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今天，形如蛛网的人文权力目光的交织与围困，料想不是鲁迅或陈寅恪在本世纪早些时候所能谶知的。那种貌似热闹实质幽闭的中国生活在空越了世纪性的文化空间后，于90年代末悄然终结并衍生为如此丰盈裂乱之洋洋大观。个人的重大命运抉择竟也像在平价超市里的一次购物行为——多样、随意且无可无不可。理论（学理、哲理抑或如何生活的道理）的增殖使存在反而成为一件苦恼的事情，相衬之下，倒是当年刽子手杀斫、诗人伴唱、人民引颈受戮的生活不用操什么心，当然这是反讽，伏尔泰孟德斯鸠听了这话一定会气得捶胸顿足。作为权力，今天的“理”已经足够过剩，足够多元，今天是苦于说服人的理论太多——足以构成一场日常文化斗争，以取代从前我们狂热追逐的“革命”。“对理论的需求依然是我们所拒绝的体制的一部分”，富柯的警惕是睿智的。很可能，在21世纪，真正的社会化生存将出自于体验，日常生活规范的板结层里将成长出无数的自我理解自我执行的“个体性主体”，对规范的诘疑与责难已从赵汀阳开始，对此我乐观地注视着。
一、剥夺交换的阅读
与老康德对“启蒙”概念的分析相类，人类的阅读也是因于一种试图摆脱监护的冲动，监护是指人若没有他人的指导就不能运用自己的理解力，而那种自己导致的监护才是不幸的，它并非出于缺乏理性，而是出于在没有他人指导下就缺乏运用理性的决心和勇气。正因为如此，阅读应该是一种个人行为，一册《邓肯自传》在“文革”中被阅读就像通奸，恐怖、黑暗、甜蜜而充满罪感（它后来躺在90年代路边半价处理的书摊上乏人问津）。不久前在一次讨论会上我表白自己视写作和阅读为“不同个体生命经验的交换”，那么，“文革阅读”的畸形则在于这种交换对流的极度匮乏，在造纸、印刷术、邮政等客观条件具务下，假如一个叫王小波的黄种人想通过阅读知道一个叫莫迪阿诺的白种人在思考些什么，就要被谴责为不道德，乃至绳之以法，称这是一个应当被诅咒的时代怎么都不过分。
这个时代最迷人的文本可能只有日记和“档案”，当年私人日记的“风采”近30年后方在《天涯》中得以展现，而“档案”这种要求思想纯洁的检查机制在中国有着宠大的规模，任何一个单位都设置了它的管理者，个人对权力运作或对规范的一次谄媚或挑衅，都又能被褒奖或惩戒并记录在案，形成了大量的文牍，同时发展了分类、整理、核对等技术，建立档案的目的是对每一个人实行有效的识别和描述，1976年10月一位汪姓的军官突然成为大国政坛风云中一颗举足轻重的棋子，就在于他掌握着高级干部们的秘密档案。可以想见，除了“永恒的话语发出者”的著述，时代提供的可阅读文本均为用诗、小说、散文、社论对“永恒话语”的注释，相形之下，倒是档案中那些中彩或犯戒的经过、供词、结论，更像一部部有趣而好读的编年史，刻不少人在填写履历时，开首一行通常者是“1岁至7岁，在家玩耍。”
档案显示了被观看和被监控者的对象化，体现着异常醒目的权力关系的介入。等到1978年出版业的全面勃兴后，阅读的权力效应方呈现为意识形态理念训诲的温和化，但更加有效地构成了一个极具“询唤力”的符号网络，教条主义的终结带来了空前的阅读热情。
二、风尚导引下的阅读
80年代社会空间可以说是由“解释”来构造的，解释世纪性的社会历史运作（如李泽厚的三史论）；解释“文化”这一巨大的背景参照物（如“文化热”讨论与寻根艺术）；解释人性模式的审美演示（如刘再复及心理学研究）；解释“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严重依存关系（各类西学译丛及《河殇。等......，解释者的扮相是先知先觉，是代言人，是肩起黑暗闸门者，是具有大悲大悯精神的社会良心，解释者追求“深度”和“真理”，它是一种无止境的任务，它的口号是“新启蒙”，是给“蠢人”提供“知识”。因此，风尚引导下的阅读成为80年代的“奇观”之一。
