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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恐惧：志愿者ＮＧＯ震区救灾 遭警察调查
(博讯2008年06月01日发表)
提交者：绿色江河水
神情严肃的警察，出现在面前，他们晃了晃手里的证件：“请跟我们走一趟。”这是电影中常见的一幕，说明你已惹来了麻烦。 (博讯 boxun.com)
5月24日，当同样的场景出现在NGO四川地区救灾联合办公室，正在这里忙碌的20多名志愿者，被吓了一跳。
这是位于成都市区的一栋写字楼，三室一厅。之前，一直是NGO“根与芽环境文化交流中心”的成都办公室，它的国际总部负责人是著名的动物保护专家珍古道尔。地震之后，这里成为NGO四川地区救灾联合办公室的指挥中心，包括50余家核心NGO、还有超过100家NGO参与协作。
年轻的志愿者们身着统一的红色T恤，胸前印有醒目的标志：NGO。字母“O”被设计成震中，辐射出的一道地震波，把三个字母紧密串连在一起。除了表明他们与灾区民众团结一心，还志在说明，震后一天就把散落在民间的NGO联合在一起的这个临时机构，不是乌合之众。
当时，NGO四川地区救灾联合办公室的总协调人张国远，正在协调前方物资的调配：广东狮子会捐助的3台流动厕所，需紧急运往位于绵阳安县的灾民安置中心。另一个发起人、云南发展培训学院的院长刑陌将亲自送货上路。
张国远的另一个身份，是攀枝花市东区志愿者协会的秘书长。地震次日，他就来到成都，被推荐为这个NGO联合组织的总协调人。他发现，不速之客来自自己的家乡。两名攀枝花东区公安局的刑警，显然冲着他而来。
警方接到举报称，攀枝花东区志愿者协会利用抗灾，违规接受捐赠。根据有关规定，抗震救灾接受捐赠的主体为中国红十字会和中华慈善总会。而作为一个临时成立的机构，NGO四川地区救灾联合办公室不光没有来得及注册，甚至连账号也没有。
“这是一个法律空白，专门对NGO如何接受捐赠的相关法规需要规范。”律师陈渡强说。
“我们没有接受捐赠。我们只是接受人们的信任和委托，利用各自NGO的经验和组织，把这些善心安全地送达需要的灾民手里。”张国远小心翼翼地组织着字眼。他28岁，面对警察的问讯很镇静。他到成都后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看起来很劳累。
基于NGO组织之间的信任，一些对于四川本土不熟悉的NGO选择和张国远他们合作。广东狮子会会长刘小刚表示，许多捐赠者没有选择红十字会而是点名要求委托NGO代为向灾区捐赠，就是因为这些NGO多年积累的公信力，透明且高效。
刘小刚在电话里说：“地震的形势太紧急，根本不容许我们按照过去的流程工作。我基于对张国远本人的信任和了解，快速把钱拨付给了他本人。”
张国远介绍，他们的运行，得到了来自广东狮子会每天10万-15万元的预算支持，并相继得到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2万元支持、自然之友梁晓燕5万元支持。这些钱主要用来采购救灾物资。
警察在办公室检查了账目，并没有发现这几笔钱的异常。在经过2个小时的问讯和笔录之后，他们还是奉命请张国远一起回趟攀枝花，给上级领导做更详细的说明。
张国远已经被这事困绕了好几天，当地政法委、组织部、团委都不断打电话来了解情况。张国远无奈地说，“如果当时及时报告了我们的计划，并且以依托政府的名义做，或许就不会有现在的麻烦了。”
刘小刚说，他们的合作是透明的。“我们欢迎监督，查得越清楚，我们越欢迎。”每一笔钱财的进出，都有详细的账目，张国远并不担心自己的清白，就是觉得中途离开灾区太耽误时间。他想坐飞机回攀枝花，但是警察要求他在5月25日晚上，跟他们一起坐火车回去。
“NGO很脆弱，不容许出现任何差错”。离开伙伴们前，张国远很有感慨地说。这个插曲至少表明，任何时候，NGO都需小心行事。
非常时期的联合
