吻，女朋友忙高考不理他，想去当兵，又被发现是肝炎。影片快结束时，女朋友考上北京高校，他给她买了手机，她想接吻，他拒绝碰她。到最后他被警察抓起来，警察说你给我唱个歌吧，他唱的是“任逍遥”。看到结尾我突然控制不住自己，因为电影是很无力的东西，我拍了，很多人看了，又真的有谁会在意，大家在鼓掌，可是电影中这些人还是这样生活着。”掌声人群中，一种巨大的空虚袭击而来，贾樟柯知道，自己的电影，该有变化了。
“我有更大的企图心，想拍巴尔扎克小说般全貌式的电影。具体就是一个黑帮片。70年代末，很多从各地回来的知青在待业，每天有大把时间，很多积聚的能量，以街道为区形成派别，打架，这个时间很短，打打杀杀的三年过去，有人成为流氓，有的考大学走了，有的进了工厂成了厂长，命运特别眼花缭乱，差别太大了。”
他曾经在这样一个团伙里生活过，这些记忆让他变成一个不厌其烦的祥林嫂，因为拍电影的周期很慢，当他非常想拍，又不能开始时，他特别想讲给人听。
“我有一个朋友，是顶替父母上班，看酒库，晚上上班门一关，喝酒喝死的。它是一个生命很脆弱的征兆，让人在成长过程中，沉甸甸的觉得人生是这样的。我想把朋友留给我的那些都拍出来。有一幕我特别忘不了，”他抬起头，眼睛却不看任何人，“那个喝酒的朋友借我的自行车，一晚上没回来，我着急，到处找，然后别人说他去世了，尸体运了回来。但没人知道自行车在哪儿，我坐了20分钟的长途汽车，到酒厂，找到车，骑回来的路上……我特别痛苦，昨天他还骑着这辆车……我没有办法忘记这一幕，我一定要把它拍出来。（笑，笑自己）所以说到底还是在拍你自己。”
谈话，由一幕一幕画面、故事、人物构成，讲故事和听故事的人都很冷静；他大量抽烟，用一根根“中南海”消耗掉他内心的炽热；大量的沉默，然后突然的笑，嘲讽自己抑或世界，用笑卸去重负，谈话重新开始。一遍遍。
他的世界是粗糙、贫瘠、残酷并且真实的生活，他剥去繁华让我们看到这些，以及尽管如此也不停止的生命、生命渴望的欢娱。一如眼前这个人，忍耐的等别人说完，马上回到自己的世界，一次次。
“很多东西我不能忘记和原谅”
“你相信我有仇恨吗？”他忽然问，直接锐利。我不假思索：有!“对，我最大的问题就在这里。很多东西我不能忘记和原谅。因为这个我可以不停拍电影，但同时它也在损害我的电影。”很长时间的沉默，他忽然笑，说“不知道”，想避开昏暗意识中自己也不明了的那些事。可是我问，我追问那些让人痛苦的仇恨，无意识的泥沼里，它是我们自己都会惧怕的怪兽。
“比如说我很仇恨两种东西，一种把自己的老家，比如山西、汾阳，描绘成一个非常美丽、非常浪漫的异乡，另一种是拼命洗刷自己的根性，让自己投入现有秩序。你看民国时人们很自然的跟自己的根性保持着联系，而现在人们都不自然，要么拼命洗刷要么拼命诗化。这是让人很痛苦，很不能原谅的事情。”
不能原谅的事情那么多，于是，只有拼命的说，用文字、用镜头，蘸上仇恨和愤怒。他有强烈的诉说欲，是个天生的导演、作家，或其他注定要向大众说话的那个人。
贾樟柯在电影学院上学时，一个女同学曾说现在什么世道啊，阿猫阿狗都可以拍电影——在中国，电影是一个神圣的特权，一个非电影圈的人想拍电影，这些刺激的话会不停听到。
“这还不是最刺激我的，做《小武》后期时，我遇到一个同学，他说你在干嘛，我说拍了个东西，16毫米的——在我们那个文化里，材料也是有歧视的，你拍DV他看不起你，拍16毫米也瞧不起，只有35毫米立体声——他说啊，拍了个作业，怎么样啊？我说不怎么样，那时也没做完，心里不是很有底，而且你不能说自己特牛啊，那不有毛病吗？没想到他说：嗳，这就对了，拍一次你就知道，不是每个人都能当导演。”
