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2012年5月7日，汶川地震四周年前夕，闾丘露薇发表了一篇短文《重回汶川》，描述了2008年汶川地震的震中汶川县城和映秀镇的现状，文章写道：
“现在的映秀镇，看上去就像一个漂亮的住宅小区，整齐的连排住宅，统一的颜色，统一的样式，我忽然想起了不少人经常讲的一句话：一场地震，让这个地方跃进了二十年。
“但是，只要在这个小镇随便走上几分钟，就会有这样的疑问：一楼全部都是铺面，到处挂满了客栈的招牌，但是游客呢？主街上只剩下招牌，丢空的商铺已经说明了不少问题。再和这里的居民多聊聊，就会体会到他们的担忧。这里没有耕地，吃的东西全部来自外界，虽然过去没有这样漂亮的楼房，但是至少可以自给自足，现在，连养鸡养鸭也没有地方。工厂也因为地质安全原因搬走了，除了能够在学校、机关工作的公务员还有稳定的收入，下岗或者失业在家只能靠自己，这也是为何，这里几乎家家都是商铺，因为经商已经成为唯一的选择。
“一场地震，让映秀的人口从原来的一万多减少到四千，原本的外来人口主要是因为附近的大坝，而地震之后，水电站自己设立了生活区。夜晚的映秀，商店早早地关门了，倒是江边响起了音乐声，只要不下雨，当地的一些妇女就会在江边跳舞，自娱自乐。
“我又想起了那句话，关于跃进二十年。对于外人来说，这可能是一个事实，但是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来说，这只不过是一个表象。房子是自己住的，其实只要能够挡风遮雨，结实就可以了，日子是一天天要自己过的，如果这个地方已经缺少了一种经济生态，那么若非要比较的话，身在其中，反而是一种倒退。只是很可惜，这样的倒退，不是外人能够体会，也不是外人愿意关心的。
“特地开车去了一次汶川县城，四年前，当地官员和不少专家都建议，县城整体搬迁，但是最后不了了之，问起当地官员，对方很无奈地说，应该是没有地的缘故。新县城出现在眼前，不管是速度还是规划都不会让我吃惊，因为在中国，只要想做，甚至可以做得更好。但依然是同样的问题，县城的外貌、规模都跨越了，但是当地的生产活动却无法像这些硬件一样，还是需要一点点进行，准确地说，是一点点地恢复。
“看到有人批评有些灾区民众过于依赖政府，就连当地的官员也表示，不能够助长民众过于依靠政府的心态。只是，如果政府只是给民众一套好看的房子----事实上每户人家还是要掏点钱的----这样，是否就够了呢？对民众的批评，是否公平呢？”
闾丘露薇向我们描述的是一个表面富饶内心空洞和贫穷的灾后重建场景，这样的场景，四年前就可以预料，当时，很多人、包括灾民自身都呼吁异地重建，离汶川千里之外的笔者，对于灾后重建也写了三篇文章，分别是《灾后安置与重建需要“以空间换空间”》、《分散式异地重建优势极其明显》、《汶川重建是科学问题，更是民主问题》，收录在《世纪大迁徙：决定中国命运的大城市化》一书里。
但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总之就是没人理你。反对异地重建者，甚至称异地重建和安置是“逃跑行为”；支持者则认为，在重建问题上，再也不能坚持人定胜天的观念。央视新闻调查栏目将这两种观点一同播出之后，持有前种观点的中科院专家张信宝激怒了在安置点苦苦支撑的汶川村民，2008年7月9日，一些激动的村民聚集起来，准备凑钱租车到成都，将张信宝接到汶川，“让他过过我们的日子！”反对异地重建的四川省地质调查队刘洪涛认为，老百姓已被地震吓到极限，“什么地质灾害点都是可以治理的”，“汶川还是能够恢复到灾前的样子的。”同样反对异地重建的中科院专家张信宝则认为“汶川县城有2000多年的历史，是我们的祖先用生命和鲜血找到的这个安全岛，不应轻言放弃。” （《京华时报》2008年7月12日）
2008年7月14日《新京报》的报道显示，大多数汶川人并不愿意就地重建，在757人参与的问卷调查中，739人要求异地重建，比例高达97.6%，甚至有村民表示：“就是迁到新疆边陲，也不再回去了。”他们的理由几乎一致：担心泥石流毁灭家园。你可以说他们被吓破了胆，但这就是他们的真实感受。
但是，我们看到的最终结果，既不是科学占了上风，也不是民主占了上风，而是革命英雄主义、浪漫理想主义和一言谈占了上风。也许，不就地重建无法体现制度优越性，也无法体现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不仅要就地重建，而且要大干快上加倍奢侈地重建。