算起来，警察造访之时，这个迄今最大规模的NGO合作组织，已在灾区紧锣密鼓运转了11天。“一切良好。”“根与芽”办公室主任罗丹这样评价这个阶段的团队工作。
5月12日，汶川地震发生时，张国远正在北京开会。地震中断了他正在参加的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成都方向电话无法接通，重大伤亡消息陆续传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小时内飞到灾区。他们意识到事态的严重。NGO发展交流网负责人陆非联系各个NGO负责人：“我们这么多NGO，是不是该为灾区做点事情？”当晚，与会的100多个NGO负责人做出第一个决定：委派张国远到成都实地了解灾情，然后决定下一步的行动。
中国的NGO平常多是各行其道。理念不同、关注领域不同、行事风格不一，在张国远印象中，他们还从来没有为了同一个目标集合在一起。
5月13日上午，57家NGO发出声明——“发挥民间组织力量，联合做出反应，共同支援灾区，关注灾后重建”。
当天早上，张国远乘飞机往成都赶。双流机场关闭，直到中午飞机才降在重庆。刚打开手机，身在北京的NGO人士的电话和短信就追踪而至。心急如焚的张国远又换乘大巴，晚上才到成都。
此时，在成都的NGO组织已经开始行动。
“根与芽”的罗丹一直在网络上和其他NGO商讨方案。余震来了他们就跑下四楼，停了再跑上楼和大家在网上交流。很多人在问罗丹：我们能为四川做些什么？
13日晚上，罗丹和另外一些NGO人士一起来到四川团省委，表达了希望参与地震救灾的想法。罗丹说，团省委的意思是，如果是以志愿者的身份和方式，欢迎。但是，也只能以志愿者的方式，仅此而已，其他方式并不提倡。
NGO们想的是以一种全面的姿态介入救灾。“我们本身就是独立的NGO，应该有自己的运作方式。”张国远认为这种合作意义不大。他们决定自己单独搞。陆非的这个提议得到了认可。5月14日，50多家NGO发起的“NGO四川地区救灾联合办公室”诞生。地点就设在“根与芽”，因为这里能上网，办公室也足够宽敞。
陆非坐镇后方，负责搜集和编辑有关灾区的信息。“抗震救灾——民间公益在行动每日特刊”火线诞生。张国远坐镇前方，具体协调前方灾区的信息收集、物资的收集、发送和调配。
与此同时，地震发生后23小时，5月13日中午1点半，另一个NGO爱白组织向外发布100个QQ群救灾行动的简报，并迅速与20多个以成都为基地的本土及国际NGO联合，建立“五一二民间救助服务小组”。
五一二民间救助服务小组和NGO四川地区救灾联合办公室，成为这次八级大地震救灾工作中的两大NGO平台。
奔赴灾区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14日，几个关键部门先后成立。首先是服务捐赠机构，NGO在自己的地盘上都有各自的江湖。各地NGO第一时间迅速发动，一呼百应。14日，1.2万吨大米抵达成都。24小时之内，这批大米就从张国远手里配送到灾区。
而根据张国远在前方搜集到的信息，有些通过政府渠道募集的物资，堆积如山，但是因为需要层层审批和调拨，很多只能堆积在仓库中，来不及发放到灾民手里。
此后这里收到全国各地NGO募集捐赠的物资，以及其他单位捐赠并转运的物资，平均每天在50万-60万元。为了临时储存这些物资，又成立了物资转运中心，朋友免费提供了一处近200多平方米的仓库，地点就在“根与芽”的楼下。大批救灾物资，包括食品、药品、衣物几乎堆到了天花板。
他们声明不接受个人捐赠，因为没有办法有效管理和对个人捐款者负责。25日，根据前线的调查，灾区的救灾物资基本到位，因此，物品的捐赠也将告一段落，一个新的备灾中心即将成为接下来的工作重心。
在灾区前线，他们成立了7人组成的调查队，利用狮子会在绵阳等地的救援人员和媒体记者，搜集灾区信息，根据调查和灾民需要，由物资转运中心发放物资。运输工具也是通过网络或者志愿者中征集。30-35辆救灾物资转运车辆，全部是志愿者车队，有些汽油钱，都是志愿者自己掏的。运输费用基本为零。