终于，贾樟柯第一部电影《小武》拍完，从国外拿了八个奖项回来，同时在《南方周末》和其他媒体写大量关于影像权利的文章。“我发现电影是一个特权跟这些话有关系，这个行业神话太过、鬼话太多，可怕的是当一个人拼命挤进这个圈子，他会拼命维护这个秩序，来显示他自己创造了一个神话，我讨厌这些东西。所以拍完“小武”就写很多东西来说这个事”。
“这是否也是一种仇恨？”
“是，要不写那么多废话干嘛，直接拍电影不完了。”他回答，声音有些轻。
那些文章，在媒体掀起一阵影像的讨论，而写字的这个人，已经回到山西，为第二部电影、《站台》选女主角。
“我在太原师范学院教书，那天去上课，发现前面一群长头发男人，好象是搞艺术的，同事说他们来挑演员，想看看你的学生。我说好啊，我这里20多名学生个个都漂亮。
他们去了后学生有点紧张，我就说了一些话让大家放松，其实平时我都不会说这么多。然后自己坐在旁边看她们跳舞。他们看了20多分钟就走了，后来有人说贾樟柯要跟我谈谈，我以为他要挑我的学生，结果他要跟我合作。”赵涛不化妆时像个学生，很单纯。但贾樟柯眼中的她并非如此。
“选演员时，你能看到她安静的坐在一边，其实她很想让你注意她，但她是很平静的方法，我想这就是一种能力吧。”
“她内心有很狂野的东西，和她的外表有一个反差。拍《站台》时我看到这一点，但那个角色限制她不能有另外的表演方向，于是《任逍遥》又找她演。”
赵涛作为非职业演员介入电影，到现在也不很清楚角色和自己的关系，她一直感觉演尹瑞娟，更多是在演自己。
显然贾樟柯比她自己更清楚她的潜质。“有一场拍两个女孩抽烟，我简单的说，你是从外边进来，进来后想谈张军，然后抽烟，说什么台词你们自己想。开拍，她进来，杨天乙在唱歌，赵涛开口就说：外面在游街，某某要被枪毙了。当时我很震惊：她知道她是从哪儿来的，她从街上进来，看到人们在游街，她是带着时间、带着遭遇，带着经历，带着一种惊奇进来的，我作为导演都没想到要提醒她。当时我觉得这个女孩了不得，很多演员一辈子都不知道这一点。”
拍照时，贾樟柯的平静下有一种冷，冷静、冷漠、冷淡，随摄影师怎么摆角度、改姿势，从哪个角度看，他的平静都没有任何变化。这个时刻的贾樟柯如岩石，是长久的忍耐锻造了这样的恒定，而冷静下，是动荡，是诗人的痛苦。
“下一步我想在北京、太原、汾阳拍记录片。比如同一个时间，天快黑的时候，7点到8点，我最喜欢那时候的光线。有次，在县城旁边的农村的村口，天快黑了，但还能看的清人。有个年轻小伙子可能刚卖完东西回来，自行车的两个筐空着，他没有骑，用一只手推着自行车飞快的跑，一边大声唱歌。那种欢娱、片刻的欢乐，路上除了我就是他。那个时间很诗意，包括城市里也是这样，我很喜欢地坛那一带，天还没有黑，电车里已经亮了灯，那些面孔非常动人。每个地方的黄昏都不一样，但有一种相似的东西。我很想拍。”
该如何概括贾樟柯，这个以影像书写生命体验的作者、当下中国冷静的旁观者、用镜头热切诉说的演说家，或者一个诗人，敏感脆弱，并且自尊。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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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傍晚，在县城旁边农村的村口，天快黑了，但还能看的清人。一个年轻小伙可能刚卖完东西回来，自行车的两个筐是空的，他没骑车，用一只手推着飞快的跑，一边大声唱歌。那种片刻的欢娱，当生命的欢乐在瞬间迸溅，目睹这一幕的贾樟柯再不能忘。