80年代没有90年代那么多钩玄钓沉、训究考证、微言大义，没有公然宣称天下兴亡与我无关的学问，但80年代是值得辩护的，没有风尚和浪潮的波澜起伏、诡谲多变，整整两代人文知识分子不会在短短十年间完成一次现代学术演化的思辩洗礼，虽然这种施洗难免让人发疯！正应了富柯的想法：“在解释中断之处，在解释愈益向无法进行之点集中时，最可能出现的是类似疯癫体验的东西。”我由此深深理解了80年代那一次次的集体疯癫！那时笔者也怀着真诚与焦灼被挟裹于其中，那是像诗一样的“疯阗体验”。
疯癫状态下的阅读是亢奋的，上千人在书店门口排队购买拙劣爱情小说《简爱》或《大众电影》（为的是获得一张“百花奖”选票）；某大学四年级男生站在课桌上良诵《结局或开始——献给遇罗克》，听众泪水涟涟；一本《美的历程》或《山坳上的中国》立即引出一系列的座谈讨论会；某身着毛边牛仔裤的青年博士（斗士？）在大礼堂舞台上踩着椅子先用英语背了一遍《百年孤独》第一段，又用汉语背了一遍，然后伸出列宁式的手势问黑压压的人群“中国有这样的文学吗？”
真是越想越逗。
应该承认，风尚导引下的阅读不是真正健康的现代阅读，在现代阅读中，人是有双重角色的，既是知识对象，又是知识主体，而风尚阅读中的文本是一些设想，既有对社会运行的设想，又有对人的设想，这时，理想的人成为经验/先验的二元体，进入90年代以后，经验和先验分裂的态势渐渐明朗起来。
三、分层和私人化的阅读
90年代似乎延续了风尚阅读的方式，譬如1991年的汪国真、何新和《毛选》，以及此后的《心灵史》、《文化苦旅》、《城市季风》、《岁月随想》、《中国可以说不》乃至《老照片》，不过仔细留心，会发觉随着市场对主导意识形态权力的僭越，阅读明显已分层分类并稳定下来，就阅读实践而言，它已完全新变为一种个人行为，一种私人化阅读。
思想界的价值自觉与价值证伪应该上溯到1988年的《拯救与逍遥》，从这本书开始，近10年来大陆学人对道德主体性的思考，对认识论上种种话语桎梏的清理批判似乎已经达成了默契，起码我看到像贾平凹的《废都》、赵汀阳的《论可能生活》、鲁羊《黄金夜色》、王小波《红拂夜奔》这样具有冲击力的作品。我阅读的标准是看一部作品是否能给我当头一棒，使我如芒在背，哪怕是使我羞愧，而不是像夏天里喝了一杯可疑暖昧的温水，令人愤懑。例如关涉“文革”的叙事，巴金老憨直的悔恨与自虐只能使我们脸红，王蒙、张贤亮与食指又怎么样呢？直到王小波，我们才读到真正的沉痛与优雅。
应该说今天真正有分量的切中时代文化要害的价值命题是“活下去的根据和热情是什么？”“生活是否值得一过？”所以我宁愿去读一本写法粗糙的余纯顺式或李永生式的传记，也不愿沉浸在陆健东他们对陈寅属和吴宓的哀伤喟叹中，这也是我为什么如此喜欢《月亮与六便土》的原因。王小波能写精彩的寓言，但本质上仍是一个怀旧反思型而非一个前瞻实验型的作家，早夭的天才却留下这个尖锐命题等待下一个天才来解析了。
从阅读中可以获取的“震惊体验”，眼下都有了它们的替代物，如果你想体验创造，可以用卡拉OK把自己装扮成那英或任贤齐做一次英雄，最多花10块钱；你想体验个体生命的特立独行与众不同，可以把头发染黄身着豹衣皮裙长靴模仿齐天大圣；你想有死亡这样的“终极体验”，可以吞食摇头丸从而把虚无的“境界”推向极致；性爱涵咏了种种深刻的精神启示与重大的生命可能性，你可以在夜部会或陪娱业中体会......，那么在关注甲A战况、名人私生活和股市行情之外，我们还需要阅读吗？
谁在阅读？
1、公共化时间中有诗意冲动的人。
2、对秩序化/重复化的日常生活既畏且烦的人。
3、理想主义少年。
4、没有出路而寻找启示的人。
5、恐惧精神侏儒症的人。
这种设想是令人眩目的，在我们这样产生过望而庄子、嵇康和李叔同的伟大国度里，并不缺乏这五类人，缺的是能写作《词与物》、《保卫马克思》及《存在与时间》的作者，这样的作者，他们相信知识/权力启动永恒的斗争，相信真理就存在于自我之中，无所禁忌且无所畏惧，并以高蹈的诗艺表述他自己。