5月24日，云南发展培训学院院长邢陌要运送一批药品和棉被到绵竹的汉旺镇。同车的还有云南青少年发展中心的周蓉，司机是来自贵阳的女志愿者魏薇。
这是一个临时组合，此前都不认识。邢陌已经记不清在这条路上跑了多少次。经过近3个小时的颠簸，货车到达汉旺，绵竹的救灾物资中心就设在东汽的院子里，约上万平方米。邢陌把物资卸载，又通过当地负责接收的政府部门签收。邢陌说，因为涉及到处方药品，不能直接发送到灾民手中，但是大宗物品每到一处，都会向接收单位索要收条。除了回去入账，还要给捐赠者一个交代，“保证每一瓶水的去向都清楚。”
这个救灾物资中心的总指挥、绵竹市副市长张滔听说邢陌是NGO组织，很感兴趣地说，这次地震，你们NGO发挥了太大的作用，有些甚至是政府无法做到的。他说，等抗灾结束以后，一定要去成都拜访这些NGO组织。
从物资中心出来，车又开到了汉旺镇武都村11组。前天邢陌来运送物资，这里的灾民告诉他，因为还没有恢复供电，很多人是摸黑吃饭，有些小孩没法读书。政府送来了粮食和衣服，还没有顾得上这些细节。这天邢陌专门送来了一箱蜡烛。村民闻讯，都从帐篷里跑了出来，有的要了2支还想继续要。维持秩序的当地干部不得不大声劝说：“不要重复领取了！需要的人还很多，请大家表现出素质来。”
晚上7点，行动结束，他们没有停顿，立马往成都赶。晚上还要回去开会，讨论一天的工作，并为次日的工作安排制定计划。
这些志愿者最大的本钱，就是热情和专业技能。邢陌的云南发展培训学院专门从事国际培训，对管理和协调十分熟稔。贵阳的魏薇已经来了一星期，她在贵阳一家汽车4S店工作，请假来这里。她的丈夫是贵阳消防队员，两人前后脚来抗灾。魏薇开车是一把好手，自称只听发动机就能判断出不同车辆的型号，这次一辆小货车别人开不了，她自告奋勇，虽然中途两次迷路，但是基本没耽误事。周蓉主要开展灾区儿童心理干预，每到一处，都去灾区儿童安置点收集信息。来自攀枝花的志愿者刘红斌主要负责看管仓库，到成都后哪里都没去过，他已经好几天没有洗澡，和其他志愿者晚上就睡在仓库外面的帐篷里，但是他并不介意。“这里一样是前线，也需要人。”
快速的民间表达
除了五一二民间救助服务小组和NGO四川救灾联合办公室，还有为数众多的NGO在灾区单独活动。绿色江河就是其中之一。
绿色江河是典型的国产“草根”NGO。负责人杨欣上世纪80年代曾参与长江漂流，后来成立了旨在关注可可西里环境保护的绿色江河。
地震发生后，杨欣不止一次看到很多人开着私家车拉着救灾物品奔赴灾区，但是道路堵塞，很多人把货物卸载到高速公路入口就被疏散了。
“这是中国民间第一次如此大规模释放慈善情怀，但是很可惜，没有得到有力的疏导。错过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杨欣说。
绿色江河的一个大本营是在深圳。当天，深圳的企业、市民就把捐赠的物品送到了他们手里。但是绿色江河一开始就没有公布账号接受捐款。杨欣显然对其中的利害很清楚：“慈善是把双刃剑，不能伤害到自己。不管你做得多么漂亮，事后总是有人质疑。”
地震次日，绿色江河紧急动员各地志愿者。“挖人肯定不是绿色江河这类环保组织的强项。”他们能做的，就是利用一个NGO的组织和目标管理经验，救助灾民。
NGO灵活快速的反应速度，在这次抗灾中表现出来。杨欣认为，“NGO是一个补充。不可能代替政府。政府组织的挖掘和抢救工作，个人是不可能做到的。政府关注宏观层面上的居多，但总有滞后的点。而我们则关注冷点，以及没有被关注到的乡镇和边远角落。”
在具体的救助过程中，杨欣发现，政府机构为维护灾区稳定，在发放救灾物资时基本会平均发放，有些乡镇干部因为物资不够，怕引起灾民不满，甚至就不敢发放了；绿色江河却更侧重于帮助那些恢复能力弱、目前主力救援还没有精力顾及的灾民。
比如绵竹的兴隆镇灵桥村。这是一个志愿者提供的信息。在地震中，基层政府遭受重创。村镇干部也成为灾民。
志愿者杨礁记得，14日，他们第一次驱车来到灵桥村，政府的救援队伍还没有触及这个角落。因为这个地方的灾情不是最严重的，而政府的救援力量当时主要顾及重灾区。沿途房屋倒塌，看到有车辆经过，灾民一哄而上，甚至有人手持利斧拦在道路中央。