对他影响最大的书是路遥的《人生》。它谈的是社会的秩序：“在你懵懂的成长里，当你看到一个小说，谈农村和城市的界限、一个人想到城市里来有多少障碍，他可能会付出道德上的东西，以前你没有发现这种秩序，你觉得每个人的天空是一样的，看了小说你就明白，原来人和人的天空不一样，你知道自己在地球的哪一端，在中国的哪一个地方。”
他到现在都喜欢吴宇森的电影，“他的片子里的主人公总在一个巨大的困难里，依靠一个秩序之外的力量去解决，然后才是他的兄弟之情、伦理之情。”
秩序和打破秩序，窒息生活下细微人性和卑微的诗意，这是他的世界，冷静且狂热。
“我拍电影只是假装跟他们在一起”
“前几天看安冬尼奥尼的一个电影，一个人跟妈妈聊天，说：‘我现在熟人越来越多，朋友却越来越少。’我觉得……他说的真好。真的是这样。我特别想回山西住上一段，哪怕见到一个普通的中学同学，但他知道你7岁时是什么样，8岁时是什么，在北京我找不到这样的人。”贾樟柯说话时表情不很多，但声音很有表现力，讲到“他说的真好”，有一瞬间的沉默，安静里是满满的向往，如一个儿童仰望着彩虹。
“城市的现代化肯定是个潮流，你无法阻挡，但它太残酷，我们的发展不是自然的，是运动，带有极大破坏性，比如街道，我在汾阳已经找不到一条小时侯玩过的街道，都拆掉了，能够负担你记忆的东西都没有了，你很失落，这个过程中，文化发生着断裂。它的力量很大，把很多人都甩在一边。
我希望传统中一些好的、温暖的东西能留下来，比如承诺、感情，信诺。而我们现在是革命式的，是一夜之间改变所有东西。”
不管怎样，贾樟柯已经无法回去，回到山西汾阳他生长的土地，回到蹲在大街上吃饭的伙伴中，回到封闭县城的青春里、那些夜夜不睡的期待。跟他一起逃课看港台录象的朋友们都留在了过去，2002年，32岁的贾樟柯站在北京的街头，心里却想着自己断裂了的过去。
“我现在一年一定会回家两次，春节和8月，春节是走亲戚，夏天就是在朋友家过，今天在这个村子，明天在那个村子，从一个县城到另一个县城，”走在人群里，如果不是衣服的差异，他的方言他的笑容都和旧时伙伴无异。伙伴们知道贾樟柯是个导演，但具体在做什么他们并不清楚，他也不愿意多说。“但我现在很担心，前几天有个中学朋友打电话，说山西什么电视报在介绍我，他们慢慢明白我在干什么，我觉得挺残忍的，干嘛要……当然媒体没有错，但对我来说很残忍，我小心保护的东西^……还是被撕开了。”他不看你，谨慎的选择着用词，极度的冷静让人猜他也有极度的炽烈。
不必伪善的说他们之间没有距离，只是贾樟柯在小心翼翼的维护着一种假像，他知道，自己的世界只在这里，在这些底层平庸的人群里，他可以在世界到处走、参加电影节，可是只有回到这个世界，他才能开始光与影的幻想。
“拍电影只是假装跟他们在一起，拍他们的生活，你觉得也跟他们一起生活了，其实不是，但又能做什么呢？对导演来说，电影都是梦。我拍电影肯定不是为了现实本身，而是现实给你的梦想，现实给你的触动，现实给你的失意，现实给你的仇恨，现实给你的愤怒——是现实给你的，但给你的那个东西不是现实本身。所以我特别不喜欢“我的摄影机不撒谎”，我们都是撒谎的。”