我国灾害救助的一个重要形式是“对口支援”，相当于地区间财富转移支付。财政资金来源于居民、企业纳税，财政资金转移支付实际上体现了国民财富的再分配。汶川地震后，民政部曾指定由北京等21个省区分别对口支持四川省的一个重灾县。我只看到资金支持灾区，没有看到对口省份通过城市接纳移民的方式支持灾区。2012年5月11日，我在所任职的中国报险报《论道》版编发了王和、王季薇的文章《构建巨灾风险管理新架构刻不容缓》，其中写道：“19个对口支援省市共投入对口支援资金843.8亿元，完成了对口支援项目4121个。灾后，无论是北川、绵竹，还是映秀的恢复重建情况看，均大大超过了山东、江苏和广东的一些地区，特别是偏远地区的现状，这无疑存在着不公平情况。其次，灾民之间可能存在不公平。财政救助往往有广覆盖、一刀切特点，这导致无法根据个体受灾情况实行差异化的救助安排。”
然而，几乎不惜代价进行就地重建，矗立起来的仍然只能称之为“富饶的废墟”，外表很光鲜，很富裕妖娆的样子，基本的生产生活却难以维系，繁荣更是镜花水月遥遥无期。
回望汶川，展望未来，我们应该吸取更多的经验教训，在灾后重建中应该更多地尊重规律、尊重科学和民意；甚至在很多时候，应该适当打提前量，防患于未然，防止一些生态脆弱地区人口的超负荷过载。在这方面，我们一直在大城市进行着所谓“人口资源承载力”方面的研究，并且以此为由限制大城市发展，然而对于更需要进行“人口资源承载力”研究的生态脆弱地区，这方面的研究却往往付之阙如。
汶川重建，只不过是我们的城市化误入歧途的一个典型标本。迫在眼前的灾难面前仍然无知无畏，面对人口过度留在生态脆弱地区从事农业生产的慢性病似的生态灾难，就更是几十年都不当回事。
从2003年SARS期间起，温家宝总理多次说过“一个民族在灾难中失去的，必将在民族的进步中获得补偿
”、“多难兴邦”，然而，如果没有思想和观念进步，以及进步的思想观念指引下的制度进步，社会和国家、民族进步就犹似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在人类几千年历史上，曾经湮灭过多少城市，庞贝古城、楼兰和尼雅古城，等等等等，数不胜数，它们或废弃于沙漠、或深藏于山峦、或淹没于水域与丛林……但考古调查却发现，那些湮没的城市，消失之前死人并不多，因为在湮没之前，人都搬走了。
城可灭，人不可灭。因为只有人，才是城市的真正主人。相反，如果人只是城市的附庸，那么，不仅人不可活，城也不可活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现在的映秀镇，看上去就像一个漂亮的住宅小区，整齐的连排住宅，统一的颜色，统一的样式，我忽然想起了不少人经常讲的一句话：一场地震，让这个地方跃进了二十年。
“但是，只要在这个小镇随便走上几分钟，就会有这样的疑问：一楼全部都是铺面，到处挂满了客栈的招牌，但是游客呢？主街上只剩下招牌，丢空的商铺已经说明了不少问题。再和这里的居民多聊聊，就会体会到他们的担忧。这里没有耕地，吃的东西全部来自外界，虽然过去没有这样漂亮的楼房，但是至少可以自给自足，现在，连养鸡养鸭也没有地方。工厂也因为地质安全原因搬走了，除了能够在学校、机关工作的公务员还有稳定的收入，下岗或者失业在家只能靠自己，这也是为何，这里几乎家家都是商铺，因为经商已经成为唯一的选择。
“一场地震，让映秀的人口从原来的一万多减少到四千，原本的外来人口主要是因为附近的大坝，而地震之后，水电站自己设立了生活区。夜晚的映秀，商店早早地关门了，倒是江边响起了音乐声，只要不下雨，当地的一些妇女就会在江边跳舞，自娱自乐。
“我又想起了那句话，关于跃进二十年。对于外人来说，这可能是一个事实，但是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来说，这只不过是一个表象。房子是自己住的，其实只要能够挡风遮雨，结实就可以了，日子是一天天要自己过的，如果这个地方已经缺少了一种经济生态，那么若非要比较的话，身在其中，反而是一种倒退。只是很可惜，这样的倒退，不是外人能够体会，也不是外人愿意关心的。
“特地开车去了一次汶川县城，四年前，当地官员和不少专家都建议，县城整体搬迁，但是最后不了了之，问起当地官员，对方很无奈地说，应该是没有地的缘故。新县城出现在眼前，不管是速度还是规划都不会让我吃惊，因为在中国，只要想做，甚至可以做得更好。但依然是同样的问题，县城的外貌、规模都跨越了，但是当地的生产活动却无法像这些硬件一样，还是需要一点点进行，准确地说，是一点点地恢复。
“看到有人批评有些灾区民众过于依赖政府，就连当地的官员也表示，不能够助长民众过于依靠政府的心态。只是，如果政府只是给民众一套好看的房子----事实上每户人家还是要掏点钱的----这样，是否就够了呢？对民众的批评，是否公平呢？”