根据先期搜集的信息，他们带去了面包等食品。深圳志愿者熊杨得知灾区断水断电，缺乏干净的饮用水，立刻联系了深圳的一个净水器厂家，改装生产了一种不需要电力就可以操作的净水设备，只要用2公斤外力就能抽出水来。
兴隆镇的谭镇长感激地说：“绿色江河是最早到我们这里的救援力量，给了我们很大的精神安慰。”5月16日，绿色江河第二次去灵桥村，发现灾民的秩序已经开始有序，政府救援队伍是15日抵达这里的。他们比政府提前了一天。
不一样的赈灾
绿色江河决定把灵桥村作为自己长期帮扶的一个固定村子。他们采用的方式，是实地考察再决定捐赠。比如政府部门也向这里的灾民发放了很多救灾物资，但一些灾民觉得难以满足他们的需求。比如方便面，因为缺水停电没法吃。
杨礁发现，因为房屋上的瓦被震掉，很多灾民家存放的粮食，面临遭受雨水侵蚀的威胁。此外，一些受灾家庭没有做饭的地方。于是他们采购募集了一批用于遮雨的塑料彩条布，以及熟馒头、食用油、蚊香、蜡烛等救灾物资。
志愿者听到这个村村民在传言：另一个村子的灾民将袭击这里抢粮。他们了解到这是一种因为信息不畅引发的恐慌，于是专门采购了100台收音机发放给灾民。
一次，一个镇卫生院的医护人员悄悄地问杨礁，很多天没有洗澡换内衣裤，能不能给我们带一些一次性内裤？镇政府也提出了自己的难处：他们临时休息的防震棚只有一个，但是安插了30多个人住，能否提供一个布帘，把男女搁开。这些细小的要求，绿色江河一一满足。
杨欣比喻说，就好比一个瓶子，光把石头扔进去，看着好像填满了。其实还有很大的空隙，需要放沙子。填满空隙的这些沙子，就是民间的力量。
他认为，政府的优势，是统一指挥，信息一级一级汇报，物资是一级一级配发，包括采集信息和调配。但是体形巨大，所以转身困难。而NGO的优势是灵活。用杨欣的话，就是直销。灵桥村缺棚布，一个电话打过来，就可以去采购，具体到多少米，几个人使用，都有详细的信息。
5月26日，绿色江河一行再次驱车赶往灵桥村。地震后，他们平均一两天就来运送一次物资。
3小时后，车队开进灵桥村，这里伤亡数量不大，但是超过90%的房屋受损，村民都露宿临时帐篷。看到绿色江河，他们都很热情。灵巧村的村长景正荣介绍，这个村子有4400人，1600多户，是过去两个村子合并而来。因为受灾普遍，救灾形式很严峻，而绿色江河起到了很大作用。
对于“NGO”，村民一直没弄懂是啥意思，景正荣也说不清。但灵桥村的村民知道，截至26日，在运抵这个村子的救灾物品中，NGO组织“绿色江河”发送来的物资就占到了一半。
当天村民清理废墟的时候，意外发现一个88岁的已经死亡的老人。半个月后才发现尸体，村民很恐慌，虽然消毒多次，大家纷纷戴上了口罩。附近的村民连帐篷也不愿意呆了。
绿色江河此行，就是运送刚刚从深圳运来的70多顶帐篷，来给灾民安置临时住所。在分发帐篷时，他们还特别注意公平，首先发给老弱病残。
熊杨还从深圳捎来了深圳荔园小学的同学李致安给灾区孩子的问候，这个家境并不富裕的孩子邮寄来自己的111元压岁钱，还亲手制作了一个心形的平安符，熊杨把这个物品转送给了兴隆小学的一个学生。学生激动得小脸通红，在一张纸上写下感激的话和自己的联系方式。
熊杨表示，即使是小学生委托他们送到灾区的东西，他们也要尽可能让接收者出具收条，每一个捐赠人的物品到达什么地方都必须有交代。
“我们是透明的。NGO应该脱光了让人监督。这是我们的立身之本。”杨欣说。
另一边，身在攀枝花的张国远则打来电话称，28日他原本计划返回成都，但是被政府截停。“调查”仍在继续中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此为打印板，原文网址：
http://news.boxun.com/news/gb/china/2008/06/20080601224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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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恐惧：志愿者ＮＧＯ震区救灾 遭警察调查