谈话被巴西进球的喝彩声打断，他静一刻等轰然过去。他很忍耐，因为已经等了那么久。
1995年，他开始写《站台》剧本初稿，觉得自己懂得了父亲，后来放映《站台》，在胶片的开头，他打上“献给我的父亲”。“我特别渴望他能跟我说些什么，但他看完就睡了……我知道他内心肯定有剧烈的活动，只是我们已经不习惯交流”。
《站台》拍摄中，有一幕过场戏，几个人吹笛子拉手风琴，朗诵“风流啊风流”，那个时候，贾樟柯突然……觉得自己看到了当年的父亲，“摄影机在转，你看着，好像真的回到了过去，所以就，没有办法控制，任性的一边哭一边拍，大家都吓坏了，摄影师帮我发指令，布好灯，问我要不要拍，我说好。就这样拍下来。”他很自然的说着，好像说的不是自己。是在摄影机后做惯一个旁观者，或者长久的忍耐让他习惯了克制。
“我特别喜欢说的一句话是‘因陋就简的幸福’”
“我觉得流行音乐也算时尚，做头发也算时尚，那个环境太平静了，这些有限的改变，它给人一种假像，好像填平了差距，给人梦想，让人以为分享流行就是分享现代化。特别是80年代，烫一个头发就是现代化，你发现突然一条街的女人都在打戒指，都在穿高跟鞋，大家都很快乐。我特别喜欢说的一句话是“因陋就简的幸福”，觉得挺适合我身边的那个状态。但其实一切都没改变。”被问到时尚，贾樟柯有一点卒不及防的狼狈，一瞬间你忽然看到一个木衲的、沉默的县城孩子的痕迹。当他组织好语言，你发现，他的世界仍然是他镜头下的县城。
于是他的电影，无论《站台》还是《小武》，从邓丽君到屠洪刚的《霸王别姬》，从《心雨》到《渴望》，大量流行歌曲的出现成为争议。“因为它就是我成长过程中惟一的文化生活啊，当回忆80年代，或者面对县城的时候，我没有办法避开这样的东西。我想，我听“是否”，和生长在上海的孩子听这首歌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他来说，它仅仅是一首歌。”
“是否，这次我将真的离开你，是否，眼泪已干不再流”，当“站台”的尹瑞娟在无人的办公室里随这首歌沉默的跳舞，出外流浪的崔明亮张军在陆续的回家，尹瑞娟准备嫁给自己拒绝过的男人……所有的人都在回头，毫无选择的抛弃曾经梦想，这时，罗大佑的这首歌比任何时候都更不像一首情歌。
这种运用同样被贾樟柯用在《任逍遥》里，他用任贤齐的同名歌作为主题曲。《任逍遥》这部电影里有个真实故事，在东北一个小城市，有个孩子要去抢劫，他知道可能会被打死，想给妈妈写信，不知道说什么好，就抄了这首歌词在上面。“我看到这个报道，为他这种表达方式吃惊，后来我觉得是里面有句歌词打动了他，肯定是这一句：英雄莫问出身太单薄。”
“我觉得它是一个双重的信息，年轻人唱给自己是一个自我的鼓励；给别人听是一个愤怒的语言。我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喜欢这首歌，因为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喜欢。”
当你听到任逍遥的这首主题曲，和小武一样，仍然是在歌星的歌声背景里，小人物的声音无力卑微的唱着，而流行歌曲也好，歌星也好，都只是假象。
2002年，戛纳，“任逍遥”全球首映。
赵涛站在人群里好奇的东张西望，红地毯周围人山人海，贾樟柯香港、韩国、法国的制片人都去了，剧场上下两层满满都是人，剧组一进去就开始鼓掌，放映完所有人都站起来鼓掌，就在那时，贾樟柯无视一切的流下了眼泪。