至此，谁在阅读的担忧变为其次，关键是在一个提供充分的信仰话语表述可能性的年代里；在一个理性化的劳动和生产组织也既卫伯所说的“科层制”日趋形成的年代里；在理想主义可能出现其流行产品的年代里，谁能提供给我们期望的阅读，这样的阅读提供锋利的个人理解与经验，不拯救，不启蒙，只是在文化的“边界”担当起这个人精神重建的使命，他敢于对自己说：
从明天早上开始，我要好好活。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一、剥夺交换的阅读
与老康德对“启蒙”概念的分析相类，人类的阅读也是因于一种试图摆脱监护的冲动，监护是指人若没有他人的指导就不能运用自己的理解力，而那种自己导致的监护才是不幸的，它并非出于缺乏理性，而是出于在没有他人指导下就缺乏运用理性的决心和勇气。正因为如此，阅读应该是一种个人行为，一册《邓肯自传》在“文革”中被阅读就像通奸，恐怖、黑暗、甜蜜而充满罪感（它后来躺在90年代路边半价处理的书摊上乏人问津）。不久前在一次讨论会上我表白自己视写作和阅读为“不同个体生命经验的交换”，那么，“文革阅读”的畸形则在于这种交换对流的极度匮乏，在造纸、印刷术、邮政等客观条件具务下，假如一个叫王小波的黄种人想通过阅读知道一个叫莫迪阿诺的白种人在思考些什么，就要被谴责为不道德，乃至绳之以法，称这是一个应当被诅咒的时代怎么都不过分。
这个时代最迷人的文本可能只有日记和“档案”，当年私人日记的“风采”近30年后方在《天涯》中得以展现，而“档案”这种要求思想纯洁的检查机制在中国有着宠大的规模，任何一个单位都设置了它的管理者，个人对权力运作或对规范的一次谄媚或挑衅，都又能被褒奖或惩戒并记录在案，形成了大量的文牍，同时发展了分类、整理、核对等技术，建立档案的目的是对每一个人实行有效的识别和描述，1976年10月一位汪姓的军官突然成为大国政坛风云中一颗举足轻重的棋子，就在于他掌握着高级干部们的秘密档案。可以想见，除了“永恒的话语发出者”的著述，时代提供的可阅读文本均为用诗、小说、散文、社论对“永恒话语”的注释，相形之下，倒是档案中那些中彩或犯戒的经过、供词、结论，更像一部部有趣而好读的编年史，刻不少人在填写履历时，开首一行通常者是“1岁至7岁，在家玩耍。”
档案显示了被观看和被监控者的对象化，体现着异常醒目的权力关系的介入。等到1978年出版业的全面勃兴后，阅读的权力效应方呈现为意识形态理念训诲的温和化，但更加有效地构成了一个极具“询唤力”的符号网络，教条主义的终结带来了空前的阅读热情。
二、风尚导引下的阅读
80年代社会空间可以说是由“解释”来构造的，解释世纪性的社会历史运作（如李泽厚的三史论）；解释“文化”这一巨大的背景参照物（如“文化热”讨论与寻根艺术）；解释人性模式的审美演示（如刘再复及心理学研究）；解释“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严重依存关系（各类西学译丛及《河殇。等......，解释者的扮相是先知先觉，是代言人，是肩起黑暗闸门者，是具有大悲大悯精神的社会良心，解释者追求“深度”和“真理”，它是一种无止境的任务，它的口号是“新启蒙”，是给“蠢人”提供“知识”。因此，风尚引导下的阅读成为80年代的“奇观”之一。
80年代没有90年代那么多钩玄钓沉、训究考证、微言大义，没有公然宣称天下兴亡与我无关的学问，但80年代是值得辩护的，没有风尚和浪潮的波澜起伏、诡谲多变，整整两代人文知识分子不会在短短十年间完成一次现代学术演化的思辩洗礼，虽然这种施洗难免让人发疯！正应了富柯的想法：“在解释中断之处，在解释愈益向无法进行之点集中时，最可能出现的是类似疯癫体验的东西。”我由此深深理解了80年代那一次次的集体疯癫！那时笔者也怀着真诚与焦灼被挟裹于其中，那是像诗一样的“疯阗体验”。