(博讯2008年06月01日发表)
提交者：绿色江河水
神情严肃的警察，出现在面前，他们晃了晃手里的证件：“请跟我们走一趟。”这是电影中常见的一幕，说明你已惹来了麻烦。 (博讯 boxun.com)
5月24日，当同样的场景出现在NGO四川地区救灾联合办公室，正在这里忙碌的20多名志愿者，被吓了一跳。
这是位于成都市区的一栋写字楼，三室一厅。之前，一直是NGO“根与芽环境文化交流中心”的成都办公室，它的国际总部负责人是著名的动物保护专家珍古道尔。地震之后，这里成为NGO四川地区救灾联合办公室的指挥中心，包括50余家核心NGO、还有超过100家NGO参与协作。
年轻的志愿者们身着统一的红色T恤，胸前印有醒目的标志：NGO。字母“O”被设计成震中，辐射出的一道地震波，把三个字母紧密串连在一起。除了表明他们与灾区民众团结一心，还志在说明，震后一天就把散落在民间的NGO联合在一起的这个临时机构，不是乌合之众。
当时，NGO四川地区救灾联合办公室的总协调人张国远，正在协调前方物资的调配：广东狮子会捐助的3台流动厕所，需紧急运往位于绵阳安县的灾民安置中心。另一个发起人、云南发展培训学院的院长刑陌将亲自送货上路。
张国远的另一个身份，是攀枝花市东区志愿者协会的秘书长。地震次日，他就来到成都，被推荐为这个NGO联合组织的总协调人。他发现，不速之客来自自己的家乡。两名攀枝花东区公安局的刑警，显然冲着他而来。
警方接到举报称，攀枝花东区志愿者协会利用抗灾，违规接受捐赠。根据有关规定，抗震救灾接受捐赠的主体为中国红十字会和中华慈善总会。而作为一个临时成立的机构，NGO四川地区救灾联合办公室不光没有来得及注册，甚至连账号也没有。
“这是一个法律空白，专门对NGO如何接受捐赠的相关法规需要规范。”律师陈渡强说。
“我们没有接受捐赠。我们只是接受人们的信任和委托，利用各自NGO的经验和组织，把这些善心安全地送达需要的灾民手里。”张国远小心翼翼地组织着字眼。他28岁，面对警察的问讯很镇静。他到成都后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看起来很劳累。
基于NGO组织之间的信任，一些对于四川本土不熟悉的NGO选择和张国远他们合作。广东狮子会会长刘小刚表示，许多捐赠者没有选择红十字会而是点名要求委托NGO代为向灾区捐赠，就是因为这些NGO多年积累的公信力，透明且高效。
刘小刚在电话里说：“地震的形势太紧急，根本不容许我们按照过去的流程工作。我基于对张国远本人的信任和了解，快速把钱拨付给了他本人。”
张国远介绍，他们的运行，得到了来自广东狮子会每天10万-15万元的预算支持，并相继得到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2万元支持、自然之友梁晓燕5万元支持。这些钱主要用来采购救灾物资。
警察在办公室检查了账目，并没有发现这几笔钱的异常。在经过2个小时的问讯和笔录之后，他们还是奉命请张国远一起回趟攀枝花，给上级领导做更详细的说明。
张国远已经被这事困绕了好几天，当地政法委、组织部、团委都不断打电话来了解情况。张国远无奈地说，“如果当时及时报告了我们的计划，并且以依托政府的名义做，或许就不会有现在的麻烦了。”
刘小刚说，他们的合作是透明的。“我们欢迎监督，查得越清楚，我们越欢迎。”每一笔钱财的进出，都有详细的账目，张国远并不担心自己的清白，就是觉得中途离开灾区太耽误时间。他想坐飞机回攀枝花，但是警察要求他在5月25日晚上，跟他们一起坐火车回去。
“NGO很脆弱，不容许出现任何差错”。离开伙伴们前，张国远很有感慨地说。这个插曲至少表明，任何时候，NGO都需小心行事。
非常时期的联合
算起来，警察造访之时，这个迄今最大规模的NGO合作组织，已在灾区紧锣密鼓运转了11天。“一切良好。”“根与芽”办公室主任罗丹这样评价这个阶段的团队工作。