“因为放电影时，我自己看进去了，斌斌是个被解雇的孩子，到处瞎混，想跟女朋友接吻，女朋友忙高考不理他，想去当兵，又被发现是肝炎。影片快结束时，女朋友考上北京高校，他给她买了手机，她想接吻，他拒绝碰她。到最后他被警察抓起来，警察说你给我唱个歌吧，他唱的是“任逍遥”。看到结尾我突然控制不住自己，因为电影是很无力的东西，我拍了，很多人看了，又真的有谁会在意，大家在鼓掌，可是电影中这些人还是这样生活着。”掌声人群中，一种巨大的空虚袭击而来，贾樟柯知道，自己的电影，该有变化了。
“我有更大的企图心，想拍巴尔扎克小说般全貌式的电影。具体就是一个黑帮片。70年代末，很多从各地回来的知青在待业，每天有大把时间，很多积聚的能量，以街道为区形成派别，打架，这个时间很短，打打杀杀的三年过去，有人成为流氓，有的考大学走了，有的进了工厂成了厂长，命运特别眼花缭乱，差别太大了。”
他曾经在这样一个团伙里生活过，这些记忆让他变成一个不厌其烦的祥林嫂，因为拍电影的周期很慢，当他非常想拍，又不能开始时，他特别想讲给人听。
“我有一个朋友，是顶替父母上班，看酒库，晚上上班门一关，喝酒喝死的。它是一个生命很脆弱的征兆，让人在成长过程中，沉甸甸的觉得人生是这样的。我想把朋友留给我的那些都拍出来。有一幕我特别忘不了，”他抬起头，眼睛却不看任何人，“那个喝酒的朋友借我的自行车，一晚上没回来，我着急，到处找，然后别人说他去世了，尸体运了回来。但没人知道自行车在哪儿，我坐了20分钟的长途汽车，到酒厂，找到车，骑回来的路上……我特别痛苦，昨天他还骑着这辆车……我没有办法忘记这一幕，我一定要把它拍出来。（笑，笑自己）所以说到底还是在拍你自己。”
谈话，由一幕一幕画面、故事、人物构成，讲故事和听故事的人都很冷静；他大量抽烟，用一根根“中南海”消耗掉他内心的炽热；大量的沉默，然后突然的笑，嘲讽自己抑或世界，用笑卸去重负，谈话重新开始。一遍遍。
他的世界是粗糙、贫瘠、残酷并且真实的生活，他剥去繁华让我们看到这些，以及尽管如此也不停止的生命、生命渴望的欢娱。一如眼前这个人，忍耐的等别人说完，马上回到自己的世界，一次次。
“很多东西我不能忘记和原谅”
“你相信我有仇恨吗？”他忽然问，直接锐利。我不假思索：有!“对，我最大的问题就在这里。很多东西我不能忘记和原谅。因为这个我可以不停拍电影，但同时它也在损害我的电影。”很长时间的沉默，他忽然笑，说“不知道”，想避开昏暗意识中自己也不明了的那些事。可是我问，我追问那些让人痛苦的仇恨，无意识的泥沼里，它是我们自己都会惧怕的怪兽。
“比如说我很仇恨两种东西，一种把自己的老家，比如山西、汾阳，描绘成一个非常美丽、非常浪漫的异乡，另一种是拼命洗刷自己的根性，让自己投入现有秩序。你看民国时人们很自然的跟自己的根性保持着联系，而现在人们都不自然，要么拼命洗刷要么拼命诗化。这是让人很痛苦，很不能原谅的事情。”
不能原谅的事情那么多，于是，只有拼命的说，用文字、用镜头，蘸上仇恨和愤怒。他有强烈的诉说欲，是个天生的导演、作家，或其他注定要向大众说话的那个人。
贾樟柯在电影学院上学时，一个女同学曾说现在什么世道啊，阿猫阿狗都可以拍电影——在中国，电影是一个神圣的特权，一个非电影圈的人想拍电影，这些刺激的话会不停听到。
