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四十年前的辽西县城。城南边，有一个黄土矮墙围着的院子，那就是我的家。一天，几个六七岁的孩子神色慌张地冲进去，还喊着：老丁大妈，不好了，你家小茹让大汽车里的人给拉跑了！妈听了倒笑了。原来，爸在汽车站上班，汽车站管着县城里唯一的一路公共汽车，卖票的小年轻们都喜欢我这个爱唱歌的小孩。那天，我正跟几个别的孩子在路边玩，卖票的大姐们见了就下车把我给捞走了。车开回终点站后，大姐们把我抱上满是灰尘的办公桌，逗我说，唱一个！我于是把自己的一双小脚丫摆成个“丁”字步，从《红灯记》里的李铁梅唱到《沙家浜》中的沙奶奶，回头又溜到《智取威虎山》上的小常宝……我想，上天给了人生命，也给了人歌唱的本能，一个孩子无忧无虑地唱，真好。
几年后的一天，也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家里忽然来了几个我从来没见过的姨和舅。正为家里没了吃粮而愁眉苦脸的妈，那天却眉开眼笑，她和那几个人兴奋地说着什么，四人帮”被打倒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了，老人儿都出来唱戏了。人们走后，我问妈，你们说的什么花淑兰，筱白玉霜是你的朋友吗？妈铜声铜韵地哈哈大笑说，咱哪能攀得上人家呀。后来我才明白，那个整天穿着件发白的蓝布衫儿，里里外外地忙活，还跟邻居恶声恶气吵架的妈，年轻的时候竟是县城里唱评戏的角儿，戏唱到过锦州，还得了二等奖。那几个姨和舅是当年跟妈一起唱戏的戏友。而筱白玉霜是评戏行当里创始性的人物，花淑兰是顶顶有名的明星。文化大革命中，什么古书古戏都是被禁止之列，人们只可以唱我站在桌子上唱过的“革命歌曲”和 “样板戏”。据说，花淑兰挨批斗的时候，人们欺负她，把她的头发乱剪成秋草一样。
那次聚会之后，妈跟老友们组成了一个唱评戏的木偶剧团，坐着马车到农村去演《杨八姐游春》之类的戏，虽然没挣到什么钱，但大伙你拉铉我调嗓，很是乐呵。
我常想，历史就是一波未未平，一波又起的荒谬。而妈和她的戏友们就在一场风暴刚刚退去，另一场风暴未来的空隙间，在平和的阳光下喘息，歌唱，真好。
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港台文化也顺着中国大门那刚刚欠开的缝悄悄地挤了进来。当时年青人中最时髦的是穿着长可拖地的喇叭裤，手里拎着个磁带录放机，个儿越大越好。当时四哥也买了台录音机，牌子叫“National”，他问我这个念初二的英文课代表是什么意思，我说叫“国家牌”吧。哥于是把他“国家牌”的宝贝开大音量，大到足以震掉房梁上的尘土，拎着它招摇过市。多年后我才知道，那台录音机是个日本牌子，应该叫松下。
哥的录音机也不总是噪音震天，有时也放一些什么《路边的野花不要踩》》之类的歌曲。当中学老师的大姐说，唱这首歌的邓丽君是台湾的，她曾经用软绵绵的声音对着海峡这一岸的解放军战士喊话，所以她的歌是消磨人意志的靡靡之音，不能听。可私下里听听邓丽君的歌，却觉得她就象个邻家的姐姐端个小板凳坐在我的对面，用她甜蜜蜜地气息倾诉着：你的笑容这样熟悉。那些歌，好像离人心最柔软的地方很近。就这样偷偷地唱着，真好。
上大二的时候，中国又搞了一场小小的，我至今也不明白为什么的政治运动，叫做什么“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按政治辅导员的理解，就是不能听西方的流行音乐，也不能跳摇摆舞。这对我们外语系那些引领潮头的帅哥靓姐来说，不是重金属敲打在心铉，而是铁井盖闷上了头顶，闷得喘不上气来。于是几个胆大的就把教室门从里面闩上，然后边唱迈克尔.杰克逊的歌，一边大跳摇摆舞。不想，魔高一丈的政治辅导员捅开之前用废纸堵上的锁头眼，把干坏事的人一一记在本子上，然后召开全系大会，让那些犯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上台检讨。帅哥靓姐们一一发言之后，全系同学为他们“深刻的检讨”热烈鼓掌，那掌声就象整个教学楼忽然下了场暴雨，把窗上的玻璃都打得啪啪乱响，就连我这个道貌岸然的班长后来也发现自己的巴掌红了，疼了。
我有时候猜，上天其实就是让生命歌唱着延续下去，可我们人却总要找一个拧着劲儿的茬，逆着他的意思。可生命却像初春的山洪，朝着一切新奇的风景猛冲，冲开锁头，淹掉废纸团，一路歌唱着，真好。