5月12日，汶川地震发生时，张国远正在北京开会。地震中断了他正在参加的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成都方向电话无法接通，重大伤亡消息陆续传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小时内飞到灾区。他们意识到事态的严重。NGO发展交流网负责人陆非联系各个NGO负责人：“我们这么多NGO，是不是该为灾区做点事情？”当晚，与会的100多个NGO负责人做出第一个决定：委派张国远到成都实地了解灾情，然后决定下一步的行动。
中国的NGO平常多是各行其道。理念不同、关注领域不同、行事风格不一，在张国远印象中，他们还从来没有为了同一个目标集合在一起。
5月13日上午，57家NGO发出声明——“发挥民间组织力量，联合做出反应，共同支援灾区，关注灾后重建”。
当天早上，张国远乘飞机往成都赶。双流机场关闭，直到中午飞机才降在重庆。刚打开手机，身在北京的NGO人士的电话和短信就追踪而至。心急如焚的张国远又换乘大巴，晚上才到成都。
此时，在成都的NGO组织已经开始行动。
“根与芽”的罗丹一直在网络上和其他NGO商讨方案。余震来了他们就跑下四楼，停了再跑上楼和大家在网上交流。很多人在问罗丹：我们能为四川做些什么？
13日晚上，罗丹和另外一些NGO人士一起来到四川团省委，表达了希望参与地震救灾的想法。罗丹说，团省委的意思是，如果是以志愿者的身份和方式，欢迎。但是，也只能以志愿者的方式，仅此而已，其他方式并不提倡。
NGO们想的是以一种全面的姿态介入救灾。“我们本身就是独立的NGO，应该有自己的运作方式。”张国远认为这种合作意义不大。他们决定自己单独搞。陆非的这个提议得到了认可。5月14日，50多家NGO发起的“NGO四川地区救灾联合办公室”诞生。地点就设在“根与芽”，因为这里能上网，办公室也足够宽敞。
陆非坐镇后方，负责搜集和编辑有关灾区的信息。“抗震救灾——民间公益在行动每日特刊”火线诞生。张国远坐镇前方，具体协调前方灾区的信息收集、物资的收集、发送和调配。
与此同时，地震发生后23小时，5月13日中午1点半，另一个NGO爱白组织向外发布100个QQ群救灾行动的简报，并迅速与20多个以成都为基地的本土及国际NGO联合，建立“五一二民间救助服务小组”。
五一二民间救助服务小组和NGO四川地区救灾联合办公室，成为这次八级大地震救灾工作中的两大NGO平台。
奔赴灾区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14日，几个关键部门先后成立。首先是服务捐赠机构，NGO在自己的地盘上都有各自的江湖。各地NGO第一时间迅速发动，一呼百应。14日，1.2万吨大米抵达成都。24小时之内，这批大米就从张国远手里配送到灾区。
而根据张国远在前方搜集到的信息，有些通过政府渠道募集的物资，堆积如山，但是因为需要层层审批和调拨，很多只能堆积在仓库中，来不及发放到灾民手里。
此后这里收到全国各地NGO募集捐赠的物资，以及其他单位捐赠并转运的物资，平均每天在50万-60万元。为了临时储存这些物资，又成立了物资转运中心，朋友免费提供了一处近200多平方米的仓库，地点就在“根与芽”的楼下。大批救灾物资，包括食品、药品、衣物几乎堆到了天花板。
他们声明不接受个人捐赠，因为没有办法有效管理和对个人捐款者负责。25日，根据前线的调查，灾区的救灾物资基本到位，因此，物品的捐赠也将告一段落，一个新的备灾中心即将成为接下来的工作重心。
在灾区前线，他们成立了7人组成的调查队，利用狮子会在绵阳等地的救援人员和媒体记者，搜集灾区信息，根据调查和灾民需要，由物资转运中心发放物资。运输工具也是通过网络或者志愿者中征集。30-35辆救灾物资转运车辆，全部是志愿者车队，有些汽油钱，都是志愿者自己掏的。运输费用基本为零。