“这还不是最刺激我的，做《小武》后期时，我遇到一个同学，他说你在干嘛，我说拍了个东西，16毫米的——在我们那个文化里，材料也是有歧视的，你拍DV他看不起你，拍16毫米也瞧不起，只有35毫米立体声——他说啊，拍了个作业，怎么样啊？我说不怎么样，那时也没做完，心里不是很有底，而且你不能说自己特牛啊，那不有毛病吗？没想到他说：嗳，这就对了，拍一次你就知道，不是每个人都能当导演。”
终于，贾樟柯第一部电影《小武》拍完，从国外拿了八个奖项回来，同时在《南方周末》和其他媒体写大量关于影像权利的文章。“我发现电影是一个特权跟这些话有关系，这个行业神话太过、鬼话太多，可怕的是当一个人拼命挤进这个圈子，他会拼命维护这个秩序，来显示他自己创造了一个神话，我讨厌这些东西。所以拍完“小武”就写很多东西来说这个事”。
“这是否也是一种仇恨？”
“是，要不写那么多废话干嘛，直接拍电影不完了。”他回答，声音有些轻。
那些文章，在媒体掀起一阵影像的讨论，而写字的这个人，已经回到山西，为第二部电影、《站台》选女主角。
“我在太原师范学院教书，那天去上课，发现前面一群长头发男人，好象是搞艺术的，同事说他们来挑演员，想看看你的学生。我说好啊，我这里20多名学生个个都漂亮。
他们去了后学生有点紧张，我就说了一些话让大家放松，其实平时我都不会说这么多。然后自己坐在旁边看她们跳舞。他们看了20多分钟就走了，后来有人说贾樟柯要跟我谈谈，我以为他要挑我的学生，结果他要跟我合作。”赵涛不化妆时像个学生，很单纯。但贾樟柯眼中的她并非如此。
“选演员时，你能看到她安静的坐在一边，其实她很想让你注意她，但她是很平静的方法，我想这就是一种能力吧。”
“她内心有很狂野的东西，和她的外表有一个反差。拍《站台》时我看到这一点，但那个角色限制她不能有另外的表演方向，于是《任逍遥》又找她演。”
赵涛作为非职业演员介入电影，到现在也不很清楚角色和自己的关系，她一直感觉演尹瑞娟，更多是在演自己。
显然贾樟柯比她自己更清楚她的潜质。“有一场拍两个女孩抽烟，我简单的说，你是从外边进来，进来后想谈张军，然后抽烟，说什么台词你们自己想。开拍，她进来，杨天乙在唱歌，赵涛开口就说：外面在游街，某某要被枪毙了。当时我很震惊：她知道她是从哪儿来的，她从街上进来，看到人们在游街，她是带着时间、带着遭遇，带着经历，带着一种惊奇进来的，我作为导演都没想到要提醒她。当时我觉得这个女孩了不得，很多演员一辈子都不知道这一点。”
拍照时，贾樟柯的平静下有一种冷，冷静、冷漠、冷淡，随摄影师怎么摆角度、改姿势，从哪个角度看，他的平静都没有任何变化。这个时刻的贾樟柯如岩石，是长久的忍耐锻造了这样的恒定，而冷静下，是动荡，是诗人的痛苦。
“下一步我想在北京、太原、汾阳拍记录片。比如同一个时间，天快黑的时候，7点到8点，我最喜欢那时候的光线。有次，在县城旁边的农村的村口，天快黑了，但还能看的清人。有个年轻小伙子可能刚卖完东西回来，自行车的两个筐空着，他没有骑，用一只手推着自行车飞快的跑，一边大声唱歌。那种欢娱、片刻的欢乐，路上除了我就是他。那个时间很诗意，包括城市里也是这样，我很喜欢地坛那一带，天还没有黑，电车里已经亮了灯，那些面孔非常动人。每个地方的黄昏都不一样，但有一种相似的东西。我很想拍。”
该如何概括贾樟柯，这个以影像书写生命体验的作者、当下中国冷静的旁观者、用镜头热切诉说的演说家，或者一个诗人，敏感脆弱，并且自尊。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