出国了，心也跟着背井离乡。在出国后的头十年里，打开电视是英文，拧开收音机还是英文。当然英文的歌曲也好听，人就曾在洛杉矶的高速公路上，开着辆破车，和着唱片里的音乐，百感交集地重复着惠特尼.休斯敦的歌：就会有奇迹，如果你相信。可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人好思念中文，心就像一片龟裂的土地，颤抖着，摇晃着，要急着喷出一滴清水。那时候想，就算是每天让我看官话连篇的《新闻联播》,我都干。
后来有一天，遇上一对从广西来的恩爱夫妻。大家从女人就是用来疼的，说到小时候，说到唱歌。最后男的轻轻握住女人的手腕，两人相视而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那一刻，那歌词完全失去了它原有的意义。唱着唱着，大家落了泪，那女人的眼睛，就像夏日黄昏雨后的天空，湿漉漉的，粉红。
在异国的天空下唱着自己的歌，真好。
几年前，多伦多有了长城平台，转播国内的电视节目。打开电视机，见到当年熟悉的主持人和歌唱家们，就像见到老朋友一样。那天电视里，李双江唱那首很熟悉的歌：小小竹排，向东流，巍巍青山两岸走……几十年前，他唱这首歌的时候，那声音真象湘江上的流水，和江水边绕着薄雾的翠竹，那么顺畅空灵。而今天，尽管老人家还是那么努力，可他的声音，就像雨点打在高梁叶子上，干枯地沙沙作响。人说，人老了都是从肺部开始，老人的肺就像半瘪的车内胎，不大再会成就圆润的歌喉。我不禁心生感慨：人要老，可真快。
一个月前的早晨，阳光暖暖地扑进窗来。八十二岁的老妈一边准备回国的行装一边哼着：春季到来绿满窗，大姑娘床前绣鸳鸯……这许多年来，我们这几个儿女不止一次地求妈给我们再唱一段，但妈总是说，老了，唱不出来了。可今天，妈不经意的哼唱竟那样婉转，清丽。我求妈再唱一次，好让我录下来，可她却奋力推托，后来我急了：你怎么就不明白我的心？！在我的软硬兼施下，妈终于把那首《四季歌》完整地唱了下来。如今，那段唱成了我手机的响铃，我时常举着手机到处问：猜这是谁唱的？
生命其实很短，能唱的时候就唱，真好。
雪后的早晨，上班地方的停车场边，那排矮树丛上，一群麻雀在裹着雪团的树枝间跳上跳下，轻快地歌唱着。我久久地望住那些小鸟，不想转身----上天给了所有的生命歌唱的本事，管他是桃红柳绿的春日，还是大雪过后的清晨，想唱就唱，真好。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几年后的一天，也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家里忽然来了几个我从来没见过的姨和舅。正为家里没了吃粮而愁眉苦脸的妈，那天却眉开眼笑，她和那几个人兴奋地说着什么，四人帮”被打倒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了，老人儿都出来唱戏了。人们走后，我问妈，你们说的什么花淑兰，筱白玉霜是你的朋友吗？妈铜声铜韵地哈哈大笑说，咱哪能攀得上人家呀。后来我才明白，那个整天穿着件发白的蓝布衫儿，里里外外地忙活，还跟邻居恶声恶气吵架的妈，年轻的时候竟是县城里唱评戏的角儿，戏唱到过锦州，还得了二等奖。那几个姨和舅是当年跟妈一起唱戏的戏友。而筱白玉霜是评戏行当里创始性的人物，花淑兰是顶顶有名的明星。文化大革命中，什么古书古戏都是被禁止之列，人们只可以唱我站在桌子上唱过的“革命歌曲”和 “样板戏”。据说，花淑兰挨批斗的时候，人们欺负她，把她的头发乱剪成秋草一样。
那次聚会之后，妈跟老友们组成了一个唱评戏的木偶剧团，坐着马车到农村去演《杨八姐游春》之类的戏，虽然没挣到什么钱，但大伙你拉铉我调嗓，很是乐呵。
我常想，历史就是一波未未平，一波又起的荒谬。而妈和她的戏友们就在一场风暴刚刚退去，另一场风暴未来的空隙间，在平和的阳光下喘息，歌唱，真好。
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港台文化也顺着中国大门那刚刚欠开的缝悄悄地挤了进来。当时年青人中最时髦的是穿着长可拖地的喇叭裤，手里拎着个磁带录放机，个儿越大越好。当时四哥也买了台录音机，牌子叫“National”，他问我这个念初二的英文课代表是什么意思，我说叫“国家牌”吧。哥于是把他“国家牌”的宝贝开大音量，大到足以震掉房梁上的尘土，拎着它招摇过市。多年后我才知道，那台录音机是个日本牌子，应该叫松下。