5月24日，云南发展培训学院院长邢陌要运送一批药品和棉被到绵竹的汉旺镇。同车的还有云南青少年发展中心的周蓉，司机是来自贵阳的女志愿者魏薇。
这是一个临时组合，此前都不认识。邢陌已经记不清在这条路上跑了多少次。经过近3个小时的颠簸，货车到达汉旺，绵竹的救灾物资中心就设在东汽的院子里，约上万平方米。邢陌把物资卸载，又通过当地负责接收的政府部门签收。邢陌说，因为涉及到处方药品，不能直接发送到灾民手中，但是大宗物品每到一处，都会向接收单位索要收条。除了回去入账，还要给捐赠者一个交代，“保证每一瓶水的去向都清楚。”
这个救灾物资中心的总指挥、绵竹市副市长张滔听说邢陌是NGO组织，很感兴趣地说，这次地震，你们NGO发挥了太大的作用，有些甚至是政府无法做到的。他说，等抗灾结束以后，一定要去成都拜访这些NGO组织。
从物资中心出来，车又开到了汉旺镇武都村11组。前天邢陌来运送物资，这里的灾民告诉他，因为还没有恢复供电，很多人是摸黑吃饭，有些小孩没法读书。政府送来了粮食和衣服，还没有顾得上这些细节。这天邢陌专门送来了一箱蜡烛。村民闻讯，都从帐篷里跑了出来，有的要了2支还想继续要。维持秩序的当地干部不得不大声劝说：“不要重复领取了！需要的人还很多，请大家表现出素质来。”
晚上7点，行动结束，他们没有停顿，立马往成都赶。晚上还要回去开会，讨论一天的工作，并为次日的工作安排制定计划。
这些志愿者最大的本钱，就是热情和专业技能。邢陌的云南发展培训学院专门从事国际培训，对管理和协调十分熟稔。贵阳的魏薇已经来了一星期，她在贵阳一家汽车4S店工作，请假来这里。她的丈夫是贵阳消防队员，两人前后脚来抗灾。魏薇开车是一把好手，自称只听发动机就能判断出不同车辆的型号，这次一辆小货车别人开不了，她自告奋勇，虽然中途两次迷路，但是基本没耽误事。周蓉主要开展灾区儿童心理干预，每到一处，都去灾区儿童安置点收集信息。来自攀枝花的志愿者刘红斌主要负责看管仓库，到成都后哪里都没去过，他已经好几天没有洗澡，和其他志愿者晚上就睡在仓库外面的帐篷里，但是他并不介意。“这里一样是前线，也需要人。”
快速的民间表达
除了五一二民间救助服务小组和NGO四川救灾联合办公室，还有为数众多的NGO在灾区单独活动。绿色江河就是其中之一。
绿色江河是典型的国产“草根”NGO。负责人杨欣上世纪80年代曾参与长江漂流，后来成立了旨在关注可可西里环境保护的绿色江河。
地震发生后，杨欣不止一次看到很多人开着私家车拉着救灾物品奔赴灾区，但是道路堵塞，很多人把货物卸载到高速公路入口就被疏散了。
“这是中国民间第一次如此大规模释放慈善情怀，但是很可惜，没有得到有力的疏导。错过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杨欣说。
绿色江河的一个大本营是在深圳。当天，深圳的企业、市民就把捐赠的物品送到了他们手里。但是绿色江河一开始就没有公布账号接受捐款。杨欣显然对其中的利害很清楚：“慈善是把双刃剑，不能伤害到自己。不管你做得多么漂亮，事后总是有人质疑。”
地震次日，绿色江河紧急动员各地志愿者。“挖人肯定不是绿色江河这类环保组织的强项。”他们能做的，就是利用一个NGO的组织和目标管理经验，救助灾民。
NGO灵活快速的反应速度，在这次抗灾中表现出来。杨欣认为，“NGO是一个补充。不可能代替政府。政府组织的挖掘和抢救工作，个人是不可能做到的。政府关注宏观层面上的居多，但总有滞后的点。而我们则关注冷点，以及没有被关注到的乡镇和边远角落。”
在具体的救助过程中，杨欣发现，政府机构为维护灾区稳定，在发放救灾物资时基本会平均发放，有些乡镇干部因为物资不够，怕引起灾民不满，甚至就不敢发放了；绿色江河却更侧重于帮助那些恢复能力弱、目前主力救援还没有精力顾及的灾民。
比如绵竹的兴隆镇灵桥村。这是一个志愿者提供的信息。在地震中，基层政府遭受重创。村镇干部也成为灾民。
志愿者杨礁记得，14日，他们第一次驱车来到灵桥村，政府的救援队伍还没有触及这个角落。因为这个地方的灾情不是最严重的，而政府的救援力量当时主要顾及重灾区。沿途房屋倒塌，看到有车辆经过，灾民一哄而上，甚至有人手持利斧拦在道路中央。