闾丘露薇向我们描述的是一个表面富饶内心空洞和贫穷的灾后重建场景，这样的场景，四年前就可以预料，当时，很多人、包括灾民自身都呼吁异地重建，离汶川千里之外的笔者，对于灾后重建也写了三篇文章，分别是《灾后安置与重建需要“以空间换空间”》、《分散式异地重建优势极其明显》、《汶川重建是科学问题，更是民主问题》，收录在《世纪大迁徙：决定中国命运的大城市化》一书里。
但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总之就是没人理你。反对异地重建者，甚至称异地重建和安置是“逃跑行为”；支持者则认为，在重建问题上，再也不能坚持人定胜天的观念。央视新闻调查栏目将这两种观点一同播出之后，持有前种观点的中科院专家张信宝激怒了在安置点苦苦支撑的汶川村民，2008年7月9日，一些激动的村民聚集起来，准备凑钱租车到成都，将张信宝接到汶川，“让他过过我们的日子！”反对异地重建的四川省地质调查队刘洪涛认为，老百姓已被地震吓到极限，“什么地质灾害点都是可以治理的”，“汶川还是能够恢复到灾前的样子的。”同样反对异地重建的中科院专家张信宝则认为“汶川县城有2000多年的历史，是我们的祖先用生命和鲜血找到的这个安全岛，不应轻言放弃。” （《京华时报》2008年7月12日）
2008年7月14日《新京报》的报道显示，大多数汶川人并不愿意就地重建，在757人参与的问卷调查中，739人要求异地重建，比例高达97.6%，甚至有村民表示：“就是迁到新疆边陲，也不再回去了。”他们的理由几乎一致：担心泥石流毁灭家园。你可以说他们被吓破了胆，但这就是他们的真实感受。
但是，我们看到的最终结果，既不是科学占了上风，也不是民主占了上风，而是革命英雄主义、浪漫理想主义和一言谈占了上风。也许，不就地重建无法体现制度优越性，也无法体现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不仅要就地重建，而且要大干快上加倍奢侈地重建。
我国灾害救助的一个重要形式是“对口支援”，相当于地区间财富转移支付。财政资金来源于居民、企业纳税，财政资金转移支付实际上体现了国民财富的再分配。汶川地震后，民政部曾指定由北京等21个省区分别对口支持四川省的一个重灾县。我只看到资金支持灾区，没有看到对口省份通过城市接纳移民的方式支持灾区。2012年5月11日，我在所任职的中国报险报《论道》版编发了王和、王季薇的文章《构建巨灾风险管理新架构刻不容缓》，其中写道：“19个对口支援省市共投入对口支援资金843.8亿元，完成了对口支援项目4121个。灾后，无论是北川、绵竹，还是映秀的恢复重建情况看，均大大超过了山东、江苏和广东的一些地区，特别是偏远地区的现状，这无疑存在着不公平情况。其次，灾民之间可能存在不公平。财政救助往往有广覆盖、一刀切特点，这导致无法根据个体受灾情况实行差异化的救助安排。”
然而，几乎不惜代价进行就地重建，矗立起来的仍然只能称之为“富饶的废墟”，外表很光鲜，很富裕妖娆的样子，基本的生产生活却难以维系，繁荣更是镜花水月遥遥无期。
回望汶川，展望未来，我们应该吸取更多的经验教训，在灾后重建中应该更多地尊重规律、尊重科学和民意；甚至在很多时候，应该适当打提前量，防患于未然，防止一些生态脆弱地区人口的超负荷过载。在这方面，我们一直在大城市进行着所谓“人口资源承载力”方面的研究，并且以此为由限制大城市发展，然而对于更需要进行“人口资源承载力”研究的生态脆弱地区，这方面的研究却往往付之阙如。
汶川重建，只不过是我们的城市化误入歧途的一个典型标本。迫在眼前的灾难面前仍然无知无畏，面对人口过度留在生态脆弱地区从事农业生产的慢性病似的生态灾难，就更是几十年都不当回事。
从2003年SARS期间起，温家宝总理多次说过“一个民族在灾难中失去的，必将在民族的进步中获得补偿
”、“多难兴邦”，然而，如果没有思想和观念进步，以及进步的思想观念指引下的制度进步，社会和国家、民族进步就犹似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在人类几千年历史上，曾经湮灭过多少城市，庞贝古城、楼兰和尼雅古城，等等等等，数不胜数，它们或废弃于沙漠、或深藏于山峦、或淹没于水域与丛林……但考古调查却发现，那些湮没的城市，消失之前死人并不多，因为在湮没之前，人都搬走了。
城可灭，人不可灭。因为只有人，才是城市的真正主人。相反，如果人只是城市的附庸，那么，不仅人不可活，城也不可活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