疯癫状态下的阅读是亢奋的，上千人在书店门口排队购买拙劣爱情小说《简爱》或《大众电影》（为的是获得一张“百花奖”选票）；某大学四年级男生站在课桌上良诵《结局或开始——献给遇罗克》，听众泪水涟涟；一本《美的历程》或《山坳上的中国》立即引出一系列的座谈讨论会；某身着毛边牛仔裤的青年博士（斗士？）在大礼堂舞台上踩着椅子先用英语背了一遍《百年孤独》第一段，又用汉语背了一遍，然后伸出列宁式的手势问黑压压的人群“中国有这样的文学吗？”
真是越想越逗。
应该承认，风尚导引下的阅读不是真正健康的现代阅读，在现代阅读中，人是有双重角色的，既是知识对象，又是知识主体，而风尚阅读中的文本是一些设想，既有对社会运行的设想，又有对人的设想，这时，理想的人成为经验/先验的二元体，进入90年代以后，经验和先验分裂的态势渐渐明朗起来。
三、分层和私人化的阅读
90年代似乎延续了风尚阅读的方式，譬如1991年的汪国真、何新和《毛选》，以及此后的《心灵史》、《文化苦旅》、《城市季风》、《岁月随想》、《中国可以说不》乃至《老照片》，不过仔细留心，会发觉随着市场对主导意识形态权力的僭越，阅读明显已分层分类并稳定下来，就阅读实践而言，它已完全新变为一种个人行为，一种私人化阅读。
思想界的价值自觉与价值证伪应该上溯到1988年的《拯救与逍遥》，从这本书开始，近10年来大陆学人对道德主体性的思考，对认识论上种种话语桎梏的清理批判似乎已经达成了默契，起码我看到像贾平凹的《废都》、赵汀阳的《论可能生活》、鲁羊《黄金夜色》、王小波《红拂夜奔》这样具有冲击力的作品。我阅读的标准是看一部作品是否能给我当头一棒，使我如芒在背，哪怕是使我羞愧，而不是像夏天里喝了一杯可疑暖昧的温水，令人愤懑。例如关涉“文革”的叙事，巴金老憨直的悔恨与自虐只能使我们脸红，王蒙、张贤亮与食指又怎么样呢？直到王小波，我们才读到真正的沉痛与优雅。
应该说今天真正有分量的切中时代文化要害的价值命题是“活下去的根据和热情是什么？”“生活是否值得一过？”所以我宁愿去读一本写法粗糙的余纯顺式或李永生式的传记，也不愿沉浸在陆健东他们对陈寅属和吴宓的哀伤喟叹中，这也是我为什么如此喜欢《月亮与六便土》的原因。王小波能写精彩的寓言，但本质上仍是一个怀旧反思型而非一个前瞻实验型的作家，早夭的天才却留下这个尖锐命题等待下一个天才来解析了。
从阅读中可以获取的“震惊体验”，眼下都有了它们的替代物，如果你想体验创造，可以用卡拉OK把自己装扮成那英或任贤齐做一次英雄，最多花10块钱；你想体验个体生命的特立独行与众不同，可以把头发染黄身着豹衣皮裙长靴模仿齐天大圣；你想有死亡这样的“终极体验”，可以吞食摇头丸从而把虚无的“境界”推向极致；性爱涵咏了种种深刻的精神启示与重大的生命可能性，你可以在夜部会或陪娱业中体会......，那么在关注甲A战况、名人私生活和股市行情之外，我们还需要阅读吗？
谁在阅读？
1、公共化时间中有诗意冲动的人。
2、对秩序化/重复化的日常生活既畏且烦的人。
3、理想主义少年。
4、没有出路而寻找启示的人。
5、恐惧精神侏儒症的人。
这种设想是令人眩目的，在我们这样产生过望而庄子、嵇康和李叔同的伟大国度里，并不缺乏这五类人，缺的是能写作《词与物》、《保卫马克思》及《存在与时间》的作者，这样的作者，他们相信知识/权力启动永恒的斗争，相信真理就存在于自我之中，无所禁忌且无所畏惧，并以高蹈的诗艺表述他自己。
至此，谁在阅读的担忧变为其次，关键是在一个提供充分的信仰话语表述可能性的年代里；在一个理性化的劳动和生产组织也既卫伯所说的“科层制”日趋形成的年代里；在理想主义可能出现其流行产品的年代里，谁能提供给我们期望的阅读，这样的阅读提供锋利的个人理解与经验，不拯救，不启蒙，只是在文化的“边界”担当起这个人精神重建的使命，他敢于对自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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