根据先期搜集的信息，他们带去了面包等食品。深圳志愿者熊杨得知灾区断水断电，缺乏干净的饮用水，立刻联系了深圳的一个净水器厂家，改装生产了一种不需要电力就可以操作的净水设备，只要用2公斤外力就能抽出水来。
兴隆镇的谭镇长感激地说：“绿色江河是最早到我们这里的救援力量，给了我们很大的精神安慰。”5月16日，绿色江河第二次去灵桥村，发现灾民的秩序已经开始有序，政府救援队伍是15日抵达这里的。他们比政府提前了一天。
不一样的赈灾
绿色江河决定把灵桥村作为自己长期帮扶的一个固定村子。他们采用的方式，是实地考察再决定捐赠。比如政府部门也向这里的灾民发放了很多救灾物资，但一些灾民觉得难以满足他们的需求。比如方便面，因为缺水停电没法吃。
杨礁发现，因为房屋上的瓦被震掉，很多灾民家存放的粮食，面临遭受雨水侵蚀的威胁。此外，一些受灾家庭没有做饭的地方。于是他们采购募集了一批用于遮雨的塑料彩条布，以及熟馒头、食用油、蚊香、蜡烛等救灾物资。
志愿者听到这个村村民在传言：另一个村子的灾民将袭击这里抢粮。他们了解到这是一种因为信息不畅引发的恐慌，于是专门采购了100台收音机发放给灾民。
一次，一个镇卫生院的医护人员悄悄地问杨礁，很多天没有洗澡换内衣裤，能不能给我们带一些一次性内裤？镇政府也提出了自己的难处：他们临时休息的防震棚只有一个，但是安插了30多个人住，能否提供一个布帘，把男女搁开。这些细小的要求，绿色江河一一满足。
杨欣比喻说，就好比一个瓶子，光把石头扔进去，看着好像填满了。其实还有很大的空隙，需要放沙子。填满空隙的这些沙子，就是民间的力量。
他认为，政府的优势，是统一指挥，信息一级一级汇报，物资是一级一级配发，包括采集信息和调配。但是体形巨大，所以转身困难。而NGO的优势是灵活。用杨欣的话，就是直销。灵桥村缺棚布，一个电话打过来，就可以去采购，具体到多少米，几个人使用，都有详细的信息。
5月26日，绿色江河一行再次驱车赶往灵桥村。地震后，他们平均一两天就来运送一次物资。
3小时后，车队开进灵桥村，这里伤亡数量不大，但是超过90%的房屋受损，村民都露宿临时帐篷。看到绿色江河，他们都很热情。灵巧村的村长景正荣介绍，这个村子有4400人，1600多户，是过去两个村子合并而来。因为受灾普遍，救灾形式很严峻，而绿色江河起到了很大作用。
对于“NGO”，村民一直没弄懂是啥意思，景正荣也说不清。但灵桥村的村民知道，截至26日，在运抵这个村子的救灾物品中，NGO组织“绿色江河”发送来的物资就占到了一半。
当天村民清理废墟的时候，意外发现一个88岁的已经死亡的老人。半个月后才发现尸体，村民很恐慌，虽然消毒多次，大家纷纷戴上了口罩。附近的村民连帐篷也不愿意呆了。
绿色江河此行，就是运送刚刚从深圳运来的70多顶帐篷，来给灾民安置临时住所。在分发帐篷时，他们还特别注意公平，首先发给老弱病残。
熊杨还从深圳捎来了深圳荔园小学的同学李致安给灾区孩子的问候，这个家境并不富裕的孩子邮寄来自己的111元压岁钱，还亲手制作了一个心形的平安符，熊杨把这个物品转送给了兴隆小学的一个学生。学生激动得小脸通红，在一张纸上写下感激的话和自己的联系方式。
熊杨表示，即使是小学生委托他们送到灾区的东西，他们也要尽可能让接收者出具收条，每一个捐赠人的物品到达什么地方都必须有交代。
“我们是透明的。NGO应该脱光了让人监督。这是我们的立身之本。”杨欣说。
另一边，身在攀枝花的张国远则打来电话称，28日他原本计划返回成都，但是被政府截停。“调查”仍在继续中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此为打印板，原文网址：
http://news.boxun.com/news/gb/china/2008/06/20080601224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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