哥的录音机也不总是噪音震天，有时也放一些什么《路边的野花不要踩》》之类的歌曲。当中学老师的大姐说，唱这首歌的邓丽君是台湾的，她曾经用软绵绵的声音对着海峡这一岸的解放军战士喊话，所以她的歌是消磨人意志的靡靡之音，不能听。可私下里听听邓丽君的歌，却觉得她就象个邻家的姐姐端个小板凳坐在我的对面，用她甜蜜蜜地气息倾诉着：你的笑容这样熟悉。那些歌，好像离人心最柔软的地方很近。就这样偷偷地唱着，真好。
上大二的时候，中国又搞了一场小小的，我至今也不明白为什么的政治运动，叫做什么“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按政治辅导员的理解，就是不能听西方的流行音乐，也不能跳摇摆舞。这对我们外语系那些引领潮头的帅哥靓姐来说，不是重金属敲打在心铉，而是铁井盖闷上了头顶，闷得喘不上气来。于是几个胆大的就把教室门从里面闩上，然后边唱迈克尔.杰克逊的歌，一边大跳摇摆舞。不想，魔高一丈的政治辅导员捅开之前用废纸堵上的锁头眼，把干坏事的人一一记在本子上，然后召开全系大会，让那些犯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上台检讨。帅哥靓姐们一一发言之后，全系同学为他们“深刻的检讨”热烈鼓掌，那掌声就象整个教学楼忽然下了场暴雨，把窗上的玻璃都打得啪啪乱响，就连我这个道貌岸然的班长后来也发现自己的巴掌红了，疼了。
我有时候猜，上天其实就是让生命歌唱着延续下去，可我们人却总要找一个拧着劲儿的茬，逆着他的意思。可生命却像初春的山洪，朝着一切新奇的风景猛冲，冲开锁头，淹掉废纸团，一路歌唱着，真好。
出国了，心也跟着背井离乡。在出国后的头十年里，打开电视是英文，拧开收音机还是英文。当然英文的歌曲也好听，人就曾在洛杉矶的高速公路上，开着辆破车，和着唱片里的音乐，百感交集地重复着惠特尼.休斯敦的歌：就会有奇迹，如果你相信。可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人好思念中文，心就像一片龟裂的土地，颤抖着，摇晃着，要急着喷出一滴清水。那时候想，就算是每天让我看官话连篇的《新闻联播》,我都干。
后来有一天，遇上一对从广西来的恩爱夫妻。大家从女人就是用来疼的，说到小时候，说到唱歌。最后男的轻轻握住女人的手腕，两人相视而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那一刻，那歌词完全失去了它原有的意义。唱着唱着，大家落了泪，那女人的眼睛，就像夏日黄昏雨后的天空，湿漉漉的，粉红。
在异国的天空下唱着自己的歌，真好。
几年前，多伦多有了长城平台，转播国内的电视节目。打开电视机，见到当年熟悉的主持人和歌唱家们，就像见到老朋友一样。那天电视里，李双江唱那首很熟悉的歌：小小竹排，向东流，巍巍青山两岸走……几十年前，他唱这首歌的时候，那声音真象湘江上的流水，和江水边绕着薄雾的翠竹，那么顺畅空灵。而今天，尽管老人家还是那么努力，可他的声音，就像雨点打在高梁叶子上，干枯地沙沙作响。人说，人老了都是从肺部开始，老人的肺就像半瘪的车内胎，不大再会成就圆润的歌喉。我不禁心生感慨：人要老，可真快。
一个月前的早晨，阳光暖暖地扑进窗来。八十二岁的老妈一边准备回国的行装一边哼着：春季到来绿满窗，大姑娘床前绣鸳鸯……这许多年来，我们这几个儿女不止一次地求妈给我们再唱一段，但妈总是说，老了，唱不出来了。可今天，妈不经意的哼唱竟那样婉转，清丽。我求妈再唱一次，好让我录下来，可她却奋力推托，后来我急了：你怎么就不明白我的心？！在我的软硬兼施下，妈终于把那首《四季歌》完整地唱了下来。如今，那段唱成了我手机的响铃，我时常举着手机到处问：猜这是谁唱的？
生命其实很短，能唱的时候就唱，真好。
雪后的早晨，上班地方的停车场边，那排矮树丛上，一群麻雀在裹着雪团的树枝间跳上跳下，轻快地歌唱着。我久久地望住那些小鸟，不想转身----上天给了所有的生命歌唱的本事，管他是桃红柳绿的春日，还是大雪过后的清晨，想唱就唱，真好。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